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张元奇从我身上揭下一块已经干了的血痂看了看，然后点点头，开始把其它部分也清理干净。他每揭下一块，我就感觉那处地方变得清亮许多。等全身都干净后，如大热天泡在冰凉海水里一样清爽。
几乎快被痛苦折磨到昏迷的我，强行提起所剩不多的精神低头看一眼，只见身上已经很干净了。之前那密密麻麻的黑毛，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用手摸了摸，什么感觉也没有，也不知是不是神经已经彻底麻木。
张元奇把我的衣服和地上的脏东西都卷起来用床单包上，然后拿出去烧掉。而我，不得不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息。
解蛊的过程，就像一场噩梦，想快点醒过来，可真等结束了，又会觉得现在好像仍在做梦。
张元奇回来后，问我关于那树枝的下落。我自然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并问他要做什么，是不是怕那树枝给别人下蛊？
张元奇发出一声冷笑，说：“连我身边的人都敢下蛊，我倒要看看哪家的这么胆大！”
他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很足，好似在他面前养蛊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我愈发好奇他的身份，可之前每次询问，都会被父亲打断。
人都有复仇的心，我也不例外。所以，张元奇的想法，我并没有反对，更不会去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连孔圣人都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做人，还是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我本想与张元奇一起去医院，但他不同意。刚刚解蛊，身体还很虚弱，最好多休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连多走两步路都费劲，便不再矫情，只告诉他医院科室详细的路线，并给同事提前打了个电话。
张元奇离开后十几分钟，老父回来，见我**裸的坐在沙发上，很有些愕然。我没敢告诉他自己中了蛊，因为从这几日的接触来看，父亲对蛊是抱着排斥态度的。也不知道他这么讨厌蛊，怎么就能和张元奇这种奇人攀上交情。
老父没多问我，见张元奇不在家，便进了卧室休息。过了会，同事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人来拿东西，可东西却找不到了。
我又惊又气，怎么会找不到？临走前，我就把包裹扔在桌子上。那树枝看起来很奇怪，可也不值得哪个同事顺手牵羊吧？
没多久，张元奇空着两手回来。他在科室里翻找半天，也没找到我说的包裹。我怒骂不已，认为是被同事偷走了。可张元奇却不这样想，他说：“你们办公室里，我没有感觉到蛊的气息。就算真被谁顺走了，也不可能会连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所以，更有可能是下蛊的人亲手取走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蛊的踪迹隐藏起来。”
我有些吃惊，问：“你的意思是，下蛊的人就是医院里？”
张元奇回答说：“这个不一定，要看你们办公室，是不是只有自己人能进去了。”
我二话不说，立刻给院办的好友打电话，并通过他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在我离开医院后，有一名陌生人进入了科室，从我桌子上将包裹取走。我在电脑上仔细看了那段监控录像，确定不认识这个人。
很显然，偷走包裹的人，并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那么大一个医院，却如此轻易被人盗取了私人物品，我很是愤怒。更多的，却是怨恨。没有那包裹，怎么找到下蛊的人？
张元奇想了会，问我是否得罪过什么人。我自然是摇头，身为医生，交际圈里大多是熟人，而且关系都还不错。就算偶尔有些小矛盾，也不至于被人下蛊。
如张元奇所说，毛蛊虽然不算太恶毒的蛊，但发作到最后，也足以令人生不如死。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圈子里谁会这么恨我。
这时候，张元奇忽然想到了一点，问我：“还记得你上次治好的那个病人吗？”
“哪个？”我问。
“就是中血蛭蛊的那个。”他提醒说。
那个病人我当然记得，前几天还给我送锦旗呢，怎么会忘。张元奇的意思是，养蛊人给人下蛊，都是有原因的。我帮那个病人解了蛊，等于给对方下了绊子，他报复我也是正常。不过，张元奇自认身份高，是他告诉我怎么解蛊的，也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对方会看在他的面子上，不来报复我。
可是，他忘记这里是中原地带，而非云南。朝堂上的大官，都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可出了朝堂，普通老百姓哪知道皇帝有没有三头六臂？
他这样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可能。不过，心里很是忐忑。是我先坏了对方的事，那人家报复我也情有可原，这事，还能再找下去吗？
张元奇并不这样认为，他冷声说：“既然是我告诉你怎么解蛊，这事就等于拦在我身上。他明知你身边有人会解蛊，还要对你下蛊，明摆着是在挑衅我。这事，哪怕你不想再追究，我也不能当没看见。”
我一想，也是。那个病人中的蛊，几乎快要了他的命。我身为医生，救他是理所应当。如果说阻止谁杀人就要被合情合理的报复，那这个世界会乱成什么样？
于是，我没再表达反对意见，而是主动拿起电话，向那名病人讨要家庭住址。在电话中，病人很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得知我要进行“家访”，更是高兴不已。
之所以要去找那个病人，是因为张元奇觉得，对方这么谨慎，应该是不太想把事情搞大。我这里遭到的报复，估计也就那么一回，这也算对方给出的态度。至于病人那边，对方可能不太会放在心上，因此，从那里寻找线索，得手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但出于私心，并没有立刻让张元奇独自出门。而是打算歇息一夜，和他一起去。因为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人对我下蛊，那些神秘的养蛊人，又究竟是个什么样。
另外，关于张元奇的身份，趁着父亲没主意的空档，我低声问他是否也养蛊。张元奇笑着摇头，说他会解，但不自己养。我很是纳闷，不养蛊，怎么会解蛊？不养蛊，又怎么会藐视其它养蛊人？显然，张元奇只是敷衍了事，并非真正的答案。
休息一夜，虽然浑身酸痛，但比之前要好很多。一大早，趁着老父提着鸟笼出去溜达的空隙，我与张元奇一起出了门。
说起来，父亲这些天的行为有些反常，他似乎不太喜欢张元奇。两人明面上是朋友，但极少会交谈，除了第一天来的时候。不过，父亲平时对别人也有些冷漠，我倒不觉得意外。
那位病人住在市郊，开车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左右，把车停在那三层小楼前，我下去敲了敲门。很快，有人把门打开。我一眼便认出，这是当初送来锦旗的其中一名家属。她愣了愣，然后才想起我的身份，一边将我迎进屋，一边叫喊着。
很快，屋子里又出来一位年轻男性，是病人的女婿。他推着轮椅上的病人走过来，我打了声招呼，回头时，却见张元奇没有跟来。他一直在外面围着房子转悠，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我走过去时，张元奇停在屋子的一个拐角，他伸手摸了摸墙，然后蹲下抠了块土，并放在鼻子前闻了几下。我知道，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此时，病人家属也跟出来了，见我们神神秘秘的，便询问发生何事。不等我说话，张元奇便率先开口，问：“这房子盖多少年了？”
病人的女婿想了想，回答说：“结婚时盖的，大概六七年左右，怎么了？”
张元奇附到我耳边，低声说：“想办法让他们把这墙角挖了，下面可能有东西。”
所谓的东西，无非是指蛊虫。我心中一凛，昨天的经历，让人记忆犹新。我下意识后退数步，离那墙根远些，见病人家属都一脸奇怪的看着我，不禁觉得尴尬。回头看了眼张元奇，问他：“有没有把握，这挖墙脚很犯忌讳的。”
张元奇没有说话，但是从表情上来看，他对我问的这个问题不太满意。我知道，有本事的人，大多心高气傲，不喜欢被人质疑。对他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我转回头看向病人，说：“这位是我家里的长辈，对医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你的病绝非偶然，很可能是某种医学界罕见的病症。为了确保可以治好你的病，我把他请来，希望你们能配合下。”
本来他们家就因为那个偏方对我很信任，现在又这么一说，哪还有不同意的道理。我趁势告诉他们，墙角的地下，可能埋着致病的东西，或许带有放射性元素。所以，需要挖一下看看。病人二话没说，当场做出决定：“挖！”
随后，病人女婿喊来几人，带着铁锨，榔头什么的，开始对着墙角狠刨。
几乎快被痛苦折磨到昏迷的我，强行提起所剩不多的精神低头看一眼，只见身上已经很干净了。之前那密密麻麻的黑毛，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用手摸了摸，什么感觉也没有，也不知是不是神经已经彻底麻木。
张元奇把我的衣服和地上的脏东西都卷起来用床单包上，然后拿出去烧掉。而我，不得不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息。
解蛊的过程，就像一场噩梦，想快点醒过来，可真等结束了，又会觉得现在好像仍在做梦。
张元奇回来后，问我关于那树枝的下落。我自然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并问他要做什么，是不是怕那树枝给别人下蛊？
张元奇发出一声冷笑，说：“连我身边的人都敢下蛊，我倒要看看哪家的这么胆大！”
他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很足，好似在他面前养蛊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我愈发好奇他的身份，可之前每次询问，都会被父亲打断。
人都有复仇的心，我也不例外。所以，张元奇的想法，我并没有反对，更不会去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连孔圣人都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做人，还是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我本想与张元奇一起去医院，但他不同意。刚刚解蛊，身体还很虚弱，最好多休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连多走两步路都费劲，便不再矫情，只告诉他医院科室详细的路线，并给同事提前打了个电话。
张元奇离开后十几分钟，老父回来，见我**裸的坐在沙发上，很有些愕然。我没敢告诉他自己中了蛊，因为从这几日的接触来看，父亲对蛊是抱着排斥态度的。也不知道他这么讨厌蛊，怎么就能和张元奇这种奇人攀上交情。
老父没多问我，见张元奇不在家，便进了卧室休息。过了会，同事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人来拿东西，可东西却找不到了。
我又惊又气，怎么会找不到？临走前，我就把包裹扔在桌子上。那树枝看起来很奇怪，可也不值得哪个同事顺手牵羊吧？
没多久，张元奇空着两手回来。他在科室里翻找半天，也没找到我说的包裹。我怒骂不已，认为是被同事偷走了。可张元奇却不这样想，他说：“你们办公室里，我没有感觉到蛊的气息。就算真被谁顺走了，也不可能会连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所以，更有可能是下蛊的人亲手取走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蛊的踪迹隐藏起来。”
我有些吃惊，问：“你的意思是，下蛊的人就是医院里？”
张元奇回答说：“这个不一定，要看你们办公室，是不是只有自己人能进去了。”
我二话不说，立刻给院办的好友打电话，并通过他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在我离开医院后，有一名陌生人进入了科室，从我桌子上将包裹取走。我在电脑上仔细看了那段监控录像，确定不认识这个人。
很显然，偷走包裹的人，并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那么大一个医院，却如此轻易被人盗取了私人物品，我很是愤怒。更多的，却是怨恨。没有那包裹，怎么找到下蛊的人？
张元奇想了会，问我是否得罪过什么人。我自然是摇头，身为医生，交际圈里大多是熟人，而且关系都还不错。就算偶尔有些小矛盾，也不至于被人下蛊。
如张元奇所说，毛蛊虽然不算太恶毒的蛊，但发作到最后，也足以令人生不如死。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圈子里谁会这么恨我。
这时候，张元奇忽然想到了一点，问我：“还记得你上次治好的那个病人吗？”
“哪个？”我问。
“就是中血蛭蛊的那个。”他提醒说。
那个病人我当然记得，前几天还给我送锦旗呢，怎么会忘。张元奇的意思是，养蛊人给人下蛊，都是有原因的。我帮那个病人解了蛊，等于给对方下了绊子，他报复我也是正常。不过，张元奇自认身份高，是他告诉我怎么解蛊的，也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对方会看在他的面子上，不来报复我。
可是，他忘记这里是中原地带，而非云南。朝堂上的大官，都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可出了朝堂，普通老百姓哪知道皇帝有没有三头六臂？
他这样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可能。不过，心里很是忐忑。是我先坏了对方的事，那人家报复我也情有可原，这事，还能再找下去吗？
张元奇并不这样认为，他冷声说：“既然是我告诉你怎么解蛊，这事就等于拦在我身上。他明知你身边有人会解蛊，还要对你下蛊，明摆着是在挑衅我。这事，哪怕你不想再追究，我也不能当没看见。”
我一想，也是。那个病人中的蛊，几乎快要了他的命。我身为医生，救他是理所应当。如果说阻止谁杀人就要被合情合理的报复，那这个世界会乱成什么样？
于是，我没再表达反对意见，而是主动拿起电话，向那名病人讨要家庭住址。在电话中，病人很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得知我要进行“家访”，更是高兴不已。
之所以要去找那个病人，是因为张元奇觉得，对方这么谨慎，应该是不太想把事情搞大。我这里遭到的报复，估计也就那么一回，这也算对方给出的态度。至于病人那边，对方可能不太会放在心上，因此，从那里寻找线索，得手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但出于私心，并没有立刻让张元奇独自出门。而是打算歇息一夜，和他一起去。因为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人对我下蛊，那些神秘的养蛊人，又究竟是个什么样。
另外，关于张元奇的身份，趁着父亲没主意的空档，我低声问他是否也养蛊。张元奇笑着摇头，说他会解，但不自己养。我很是纳闷，不养蛊，怎么会解蛊？不养蛊，又怎么会藐视其它养蛊人？显然，张元奇只是敷衍了事，并非真正的答案。
休息一夜，虽然浑身酸痛，但比之前要好很多。一大早，趁着老父提着鸟笼出去溜达的空隙，我与张元奇一起出了门。
说起来，父亲这些天的行为有些反常，他似乎不太喜欢张元奇。两人明面上是朋友，但极少会交谈，除了第一天来的时候。不过，父亲平时对别人也有些冷漠，我倒不觉得意外。
那位病人住在市郊，开车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左右，把车停在那三层小楼前，我下去敲了敲门。很快，有人把门打开。我一眼便认出，这是当初送来锦旗的其中一名家属。她愣了愣，然后才想起我的身份，一边将我迎进屋，一边叫喊着。
很快，屋子里又出来一位年轻男性，是病人的女婿。他推着轮椅上的病人走过来，我打了声招呼，回头时，却见张元奇没有跟来。他一直在外面围着房子转悠，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我走过去时，张元奇停在屋子的一个拐角，他伸手摸了摸墙，然后蹲下抠了块土，并放在鼻子前闻了几下。我知道，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此时，病人家属也跟出来了，见我们神神秘秘的，便询问发生何事。不等我说话，张元奇便率先开口，问：“这房子盖多少年了？”
病人的女婿想了想，回答说：“结婚时盖的，大概六七年左右，怎么了？”
张元奇附到我耳边，低声说：“想办法让他们把这墙角挖了，下面可能有东西。”
所谓的东西，无非是指蛊虫。我心中一凛，昨天的经历，让人记忆犹新。我下意识后退数步，离那墙根远些，见病人家属都一脸奇怪的看着我，不禁觉得尴尬。回头看了眼张元奇，问他：“有没有把握，这挖墙脚很犯忌讳的。”
张元奇没有说话，但是从表情上来看，他对我问的这个问题不太满意。我知道，有本事的人，大多心高气傲，不喜欢被人质疑。对他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我转回头看向病人，说：“这位是我家里的长辈，对医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你的病绝非偶然，很可能是某种医学界罕见的病症。为了确保可以治好你的病，我把他请来，希望你们能配合下。”
本来他们家就因为那个偏方对我很信任，现在又这么一说，哪还有不同意的道理。我趁势告诉他们，墙角的地下，可能埋着致病的东西，或许带有放射性元素。所以，需要挖一下看看。病人二话没说，当场做出决定：“挖！”
随后，病人女婿喊来几人，带着铁锨，榔头什么的，开始对着墙角狠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