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吃过晚饭，打开电脑，到网上搜寻便利店。一条广告吸进了我的注意“便利店，在南岸地铁站附近的大型购物中心内，营业时间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安全，漂亮，工作时间短，利润高。”还附有一张便利店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这个便利店是我看到的便利店中装修最漂亮的一个。
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便利店么，安全，工作时间短，工作环境好。这恰巧是张林的店所不具备的优势。
我拿起电话，按照广告上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说法语我听不懂，我用英语问他广告上登的那个店的情况，他英语很有限，搜肠刮肚地对我说了半天，我也没搞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只听得最后他说：“你等着，我让我儿子给你回电话。”
我放下电话，心中暗喜，这个人不会说英语，看来不会有中国人找他，没有中国人竞争，也许我能捡个便宜货。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电话那边传来流利的带着美国味儿的英语：“你好，我是沙巴斯的儿子，我父亲让我给你打电话，他英语不好，让我当翻译。”
我把我想了解的事情跟沙巴斯的儿子说了，他儿子把我的意思转给他父亲，他们嘀咕了一会儿，电话那边又传来了儿子的声音：“我父亲让你明天早上九点，到南岸的地铁终点站等他，他带你去看那个便利店。”
第二天一大早七点多，我就赶去坐地铁。七点半到八点半是早高峰，上班的人很多，车厢里很挤。我倒了三遍车，才到南岸地铁终点站。
出了站台，来到约定好的公共电话亭边，我看了看表，离九点还有十分钟。我四处张望着。天空此时下起了小雨，阴冷阴冷的。沙巴斯让我在电话亭边等他，他会开车来接我。
地铁站出口是一个小广场，只有一条路通这个广场。广场的路口有停牌，进来的车在路口都要停车。路口离我不远，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辆进来的车，看有没有人向我这儿看。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已经是九点半了，还没有人影。我心里开始着急，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不来了？我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手机欠费。打公用电话，需要一元硬币，或者四个两毛五的硬币，我翻遍了全身，也没找到硬币。我拿出一张十元纸币，看能不能跟路人换硬币。
雨越来越大，进出的路人都行色匆匆，我下了几次决心都不好意思开口。我正急着，一个金发女士来电话亭打电话，她掏出钱包找硬币，我赶忙走过去，拿着十元加币问她能不能帮我换成零钱，我要打电话。那女士很理解地冲我笑了一下，从钱包里拿出一元硬币给我，她说她凑不够十元零钱跟我换，这一元加币就送给我了。我谢过那女士，把硬币投进了电话机，铃声响了半天，才传来沙巴斯的声音：“你是晓舟么？对不起，等我两分钟。”刚说了这一句他就挂上了电话。
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不管等几分钟，他能来就好。
快十点了，一辆银灰色的老款丰田轿车停在我面前。司机倾过身子向我招手，我赶快打开车门钻进车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你好，晓舟，我是沙巴斯，”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跟他打了招呼，趁他开车，把他上下打量一番。
沙巴斯剃了个寸头，以前应该是金发，现在已经发灰了；脸上的皱纹很多，很深，皮很厚实；看来个子不高，很壮实，天这么冷，他还穿着短袖t恤，胳膊上的肌肉隆起，还长着金色的汗毛。
“你很强壮呀！”我情不自禁地赞叹。
“我是拳击师。”
“你不是经纪么，怎么是拳击师？”我不解地问。
他叽里呱啦地用法语给我解释，我什么也没听懂。见我很困惑，他拿起手机打电话，电话接通了，他讲了几句，然后把电话递给我。
我接过电话，传来他儿子的声音，他儿子跟我解释说：他父亲以前是拳击师，现在老了，不能打了，他开始学做经纪人。我说我明白了，把电话还给沙巴斯。
“你明白了？”沙巴斯问我。
“明白了。”
沙巴斯高兴地关上电话。
他对我说他读书不多，他儿子读书多，明年就要从麦吉尔大学毕业了。他反复夸我英语好，让我教他英语。
南岸地铁站离与那家百货中心不远，车很快就到了。
沙巴斯把车在百货中心的停车场停好，下车，带我走进百货中心。
走进百货中心，迎面是一个很大的美食广场，四周是各种美食摊位，中间摆了几十张桌子，很多人在吃饭，聊天，喝咖啡。
我们进门，走左手边，大约走了二十几步，看到一个摊位，上方挂着很大黄色灯箱，上面写着法文“depanneur”便利店的字样。
来到便利店门口，沙巴斯跟店主人打招呼，让我先在门口等一下。
店主人，大约有四十几岁，有一米八以上，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微卷，长的有点像法国影星阿兰德龙。沙巴斯和他嘀嘀咕咕，他不时地抬头向我这边看。
我站在店门口仔细地审视着便利店。
门口右手边摆放着一台自助咖啡机，咖啡机旁是调咖啡的柜台，那里放着咖啡杯、勺子、糖、奶。有几个客人在那儿调咖啡。再往前是收银台，店主正站在那儿与沙巴斯讲着。收银台后面靠墙是一面四层的烟柜，烟柜的每一层都有拉门，拉门贴有标签，标明里面的烟的牌子。烟柜前是一个很大的玻璃柜台，柜台里面有各种糖果、饼干、罐头、罐装饮料。
店铺最里面和门相对的地方放着一个书柜，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杂志。书柜的前面还有一个报纸的架子。书柜旁边有扇门，门后面应该是冷房了。
店铺的左手边靠门口处，摆放着一个制作精美的木质雪茄柜，柜子上下两层，四面都有带锁的玻璃门。透过玻璃门，可以欣赏到里面各种牌子精制雪茄烟。雪茄柜再往前是酒柜，酒柜非常大，一直延伸到书柜那面墙。酒柜里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红酒、威士忌、伏特加。
店内所有的柜子都是深红色，镶着铜边。店内灯光调得略微发暗，给人一种高雅舒适的感觉。店内的客人虽然不多，但总有人进来买东西。店主很有风度地接待每一位客人，还不时地与客人开几句玩笑，看来这些都是些老顾客了。
沙巴斯看来已经与店主谈妥，他从里面走过来，把我带进柜台，介绍给店主。
店主很热情地跟我握手问候。沙巴斯让我们俩单独谈，他退到柜台外等着。
店主给我简单地介绍了店的情况：该店每年营业额三十万加币，毛利率百分之三十，一年费用三万，纯利有六万。早上九点和百货商店一同开门上班，晚上六点随百货商店一起关门。顾客很好，主要是来这里会朋友的退休老人。特别是咖啡卖得好。
说到咖啡，他神秘地凑近我，悄声地让我猜一杯咖啡能挣多少钱？他告诉我，一杯咖啡的成本不会超过两毛钱，他卖两块钱。他还把计算器递给我，让我算一算一杯咖啡的毛利是多少。接着，他拉着我走到雪茄烟柜前，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雪茄柜，拿出一支雪茄让我闻闻，然后指着雪茄下面的价钱让我看，这只雪茄卖三十加币，然后他凑近我耳边告诉我这只雪茄的进货价还不到十块加币。
“那你为什么卖这个店呢？”我打断了显得颇为兴奋的店主，不解地问。
店主一愣，富有表情的脸僵了片刻，但马上回过神来：“我太太病了。”
“据我刚才观察，这个店你一个人做足够了，”我追问道。
“对，对，这个店最适合一个人做了。你买了这个店，我保证你轻松赚钱。”
“那你为什么卖？”我还是追问这个老问题。
他告诉我卖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家住的离这个店太远，每天要开大约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店里。
这时，沙巴斯走过来，问我谈的怎么样了？告诉我老在店里对店主不好，顾客会以为他要卖店，这样会影响生意的。正好这时有客人来买东西，店主跑过去招呼顾客，我们就此告辞。
在和沙巴斯分手前，我问他店主原来是哪国人？沙巴斯告诉我店主应该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
回到家中，我躺在床上把这个店又想了一遍，感觉还不错。干起来不算累，又安全。如果买下来，雁一个人干就可以了，我还可以去另找一份工作。但心里总有一丝异样的感觉，现在便利店被炒的这么热，为什么这个店卖的这么便宜？三万五千加币的价钱，表哥他们十年前买店的标准是买店的价钱大约是该店十个月的纯利，按照这个利润标准，这个店至少要卖五六万。想到这儿，我拿起电话，拨了表哥家的号码。
表哥表嫂都在，我在电话里简略地跟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新店的情况。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邀请他们明天去帮我看一看，他们说可以。我把店的地址告诉表哥，表哥说明天早上九点半在那个百货商店门口集合。
给表哥挂完电话，我又给沙巴斯打电话。我跟他约好明天十点去那个百货商店签合同，合同签完后，我就会到店里跟踪考察一周。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我和表哥表嫂准时在百货商店门口集合。我带表哥表嫂来到便利店门前。便利店已经开门，店主认出了我。我走过去，告诉他我带我大哥和大嫂来帮我看看，大哥大嫂有十四年在本地开便利店的经验。店主听罢，神情中有些紧张，抬起头，冲着站在店门口的表哥表嫂微微点了点头。
看表哥表嫂还站在门口，我走过去请他们进来看看。表哥望了望表嫂，此时表嫂正凝神审视着便利店，眉头微蹙。一会儿，表嫂回过神来，跟我们说：“咱们到商店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店。”
我们在百货商店里走了一圈，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两家同样的便利店。看完以后，我和表哥表嫂又回到这个黎巴嫩人的便利店门口。表哥表嫂认为，在这么大的百货商店内部有三个便利店，分布还算合理。但这个店与他们以前的便利店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以前的店主要是靠卖烟和啤酒，而这个店，估计烟酒的销售量不会很多。因为政府规定，在公共场所不许抽烟饮酒。而这个百货商店距离居民区比较远，到这里来买烟酒的人不会有多少。如果烟和酒这两项不行，那么他的主要进项就是饮料咖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店就是一个饮品店。它靠着这个美食中心，估计饮料咖啡卖的应该还不错。如果光靠饮料，年营业额很难达到店主说的三十万加币。最后表嫂让表哥进去问问店主，看看他怎么回答。
听了表嫂的意思，表哥马上抖擞精神，带着他特有的孩童般的笑容走向店主：“你好！”
“你好。”店主眯缝着眼看着表哥，一副迎战的神态。
“我表弟想买你的店，我来帮他看看。”
黎巴嫩人点点头，没回话，他看着表哥，等待表哥提问题。
“你这个店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有多少？”表哥问。
“我不能回答你。”黎巴嫩人简短地回答。
“为什么不能说？”
“你会把你的营业额随便告诉别人么？”黎巴嫩人反问道。
“怎么是随便？我们是要买你店的。”
“你要买店，你可以和我的经纪签合同。合同签订之后，经纪会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资料。”
表哥被搞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悻悻地走到一边看着店里的商品。
呆了一会儿，黎巴嫩人从柜台里走了出来，走到表哥身后，拍了拍表哥的肩膀，示意表哥跟他过去。他们来到咖啡机跟前，黎巴嫩人看着表哥，指着咖啡机说：“你知道咖啡的利润是多少么？”
“我当然知道了，我以前的店里也有咖啡。关键是你一天能卖多少？”表哥没好气儿地说。
黎巴嫩人听表哥这么说，转过身，指着美食城里的食客：“这里可以容纳上百人吃饭吧？他们都到我店里买咖啡。”
“就算他们买咖啡会上你店里，也不等于他们每个人每天都喝咖啡。”
没等店主说话，表哥接着说：“就算总有人买咖啡，你一天能卖多少钱？假设你平均每十分钟卖一杯咖啡，一天算八小时，一天可以卖出四十八杯咖啡，每杯咖啡两块钱，一年也就三万五千加币的营业额。”
“你知道我一杯咖啡挣多少钱么？我一杯咖啡的成本就是两毛钱，我一杯挣一块八毛钱。你算算我光咖啡一年的毛利就有差不多三万加币。”黎巴嫩人有点急了。
“你光算咖啡成本，你的杯子、勺子、奶、糖，这些不要钱？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少说也得加两毛钱。”表哥步步紧逼。
“那些东西没多少钱。刚才只算了咖啡，还有水呢？水的利润你干过就不用我说了，”他和表哥相视一笑，走到卖水的柜台，指着瓶装水说：“这些水，我整箱进货平均两毛钱一瓶，在店里我卖两块一瓶，你说我赚多少？”
“水确实很赚钱。”表哥冲店主笑了笑，表示赞同。
这时，沙巴斯来了。我把他介绍给表哥表嫂。表哥表嫂准备离开。我问表哥表嫂对这个店的印象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店的利润率应该不错，关键是要看营业额，还有就是便利店跟这个百货商店的店铺租约。说完表哥表嫂就先回去了。
送表哥表嫂离开后，我和沙巴斯找了一张桌子，开始起草合同。
沙巴斯拿出了标准合同文本让我签字，我说我要加几条：第一，合同签订后，允许我盯一周的店。如果盯店的结果不理想，合同作废；第二，合同签订后，卖方应该立即向买方提供每天的营业记录，每年的报税记录，供买方审核；第三，合同签订后，卖方必须立即向买方提供与百货商店的店铺租赁合同，供买方审核。
我本以为这个合同应该比较简单，很快就会完成。没成想，沙巴斯的英语太差，写几个字就要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在电话里说一句，他写一句，很多单词要他儿子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他如何拼。我在旁边都为他着急，我说我来写，他不让，说这是他的职责，我是他的客户，他不能让我写。他让我出去抽支烟，休息休息。
我看他执意要练一练，也就随他了。我来到商店大门口，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抽完一只烟，进到商店里，往沙巴斯的方向一看，他还趴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着。看到这个情景，我又走到商店门口，点上另一支烟。抽完第二支烟，我回到店内，看到沙巴斯已经抬起头，双手端着合同看，看来是写完了。我走过去，笑着问沙巴斯：“完成了？”
“没有！”沙巴斯沮丧地说。
我拿起合同一看，合同里就那么几行，错别字连篇，很多地方被他涂得乱七八糟。
“还有备用合同么？”我着急地问他。
“没有，我就带了这一份。”
“那怎么办？”
“你跟我回我办公室吧？”他望着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想白跑一趟，只好同意。接着我让他去问店主要租赁合同、报税单、营业记录。沙巴斯说好，他让我等着，自己过去找店主。
不一会儿，他满脸是笑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拿到了？”我问。
“拿到了。”
我跟他来到他的车位，他很殷勤地为我打开车门，用手擦了擦副驾驶的座位，请我坐进去。
他回到驾驶位置坐好，非常友好地拿出一支烟递给我，自己也点上一支。我问他开车时可以抽烟么？“管他妈的，”他开心地说了一句粗口，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在车上，我们用简单的英语费劲地交谈。他很愿讲话，一路上他问我一句英语，我问他一句法语，我们不时为对方滑稽的发音逗得哈哈大笑，一路上热热闹闹。
车子离开了市区，路两旁看不见民居，只有一些破厂房和仓库，放眼望去，四周也看不到人影。
“到你办公室还有多远？”我问沙巴斯。
“前面就是，”沙巴斯往路左边一指。
顺着沙巴斯的手望去，那里有一排像仓库一样的平房，院子四周用铁丝网围着。
沙巴斯把车开进了院子，停在了平房门口，我们下了车。
“请进，”沙巴斯打开仓库大铁门上的小门走进去，用手扶着小门示意我进去。
我走进去，这儿应该就是一个大仓库。里面有十几个男男女女在忙碌着，看我进来，大家都友善地冲我点头微笑。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这些人是我的工人，他们负责装订杂志，”沙巴斯向我介绍。
沙巴斯办公的地方就是门边靠着窗户摆着的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摆着传真机、电话，另一张桌子用来写字办公。
沙巴斯让我坐在办工桌前的转椅上，转身走开了。转椅很破，靠背都掉了，我坐在上面，转动着身子，随便地四处看着。
这里好像是印刷厂的装订车间。印好的杂志散页一摞摞地堆在一个长长的木桌子上，工人们两个人一组，把杂志散页放在装订机上钉好，用牛皮纸把钉好的杂志包上，再用塑料绳把包好的杂志捆起来，就算完成工作了。
工人们没有统一的工作服，他们随随便便地穿着日常的衣服，一边工作，一边说笑唠嗑，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街道的小工厂，那时，街道的家庭妇女和老人，在街道小工厂干活也是这个样子，一边干，一边嘻嘻哈哈。
这时，沙巴斯带着一个中年男子来到我面前：“晓舟，这是马克，音乐家，他的英语非常棒。你跟他说，让他写合同。”
马克摘下工作手套热情地同我握手。
马克大约四十多岁，中等个儿，一头长长的金色卷发。他微笑着望着我，目光里透着友好和谦和。他的英语很标准，一听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
“你是音乐家？”我好奇地问马克。
“小提琴。”他有点羞涩地用手作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姿势。
马克不仅英语好，法律知识和逻辑能力也不错，我把我的想法跟他简单一说，他很快就把合同起草好。他写完，让我检查一下，我一看，非常完美，没有任何问题。
马克写完合同，回头恭敬地问沙巴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吩咐。沙巴斯摇了摇头。马克笑着跟我握了握手就转身干活去了。
写完了合同，我向沙巴斯要租赁合同、报税报告、营业记录。沙巴斯把那个牛皮纸袋递给我。我打开袋子，拿出文件。只有租赁合同，没有看到报税报告和营业记录。我问沙巴斯为什么没有。沙巴斯说那两个资料在会计那里，等我去盯店时再给我。
沙巴斯让我等几分钟，他儿子会送我回南岸地铁站。
我坐在椅子上等他儿子。一会儿，一个五十几岁的白人妇女和一个二十几岁的白人小伙拎着一个皮包进来了。工人们一看见那妇人顿时一片欢腾。
沙巴斯赶过来帮那妇人把包放到办公桌上，并把我介绍给进来的两个人。那妇人是他的妻子，那小伙是他儿子。
沙巴斯的妻子看起来很有教养，虽然素颜，衣着朴素，但仍显露出一种善良、坚毅和尊贵。工人们围了上来，她很和善，让工人先回去。她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一捆捆的现金。我让到门边，她冲我歉意的一笑，然后把桌面的钱规整好，回头喊一个工人的名字，那工人高兴地答应着，一路小跑来到她身边。她把数好的钱递给工人，工人接过钱，在一张纸单上签字，然后高兴地离开了。接着，她又喊下一个人。她在给员工发工资。
轮到音乐家了。音乐家腼腆地笑着来到沙巴斯妻子面前，摘下手套，双手接过工资，一张一张地数着。数完，他不好意思地问沙巴斯妻子，沙巴斯妻子拿出可能是考勤记录向他解释着，然后歉意地向音乐家耸耸肩，音乐家也无奈地耸了耸肩离去。
看沙巴斯夫妇很忙，我起身告辞。沙巴斯让他儿子把我送到南岸地铁站。我随着小沙巴斯钻进汽车。
小沙巴斯看起来二十四五岁，完全是他父亲的年轻版，矮矮的个子，粗壮的身材，黑红而厚的皮肤，像个农民。不过蒙特利尔的法裔男人很多长成这个样子。
小沙巴斯一边开车，一边跟我闲聊。他是麦吉尔大学体育专业的学生，将来的理想是当一名体育老师。
我问他，他父亲又要开厂，又要当经纪，能顾得过来么？他说他们家主要是靠他母亲支撑。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打拳击，后来试过很多工作，地产经纪人的执照还是最近才拿下来的。蒙特利尔买房子，买生意的大多是中国人，他父亲很想跟中国人做生意。但他父亲最大的问题是英语不行，中国人很少有懂法语的。现在他不是很忙，想帮一帮他父亲。
小沙巴斯对中国很好奇，他看了二零零八北京奥运会，觉得太棒了。他很好奇我为什么会从中国移民到蒙特利尔。没来加拿大以前，我会有许多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看，很多理由并不那么充分。我想了一下说：“这里的环境好，中国污染太厉害了。”这个回答几乎把所有移民加拿大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原因都包括了。
小沙巴斯对我的回答好像很满意。据我在蒙特利尔五年的观察，魁北克的法裔居民是真心热爱自然环境的一族。以我的经验，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发展经济，别看许多人也把环境保护挂在嘴上，让他们在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之间作选择，大多数人会选择经济增长。
爱护环境本质上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爱护环境意味着我们选择简单而宁静的生活。中国人大多数既不愿意也不能过简单生活。在蒙特利尔，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人们几代人住在修了又修的老房子里面；即使是富豪也会亲自蹲在门口把还能用的东西卖给需要的人，我曾经用五块钱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卖车的妇人告诉我，她刚花了十五加币给这台自行车换了个新坐垫。少用新东西，我们对自然的索取就少，自然就是以这种自然的方式被保护。这里的法裔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依赖很少，他们业余时间读书，听音乐，逛博物馆，晒太阳，跑步，散步。而大多数华人喜欢热闹、喧嚣、香车、宝马。
很多新移民都抱怨魁北克的法裔使经济停滞。经济发展有三大发动机：投资、消费、进出口。而他们把有限的税收几乎都用到了医疗保障、教育、养老保障，政府根本不能，也没有钱进行投资；虽然有丰富的矿藏和森林可供出口，但这里的居民坚决反对开发这些资源以供出口；消费在这里保持着最低的水平，人们没有多少钱消费，他们也不愿意消费。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同我的从中国移民来的同事们散步，大家一致声讨法裔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无能，我说的一句话让大家都愣住了，我说：“法裔政府不是在发展经济方面无能，他们法裔的主流价值观是避免发展经济，以避免对环境的破坏。”
加拿大华人移民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挣钱买房子，买车，然后再买大房子，买更豪华的车。华人只要见面，不出三句话，肯定是谈房子、车子。我有时想，对大多数华人移民来说，选择魁北克是一个误会，因为他们与主流社会在基本价值观上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应该移民到美国去，因为他们与美国人在本性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是骨子里的经济动物。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拿出那份租赁合同，打开一看，懵了，全是法文，能看懂的只有数字和年月日。不过，就是这些阿拉伯数字帮了我，我发现这个合同的截止日期是二零零八年，这是一份过期的合同。
我马上拿起电话拨通了沙巴斯的电话，我告诉他，他给我的租赁合同已经过期了，我需要的是目前使用的新合同。沙巴斯显得很惊讶，他回答我说明天他去找店主要新合同，让我明天等他电话。
第二天我等了一天也没有沙巴斯的电话，我只得给他打。电话通了，沙巴斯说他今天去过了，但店主说那份租赁合同依然有效，他没有新合同。这显然是在撒谎，在加拿大租赁商铺不可能没有合同。我很不高兴，我对沙巴斯说，如果店主不提供合同，那让他约个时间，我同他一起到百货商店找负责人谈新合同。沙巴斯说可以，让我明天等他电话。
和上一次一样，一整天也没有沙巴斯的电话，我只好给他再打过去。沙巴斯说今天他找店主谈了，店主说他给我的合同依然有效，让我不要找麻烦。
听到这里，我心里的火一下窜了上来，我冲着电话喊道：“你知不知道，合同过了有效期就意味着合同结束了，结束了，你懂么？”
电话那端没有回声，我喊了几声“hello,hello，”才传来沙巴斯的声音：“好吧，明天我让我儿子把合同给你送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的电话铃响了，是小沙巴斯，电话里传来了他骂骂唧唧的声音：“你家他妈的住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
我又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地址，小沙巴斯很不礼貌地把电话挂了。
不一会儿，小沙巴斯来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在楼下了。
我下了楼，外面下着大雨，我冒雨跑到越南餐馆门前，看到小沙巴斯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
我跑过去，打开车后门钻进去。小沙巴斯很不高兴，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为你忙了一大通，还没有赚到一分钱。”
我听他这么说也很不高兴，我说：“我只是要合同中规定的文件，是你们没有给我正确的文件，是你们浪费了我的时间，而不是我浪费了你们的时间。”
小沙巴斯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我也不想跟他多啰嗦，从他手里接过合同，说了声谢谢，关上车门跑回家去。
回到家，打开这份新的租赁合同，发现比原来那个多了很多页。合同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钱的数额，但我搞不清这些钱都是干什么的。合同文本很厚，别说是法文本，就是英文，把它读下来也不是件容易事。
我给小蕾打电话，她在国内学过法语。她来了，翻了一下，完全看不懂。
最后我想到了细毛。
细毛是我表姐的女儿，二零零二年移民加拿大，来加拿大已有七年了。她刚来的时候也是住在表哥表嫂家，表哥表嫂是她的舅舅、舅妈。她在国内学的是金融，毕业后不久就自己办了加拿大魁北克法语移民。刚来的时候，在康大学了两年会计学，后来在一个公司找到了一个助理会计的工作，月薪大概两千五百多块钱。后来她辞了职，准备会计师资格考试。
细毛活泼开朗，交际能力很强。刚来时，表哥表嫂为细毛担心，担心她交到什么坏朋友，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事实证明，来加拿大生活过的好的，大多不是国内那些学习特别好，学历特别高的，而是像细毛这样活泼开朗，语言能力强，交往能力强的。
细毛在加拿大交友甚广，不仅有同学，还参加各个民族的各种社团，有当地法裔的艺术讨论社团，有印度人的佛教团体，有基督教的礼拜，还参加了越南人的聚会。她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就是在越南人的聚会上认识的。他和那个越南人住的离我不远。
我拨了细毛的电话，她不在家，留言箱里传来了细毛的法语留言：“我现在有事不在，请留下你的信息，我会很快给你回电话。”
傍晚，细毛给我回了电话，她很热情地告诉我没问题，她明天会和她的越南男朋友罗伯特到我家，帮我好好看看租赁合同。她还反复嘱咐我要小心，加拿大各种骗子很多，让我千万注意别上当。
第二天八点多钟，细毛就带着罗伯特来了，还给我带来一套炊具。罗伯特脸的上半部长得有点像演员唐国强，但下巴特别尖，像越南人。一米七左右的个子，显得很成熟。后来我才知道他比细毛大了十三岁。他彬彬有礼，总是面带微笑，一看就是家教很好。他父亲退休前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化学教授。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细毛让我把合同拿给她看。那张菲律宾人给我的办工桌上面堆满了各种资料。我只好把租赁协议放到床上，让细毛和罗伯特坐在床上审合同。
他们俩看得很认真，我不便打扰。我到厨房给他们冲了两杯茶，还削了一盘苹果，搬过前些日子买的小木桌，把茶和果盘放在上面。
大约看了有两个小时，罗伯特小声地对细毛说了几句，细毛点点头，转过身来对我说：“晓舟舅舅，罗伯特认为这份合同比较麻烦。”我点点头，等着细毛继续讲。细毛回头对罗伯特说：“还是你自己讲吧”
罗伯特示意我走近些，指着合同对我说：“第一，租金，在这份合同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八年底，每个月的租金是两千块加币；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租金是每个月四千块加币，租金涨了一倍。第二，合同提到，在未来三年里百货商店内要统一装修，租户必须按照商场的规划装修，如果租户不能自行装修，商场将代为装修，装修费由租户负责。”
听完，我惊呆了，这个店每年的房租就要五万加币，而不是沙巴斯讲得不超过两万。再加上电费、地税、保险等杂费一万五左右，即使这个店的毛利真的像那个黎巴嫩店主说的一年九万，减去着六万五固定费用，纯利也仅剩一万五了。如果考虑到潜在的大约十几万的装修费用，不仅赚不到钱，很可能还要赔钱。
“晓舟舅舅，别理他了，这就是个骗子。没关系，加拿大这种人多了去了。别放在心上。快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细毛在安慰我。
我一看表，可不是，都快十二点了，细毛带男朋友第一次来，就帮了这么大的忙，一定要请他们吃顿饭。
“细毛，你对这一带比较熟，你说上哪吃？”我问细毛。
“就在你们楼下，你不知道你们楼下是全蒙特利尔最有名的越南餐馆么？”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楼下的越南餐馆这么有名，正好，罗伯特是越南人，就在楼下吃吧。
我们来到楼下越南餐馆，罗伯特似乎跟老板很熟悉，他们之间用越南语打着招呼。我对越南菜不熟悉，以前吃过越南粉还不错，就点了越南粉和烤肉。剩下的由罗伯特点，罗伯特又点了七八个菜。
罗伯特不太爱说话，为了找到与罗伯特的共同语言，我忽然想起了前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
“你知道胡志明么？”我有些兴奋地对罗伯特说。
罗伯特笑着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我告诉罗伯特，在我的电脑里有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叔叔与胡志明在湖南湘潭的合影。我本以为罗伯特会因为我与他们领袖所拥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近乎起来。没成想，听完我的话，罗伯特依旧是面露神秘的微笑，冲我微微点头。
看着罗伯特无动于衷，我转而问细毛：“罗伯特为什么对胡志明没反应？”
细毛告诉我，她也不知道胡志明。接着，细毛问罗伯特：“你到底知不知道胡志明？”
罗伯特发现他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只好简单地回答：“胡志明是北方的共产党，我们是南越。”
我一听就傻了，原来我是犯了罗伯特的忌讳，我追问一个南越的人知不知道北越共产党领袖，太无知，太无礼了。正当我在深深自责反省之际，罗伯特看出了我的尴尬，主动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故事：
罗伯特一家是越南南方的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家族。一九七五年北越共产党占领南方前，罗伯特一家逃到了法国，那时罗伯特已经有十三岁了。后来罗伯特一家又移居意大利。再后来，他们一家来到了说法语的蒙特利尔。罗伯特说他们一家是幸存者，如果再晚一步，他们一家就会被那个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杀了。
我连声对罗伯特说对不起。罗伯特说没关系，据他所知，中国也一样，中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也曾互相厮杀。从这个角度讲，加拿大是个好地方。
“不过，现在中国已经很好了，非常漂亮，非常现代化。”罗伯特突然夸起中国来。
细毛在一旁解释：“这几天，罗伯特每天晚上都在看电视里的一个介绍中国的纪录片，这几天介绍的是重庆，罗伯特看后直嚷着要去重庆工作。”
我对罗伯特说：“中国确实发展的很快，但腐败也很严重，特别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腐败、贫富差距哪里都有，加拿大也一样。这里的建筑业基本上都被控制在黑手党的手里，他们跟政府官员勾结，欺行霸市。”
听到罗伯特这样说，我心里很是震惊，因为加拿大的美丽和清廉是我来加拿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当时对罗伯特的说法将信将疑。不过后来我渐渐地承认罗伯特是对的。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二零一三年的春天，蒙特利尔市政府动用报纸、电视，号召市民到市政府网站投票表决。什么事呢？原来，开春以来，蒙特利尔的道路，由于冬天撒盐除雪，路面被盐腐蚀得坑坑洼洼，交通事故率剧增。很多市民上书政府，要求赶快修整道路。而市政府迟迟未动，政府解释，主要原因是由于能够修理路面的公司都已经收到了行贿的指控，目前正接受检方的调查。现在政府请蒙特利尔的居民到政府网站上投票，进行选择：是继续让这些公司接受检方的调查呢？还是停止调查，让他们赶快去修整道路。最后市民投票的结果是停止调查，让这些公司赶快修路。其实市民们都知道那几家公司都有黑手党背景。
关于黑手党，我以前在国内时读过《教父》，但只把它当作故事读。来到蒙特利尔才发现书里的一切都复活了。我到加拿大前不久，蒙特利尔黑手党老大被美国拘捕。大概是我来加拿大一年后，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黑老大的弟弟光天化日之下，在著名的商业大街的服装店里，被几个枪手乱枪打死。过了不久，黑老大的父亲，在自家的厨房里，被人从屋外用*射死。大概是二零一二年，美国政府不知何故，竟把黑手党老大放了。这家伙在电视上彬彬有礼地接受记者的采访，说自己要潜心静养。他没有回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家，在多伦多住了下来。当时就有记者预测，一场黑帮复仇大戏即将开幕。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蒙特利尔几个帮派的老大陆续死于非命，不是在街上被人捅死，就是被枪杀。我读当地的法语报纸，上面不断介绍有关黑手党的知识：说现在的黑手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带着礼帽，叼着大雪茄，披着黑大氅，带着墨镜，现在的黑手党徒和你我一样，他们大多数有体面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医生，可能是律师，可能是清洁工。但是，一旦他们接到任务，比如让他们去杀掉某人，他们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否则，他们就会被党规处罚，甚至被杀掉。
越南餐馆的菜其实和中国菜没有多少区别，好像就是盐少一点，油少一点，菜生一点，还有些菜带点酸味儿。饱餐了一顿，我要结账，细毛坚决不让我付钱，说我刚来比较难，罗伯特有钱，让罗伯特付账。
这时，罗伯特已经把帐结了，说他们下午还有事儿，就回去了。
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便利店么，安全，工作时间短，工作环境好。这恰巧是张林的店所不具备的优势。
我拿起电话，按照广告上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说法语我听不懂，我用英语问他广告上登的那个店的情况，他英语很有限，搜肠刮肚地对我说了半天，我也没搞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只听得最后他说：“你等着，我让我儿子给你回电话。”
我放下电话，心中暗喜，这个人不会说英语，看来不会有中国人找他，没有中国人竞争，也许我能捡个便宜货。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电话那边传来流利的带着美国味儿的英语：“你好，我是沙巴斯的儿子，我父亲让我给你打电话，他英语不好，让我当翻译。”
我把我想了解的事情跟沙巴斯的儿子说了，他儿子把我的意思转给他父亲，他们嘀咕了一会儿，电话那边又传来了儿子的声音：“我父亲让你明天早上九点，到南岸的地铁终点站等他，他带你去看那个便利店。”
第二天一大早七点多，我就赶去坐地铁。七点半到八点半是早高峰，上班的人很多，车厢里很挤。我倒了三遍车，才到南岸地铁终点站。
出了站台，来到约定好的公共电话亭边，我看了看表，离九点还有十分钟。我四处张望着。天空此时下起了小雨，阴冷阴冷的。沙巴斯让我在电话亭边等他，他会开车来接我。
地铁站出口是一个小广场，只有一条路通这个广场。广场的路口有停牌，进来的车在路口都要停车。路口离我不远，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辆进来的车，看有没有人向我这儿看。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已经是九点半了，还没有人影。我心里开始着急，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不来了？我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手机欠费。打公用电话，需要一元硬币，或者四个两毛五的硬币，我翻遍了全身，也没找到硬币。我拿出一张十元纸币，看能不能跟路人换硬币。
雨越来越大，进出的路人都行色匆匆，我下了几次决心都不好意思开口。我正急着，一个金发女士来电话亭打电话，她掏出钱包找硬币，我赶忙走过去，拿着十元加币问她能不能帮我换成零钱，我要打电话。那女士很理解地冲我笑了一下，从钱包里拿出一元硬币给我，她说她凑不够十元零钱跟我换，这一元加币就送给我了。我谢过那女士，把硬币投进了电话机，铃声响了半天，才传来沙巴斯的声音：“你是晓舟么？对不起，等我两分钟。”刚说了这一句他就挂上了电话。
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不管等几分钟，他能来就好。
快十点了，一辆银灰色的老款丰田轿车停在我面前。司机倾过身子向我招手，我赶快打开车门钻进车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你好，晓舟，我是沙巴斯，”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跟他打了招呼，趁他开车，把他上下打量一番。
沙巴斯剃了个寸头，以前应该是金发，现在已经发灰了；脸上的皱纹很多，很深，皮很厚实；看来个子不高，很壮实，天这么冷，他还穿着短袖t恤，胳膊上的肌肉隆起，还长着金色的汗毛。
“你很强壮呀！”我情不自禁地赞叹。
“我是拳击师。”
“你不是经纪么，怎么是拳击师？”我不解地问。
他叽里呱啦地用法语给我解释，我什么也没听懂。见我很困惑，他拿起手机打电话，电话接通了，他讲了几句，然后把电话递给我。
我接过电话，传来他儿子的声音，他儿子跟我解释说：他父亲以前是拳击师，现在老了，不能打了，他开始学做经纪人。我说我明白了，把电话还给沙巴斯。
“你明白了？”沙巴斯问我。
“明白了。”
沙巴斯高兴地关上电话。
他对我说他读书不多，他儿子读书多，明年就要从麦吉尔大学毕业了。他反复夸我英语好，让我教他英语。
南岸地铁站离与那家百货中心不远，车很快就到了。
沙巴斯把车在百货中心的停车场停好，下车，带我走进百货中心。
走进百货中心，迎面是一个很大的美食广场，四周是各种美食摊位，中间摆了几十张桌子，很多人在吃饭，聊天，喝咖啡。
我们进门，走左手边，大约走了二十几步，看到一个摊位，上方挂着很大黄色灯箱，上面写着法文“depanneur”便利店的字样。
来到便利店门口，沙巴斯跟店主人打招呼，让我先在门口等一下。
店主人，大约有四十几岁，有一米八以上，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微卷，长的有点像法国影星阿兰德龙。沙巴斯和他嘀嘀咕咕，他不时地抬头向我这边看。
我站在店门口仔细地审视着便利店。
门口右手边摆放着一台自助咖啡机，咖啡机旁是调咖啡的柜台，那里放着咖啡杯、勺子、糖、奶。有几个客人在那儿调咖啡。再往前是收银台，店主正站在那儿与沙巴斯讲着。收银台后面靠墙是一面四层的烟柜，烟柜的每一层都有拉门，拉门贴有标签，标明里面的烟的牌子。烟柜前是一个很大的玻璃柜台，柜台里面有各种糖果、饼干、罐头、罐装饮料。
店铺最里面和门相对的地方放着一个书柜，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杂志。书柜的前面还有一个报纸的架子。书柜旁边有扇门，门后面应该是冷房了。
店铺的左手边靠门口处，摆放着一个制作精美的木质雪茄柜，柜子上下两层，四面都有带锁的玻璃门。透过玻璃门，可以欣赏到里面各种牌子精制雪茄烟。雪茄柜再往前是酒柜，酒柜非常大，一直延伸到书柜那面墙。酒柜里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红酒、威士忌、伏特加。
店内所有的柜子都是深红色，镶着铜边。店内灯光调得略微发暗，给人一种高雅舒适的感觉。店内的客人虽然不多，但总有人进来买东西。店主很有风度地接待每一位客人，还不时地与客人开几句玩笑，看来这些都是些老顾客了。
沙巴斯看来已经与店主谈妥，他从里面走过来，把我带进柜台，介绍给店主。
店主很热情地跟我握手问候。沙巴斯让我们俩单独谈，他退到柜台外等着。
店主给我简单地介绍了店的情况：该店每年营业额三十万加币，毛利率百分之三十，一年费用三万，纯利有六万。早上九点和百货商店一同开门上班，晚上六点随百货商店一起关门。顾客很好，主要是来这里会朋友的退休老人。特别是咖啡卖得好。
说到咖啡，他神秘地凑近我，悄声地让我猜一杯咖啡能挣多少钱？他告诉我，一杯咖啡的成本不会超过两毛钱，他卖两块钱。他还把计算器递给我，让我算一算一杯咖啡的毛利是多少。接着，他拉着我走到雪茄烟柜前，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雪茄柜，拿出一支雪茄让我闻闻，然后指着雪茄下面的价钱让我看，这只雪茄卖三十加币，然后他凑近我耳边告诉我这只雪茄的进货价还不到十块加币。
“那你为什么卖这个店呢？”我打断了显得颇为兴奋的店主，不解地问。
店主一愣，富有表情的脸僵了片刻，但马上回过神来：“我太太病了。”
“据我刚才观察，这个店你一个人做足够了，”我追问道。
“对，对，这个店最适合一个人做了。你买了这个店，我保证你轻松赚钱。”
“那你为什么卖？”我还是追问这个老问题。
他告诉我卖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家住的离这个店太远，每天要开大约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店里。
这时，沙巴斯走过来，问我谈的怎么样了？告诉我老在店里对店主不好，顾客会以为他要卖店，这样会影响生意的。正好这时有客人来买东西，店主跑过去招呼顾客，我们就此告辞。
在和沙巴斯分手前，我问他店主原来是哪国人？沙巴斯告诉我店主应该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
回到家中，我躺在床上把这个店又想了一遍，感觉还不错。干起来不算累，又安全。如果买下来，雁一个人干就可以了，我还可以去另找一份工作。但心里总有一丝异样的感觉，现在便利店被炒的这么热，为什么这个店卖的这么便宜？三万五千加币的价钱，表哥他们十年前买店的标准是买店的价钱大约是该店十个月的纯利，按照这个利润标准，这个店至少要卖五六万。想到这儿，我拿起电话，拨了表哥家的号码。
表哥表嫂都在，我在电话里简略地跟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新店的情况。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邀请他们明天去帮我看一看，他们说可以。我把店的地址告诉表哥，表哥说明天早上九点半在那个百货商店门口集合。
给表哥挂完电话，我又给沙巴斯打电话。我跟他约好明天十点去那个百货商店签合同，合同签完后，我就会到店里跟踪考察一周。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我和表哥表嫂准时在百货商店门口集合。我带表哥表嫂来到便利店门前。便利店已经开门，店主认出了我。我走过去，告诉他我带我大哥和大嫂来帮我看看，大哥大嫂有十四年在本地开便利店的经验。店主听罢，神情中有些紧张，抬起头，冲着站在店门口的表哥表嫂微微点了点头。
看表哥表嫂还站在门口，我走过去请他们进来看看。表哥望了望表嫂，此时表嫂正凝神审视着便利店，眉头微蹙。一会儿，表嫂回过神来，跟我们说：“咱们到商店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店。”
我们在百货商店里走了一圈，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两家同样的便利店。看完以后，我和表哥表嫂又回到这个黎巴嫩人的便利店门口。表哥表嫂认为，在这么大的百货商店内部有三个便利店，分布还算合理。但这个店与他们以前的便利店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以前的店主要是靠卖烟和啤酒，而这个店，估计烟酒的销售量不会很多。因为政府规定，在公共场所不许抽烟饮酒。而这个百货商店距离居民区比较远，到这里来买烟酒的人不会有多少。如果烟和酒这两项不行，那么他的主要进项就是饮料咖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店就是一个饮品店。它靠着这个美食中心，估计饮料咖啡卖的应该还不错。如果光靠饮料，年营业额很难达到店主说的三十万加币。最后表嫂让表哥进去问问店主，看看他怎么回答。
听了表嫂的意思，表哥马上抖擞精神，带着他特有的孩童般的笑容走向店主：“你好！”
“你好。”店主眯缝着眼看着表哥，一副迎战的神态。
“我表弟想买你的店，我来帮他看看。”
黎巴嫩人点点头，没回话，他看着表哥，等待表哥提问题。
“你这个店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有多少？”表哥问。
“我不能回答你。”黎巴嫩人简短地回答。
“为什么不能说？”
“你会把你的营业额随便告诉别人么？”黎巴嫩人反问道。
“怎么是随便？我们是要买你店的。”
“你要买店，你可以和我的经纪签合同。合同签订之后，经纪会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资料。”
表哥被搞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悻悻地走到一边看着店里的商品。
呆了一会儿，黎巴嫩人从柜台里走了出来，走到表哥身后，拍了拍表哥的肩膀，示意表哥跟他过去。他们来到咖啡机跟前，黎巴嫩人看着表哥，指着咖啡机说：“你知道咖啡的利润是多少么？”
“我当然知道了，我以前的店里也有咖啡。关键是你一天能卖多少？”表哥没好气儿地说。
黎巴嫩人听表哥这么说，转过身，指着美食城里的食客：“这里可以容纳上百人吃饭吧？他们都到我店里买咖啡。”
“就算他们买咖啡会上你店里，也不等于他们每个人每天都喝咖啡。”
没等店主说话，表哥接着说：“就算总有人买咖啡，你一天能卖多少钱？假设你平均每十分钟卖一杯咖啡，一天算八小时，一天可以卖出四十八杯咖啡，每杯咖啡两块钱，一年也就三万五千加币的营业额。”
“你知道我一杯咖啡挣多少钱么？我一杯咖啡的成本就是两毛钱，我一杯挣一块八毛钱。你算算我光咖啡一年的毛利就有差不多三万加币。”黎巴嫩人有点急了。
“你光算咖啡成本，你的杯子、勺子、奶、糖，这些不要钱？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少说也得加两毛钱。”表哥步步紧逼。
“那些东西没多少钱。刚才只算了咖啡，还有水呢？水的利润你干过就不用我说了，”他和表哥相视一笑，走到卖水的柜台，指着瓶装水说：“这些水，我整箱进货平均两毛钱一瓶，在店里我卖两块一瓶，你说我赚多少？”
“水确实很赚钱。”表哥冲店主笑了笑，表示赞同。
这时，沙巴斯来了。我把他介绍给表哥表嫂。表哥表嫂准备离开。我问表哥表嫂对这个店的印象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店的利润率应该不错，关键是要看营业额，还有就是便利店跟这个百货商店的店铺租约。说完表哥表嫂就先回去了。
送表哥表嫂离开后，我和沙巴斯找了一张桌子，开始起草合同。
沙巴斯拿出了标准合同文本让我签字，我说我要加几条：第一，合同签订后，允许我盯一周的店。如果盯店的结果不理想，合同作废；第二，合同签订后，卖方应该立即向买方提供每天的营业记录，每年的报税记录，供买方审核；第三，合同签订后，卖方必须立即向买方提供与百货商店的店铺租赁合同，供买方审核。
我本以为这个合同应该比较简单，很快就会完成。没成想，沙巴斯的英语太差，写几个字就要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在电话里说一句，他写一句，很多单词要他儿子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他如何拼。我在旁边都为他着急，我说我来写，他不让，说这是他的职责，我是他的客户，他不能让我写。他让我出去抽支烟，休息休息。
我看他执意要练一练，也就随他了。我来到商店大门口，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抽完一只烟，进到商店里，往沙巴斯的方向一看，他还趴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着。看到这个情景，我又走到商店门口，点上另一支烟。抽完第二支烟，我回到店内，看到沙巴斯已经抬起头，双手端着合同看，看来是写完了。我走过去，笑着问沙巴斯：“完成了？”
“没有！”沙巴斯沮丧地说。
我拿起合同一看，合同里就那么几行，错别字连篇，很多地方被他涂得乱七八糟。
“还有备用合同么？”我着急地问他。
“没有，我就带了这一份。”
“那怎么办？”
“你跟我回我办公室吧？”他望着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想白跑一趟，只好同意。接着我让他去问店主要租赁合同、报税单、营业记录。沙巴斯说好，他让我等着，自己过去找店主。
不一会儿，他满脸是笑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拿到了？”我问。
“拿到了。”
我跟他来到他的车位，他很殷勤地为我打开车门，用手擦了擦副驾驶的座位，请我坐进去。
他回到驾驶位置坐好，非常友好地拿出一支烟递给我，自己也点上一支。我问他开车时可以抽烟么？“管他妈的，”他开心地说了一句粗口，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在车上，我们用简单的英语费劲地交谈。他很愿讲话，一路上他问我一句英语，我问他一句法语，我们不时为对方滑稽的发音逗得哈哈大笑，一路上热热闹闹。
车子离开了市区，路两旁看不见民居，只有一些破厂房和仓库，放眼望去，四周也看不到人影。
“到你办公室还有多远？”我问沙巴斯。
“前面就是，”沙巴斯往路左边一指。
顺着沙巴斯的手望去，那里有一排像仓库一样的平房，院子四周用铁丝网围着。
沙巴斯把车开进了院子，停在了平房门口，我们下了车。
“请进，”沙巴斯打开仓库大铁门上的小门走进去，用手扶着小门示意我进去。
我走进去，这儿应该就是一个大仓库。里面有十几个男男女女在忙碌着，看我进来，大家都友善地冲我点头微笑。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这些人是我的工人，他们负责装订杂志，”沙巴斯向我介绍。
沙巴斯办公的地方就是门边靠着窗户摆着的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摆着传真机、电话，另一张桌子用来写字办公。
沙巴斯让我坐在办工桌前的转椅上，转身走开了。转椅很破，靠背都掉了，我坐在上面，转动着身子，随便地四处看着。
这里好像是印刷厂的装订车间。印好的杂志散页一摞摞地堆在一个长长的木桌子上，工人们两个人一组，把杂志散页放在装订机上钉好，用牛皮纸把钉好的杂志包上，再用塑料绳把包好的杂志捆起来，就算完成工作了。
工人们没有统一的工作服，他们随随便便地穿着日常的衣服，一边工作，一边说笑唠嗑，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街道的小工厂，那时，街道的家庭妇女和老人，在街道小工厂干活也是这个样子，一边干，一边嘻嘻哈哈。
这时，沙巴斯带着一个中年男子来到我面前：“晓舟，这是马克，音乐家，他的英语非常棒。你跟他说，让他写合同。”
马克摘下工作手套热情地同我握手。
马克大约四十多岁，中等个儿，一头长长的金色卷发。他微笑着望着我，目光里透着友好和谦和。他的英语很标准，一听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
“你是音乐家？”我好奇地问马克。
“小提琴。”他有点羞涩地用手作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姿势。
马克不仅英语好，法律知识和逻辑能力也不错，我把我的想法跟他简单一说，他很快就把合同起草好。他写完，让我检查一下，我一看，非常完美，没有任何问题。
马克写完合同，回头恭敬地问沙巴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吩咐。沙巴斯摇了摇头。马克笑着跟我握了握手就转身干活去了。
写完了合同，我向沙巴斯要租赁合同、报税报告、营业记录。沙巴斯把那个牛皮纸袋递给我。我打开袋子，拿出文件。只有租赁合同，没有看到报税报告和营业记录。我问沙巴斯为什么没有。沙巴斯说那两个资料在会计那里，等我去盯店时再给我。
沙巴斯让我等几分钟，他儿子会送我回南岸地铁站。
我坐在椅子上等他儿子。一会儿，一个五十几岁的白人妇女和一个二十几岁的白人小伙拎着一个皮包进来了。工人们一看见那妇人顿时一片欢腾。
沙巴斯赶过来帮那妇人把包放到办公桌上，并把我介绍给进来的两个人。那妇人是他的妻子，那小伙是他儿子。
沙巴斯的妻子看起来很有教养，虽然素颜，衣着朴素，但仍显露出一种善良、坚毅和尊贵。工人们围了上来，她很和善，让工人先回去。她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一捆捆的现金。我让到门边，她冲我歉意的一笑，然后把桌面的钱规整好，回头喊一个工人的名字，那工人高兴地答应着，一路小跑来到她身边。她把数好的钱递给工人，工人接过钱，在一张纸单上签字，然后高兴地离开了。接着，她又喊下一个人。她在给员工发工资。
轮到音乐家了。音乐家腼腆地笑着来到沙巴斯妻子面前，摘下手套，双手接过工资，一张一张地数着。数完，他不好意思地问沙巴斯妻子，沙巴斯妻子拿出可能是考勤记录向他解释着，然后歉意地向音乐家耸耸肩，音乐家也无奈地耸了耸肩离去。
看沙巴斯夫妇很忙，我起身告辞。沙巴斯让他儿子把我送到南岸地铁站。我随着小沙巴斯钻进汽车。
小沙巴斯看起来二十四五岁，完全是他父亲的年轻版，矮矮的个子，粗壮的身材，黑红而厚的皮肤，像个农民。不过蒙特利尔的法裔男人很多长成这个样子。
小沙巴斯一边开车，一边跟我闲聊。他是麦吉尔大学体育专业的学生，将来的理想是当一名体育老师。
我问他，他父亲又要开厂，又要当经纪，能顾得过来么？他说他们家主要是靠他母亲支撑。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打拳击，后来试过很多工作，地产经纪人的执照还是最近才拿下来的。蒙特利尔买房子，买生意的大多是中国人，他父亲很想跟中国人做生意。但他父亲最大的问题是英语不行，中国人很少有懂法语的。现在他不是很忙，想帮一帮他父亲。
小沙巴斯对中国很好奇，他看了二零零八北京奥运会，觉得太棒了。他很好奇我为什么会从中国移民到蒙特利尔。没来加拿大以前，我会有许多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看，很多理由并不那么充分。我想了一下说：“这里的环境好，中国污染太厉害了。”这个回答几乎把所有移民加拿大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原因都包括了。
小沙巴斯对我的回答好像很满意。据我在蒙特利尔五年的观察，魁北克的法裔居民是真心热爱自然环境的一族。以我的经验，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发展经济，别看许多人也把环境保护挂在嘴上，让他们在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之间作选择，大多数人会选择经济增长。
爱护环境本质上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爱护环境意味着我们选择简单而宁静的生活。中国人大多数既不愿意也不能过简单生活。在蒙特利尔，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人们几代人住在修了又修的老房子里面；即使是富豪也会亲自蹲在门口把还能用的东西卖给需要的人，我曾经用五块钱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卖车的妇人告诉我，她刚花了十五加币给这台自行车换了个新坐垫。少用新东西，我们对自然的索取就少，自然就是以这种自然的方式被保护。这里的法裔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依赖很少，他们业余时间读书，听音乐，逛博物馆，晒太阳，跑步，散步。而大多数华人喜欢热闹、喧嚣、香车、宝马。
很多新移民都抱怨魁北克的法裔使经济停滞。经济发展有三大发动机：投资、消费、进出口。而他们把有限的税收几乎都用到了医疗保障、教育、养老保障，政府根本不能，也没有钱进行投资；虽然有丰富的矿藏和森林可供出口，但这里的居民坚决反对开发这些资源以供出口；消费在这里保持着最低的水平，人们没有多少钱消费，他们也不愿意消费。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同我的从中国移民来的同事们散步，大家一致声讨法裔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无能，我说的一句话让大家都愣住了，我说：“法裔政府不是在发展经济方面无能，他们法裔的主流价值观是避免发展经济，以避免对环境的破坏。”
加拿大华人移民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挣钱买房子，买车，然后再买大房子，买更豪华的车。华人只要见面，不出三句话，肯定是谈房子、车子。我有时想，对大多数华人移民来说，选择魁北克是一个误会，因为他们与主流社会在基本价值观上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应该移民到美国去，因为他们与美国人在本性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是骨子里的经济动物。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拿出那份租赁合同，打开一看，懵了，全是法文，能看懂的只有数字和年月日。不过，就是这些阿拉伯数字帮了我，我发现这个合同的截止日期是二零零八年，这是一份过期的合同。
我马上拿起电话拨通了沙巴斯的电话，我告诉他，他给我的租赁合同已经过期了，我需要的是目前使用的新合同。沙巴斯显得很惊讶，他回答我说明天他去找店主要新合同，让我明天等他电话。
第二天我等了一天也没有沙巴斯的电话，我只得给他打。电话通了，沙巴斯说他今天去过了，但店主说那份租赁合同依然有效，他没有新合同。这显然是在撒谎，在加拿大租赁商铺不可能没有合同。我很不高兴，我对沙巴斯说，如果店主不提供合同，那让他约个时间，我同他一起到百货商店找负责人谈新合同。沙巴斯说可以，让我明天等他电话。
和上一次一样，一整天也没有沙巴斯的电话，我只好给他再打过去。沙巴斯说今天他找店主谈了，店主说他给我的合同依然有效，让我不要找麻烦。
听到这里，我心里的火一下窜了上来，我冲着电话喊道：“你知不知道，合同过了有效期就意味着合同结束了，结束了，你懂么？”
电话那端没有回声，我喊了几声“hello,hello，”才传来沙巴斯的声音：“好吧，明天我让我儿子把合同给你送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的电话铃响了，是小沙巴斯，电话里传来了他骂骂唧唧的声音：“你家他妈的住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
我又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地址，小沙巴斯很不礼貌地把电话挂了。
不一会儿，小沙巴斯来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在楼下了。
我下了楼，外面下着大雨，我冒雨跑到越南餐馆门前，看到小沙巴斯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
我跑过去，打开车后门钻进去。小沙巴斯很不高兴，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为你忙了一大通，还没有赚到一分钱。”
我听他这么说也很不高兴，我说：“我只是要合同中规定的文件，是你们没有给我正确的文件，是你们浪费了我的时间，而不是我浪费了你们的时间。”
小沙巴斯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我也不想跟他多啰嗦，从他手里接过合同，说了声谢谢，关上车门跑回家去。
回到家，打开这份新的租赁合同，发现比原来那个多了很多页。合同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钱的数额，但我搞不清这些钱都是干什么的。合同文本很厚，别说是法文本，就是英文，把它读下来也不是件容易事。
我给小蕾打电话，她在国内学过法语。她来了，翻了一下，完全看不懂。
最后我想到了细毛。
细毛是我表姐的女儿，二零零二年移民加拿大，来加拿大已有七年了。她刚来的时候也是住在表哥表嫂家，表哥表嫂是她的舅舅、舅妈。她在国内学的是金融，毕业后不久就自己办了加拿大魁北克法语移民。刚来的时候，在康大学了两年会计学，后来在一个公司找到了一个助理会计的工作，月薪大概两千五百多块钱。后来她辞了职，准备会计师资格考试。
细毛活泼开朗，交际能力很强。刚来时，表哥表嫂为细毛担心，担心她交到什么坏朋友，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事实证明，来加拿大生活过的好的，大多不是国内那些学习特别好，学历特别高的，而是像细毛这样活泼开朗，语言能力强，交往能力强的。
细毛在加拿大交友甚广，不仅有同学，还参加各个民族的各种社团，有当地法裔的艺术讨论社团，有印度人的佛教团体，有基督教的礼拜，还参加了越南人的聚会。她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就是在越南人的聚会上认识的。他和那个越南人住的离我不远。
我拨了细毛的电话，她不在家，留言箱里传来了细毛的法语留言：“我现在有事不在，请留下你的信息，我会很快给你回电话。”
傍晚，细毛给我回了电话，她很热情地告诉我没问题，她明天会和她的越南男朋友罗伯特到我家，帮我好好看看租赁合同。她还反复嘱咐我要小心，加拿大各种骗子很多，让我千万注意别上当。
第二天八点多钟，细毛就带着罗伯特来了，还给我带来一套炊具。罗伯特脸的上半部长得有点像演员唐国强，但下巴特别尖，像越南人。一米七左右的个子，显得很成熟。后来我才知道他比细毛大了十三岁。他彬彬有礼，总是面带微笑，一看就是家教很好。他父亲退休前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化学教授。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细毛让我把合同拿给她看。那张菲律宾人给我的办工桌上面堆满了各种资料。我只好把租赁协议放到床上，让细毛和罗伯特坐在床上审合同。
他们俩看得很认真，我不便打扰。我到厨房给他们冲了两杯茶，还削了一盘苹果，搬过前些日子买的小木桌，把茶和果盘放在上面。
大约看了有两个小时，罗伯特小声地对细毛说了几句，细毛点点头，转过身来对我说：“晓舟舅舅，罗伯特认为这份合同比较麻烦。”我点点头，等着细毛继续讲。细毛回头对罗伯特说：“还是你自己讲吧”
罗伯特示意我走近些，指着合同对我说：“第一，租金，在这份合同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八年底，每个月的租金是两千块加币；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租金是每个月四千块加币，租金涨了一倍。第二，合同提到，在未来三年里百货商店内要统一装修，租户必须按照商场的规划装修，如果租户不能自行装修，商场将代为装修，装修费由租户负责。”
听完，我惊呆了，这个店每年的房租就要五万加币，而不是沙巴斯讲得不超过两万。再加上电费、地税、保险等杂费一万五左右，即使这个店的毛利真的像那个黎巴嫩店主说的一年九万，减去着六万五固定费用，纯利也仅剩一万五了。如果考虑到潜在的大约十几万的装修费用，不仅赚不到钱，很可能还要赔钱。
“晓舟舅舅，别理他了，这就是个骗子。没关系，加拿大这种人多了去了。别放在心上。快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细毛在安慰我。
我一看表，可不是，都快十二点了，细毛带男朋友第一次来，就帮了这么大的忙，一定要请他们吃顿饭。
“细毛，你对这一带比较熟，你说上哪吃？”我问细毛。
“就在你们楼下，你不知道你们楼下是全蒙特利尔最有名的越南餐馆么？”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楼下的越南餐馆这么有名，正好，罗伯特是越南人，就在楼下吃吧。
我们来到楼下越南餐馆，罗伯特似乎跟老板很熟悉，他们之间用越南语打着招呼。我对越南菜不熟悉，以前吃过越南粉还不错，就点了越南粉和烤肉。剩下的由罗伯特点，罗伯特又点了七八个菜。
罗伯特不太爱说话，为了找到与罗伯特的共同语言，我忽然想起了前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
“你知道胡志明么？”我有些兴奋地对罗伯特说。
罗伯特笑着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我告诉罗伯特，在我的电脑里有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叔叔与胡志明在湖南湘潭的合影。我本以为罗伯特会因为我与他们领袖所拥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近乎起来。没成想，听完我的话，罗伯特依旧是面露神秘的微笑，冲我微微点头。
看着罗伯特无动于衷，我转而问细毛：“罗伯特为什么对胡志明没反应？”
细毛告诉我，她也不知道胡志明。接着，细毛问罗伯特：“你到底知不知道胡志明？”
罗伯特发现他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只好简单地回答：“胡志明是北方的共产党，我们是南越。”
我一听就傻了，原来我是犯了罗伯特的忌讳，我追问一个南越的人知不知道北越共产党领袖，太无知，太无礼了。正当我在深深自责反省之际，罗伯特看出了我的尴尬，主动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故事：
罗伯特一家是越南南方的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家族。一九七五年北越共产党占领南方前，罗伯特一家逃到了法国，那时罗伯特已经有十三岁了。后来罗伯特一家又移居意大利。再后来，他们一家来到了说法语的蒙特利尔。罗伯特说他们一家是幸存者，如果再晚一步，他们一家就会被那个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杀了。
我连声对罗伯特说对不起。罗伯特说没关系，据他所知，中国也一样，中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也曾互相厮杀。从这个角度讲，加拿大是个好地方。
“不过，现在中国已经很好了，非常漂亮，非常现代化。”罗伯特突然夸起中国来。
细毛在一旁解释：“这几天，罗伯特每天晚上都在看电视里的一个介绍中国的纪录片，这几天介绍的是重庆，罗伯特看后直嚷着要去重庆工作。”
我对罗伯特说：“中国确实发展的很快，但腐败也很严重，特别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腐败、贫富差距哪里都有，加拿大也一样。这里的建筑业基本上都被控制在黑手党的手里，他们跟政府官员勾结，欺行霸市。”
听到罗伯特这样说，我心里很是震惊，因为加拿大的美丽和清廉是我来加拿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当时对罗伯特的说法将信将疑。不过后来我渐渐地承认罗伯特是对的。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二零一三年的春天，蒙特利尔市政府动用报纸、电视，号召市民到市政府网站投票表决。什么事呢？原来，开春以来，蒙特利尔的道路，由于冬天撒盐除雪，路面被盐腐蚀得坑坑洼洼，交通事故率剧增。很多市民上书政府，要求赶快修整道路。而市政府迟迟未动，政府解释，主要原因是由于能够修理路面的公司都已经收到了行贿的指控，目前正接受检方的调查。现在政府请蒙特利尔的居民到政府网站上投票，进行选择：是继续让这些公司接受检方的调查呢？还是停止调查，让他们赶快去修整道路。最后市民投票的结果是停止调查，让这些公司赶快修路。其实市民们都知道那几家公司都有黑手党背景。
关于黑手党，我以前在国内时读过《教父》，但只把它当作故事读。来到蒙特利尔才发现书里的一切都复活了。我到加拿大前不久，蒙特利尔黑手党老大被美国拘捕。大概是我来加拿大一年后，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黑老大的弟弟光天化日之下，在著名的商业大街的服装店里，被几个枪手乱枪打死。过了不久，黑老大的父亲，在自家的厨房里，被人从屋外用*射死。大概是二零一二年，美国政府不知何故，竟把黑手党老大放了。这家伙在电视上彬彬有礼地接受记者的采访，说自己要潜心静养。他没有回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家，在多伦多住了下来。当时就有记者预测，一场黑帮复仇大戏即将开幕。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蒙特利尔几个帮派的老大陆续死于非命，不是在街上被人捅死，就是被枪杀。我读当地的法语报纸，上面不断介绍有关黑手党的知识：说现在的黑手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带着礼帽，叼着大雪茄，披着黑大氅，带着墨镜，现在的黑手党徒和你我一样，他们大多数有体面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医生，可能是律师，可能是清洁工。但是，一旦他们接到任务，比如让他们去杀掉某人，他们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否则，他们就会被党规处罚，甚至被杀掉。
越南餐馆的菜其实和中国菜没有多少区别，好像就是盐少一点，油少一点，菜生一点，还有些菜带点酸味儿。饱餐了一顿，我要结账，细毛坚决不让我付钱，说我刚来比较难，罗伯特有钱，让罗伯特付账。
这时，罗伯特已经把帐结了，说他们下午还有事儿，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