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我躺在沙发上，边吃江米条边想耕介，想着耕介的手指、头发，还有走路的样子。
江米条清脆地在口中吱咯咯吱碎掉，吃了一半后我起身拿皮筋把袋子系上，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喝。
我不喜欢夏天。夏天，总会想起那些无所谓的事。无所依傍的、感伤的，而且可笑的事。
每当发生浦肯野现象[1] ，我的心情都会变得奇怪。那种心情介于怀念和焦躁之间，似乎能想起特别久远的事，却又想不起来。
父母曾经大吵过一架。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在门口哭着紧紧抱住妈妈的腰，但爸爸硬把我拽了下来，妈妈穿上外出的鞋子出了门。我奔上二楼，扑在被子堆上大哭，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般号啕大哭。哭够了，声音也完全嘶哑了。我疲惫地抬起沉重的脑袋，房间里有些灰暗，寂静无声。我孤零零地摊开腿坐在榻榻米上，眼睛微肿，望向窗外。整个小镇都是一望无垠的蓝色，那空气、那情形让我大吃一惊，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一碰到空气，似乎指尖都被染成了蓝色。带着无依无靠又焦躁的心情，我的手一直伸向窗外。
据说这种蓝色的傍晚叫作浦肯野现象。在驾校里学过，这时视野会模糊，所以要分外小心。
这话说来奇怪，但是我看到了妈妈坐电车的情形。穿着浅蓝色套装的妈妈用车站的公用电话打完电话，买了速冻橘子，坐上开往东京的快速列车，旁边坐着位胖胖的老奶奶。不知为何，在记忆里我的视点位于上方，我轻飘飘地飞在空中，目送着电车远去。然而那段记忆特别鲜明，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垂着头，侧脸很悲伤。
之后父母很快就和好了。后来听说我当时精神恍惚了一个小时，爸爸担心地叫来了医生。
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段回忆，浦肯野现象总让我有些伤感。
同耕介分手一个月了。耕介是位诗人，出了两本诗集，却根本没有大卖。非但如此，我在书店都没见过耕介的书。
“书一次印多少？”有一次我问。
耕介回答：“初版一千本。”又补充说是自费出版。他那一千本诗集到底散落在何处呢，我真的很费解。
我和耕介在一起生活了半年，耕介爱我，我也爱他，我觉得那是单纯的爱。相遇后我们立刻凭直觉理解了对方、爱上了对方。
“实际上很像野鹿的交配啊。”
过了很久，耕介这么说。
我们经常在一家叫“木棉屋”的酒馆约会。木棉屋位于涩谷的后街，是一家又便宜又好吃的小店。我们在那里小口喝着冰过的日本酒聊天，能待上好几个小时。耕介小时候想当寿司店的老板，中学时打篮球把鼻骨打裂了，这些都是在那家店里知道的。耕介平时不爱说话，但喝点酒就有些饶舌，我得以对宫泽贤治、弥尔顿，以及北原白秋和普雷维尔了如指掌。我觉得耕介也清楚离婚诉讼中孩子的处境和现状（这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
耕介从没说过他的妻子，他并不是想隐瞒已婚的事。对我们的恋情来说，他有没有妻子都无所谓。这话也许听起来很傲慢或随便。但世上的确存在只能如此相爱的人。
第一次去耕介公寓玩的时候，那个房间井井有条得甚至煞风景，无论从哪儿看都没有家的气息，所以当他说“我老婆现在不在家”时，我有些错愕。
“哦？她在哪儿？”
“长野，回娘家了。”
“哦。”我又说了一遍，话题就此打住。
“你离合器踩得不好啊。”教练在副驾驶座上说，“不能再流畅些吗？其实我很想用手按你的腿靠感觉来教你踩离合器。不过要是这么干的话，会啪唧挨你一巴掌吧。有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哪，莫名其妙地误会别人。我这边明明是出于好意。哈哈哈哈。”
教练声音空洞。这人特别能说。
信号灯变成红色。踩下离合器和刹车，挂到低挡。“哦，这次刹车不错，先用发动机制动，然后慢慢踩两下脚刹。会很轻松地静静停下来。嗯，你只有刹车做得挺好。”
我含混地笑笑，附和了一声。冷气开得那么足，教练还是满头大汗，一直用皱巴巴的手帕不停地擦脸。
和你分手的话，我要去考驾照。我这么说的时候，耕介说“别这样”。那是初夏，我扑通坐到床上，喝着耕介沏的抹茶。午后的风从窗外沙沙吹来，耕介在床上看书，我们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如此在床上度过。
我问：“你知道特蕾西·查普曼那首《快车》吗？”
耕介仍旧埋头看书，回答说不知道。我把茶杯放到地板上，钻上床，堵住了耕介的嘴唇，让起泡的嫩绿液体滑进去。
“喂，打方向灯！左转啊，左转！”被焦躁的声音催促着，我在十字路口左转，驾校的大楼立时出现在眼前。
“嗯，先给你盖个章吧。”停下车，教练擦着汗说，“踩离合器要注意啊。”
“好。”
“剩下的基本都还好，最主要的还是得熟练。”
“好。”
说完“谢谢您”，我下了车。盛夏的骄阳射向头顶。
我在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买了冰咖啡，坐在沙发上喝。冰冰的，嗓子很舒服。暑假期间驾校学员爆满，占据一角的电视里正在转播高中棒球赛，周围聚集了很多人。
在电脑上预约完下次练习后，有人捅了下我的肩膀，是阿彻。这男孩个子高得吓人，晒得黝黑的肌肤同橙色的polo衫很相配。
“你好！”阿彻说，“我觉得可能是你，但想要是认错人就窘了。幸好没搞错。”
看着阿彻笑逐颜开的面庞，我想这男孩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
正值梅雨期，下雨的清晨电话响了，耕介接了电话。我身上裹着被单正睡得迷迷糊糊，朦胧中听到耕介说“那我等你”，然后挂了电话。耕介回来时双脚冰凉，我翻了个身，听到他点上烟说：“下周，我老婆说要回来。”
我没说话。混杂着雨声，自行车停下的吱吱声传来，我围上被单奔向窗口，看到总来收钱的送报生从盖着塑料布的车筐里抽出一份报纸，便打开窗户。“送报纸的！”
男孩抬起头，在雨中眯着眼睛看我。
“干什么？”
“麻烦你上来一下，有事！马上就完，二楼最边上，二零七！”
我喊完后关上窗，拨开沾在脸上的头发。耕介无奈地熄了烟。
送报生很快就来了。门铃响起，打开门，他站在那儿，黑色的雨衣上还滴答着水。
“进来，把门关上。”
男孩乖乖按我说的做了。
“喂，说‘你别走’！”我冲卧室喊道。
“是跟送报纸的说，还是跟你？”
耕介连肩膀都用被单裹着走了出来，样子很滑稽。
“当然是跟我。”我说。
“喂，男人通常不是只围下面吗？你这样像个晴天娃娃。”
耕介似乎毫不介意，仅仅“哦”了一声。
“说‘你别走’！”
我又重复了一遍，但耕介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很为难地注视着我。
我光着脚走到门口，用力吻了一下送报生，吻得很痛。他的面颊被雨淋湿，凉凉的，嘴唇却很干。
“这是聚会的邀请函。今晚，嗯，七点可以吗？带上女朋友来吧！”
看着傻傻站着的送报生，我心想他再惊慌失措些多可爱啊。
“一定要来啊！”我甜甜地笑着。
“你说的事，就是这个？”
送报纸的男孩嘟囔着，眼神感觉像是在走廊罚站的不良中学生，直勾勾地盯着晴天娃娃般的男人和女人。他的名字就是彻。
那晚的聚会，阿彻没带女朋友，而是带来了弟弟。弟弟叫冬彦，我们一起吃外卖比萨，一起喝发泡苹果酒，没有卡拉ok设备，却热情洋溢地高唱《港口布鲁斯》和《船歌》。
耕介似乎特别喜欢冬彦，因为十六岁正上高二的冬彦是棒球队的队员。听说耕介以前也是棒球少年。我对棒球不感兴趣，但觉得冬彦的小寸头很不错，感觉很清爽。
“我们不像吧？”
阿彻问得很唐突。我回答：“是啊，完全不像。”
“你喜欢哪个？”
阿彻的表情似乎在调侃，目光却极其诚恳，让我感觉不能敷衍。
“谢谢你今天过来。”
我坦诚地说。这两个男孩要能永远记住今晚该多好啊！我觉得，他们是我和耕介这半年共同生活的天真无邪的见证人。
很热闹的夜晚。大家都只是微醺，很舒服。耕介和冬彦一直在聊棒球，我想象着像冬彦一样剃着寸头的十六岁的耕介，尽管面前的耕介已经三十二岁，有点肚子了。
“现在到哪个阶段了？”阿彻问我。他正坐在驾校旁边汉堡店的露天座位上，啃着照烧汉堡。
“第四阶段。”
我出神地看着年轻而食欲旺盛的阿彻回答，他的托盘上还摆着炸猪排汉堡。
“那你已经能开上普通的路了？”
“嗯。”
我把纸巾递给阿彻，他擦掉沾在嘴上的沙拉酱。
“阿彻你是来学摩托？”
“不，四轮汽车。我已经有两轮摩托的驾照了。”
“你没跟别人说你十七岁？”
“驾校可以从十八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开始上呀。”
说着他把学车单拿给我看。学车单是由驾校每小时盖一次章的白纸，类似考勤表，但他的是绿色的。他说只有十七岁的人是绿色的。
“你还在送报纸吗？”我把学车单还给他，问道。
“老爸要给我买车，我想至少自己付首付，所以除了送报纸也在打别的工。”
吃完照烧汉堡，阿彻喝了一口可乐，又缓缓吃起炸猪排汉堡来。
我在那儿只住了半年，没想到却有很多行李。毛巾或睡衣之类我都不喜欢借用别人的。连红茶和糖果这些无所谓的东西也统统塞进包里，因为耕介不可能买香草茶或彩虹软糖，这些东西都不能留下。我存在的痕迹，必须从这个家里完全抹掉。
阿彻是在我与耕介一起生活后开始送报纸的。他每个月来收钱时，看到是耕介的夫人付那三千一百元，究竟会怎么想呢？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茫然地想。
喝呀唱呀一直闹到黎明，我收拾完行李已经过了八点。外面天色大亮，我注视着耕介的睡脸，不是很帅气，似乎有些疲惫，但我依然觉得可爱得不得了。我把面颊贴在耕介的胸口上，听着他心脏的跳动，然后轻轻在旁边躺下。但仅仅躺了十五分钟，我打算趁他睡着的时候离开，没钻进毛毯里。
那间卧室有两张一米二宽的床，但我一次都没在夫人的床上睡过，所以耕介不知不觉已经习惯在床的一侧睡。那天，耕介也只占了半张床，很憋屈地睡在左边。我在耕介床上右半边“我的地盘”上躺下，闭上眼睛感受近在咫尺的他。晴朗得几乎目眩的清晨，我没有那么悲伤。爱情的结束很悲伤，但我们之间的爱还完好地存在，所以我觉得没必要伤心。
“你弟弟好吗？”
我喝着香草奶昔问阿彻。
“嗯，很好。他在车站前的音像店打工。”
“音像店？南出口的？”
“嗯，我表哥开的。”
南出口的音像店总让人感觉颓废不堪，似乎现在还会卖些什么candies组合、pink lady组合的唱片，很不起眼。在那种地方打工倒挺符合冬彦的感觉，我笑了笑。
“要想钓到女人，”阿彻忽然说，“听说在她和男人分手后是机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和之前一样，那语气听不出来是调侃还是认真。
“是啊，谁知道呢。”
我淡淡地笑了笑。这个男孩，有时会摆出一副成熟得吓人的表情。
我喝光了香草奶昔，拿着托盘起身，阿彻嘴里塞满了汉堡，含混不清地说“我骑摩托来的，送你吧”。
我躺在沙发上，边吃江米条边想耕介，想着耕介的手指、头发，还有走路的样子。
江米条清脆地在口中吱咯咯吱碎掉，吃了一半后我起身拿皮筋把袋子系上，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喝。
我不喜欢夏天。夏天，总会想起那些无所谓的事。无所依傍的、感伤的，而且可笑的事。
每当发生浦肯野现象[1] ，我的心情都会变得奇怪。那种心情介于怀念和焦躁之间，似乎能想起特别久远的事，却又想不起来。
父母曾经大吵过一架。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在门口哭着紧紧抱住妈妈的腰，但爸爸硬把我拽了下来，妈妈穿上外出的鞋子出了门。我奔上二楼，扑在被子堆上大哭，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般号啕大哭。哭够了，声音也完全嘶哑了。我疲惫地抬起沉重的脑袋，房间里有些灰暗，寂静无声。我孤零零地摊开腿坐在榻榻米上，眼睛微肿，望向窗外。整个小镇都是一望无垠的蓝色，那空气、那情形让我大吃一惊，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一碰到空气，似乎指尖都被染成了蓝色。带着无依无靠又焦躁的心情，我的手一直伸向窗外。
据说这种蓝色的傍晚叫作浦肯野现象。在驾校里学过，这时视野会模糊，所以要分外小心。
这话说来奇怪，但是我看到了妈妈坐电车的情形。穿着浅蓝色套装的妈妈用车站的公用电话打完电话，买了速冻橘子，坐上开往东京的快速列车，旁边坐着位胖胖的老奶奶。不知为何，在记忆里我的视点位于上方，我轻飘飘地飞在空中，目送着电车远去。然而那段记忆特别鲜明，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垂着头，侧脸很悲伤。
之后父母很快就和好了。后来听说我当时精神恍惚了一个小时，爸爸担心地叫来了医生。
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段回忆，浦肯野现象总让我有些伤感。
同耕介分手一个月了。耕介是位诗人，出了两本诗集，却根本没有大卖。非但如此，我在书店都没见过耕介的书。
“书一次印多少？”有一次我问。
耕介回答：“初版一千本。”又补充说是自费出版。他那一千本诗集到底散落在何处呢，我真的很费解。
我和耕介在一起生活了半年，耕介爱我，我也爱他，我觉得那是单纯的爱。相遇后我们立刻凭直觉理解了对方、爱上了对方。
“实际上很像野鹿的交配啊。”
过了很久，耕介这么说。
我们经常在一家叫“木棉屋”的酒馆约会。木棉屋位于涩谷的后街，是一家又便宜又好吃的小店。我们在那里小口喝着冰过的日本酒聊天，能待上好几个小时。耕介小时候想当寿司店的老板，中学时打篮球把鼻骨打裂了，这些都是在那家店里知道的。耕介平时不爱说话，但喝点酒就有些饶舌，我得以对宫泽贤治、弥尔顿，以及北原白秋和普雷维尔了如指掌。我觉得耕介也清楚离婚诉讼中孩子的处境和现状（这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
耕介从没说过他的妻子，他并不是想隐瞒已婚的事。对我们的恋情来说，他有没有妻子都无所谓。这话也许听起来很傲慢或随便。但世上的确存在只能如此相爱的人。
第一次去耕介公寓玩的时候，那个房间井井有条得甚至煞风景，无论从哪儿看都没有家的气息，所以当他说“我老婆现在不在家”时，我有些错愕。
“哦？她在哪儿？”
“长野，回娘家了。”
“哦。”我又说了一遍，话题就此打住。
“你离合器踩得不好啊。”教练在副驾驶座上说，“不能再流畅些吗？其实我很想用手按你的腿靠感觉来教你踩离合器。不过要是这么干的话，会啪唧挨你一巴掌吧。有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哪，莫名其妙地误会别人。我这边明明是出于好意。哈哈哈哈。”
教练声音空洞。这人特别能说。
信号灯变成红色。踩下离合器和刹车，挂到低挡。“哦，这次刹车不错，先用发动机制动，然后慢慢踩两下脚刹。会很轻松地静静停下来。嗯，你只有刹车做得挺好。”
我含混地笑笑，附和了一声。冷气开得那么足，教练还是满头大汗，一直用皱巴巴的手帕不停地擦脸。
和你分手的话，我要去考驾照。我这么说的时候，耕介说“别这样”。那是初夏，我扑通坐到床上，喝着耕介沏的抹茶。午后的风从窗外沙沙吹来，耕介在床上看书，我们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如此在床上度过。
我问：“你知道特蕾西·查普曼那首《快车》吗？”
耕介仍旧埋头看书，回答说不知道。我把茶杯放到地板上，钻上床，堵住了耕介的嘴唇，让起泡的嫩绿液体滑进去。
“喂，打方向灯！左转啊，左转！”被焦躁的声音催促着，我在十字路口左转，驾校的大楼立时出现在眼前。
“嗯，先给你盖个章吧。”停下车，教练擦着汗说，“踩离合器要注意啊。”
“好。”
“剩下的基本都还好，最主要的还是得熟练。”
“好。”
说完“谢谢您”，我下了车。盛夏的骄阳射向头顶。
我在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买了冰咖啡，坐在沙发上喝。冰冰的，嗓子很舒服。暑假期间驾校学员爆满，占据一角的电视里正在转播高中棒球赛，周围聚集了很多人。
在电脑上预约完下次练习后，有人捅了下我的肩膀，是阿彻。这男孩个子高得吓人，晒得黝黑的肌肤同橙色的polo衫很相配。
“你好！”阿彻说，“我觉得可能是你，但想要是认错人就窘了。幸好没搞错。”
看着阿彻笑逐颜开的面庞，我想这男孩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
正值梅雨期，下雨的清晨电话响了，耕介接了电话。我身上裹着被单正睡得迷迷糊糊，朦胧中听到耕介说“那我等你”，然后挂了电话。耕介回来时双脚冰凉，我翻了个身，听到他点上烟说：“下周，我老婆说要回来。”
我没说话。混杂着雨声，自行车停下的吱吱声传来，我围上被单奔向窗口，看到总来收钱的送报生从盖着塑料布的车筐里抽出一份报纸，便打开窗户。“送报纸的！”
男孩抬起头，在雨中眯着眼睛看我。
“干什么？”
“麻烦你上来一下，有事！马上就完，二楼最边上，二零七！”
我喊完后关上窗，拨开沾在脸上的头发。耕介无奈地熄了烟。
送报生很快就来了。门铃响起，打开门，他站在那儿，黑色的雨衣上还滴答着水。
“进来，把门关上。”
男孩乖乖按我说的做了。
“喂，说‘你别走’！”我冲卧室喊道。
“是跟送报纸的说，还是跟你？”
耕介连肩膀都用被单裹着走了出来，样子很滑稽。
“当然是跟我。”我说。
“喂，男人通常不是只围下面吗？你这样像个晴天娃娃。”
耕介似乎毫不介意，仅仅“哦”了一声。
“说‘你别走’！”
我又重复了一遍，但耕介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很为难地注视着我。
我光着脚走到门口，用力吻了一下送报生，吻得很痛。他的面颊被雨淋湿，凉凉的，嘴唇却很干。
“这是聚会的邀请函。今晚，嗯，七点可以吗？带上女朋友来吧！”
看着傻傻站着的送报生，我心想他再惊慌失措些多可爱啊。
“一定要来啊！”我甜甜地笑着。
“你说的事，就是这个？”
送报纸的男孩嘟囔着，眼神感觉像是在走廊罚站的不良中学生，直勾勾地盯着晴天娃娃般的男人和女人。他的名字就是彻。
那晚的聚会，阿彻没带女朋友，而是带来了弟弟。弟弟叫冬彦，我们一起吃外卖比萨，一起喝发泡苹果酒，没有卡拉ok设备，却热情洋溢地高唱《港口布鲁斯》和《船歌》。
耕介似乎特别喜欢冬彦，因为十六岁正上高二的冬彦是棒球队的队员。听说耕介以前也是棒球少年。我对棒球不感兴趣，但觉得冬彦的小寸头很不错，感觉很清爽。
“我们不像吧？”
阿彻问得很唐突。我回答：“是啊，完全不像。”
“你喜欢哪个？”
阿彻的表情似乎在调侃，目光却极其诚恳，让我感觉不能敷衍。
“谢谢你今天过来。”
我坦诚地说。这两个男孩要能永远记住今晚该多好啊！我觉得，他们是我和耕介这半年共同生活的天真无邪的见证人。
很热闹的夜晚。大家都只是微醺，很舒服。耕介和冬彦一直在聊棒球，我想象着像冬彦一样剃着寸头的十六岁的耕介，尽管面前的耕介已经三十二岁，有点肚子了。
“现在到哪个阶段了？”阿彻问我。他正坐在驾校旁边汉堡店的露天座位上，啃着照烧汉堡。
“第四阶段。”
我出神地看着年轻而食欲旺盛的阿彻回答，他的托盘上还摆着炸猪排汉堡。
“那你已经能开上普通的路了？”
“嗯。”
我把纸巾递给阿彻，他擦掉沾在嘴上的沙拉酱。
“阿彻你是来学摩托？”
“不，四轮汽车。我已经有两轮摩托的驾照了。”
“你没跟别人说你十七岁？”
“驾校可以从十八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开始上呀。”
说着他把学车单拿给我看。学车单是由驾校每小时盖一次章的白纸，类似考勤表，但他的是绿色的。他说只有十七岁的人是绿色的。
“你还在送报纸吗？”我把学车单还给他，问道。
“老爸要给我买车，我想至少自己付首付，所以除了送报纸也在打别的工。”
吃完照烧汉堡，阿彻喝了一口可乐，又缓缓吃起炸猪排汉堡来。
我在那儿只住了半年，没想到却有很多行李。毛巾或睡衣之类我都不喜欢借用别人的。连红茶和糖果这些无所谓的东西也统统塞进包里，因为耕介不可能买香草茶或彩虹软糖，这些东西都不能留下。我存在的痕迹，必须从这个家里完全抹掉。
阿彻是在我与耕介一起生活后开始送报纸的。他每个月来收钱时，看到是耕介的夫人付那三千一百元，究竟会怎么想呢？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茫然地想。
喝呀唱呀一直闹到黎明，我收拾完行李已经过了八点。外面天色大亮，我注视着耕介的睡脸，不是很帅气，似乎有些疲惫，但我依然觉得可爱得不得了。我把面颊贴在耕介的胸口上，听着他心脏的跳动，然后轻轻在旁边躺下。但仅仅躺了十五分钟，我打算趁他睡着的时候离开，没钻进毛毯里。
那间卧室有两张一米二宽的床，但我一次都没在夫人的床上睡过，所以耕介不知不觉已经习惯在床的一侧睡。那天，耕介也只占了半张床，很憋屈地睡在左边。我在耕介床上右半边“我的地盘”上躺下，闭上眼睛感受近在咫尺的他。晴朗得几乎目眩的清晨，我没有那么悲伤。爱情的结束很悲伤，但我们之间的爱还完好地存在，所以我觉得没必要伤心。
“你弟弟好吗？”
我喝着香草奶昔问阿彻。
“嗯，很好。他在车站前的音像店打工。”
“音像店？南出口的？”
“嗯，我表哥开的。”
南出口的音像店总让人感觉颓废不堪，似乎现在还会卖些什么candies组合、pink lady组合的唱片，很不起眼。在那种地方打工倒挺符合冬彦的感觉，我笑了笑。
“要想钓到女人，”阿彻忽然说，“听说在她和男人分手后是机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和之前一样，那语气听不出来是调侃还是认真。
“是啊，谁知道呢。”
我淡淡地笑了笑。这个男孩，有时会摆出一副成熟得吓人的表情。
我喝光了香草奶昔，拿着托盘起身，阿彻嘴里塞满了汉堡，含混不清地说“我骑摩托来的，送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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