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渊里仰望星空：魏晋名士的卑微与骄傲 桓温 天下人都骂你，也是一种豪杰

　　人活着，到处都是“鄙视链”。有钱的鄙视没钱的，有文化的鄙视没文化的。东晋时候，有权有钱的，全是有文化的世家子弟，他们格外喜欢到处挤兑、嘲讽、迫害那些讲话不会双关，谈哲学谈不到两小时，还总想着要往上爬的实在人。

　　在这样一帮以“文化”为资本相互攀比的公子哥儿之间，出身一般，背负着血海深仇，还一个劲儿要往上爬的桓温，就是个异类，永远要遭受排挤、嘲笑，做什么都是错。但桓温，就敢跟这些公子哥儿正面硬杠，几乎成为他们的噩梦。

　　桓温家不是世家，他爹桓彝（虽然有人考证出桓温的先祖可能是高平陵政变时杀出城投奔曹爽的大司农桓范）虽然也算是中朝“八达”之一，但是比起那些从三国开始就出省长的家庭，桓温的家世显然矮了一截。更惨的是，桓温很小的时候，宣城太守桓彝就因为苏峻的反叛而被韩晃杀了。少孤的桓温为了报仇，完全背弃了父亲那种不问世事喝酒吃肉的人生法则，贫穷和仇恨让他不得不以一种格外实际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他为了摆脱贫困曾经和人赌钱，但是水平不够赌输了，被债主逼债逼得狼狈逃窜，后来大摇大摆地登门让赌博高手袁耽去帮他连本带利地羸回来。

　　桓温小时候有点像洛阳恶少曹操，只是曹操有有钱有势的老爹给他撑腰，更多的是纨绔，而桓温的恶劣，是为了讨生活的强悍。可惜，这不是群雄并起的前三国时代，桓温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就成了善意或者恶意嘲弄的对象。

　　当时的贵族子弟都爱谈玄，桓温偶尔也谈，但是缺少琢磨的修为，所以水平不高。别人口若悬河的时候他又不会反驳，只能干着急。而他的朋友也毫不避讳地以埋汰他为乐。比如桓温曾经和刘惔一起听别人说《礼记》，桓温认为那人讲得特别好，入了玄妙之门。刘惔立刻说，一般一般。意思是，桓温真没品。

　　这种家世不够的门槛到后来一直若有似无地缠绕着桓温，好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桓温曾经为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王坦之回家征求他老爹的意见，王坦之的老爹王述本来颇为亲昵地把王坦之抱在腿上，听见他提出这件事情大骂一声，你脑子坏了吧！桓温那个当兵的怎么能娶我孙女！太原王氏六代望族，后面三代就是我们说过的王承、王述、王坦之，都是通达有趣的名士，但是在婚姻问题上，立刻就不通达了，世家的联姻壁垒森严——总之，桓温，别想混进我们的VIP俱乐部来，你不够格。

　　摆在桓温面前的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好好读书天天谈玄，努力混入玄学家的圈子，只是那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也不见得见效；还有一个就是我行我素，另类到底。

　　桓温想也不想，选择了后者。他和他颇为崇拜的将军王敦一样，都有点看不惯江东各位公子哥儿老家都打没了还在装模作样清谈的样子，打心底里觉得叽叽歪歪地开沙龙不如当兵，做个好将军，杀回中原去。这才是做大事的人要立的大志，那些文雅的礼节，学得会就学，学不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后来的桓温，在文化人嘲笑他的时候，也能颇为不屑地嘲笑回去，一点不自卑。

　　桓温生活的时代，世家弟子都以戎装骑马杀气腾腾的样子为耻，所以有一回冬天，当桓温全副武装地去打猎的时候碰见了刘惔一群人，刘惔又想嘲笑一下桓温，于是问道：“老东西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啊。”桓温反唇相讥道：“我要是不这样，你们哪能这样悠闲地清谈。”意思是，要不是我戎装杀敌，你们早就和王衍一样摇着麈尾扇被少数民族给抓去了。

　　要做个好将军很难：没功劳是无能，功劳高是惹祸。尤其是那些有野心的将军，差不多都是皇帝提防的对象。曹操那句话说得好，他说，我拥兵自重并不是为了篡位，而是我一旦没有兵权，小命就得送在你们手里。这是要做大事者的悲哀。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不是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于自己阵营里面的猜疑和嫉妒。桓温敏锐地认识到这种人性的弱点，而他的对策简单又霸道：做大佬，权倾朝野，等把自己打造成江东无敌再向中原进军，一举统一中国。

　　桓温出身的贫穷让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没有绝对的把握绝不去做。因而他在权倾朝野的路上走得深谋远虑、踏实稳重。

　　首先，是出名。三国故事告诉桓温，要出名首先得找有名气的人给他吹。这一点桓温的基础不错：他还没周岁的时候，父亲的好友温峤看到他，就赞扬说这娃有奇骨，哭哭看。桓温一哭，温峤又说，这是英雄。桓彝很高兴，就让桓温的名字随了温峤的姓，桓温这个名字就是曾经被温峤赞扬的最好广告。后来桓温又勾搭上了刘惔，刘惔也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说他长得“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是孙权、司马懿一流的人物。总之大英雄一定要长得怪模怪样特别抽象，比如说，刘邦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麻子，桓温的脸上就有七星连珠。

　　天生异象，也是个出名的路子。走神秘主义道路的桓温终于娶到了晋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按说，虽然东晋王族的势力一落千丈，但公主还是公主，想娶她的大有人在，干吗选了个没爹没家族势力的桓温？要不然，是桓山伯和司马英台一见钟情（南康公主能对一个满脸麻子的抽象男一见钟情实在是挺难想象的），要不然是晋明帝吸取了他老爹晋元帝因为忽视军队建设，结果被王敦打到南京的教训，决定选一个有军事天才能够拱卫王权的女婿。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娶公主，对桓温来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更何况，这个公主的舅舅是庾亮。总之，桓温的这次婚姻，开始把他送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成了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接下来，桓温以司马氏女婿和庾家女婿的双重身份静观庾亮和王导的斗争。无奈王导没活过庾亮，终于庾氏冲刺成功，后程胜出。更好的事情是，桓温的老丈人只在位了三年就不明不白死在了建康宫里，传说是庾皇后情杀。庾皇后的儿子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庾亮以帝舅的身份领江州、荆州、豫州三州刺史，都督六州诸军事，镇武昌。庾亮此时风生水起，连带着庾家鸡犬升天。庾亮几乎掌控了整个东晋的上游军事重镇，准备来一次北伐。庾亮可能是同时代的人里给桓温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桓温在这个时候有了一次难得的实习观摩加扩大个人影响力的机会。

　　但是庾亮北伐要越过的障碍太多。荆州和扬州之间的江州不受他控制，长江上下游间方镇对立，他用尽心思都没能够夺下江州的控制权来。到庾亮死后，庾翼任安西将军，接替庾亮镇守武昌。庾翼是桓温的好友，他也主张要北伐。庾翼在任内联络表面上向东晋称臣的燕王慕容皝、凉州张骏，指望左右夹击石赵，但是很快也去世了。

　　庾亮、庾翼的相继去世却给了桓温机会，他接替庾翼成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州、梁州等四州军事。桓温发现，庾氏的相继失败是因为他们太依赖北来的流民将领，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队伍。郗鉴、苏峻、陶侃，都各据要地，遇到大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就是不听中央的。现在，桓温要做的是高筑墙广积粮，经营荆州。他有足够的耐心让这里成为他发迹的大本营。

　　庾氏和司马氏双重女婿的身份又给桓温赢得了独自发展的空间。本来，庾翼是要给自己的小儿子庾爱这个荆州都督的职位的，只是当时已经到了晋穆帝永和年间。晋穆帝是晋康帝的儿子，晋康帝是晋成帝的弟弟。庾翼这个晋康帝的帝舅到了晋穆帝这里，已经是八竿子打不着边。况且晋康帝另有一套颇为厉害的外戚队伍：以皇后褚祘子、皇后她爹褚裒和何充为首的打压庾氏力量的褚氏集团。何充不同意长江上游的重镇姓庾，两派一掐，同为庾氏和司马氏女婿的桓温就捡到了这个便宜，成为让何充和庾翼都下得了台阶的继任者。

　　永和年间，桓温在荆州积蓄力量，同时，他也围观了东晋前期的几次政治中心转移的斗争：先是王导和庾亮，再是庾氏和褚氏。在这种频繁的权力交接中，桓温看到了北伐背后的隐患：他选择哪一方，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当权者所不容的政敌。但是他有个优势，他有军队，有自立山头的资本。他经营荆州，像陶侃一样做军阀已然是够了，可是他的志向不止于此，他想北伐。要想北伐，先要把后方的这些人给镇住。

　　很快出现了机会。朝廷决定收拾自晋室南迁之后一直闹独立的后蜀政权，桓温终于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声望和队伍。朝廷不愿意让桓温去打——谁也不愿意掌握着长江上游的军阀再掌握巴蜀。可是除了桓温，又没有别人有胜利的把握，只好硬着头皮点了头。桓温三战三捷，直接进了成都，灭掉了这个独立了十几年的小王国，自己也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四川姑娘，惹得大老婆醋意大发。这是后话。

　　总之，平定了巴蜀之后，桓温解除了军事上被两面夹击的危险，后方无忧，专心准备起北伐来。但是灭了巴蜀李势之后桓温还是让中央紧张了，入朝辅政的琅琊王司马昱开始扶持殷浩对抗桓温。永和五年，石勒死了，冒出来一堆姓石的皇帝，桓温很兴奋，认为那是一个北伐的好机会。石勒刚死了两个月，桓温就出江陵，屯兵安陆，想要拔寨开路。司马昱好紧张，赶紧命令褚裒从京口拔寨，抢先开路，抢了桓温的机会。结果褚裒很快失败了。于是又有了殷浩在永和六年那次抢来的北伐。

　　历来史家在说桓温北伐这一段的时候，总要说这是桓温增加自身实力向朝廷相要挟的伎俩。然而，若想要挟朝廷，桓温大可以如王敦、苏峻一样直接打到南京去，何必一次又一次地上书请求北伐，一次次被拒绝的时候锲而不舍？懂得掉头转向是政治家的天赋，若非此事已成执念，必做不可，大可以有其他增加威望、要挟朝廷的办法。可见，桓温就是铁了心要北伐。

　　永和年间是东晋少有的和平年代，平定了巴蜀，平定了内乱，北方自顾无暇没有办法再南下侵扰。原先以攻为守的北伐计划渐渐被安逸地享受当下所取代。兵书是最冷门的东西，除了流民帅，大家对军事都兴致缺缺，也难怪殷浩、褚裒一打就输。在这样的氛围下生活，桓温格外显得是个异类，别人看他不舒服，他也瞧不上朝里这些人，相看两生厌。永和十年，桓温终于被批准北伐。第一次北伐，一直打到西安郊外的灞上，士气很旺，大得民心。老百姓又是送水又是送饭，简直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灞上已经在长安郊区，汉人几百年的古都、大城市长安就在咫尺。是王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地方，历来从长安出城，在霸陵告别就是传统。孟郊也说过，“灞上轻薄行，长安无缓步”。

　　但是就在离旧都如此之近的灞上，桓温停下了。攻打长安不见得能够打得下来，打得下来也不见得能够守得住。桓温决定以江东为基地，打运动战。以多次小规模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就算不能马上光复，也能起到恐吓敌人的效果。这是个以弱胜强的好办法。

　　永和十二年，桓温又一次北伐。这一次打到了洛阳，西晋的首都，江东多少氏族的祖宅故土，中原的军队阔别了四十多年的城市。站在洛阳城头，桓温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时为胡人所占，不禁愤慨，“神州陆沉，王衍这些人难辞其咎！”这句话让朝廷里的文化人很不高兴——王衍是文化人的代表，尽管他搞砸了西晋，但不能说他不对，说王衍不对，就是说文化人不对。建安时代被军阀压制着的文化人此时咸鱼翻身，不许当兵的说他们一句空话。

　　因而，桓温此时虽然打了胜仗，但还是郁闷：朝廷不信任他。不仅内政他插不上手，在军事上，豫州、徐州的管理权也不在他手上。以江南半壁之力北伐本来就是以小搏大的事情，纵览中国史，没一个偏安王朝能够反攻成功。桓温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需要朝廷的支持和坦诚。但是没一个皇帝敢这么放手一搏：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至于押上这么大的赌注吗？

　　桓温的倔脾气上来，上了一道奏折：奏请还都洛阳。朝廷自然不愿意，谁喜欢把自己往老虎身边送啊，胡人都是吃人不眨眼的。江南待着多快乐，当年王敦之乱之后，温峤他们建议从南京挪一挪窝，挪到其他地方，王导还不同意，何况越过长江走到那么远的洛阳。

　　桓温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就是出一口这个离心离德的恶气：地方我给你们打下来了，也通知让你们来了，你们不来，可就不关我的事。于是桓温从洛阳撤军，既没有再往长安打，也没有全军窝在洛阳，退回江东去了。

　　洛阳很快再次陷落。

　　桓温开始明白一件事情：要想北伐成功，除了带兵之外，他得取得政权。否则任何人在粮草上掐一掐他，在背后使个坏，他就得死无葬身之地。很多将军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一个拿捏不好就是谋反的帽子扣上来，这可犯了忠君的大忌。但是桓温不管。

　　借着这次北伐的大功劳，桓温拿到了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位，虽然他的影响力在豫州和徐州依然不太灵，但是好歹名义上是都归他管了。下面，桓温上书，指出了政治上的七条弊病，每一条都一针见血：

　　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

　　二、户口凋敝，整个国家的人口还没有汉末一个大城市多。

　　三、办事拖沓，一件事情办个十天半个月是常有的事（都跑去开沙龙了，谁干活啊，又不涨工资）。

　　四、忠诚、干事勤快的官吏要涨工资（针对第三条的解决办法）。

　　五、褒贬赏罚要公允（不能光看家庭背景，还得看个人努力）。

　　六、要选定官方教材，让大家都进皇家读经馆读经去（都去逛沙龙叽叽歪歪朝廷的事情不如老实读书让人省心）。

　　七、要选史官，写《晋书》（《晋书》由阮籍他们开了个头，但是后来大家都忙着逃难也没人管这事情了）。

　　桓温的这七条建议显示出一副当朝大佬的范儿来，从经济、吏治到文化，都管了。本来，桓温也懒得管那么多，但是这七条，其实每一条都指向一个中心：安定人心。这是要打大仗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桓温经过两次北伐，深刻体会到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

　　接下来，晋哀帝兴宁元年开始，桓温主持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庚戌土断。

　　庚戌土断实际上是为中央财政向世家大族的口袋里掏钱的。直接针对的是七条政治弊病的第二条，户口凋敝，一个原因是打仗把人都打死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世家大族把流民都收罗进自家的庄园种地去了，不给上户口。不上户口国家自然收不到税，这些人就成了大族们自己的佃客和部曲。结果就是世家大族更有钱，国家更没钱。打仗要靠国库支出，又不能叫世家大族捐钱，所以只能让他们把户口给交出来。

　　晋哀帝是晋成帝的儿子，和桓温一样的辈分，桓温却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他要改制，晋哀帝还真没啥话好说。经过这次改制，东晋的户口经过大致的整理，钱也多了，人也多了。这也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历来改革都会腥风血雨闹成一锅粥，主持改革的人十个有九个功败垂成没有好下场，但是桓温就做成了。庚戌土断之后，桓温又移镇姑孰，扼住了建康的南大门。这样，朝内就清理得差不多了。

　　晋哀帝去世，他儿子司马奕上台，太和四年，桓温开始谋划他的第三次北伐。斗争是激烈的，愿望是强烈的，桓温已经不再年少，这次出征，有志在必得的勇气，也有胜败在此一举的悲壮。

　　这一次，大军从姑孰出发，目的地广城的行军途中，他经过了金城。他曾经在这里种过一棵柳树。当年种下的时候还是一棵小树苗，但现在已经长成了十围的大树（和庾敳的腰围差不多），桓温不禁潸然泪下，“木犹如此，情何以堪”。毕竟功业可以等待，统一早一百年迟一百年都只是历史的记述，但对于一个想要完成他的事业的将军，时间是他在扫清了一切阻力之后最无力应对的。在岁月残酷的一视同仁面前，他的刚强也只有一滴眼泪的重量。这句话在后人那里产生了一种对于人生一世如寄如客的共鸣，后来的诗人庾信根据这件事情写了一首《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时候中原进入了前燕时代。这一次北伐的开局不错，刚开始就在湖陆活捉了慕容暐的将军慕容忠。之后，桓温在林渚遇见了慕容垂，慕容垂硬拼没拼得过，被桓温打败了。桓温乘势追击，一直追到枋头。但是很快就让慕容垂发现了他的弱点：当时天旱，桓温把黄河的水引入了巨野三百余里，想用船来进行运输。但是保护这条水路需要占领石门。桓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真，他让袁真攻打谯梁，打下谯梁就可以占领石门，通水路。慕容垂很快重兵把守石门，袁真怎么都打不下石门来，这时候军粮已经竭尽。

　　桓温以为这次他万事俱备，没想到在这里就面对了严酷的选择。执意往前，只能是深入敌境，以疲惫之师应战，全军覆没不是不可能。但是只要一退，那些被他夺了佃户部曲的士族一定会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他也知道，不管他怎样选，都不会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但强悍的桓温还是不愿放弃，思量再三，他决定把船烧掉，步行撤回，从东燕，出仓垣，走了七百多里路，凿井取水。但后果也很惨重，士兵损失大半，最终还是只能无奈退回。

　　本来是慕容垂打得好，但是桓温不得不在兴师问罪的浪潮中抓出袁真来当替罪羊，回来就表奏把他废为庶人。袁真不愿意为他背这个黑锅，反了。

　　桓温的北伐梦想随着这一次士兵损失了一半的大败而受到严重的打击，他自己年纪也大了。桓温把这种壮志未酬的不满发泄在朝中，像个孩子一样要求他的政治权力。先是废了司马奕，让原来跟他唱对手戏的司马昱上了台。司马昱唯唯诺诺，只想保命而已。桓温经过三次北伐无疾而终，到了老年心情越发的不平衡，最后病入膏肓的时候做了一件蠢事，让他从此和王敦一起进了《晋书》的叛臣传。

　　他向朝廷要九锡，这是一个皇帝将要禅让时才会给另一个人的东西。但是他的对手已经换了，朝廷里新冒出了谢安、王坦之。他的时代，注定已经过去了。负责起草这份《让九锡表》的是大文学家袁宏，谢安和王坦之死活要袁宏反复修改那份《让九锡表》，终于把桓温给拖死了。

　　桓温还有个儿子叫桓玄，后来真的造反，做了皇帝。可他老爹，明明只想痛痛快快驰骋疆场恢复故土，却因为不爱搞文化，性格又强硬，就被“老贼”“老贼”骂了几千年。叫人想起梁启超给李鸿章写传时候的那句名言，搁在桓温身上，也很应景：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