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个特不懂教育的家长。他受了王述的气就回家骂儿子，一句“没出息”骂出来，儿子们真的绝了积极做官光耀门楣的念想，自暴自弃，一个个变着法子叛逆。其中最搞怪，最五花八门，最令人目不暇接的就是王徽之。
他走到哪里，就算是只住一个晚上的屋子，也要让人在屋前种竹子，几十年如一日。他还曾经一声招呼都不打就住进一户人家待了好几天，弄得主人神经紧张，他却只是看了几天人家种的竹子，拍着手赞叹，好竹子，好竹子！之后扬长而去。旁人劝他别总是兴师动众，他却说：饭可以不吃，竹子不能不看。
但毕竟生在贵族家庭，就算他再搞怪，朝廷也要挪一个体面的位置给他，以示对王家的尊重。于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王徽之被安排做了桓温的参军，之后又转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对于王徽之，做官和没做也没有什么区别——天天不洗脸不上班，直到桓冲忍无可忍来兴师问罪。桓冲问，你具体的工作是什么？王徽之稍微想了一下，大概是管马的？桓冲又问，管多少马？王徽之说，我都不认得马，哪里知道有多少？桓冲咬牙切齿，又问，马和死相比起来怎样？王徽之听出这是威胁他，但依然淡定地装糊涂，我还不明白活着呢，怎么明白死呢？不能打，不能骂，碰上王徽之这样一个“无赖”，桓冲只能听之任之。在桓家这样一个有着积极朴素的处事传统的家族里，最不兼容的大概就是王徽之这种人。但是王徽之也有办法在桓家找到知己：桓伊。
王徽之有次坐船回家，船停在南京城里的清溪码头，这时候恰好桓伊从岸上过。两人素昧平生，但是王徽之听说桓伊善吹笛，就大方要求道，能不能给我吹一首？桓伊当即掏出笛子奏了三调。王徽之在船上听着，仿佛有梅花的气息幽深又飘渺，这曲子就是后来的《梅花三弄》。而后两人又各走各的路，没有一句交谈。
王徽之爱竹，爱好听的音乐，爱一切能够让他产生美妙情感的东西。虽然魏晋是中国人最敢爱敢恨的时代，但在名声和事务的包裹下，更多的人只能适可而止。但是王徽之不知足，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寻找快乐的事业中去。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幅画，像是神仙一样，让人膜拜。
元代的画家张渥有幅名画：《雪夜访戴图》，主角就是王徽之。
大雪初歇，月夜亮如昼。徽之卧而不能眠，干脆爬起来一舸一人一壶酒去找老朋友戴逵。然而坐了半夜的船，爬了半夜的山，走到戴逵门前，徽之想了想，却最终没有叩动门环，又转身走了回去。
按照重结果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古代最二百五的故事——辛辛苦苦折腾了大半夜，到了朋友家门口却不进去，简直是傻X。但是王徽之要的就是心里想着友人，眼睛看着风景的好心情，至于敲开门之后，既要解释半夜来访的理由，又要顾虑好友是否正有同样的心情，还是算了。
后来颇有魏晋风度的苏东坡也遇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场景，然后非常文青地写了一篇日记——《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但是苏东坡显然没有王徽之孤独的自由，硬生生地闯到张怀民屋子里把他拎了出来。
苏东坡也想做王徽之这样纯粹的人，只是他的抱负太大太多，闲庭信步只能是偶尔犯文青病时候的随笔。后来的很多人也想学王徽之，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度假别墅、山林大宅。只是王氏的生活只能是庸常生活中的一次小憩，谁也不敢把整个生命交托给愉悦。好像不苦大仇深地逼一逼自己，做出点也许微不足道的业绩，就对不起这一辈子。那个业绩就是王徽之不在意可别人却非常在意的东西：结果。
家里信“天师道”，又从小跟和尚们混，王徽之早早的一眼看到所有人最后的那个结果：死亡。既然生命到最后不是寂灭就是轮回，那虚耗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为了得到几句虚无缥缈的赞扬不是件很傻的事情吗？王徽之对于美和愉悦的追寻从来那么急切，急切得好像那是他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在他临死之前，一向满不在乎的王徽之终于显出最悲伤的一面来。徽之和弟弟献之的关系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在徽之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时候，传来噩耗：王献之病亡了。王徽之听到这个消息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淡淡地问，“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他面无表情，家人恐慌，居然没有人敢拦卧病在床的徽之要去奔丧的要求。
奔丧也有规矩。吊唁的人要先在灵前大哭，还要一边哭一边跳脚，跳三下是规则。然后逝者的儿子也要跟着哭。而后，客人要握住逝者儿子的手寒暄一下，互相慰问。但是魏晋时候死了人，这套礼节就不怎么要求了，先是有曹丕带着太子府的哥们儿在王粲坟前学驴叫，后来又有阮籍死了妈照样又吃猪肉又喝酒。而王徽之到了献之家，也不哭也不跳，更不握孝子的手，径直坐到灵床上，抚起献之留下的琴来。古琴是个容易走调的乐器，每次弹之前按道理要调弦，但是徽之不管不顾地弹起来。歌不成歌，调不成调。失去至亲的伤痛全都在琴声里，是只有徽之和献之能懂的默契。一曲弹罢，徽之像伯牙一样投琴掷地，大呼一声，“献之啊献之！人和琴都亡了！”
悲痛之下，只过了一个月，徽之也亡故了。
王徽之和王献之是王羲之最小的两个儿子。献之老幺，自然最受父母宠。王献之是个乖孩子，平稳地做官，安静地做名士。既有名士的率性，又有当官的那种端着的劲儿。有次失火，徽之赤着脚赶紧跑出来，献之还不紧不慢地穿衣服，让人把他放在肩舆上抬出来。有人说这是献之处乱不惊，将他和坐船遇到风暴、惊涛骇浪间依然神色安然的谢安相提并论。但人都怕死，处乱不惊除了胆大更说明这人“装劲儿”十足。谢安的装劲儿是魏晋第一，王献之算是他的徒弟。对于做官的人，这是极好的品质。但是徽之不需要，他的爱恨是原始的，不需要巧饰。处乱不惊可以装出来，但是原始的真诚却只能是浑然天成，修炼不来。
后来的武侠大师写小说，总喜欢让男主角跳崖或者半死不活之际为世外的高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所救，只是伤愈之后要不然是将世外高人也搅进江湖恩怨，要不然就是救人的人反被追踪而来的仇家所杀。总之，在文人的梦里，除了侠客还有原始的拙朴，可是原始的拙朴常常不能善终，因为我们都明白，这种桃花源般的性情太过脆弱，稍一放纵就会伤害自己和家人。于是当王徽之这样的人大喇喇地出现的时候，我们只能倒吸一口凉气，缓缓吐出，赞一声：酷！
他走到哪里，就算是只住一个晚上的屋子，也要让人在屋前种竹子，几十年如一日。他还曾经一声招呼都不打就住进一户人家待了好几天，弄得主人神经紧张，他却只是看了几天人家种的竹子，拍着手赞叹，好竹子，好竹子！之后扬长而去。旁人劝他别总是兴师动众，他却说：饭可以不吃，竹子不能不看。
但毕竟生在贵族家庭，就算他再搞怪，朝廷也要挪一个体面的位置给他，以示对王家的尊重。于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王徽之被安排做了桓温的参军，之后又转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对于王徽之，做官和没做也没有什么区别——天天不洗脸不上班，直到桓冲忍无可忍来兴师问罪。桓冲问，你具体的工作是什么？王徽之稍微想了一下，大概是管马的？桓冲又问，管多少马？王徽之说，我都不认得马，哪里知道有多少？桓冲咬牙切齿，又问，马和死相比起来怎样？王徽之听出这是威胁他，但依然淡定地装糊涂，我还不明白活着呢，怎么明白死呢？不能打，不能骂，碰上王徽之这样一个“无赖”，桓冲只能听之任之。在桓家这样一个有着积极朴素的处事传统的家族里，最不兼容的大概就是王徽之这种人。但是王徽之也有办法在桓家找到知己：桓伊。
王徽之有次坐船回家，船停在南京城里的清溪码头，这时候恰好桓伊从岸上过。两人素昧平生，但是王徽之听说桓伊善吹笛，就大方要求道，能不能给我吹一首？桓伊当即掏出笛子奏了三调。王徽之在船上听着，仿佛有梅花的气息幽深又飘渺，这曲子就是后来的《梅花三弄》。而后两人又各走各的路，没有一句交谈。
王徽之爱竹，爱好听的音乐，爱一切能够让他产生美妙情感的东西。虽然魏晋是中国人最敢爱敢恨的时代，但在名声和事务的包裹下，更多的人只能适可而止。但是王徽之不知足，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寻找快乐的事业中去。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幅画，像是神仙一样，让人膜拜。
元代的画家张渥有幅名画：《雪夜访戴图》，主角就是王徽之。
大雪初歇，月夜亮如昼。徽之卧而不能眠，干脆爬起来一舸一人一壶酒去找老朋友戴逵。然而坐了半夜的船，爬了半夜的山，走到戴逵门前，徽之想了想，却最终没有叩动门环，又转身走了回去。
按照重结果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古代最二百五的故事——辛辛苦苦折腾了大半夜，到了朋友家门口却不进去，简直是傻X。但是王徽之要的就是心里想着友人，眼睛看着风景的好心情，至于敲开门之后，既要解释半夜来访的理由，又要顾虑好友是否正有同样的心情，还是算了。
后来颇有魏晋风度的苏东坡也遇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场景，然后非常文青地写了一篇日记——《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但是苏东坡显然没有王徽之孤独的自由，硬生生地闯到张怀民屋子里把他拎了出来。
苏东坡也想做王徽之这样纯粹的人，只是他的抱负太大太多，闲庭信步只能是偶尔犯文青病时候的随笔。后来的很多人也想学王徽之，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度假别墅、山林大宅。只是王氏的生活只能是庸常生活中的一次小憩，谁也不敢把整个生命交托给愉悦。好像不苦大仇深地逼一逼自己，做出点也许微不足道的业绩，就对不起这一辈子。那个业绩就是王徽之不在意可别人却非常在意的东西：结果。
家里信“天师道”，又从小跟和尚们混，王徽之早早的一眼看到所有人最后的那个结果：死亡。既然生命到最后不是寂灭就是轮回，那虚耗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为了得到几句虚无缥缈的赞扬不是件很傻的事情吗？王徽之对于美和愉悦的追寻从来那么急切，急切得好像那是他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在他临死之前，一向满不在乎的王徽之终于显出最悲伤的一面来。徽之和弟弟献之的关系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在徽之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时候，传来噩耗：王献之病亡了。王徽之听到这个消息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淡淡地问，“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他面无表情，家人恐慌，居然没有人敢拦卧病在床的徽之要去奔丧的要求。
奔丧也有规矩。吊唁的人要先在灵前大哭，还要一边哭一边跳脚，跳三下是规则。然后逝者的儿子也要跟着哭。而后，客人要握住逝者儿子的手寒暄一下，互相慰问。但是魏晋时候死了人，这套礼节就不怎么要求了，先是有曹丕带着太子府的哥们儿在王粲坟前学驴叫，后来又有阮籍死了妈照样又吃猪肉又喝酒。而王徽之到了献之家，也不哭也不跳，更不握孝子的手，径直坐到灵床上，抚起献之留下的琴来。古琴是个容易走调的乐器，每次弹之前按道理要调弦，但是徽之不管不顾地弹起来。歌不成歌，调不成调。失去至亲的伤痛全都在琴声里，是只有徽之和献之能懂的默契。一曲弹罢，徽之像伯牙一样投琴掷地，大呼一声，“献之啊献之！人和琴都亡了！”
悲痛之下，只过了一个月，徽之也亡故了。
王徽之和王献之是王羲之最小的两个儿子。献之老幺，自然最受父母宠。王献之是个乖孩子，平稳地做官，安静地做名士。既有名士的率性，又有当官的那种端着的劲儿。有次失火，徽之赤着脚赶紧跑出来，献之还不紧不慢地穿衣服，让人把他放在肩舆上抬出来。有人说这是献之处乱不惊，将他和坐船遇到风暴、惊涛骇浪间依然神色安然的谢安相提并论。但人都怕死，处乱不惊除了胆大更说明这人“装劲儿”十足。谢安的装劲儿是魏晋第一，王献之算是他的徒弟。对于做官的人，这是极好的品质。但是徽之不需要，他的爱恨是原始的，不需要巧饰。处乱不惊可以装出来，但是原始的真诚却只能是浑然天成，修炼不来。
后来的武侠大师写小说，总喜欢让男主角跳崖或者半死不活之际为世外的高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所救，只是伤愈之后要不然是将世外高人也搅进江湖恩怨，要不然就是救人的人反被追踪而来的仇家所杀。总之，在文人的梦里，除了侠客还有原始的拙朴，可是原始的拙朴常常不能善终，因为我们都明白，这种桃花源般的性情太过脆弱，稍一放纵就会伤害自己和家人。于是当王徽之这样的人大喇喇地出现的时候，我们只能倒吸一口凉气，缓缓吐出，赞一声：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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