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到餐厅很近，只有几百米的样子，我脑袋昏沉沉的，腿似灌了铅一样，酸软无力，感觉确是走了很久。

我到达餐厅，里面已经灯火通明了，所有人都到齐了，大家还是老样子，彼此毫无交流，面无表情，各忙各的

我自以为能吃苦，能坚持，然而这种日子过去了近半个月，也几乎要崩溃，每天不停的重复高负荷的单调工作，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自己瘦弱的身体实在吃不消，于是，鼓起勇气找到老板打算辞工，老板非常干脆的告诉我，现在餐厅很忙，谁也不能走。

我绝望了。

我不仅没走得了，还被增加了很多工作任务内容，除了洗碗、扫地、整理餐具，我还必须要完成煮面条，煮饺子，端盘子的额外稍高级一些的餐厅任务，更难受的是，我还要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客人吃剩的菜中用手挑出还能重复利用的绿叶、肉丝，可以熬汤的骨头等等。冲洗一下，炒好了，再重新给端到另一拨客人的餐桌上去。

恶劣的工作环境，压抑的生活氛围，使得我的身体很快变得很羸弱，我吃不进去东西，每次看到端到眼前别人吃剩的残茶剩饭，我的胃都会翻腾很久。

每天透过厨房后边通气的小窗子，远远的看到研究所绿茵场上阳光下跑来跑去的同龄人，我是多么的羡慕啊，我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不仅如此，时间长了，和餐厅其他的工作人员变得熟悉一些，有人偷偷的告诉我，凡是被老板收了身份证明的人，都必须老老实实的按他的要求干活，私自走掉的，除了一分钱不给外，还会被拖回来狠狠的教训，至于如何教训，大家都讳莫如深，噤若寒蝉。

由于吃不进东西，高负荷劳作，居住条件恶劣，年轻瘦弱的我身体吃不消，很快就病倒了。

我去找餐厅请假，但是老板通知我，不准假，必须坚持。

我拖着病体去干活，当天餐厅没有客人，要对外销售自主餐。

老板要求我把炒好菜的托盘端到大厅的桌子上。

我感觉双腿轻飘飘的，托盘很重，而且很烫，由于没端稳，一个踉跄，托盘没有脱手，被抛在了餐桌上，溅出许多汤汁。

老板闻声跑过来，看到桌上一片狼藉，恶狠狠的冲我骂道：“你瞎了！怎么搞得，嗯？”，“我我没拿稳。”我望着他凶狠的表情，惊慌失措。

“啪——”，他甩手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他娘的干活毛手毛脚，慢慢腾腾的，就不能利落点？”他高声骂道。

似乎不满的情绪积压了很久，我眼前一黑，脑袋嗡嗡的响个不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厨房的人听到响动，都探头偷看一下，又都回去忙自己的事情了，这事本身与他们毫不相干。

我感觉很屈辱，双手扶地站起来，泪水顺着脸汹涌的淌出来。老板瞪了我一眼，嘴里又骂了一句什么，自顾去了。

老板骂的对，也许的确是我的动作不够麻利，害的他少赚了不少钱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一切活动在老板的监督下，不对的必须立刻整改，不管身体多么不适，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必须无条件的执行，马上执行，跑步执行。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我洗碗的动作都比原来快了两倍，端盘子都是如急行军一般，而且必须越来越稳。

老板恶狠狠的注视里，有了一丝满足，仿佛看到自己改造的赚钱工具终于合格了，也能随时榨取出他所需要的价值来了。

然而，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行事风格的进步，这样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不下去了，觉得在这样干下去，自己会死掉。

一天晚上，我偷偷的摆脱老板眼线的盯梢，给阿鹏打了电话，求他来研究所的快餐厅来解救我。

阿鹏很快赶来了，带了十几个伙伴。

大家冲到餐厅，找到我，看着穿着一身油腻工作服，瘦骨嶙峋的我，他眼睛都红了，嘶吼着喊老板出来要和他拼命。

老板没有露面，他让人把身份证明还给我，同时破例的扣除伙食费，给我结了工钱。

我在阿鹏和伙伴们的簇拥下，骑着自己的破单车，兜里揣着炼狱般生活赚来的辛苦钱，走出研究所大院。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呼吸着来之不易的自由的气息，我如同蹲了几十年大牢，突然被释放的犯人一样，想大声呼喊释放自己，然而最终什么也呼喊不出声，却泪如雨下。

多年以后，我做事一直雷厉风行，从不拖沓。

那是因为我一直记着我大学以外的社会大学里，生活给我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磨难往往伴随着成长，不是吗？

科研所旁的小区开始有人零零散散的放起烟花，夜空中，色彩斑斓，璀璨亮眼。

春节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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