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搞技术的应该还是个有点责任感的人，自己水平不行就向水平高的地方求助。水平最高的当然要属公安的最高机关。或者是办案程序需要，或者是其它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总之，反动标语的照片和国民党长春的那个报社前总编的笔迹，被送到国家公安最高机关进一步进行了鉴定。

水平高的地方当然不一样，过了一段时间鉴定结果回来了——笔迹肯定不是一人。

这个时候，国民党长春的这个报社的前总编已经在监狱服刑，这边也开过庆功会，有人因快速破案受奖，有人甚至升了官。

搞了半天是个冤案，得多少人倒霉呀？受奖的要收回，説不定会变成处分，升了官弄不好把官丢了。

反正是国民党长春的一个报社的前总编，思想肯定反动。管他是什么起义人员。长春城被围了那么长时间，将军满地走，校官不如狗。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不起义行吗？想起义早干嘛了？

于是，国家公安最高机关鉴定结果被压下。于是，国民党长春的这个报社的前总编在监狱关了几十年，最后死在狱中。

“你们这不是草菅人命吗，为了自己受奖、升官就可以这样的害人吗？人家是起义人员。国家是有政策的，应该给人家平反昭雪，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我愤愤不平的说。

“谁说不是呀？可谁有这个本事呀？能搞动他们吗？就现在这个结果，他们还很不情愿呢？”公安的这个人也很气愤。

“含冤在监狱关了几十年，最后死在狱中，你们是怎么和家人说的？”我问。

“能让家人知道底细吗？算了，你别问这些了。算算给人家多少钱，按最高的算。”很明显，公安的这个人还是很有良知的。

我确实是按最高的算的，还从工会的困难补助费中给了一笔一次性的困难补助。

办完手续后，我想交给公安的这个人，他没收，说是喊死者的儿子找我拿。

临走还嘱咐我一句：“千万别乱说话！”

功夫不大，公安的这个人带着一个人过来，从着裝看应该是城里有工作的人。四十左右的年纪，从那谦卑，诚惶诚恐的神态，不难看出因为他的父亲，所经历的屈辱和歧视。

我的心在流血，把手续交给他。

他拿到手后，有点意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是给我的吗？”

我真想对他说，拿这点钱太亏了，不说赔偿，至少应该补发他父亲这些年的工资。

但我不敢说，只能是点一下头。他特别的感动，还深深的给我鞠了个躬。我当时真的是无地自容。

“其实，又不是你的错，那个庙里没有冤死鬼？”石云在竭力安慰我。

“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些无耻、卑鄙人们的同谋，我竟没有勇气揭发他们。”我还在自责着。

“其实那个受迫害致死人的儿子，拿着钱心怀感激的离开，相比心怀刻骨仇恨度过他以后的人生，或许未必一定是坏事。”石云说。

“至少应该让那些害人的家伙受到制裁。”我说。

“那些人还在吗？”石云问。

“应该早死绝了。”我恨恨的说。

“人都死了，追究还有什么意义？”

我没有说话，还在为那个含冤而死的国民党长春那个报社的前总编及家人不平。

“我们说点别的吧。”石云想换个话题。

我想了一下，“你知道我上学前，交出工作前最后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我怎么会知道？别卖关子了。”

“我们的职工退休后，如果异地安家是有一笔异地安家费的。当时的收入水平，那是一大笔钱。但这项待遇只有退休后到异地安家才能享受。

“我们本来是个流动单位，因为有了基地才产生了非异地安家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退休时没搬家，退休后又搬家。这样的情况不享受异地安家的待遇，显然也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