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质检站出来，我马不停蹄的到了办理合同备案的窗口，管事的还是那个人。

我把资料交给他，报了项目名称。特意把有质检站盖章的表格放在了上面，告诉他质检站的章盖好了。

他把资料拿过去简单的看了看，对我点点头说:“这次可以了。”说着把有质检站盖章的表格给我，“回去扫描后在网上上传给我们，我会把合同备案号网上发给你们，你们注意查收就好了。”

“那麻烦您了，太谢谢了。”我一个劲儿的表示感谢，怎么也没想到办得这样顺利。

他说:“我没什么麻烦的，到是你们，质检站章不是盖了吗？早把质检站盖了不就早办完了？”

“是，是我们没办好，是我们的问题。”我忙不迭的附和，生怕节外生枝。

回来的路上，我把办理合同备案的整个过程回忆和梳理了一下，觉得合同窗口这位老兄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想搞什么名堂？很明显人家只是职责所在、按章办事。

或许，他的态度生硬了一些，服务部是那么周到，但能那么苛求于人吗？应该说，对我们说来，在很多时候，最需要的、最可贵的到是这种严格的按章办事的态度；对履职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

社会风气使然，有很多时候很正常的事反而会给人造成误导，心里不由得唏嘘不已。

二号厂房的施工许可证一办下来，就亟不可待的开始施工了。与此同时，三号厂房的水电、消防、暖通、弱电等的安装也在见缝插针的陆续启动。

工地到处都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的监理工作也越来越忙，越来越紧张。显而易见我这个项目的监理人员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了。

我的弟兄们不停的对我抱怨，说如果再不加人他们就罢工了。是的，他们这段时间也确实都很辛苦，不停的跑现场，有时连回办公室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我给章总打电话，请示加人。章总非常为难，说我这个项目本来就没什么油水，再要加人搞不好会亏损。

他建议我做一下业主的工作，看能否适当增加些监理费，再根据情况考虑加人的问题。

之前，业主李经理也确实和我讲过，说如果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会做一下上边的工作，争取能给我们适当增加监理费。

可是很不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经理调走了，接替他的是陈经理。

我和陈经理讲了一下情况，提出了要求，陈经理非常为难。

他说他很理解，也看到了我们人员的紧张。但他说李经理在的时候这么长时间没提增加监理费要求，他刚来就提出增加监理费，好说不好听。请我理解他的处境，只能过段时间再说。

我觉得也是得为他着想，事情本来就不在他的权限内，请人家帮忙不能太难为人。

不加人就得内部挖潜，所谓我挖潜也就是我自己多干一些。

除了每天和普通监理一样起早贪晚跑现场外，周六周日也基本不休息。我这样的身先士卒，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可再抱怨的了。

我把情况和石云说了。石云一再的安慰我，说反正分开的时间也不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让我安心工作。嘱咐我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自己搞得太辛苦。也经常提醒我注意安全，特别是上下脚手架的时候。

人一忙起来时间过得就快了，转眼二个月过去了。虽然我知道很难很难，但我还一直在寻找去锦州的机会。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十二月下旬，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收到政府通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所有工地必须停工五天。通知没说明原因，小道消息说是国家某领导人来视察。

国家领导人来视察为什么要所有工地停工呢？政府肯定有它的道理，而且这一般也不是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本意。这肯定是不需要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的问题，反正让你停工你就得必须停工。

停工总是要有损失的，特别是施工方。

施工单位的现场负责人徐经理找业主陈经理，要求业主对停工期间给施工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

陈经理不同意，说政府要求停工，凭什么业主给赔偿？业主的损失找谁说去？

两人争执不休，找我给评理。我说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遇到，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比照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如果可以的话，按国家相关规定应该是各方的损失由各方自行承担。

陈经理当即表示赞成，看徐经理还是不服气，我开玩笑说还有一个解决办法。

徐经理赶忙问:“什么办法？”

“可以到法院起诉政府，要求政府陪尝。”

徐经理说李总你别拿我寻开心了，告政府谁有这个胆呀？就是有这胆，这点事也不值得呀！

如果老百姓都有胆子告政府，政府肯定就不会干什么都有恃无恐了。当然达到那样的民主和文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一个社会民主的发达，最根本的是这个社会成员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靠谁来给与和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