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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书，但是要注意研究休息哦，我们的网站更新最快最好，免费无弹窗广告，热血：，百度就可以了】张之洞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几乎所有能够“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腐败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岁的老人，来日无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中国古代的儒学精英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忧社稷，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历朝历代，都不乏大大小小的商鞅、王安石式的人物。在清末改革史上，有两位堪称“设计师”式的人物，一是康有为，二是张之洞，他俩都写出过影响维新运动的思想性著作，提出过系统的变法建议，在不同时期，受到帝、后的重用，充当了改革的政治推手，但因思想不同，地位悬殊，二人的行事大相径庭。
康有为毫无政治根基，人微言轻，只能凭口舌文辞博取皇帝恩宠，挟天子令诸侯，自上而下，走大、跃、进式的激进变法之路；张之洞久任封疆，位高权重，在枢臣督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从从容容地按着自己的思路在辖省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变法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两位设计师的思路大体相似，但实施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其个人命运也截然不同，思之再三，令人喟叹。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先锋
不同于以军功出身的刘坤一，张之洞是科举时代的幸运儿，是由翰林名士出任封疆大吏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三代仕宦之家，曾祖、祖父、父亲均曾任知县，父亲张瑛，自道光中叶起，一直在贵州做官，由知县、知府而至道员，咸丰六年（1856）病逝于军中。道光十七年（1837），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贵州度过，他自五岁起，便接受私塾教育，迄14岁，共换过13位教师，其中生员六人，举人四人，进士三人，皆系乾嘉两朝科场老前辈，业师优秀，学生精勤，12岁就出过诗文集，14岁考取秀才，隔年考取顺天府乡试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四月，27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中式第141名贡士，五月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一名，六月廷试对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从此，张之洞仕途顺利，步步高升，三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1867）、湖北学政（1867－1870）、翰林院庶吉士（1871－1872）、四川学政（1873－1876），从1876－1881年，历任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光绪七年十二月任山西巡抚（1881），十年升任两广总督（1884－1889），十五年调补湖广总督，至二十七年辛丑（1901），已督湖广12年，其间，在刘坤一出缺时还署理过两江总督（1894－1896）。（见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下简称“张谱”）
以光绪七年为界，张之洞的宦历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学官（十年）与翰院谏官，在此期间，他与张佩伦一起被称为“清流角”，虽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势薄，除了上疏言事，纠弹大臣，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时人拿他与袁世凯作对比，说袁“不学有术”，讥他“有学无术”，他的才干是从光绪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抚之后才显露出来的，那一年，他4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山西是个穷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到山西任谢恩折”，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3。以下简称“张集”），这是张之洞赴任途中的观感。他在谢恩折中提出了治晋的初步设想，“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世所便而时所宜”，此非空言，经过半年的调查，他提出了“治晋要务二十事”（“整饬治理折”，“张集”第一册，p101），在以后两年多任期内，虽未完全达到他的治理目标，但历练了“治国”的手段，为其以后治粤、治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抚晋三年另有所获的话，那就是结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思想上经历“西化”的转变，走上了他的前辈督抚们开辟的洋务运动之路。他在衙门旧档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方面的建议，便派人去请李提摩太，想让他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李提摩太回答道：“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必要的。”后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厂和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50－151）
张之洞初任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治理方针与治晋略同，没有太多的洋务色彩，虽然思想上曾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但山西是内陆省份，人才缺乏，经济落后，不具备兴办洋务的条件，两广则不同，广州是最早开埠的口岸，邻近港澳，是中西通商的窗口和洋人来华的跳板，华洋杂处四十余年，西方文化浸润既久，其开放的程度远非闭塞的山西可比。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对清军“器不如人”深有感触，“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他痛定思痛，立志改革，在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连上《筹议海防要策折》《试造浅水轮船折》《创造炮划设立广安水军折》，提出“储人才”、“设水陆学堂”、“制造枪炮”“开煤铁矿炼钢铁”、“西法练兵”、“雇德国教习”、“架设电线”、“造轮船”、“组建炮艇水军”等一系列兴办洋务的举措（见“张集”第一册，pp307－321），并在原“洋务局”的基础上，改设“办理洋务处”，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培养人才。
在督粤的后几年，建成铸钱厂，创设枪弹厂，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练习洋操的广胜军，筹办枪炮厂、织布官局，成效卓著，为他日后督鄂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戊戌变法与《劝学篇》
在晚清名臣中，很难找到一位像张之洞这样经历全面的人，学政、翰院、部郎、抚晋、督粤、督鄂、督江（署理），治理过八个省，若论政绩，当属总督江、鄂这12年，但若与政绩相比，更大的成就则是，经过20年督抚八省的磨砺，他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精通吏治、教育、实业、军事、外交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对变法维新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
《劝学篇》分为序、内篇、外篇三部分，四万余字。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前四篇申明保国、保教、保种之大义；“宗经”篇，尊孔孟为圣道，“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正权”篇驳提倡“民权”者，“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为乱政也”；“循序”篇明辨中学西学之关系，“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守约”篇讲西学东渐趋势下，保存中学（儒学）之道，“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去毒”篇讲戒毒戒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外篇十五，曰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皆论文化、教育、实业、练兵、路矿、外交诸方面“采西补中”之事。“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张集”第十二册，pp9704－9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