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电报，是明治天皇亲自发来的：

“……前览奏报，闻已争取减得三百万镑，朕心甚慰，……听闻萨贼欲要来犯，已致书乾国zf，欲为先导。闻琉球现泊运船十余只，载兵万余，萨舰在琉专候此信，即日启行……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朕前旨与乾国订约，以免两国失和，萨舰东来，重启战端……”

明治天皇在这封电报里，已经明明白白的表示，战火已迫在眉睫，需yào

马上和乾国签约了。

在接到电报的那一刻，伊藤博文可以说满腹愁思。

谁都知dào

，一旦在这份条约上签字，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200万英镑（折合乾国白银800万两，日元1200万元）的沉重负担，将使日本复兴的脚步再度停滞！

伊藤博文在心里想要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但他的手却不知为何，一下子变得酸软无力，手中的毛笔拿捏不住，竟然掉落在了桌上，让些许墨斑溅到了条约文本之上。

“日本若不盲动，锐意经营，十年之内，未必不能东山再起。”林逸青看着伊藤博文的样子，微微一笑，说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俊辅先生不必如此为难。”

听了林逸青的话，伊藤博文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伸出手捡起掉落的毛笔，重新蘸了蘸墨，在条约的签名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伊藤博文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发出了一声粗重的叹息，重重的向后倒在了椅子上。

柳原前光看着伊藤博文，赫然发觉，现年不过44岁的他，原本乌亮漆黑的头发，竟然有了些许斑驳的灰白色。

此时的伊藤博文，仿佛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

柳原前光看着这一幕，眼角禁不住湿润起来。

而在对面，林逸青看着刚刚完成签字的伊藤博文，眼中也禁不住闪过敬佩之色。

熟知世界近代史的林逸青，对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伊藤博文，一直保有一种难言的敬佩。

伊藤博文的名字对乾国的改革派人士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连久居深宫的两位皇太后都知dào

日本有这么一位能臣，仁曦太后召见郭筠仙时问及伊藤博文，郭筠仙的答语为：“伊藤久历欧美各国，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这一次伊藤博文前来天津谈判，林逸青和伊藤博文唇枪舌战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林逸青曾对伊藤博文说：“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恐怕不能象你那样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则回答道：“若使你我易地而处，则你的政绩当更有可观。”

林逸青道：“你在日本的所作所为，皆系我所愿在乾国所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乾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则说：“要使我在乾国，以我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恐怕不能服众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日本其实也是一样。”

而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博文也向林逸青提出了乾国改革需yào

“渐进”的看法：“乾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

伊藤博文还就他所了解的情况，对林逸青分析了乾国现在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乾国的改革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效，但是他随即指出，乾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乾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乾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乾国所说又‘睡觉’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对乾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乾国必须改，但乾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就要恢复“睡觉”的状态；二、乾国的国情，决定了乾国的改革必须渐进。

基于这样的判断，伊藤博文认为，当下日本应该韬光养晦，暂避乾国的锋芒与锐气。“倘此时日本与贵国战，是催乾国速强也。乾国自苔湾之役，始设电报，自琉球之役，大兴海军”。只要避开乾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便是乾国的那些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而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十余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乾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伊藤博文还告sù

林逸青，乾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要是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贵国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切记不可操之过急”，“以人吃饭为例，要是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人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人吃了，结果当然是人被撑死了”。

伊藤博文还指出：“乾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国土如此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进行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明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mìng

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以成功。”

伊藤博文的这些话，充分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乾国改革的两个论点：一是乾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明”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乾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进。

此外，伊藤博文还告sù

林逸青，“变法自强当以立筅为纲领”。伊藤博文向林逸青和郭筠仙分别赠送他所著的《皇室典范解义》与《筅法解义》两本书的书稿。郭筠仙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博文则回答说：“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筅为先务。”郭筠仙接着问：“立筅当以法何国为宜？”伊藤博文说：“各国筅政有二种，有君主立筅国，有民主立筅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君主立筅政体。”郭筠仙又问：“立筅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博文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君主立筅之国，筅法明文载明，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强调了改革需yào

稳妥推进的重yào

性：“zf必宣bù

一定之主意，一国方有所率从。若漫无秩序，朝令夕更，非徒无益，反失故步。”

伊藤博文还告sù

林逸青和郭筠仙，其实，立筅与独专的最大区别，只在于法律必经议会协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大抵西洋君筅之国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日本自维新之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伊藤博文能看到“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敏锐的。而“不耻效人，不轻舍己”八个字，的确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精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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