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的只是污垢和坚硬的岩石，酷热的太阳和数不清的苍蝇。他的士兵生病而且过度疲劳，就连最起码的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挖个洞都不可能。在驼峰荆棘丛中留下的轻微伤痕，甚至几个月都无法痊愈，而手上和腿上的疼痛又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的鼻子脱了皮，嘴唇干裂，起了水泡。驻守在埃及马特鲁前线的顽强指挥官安德里上校，是一个荒唐而又装模作样、但同时又很勇敢的人。

他在写给柏林的一封信中说：“胃肠系统紊乱——一种寒颤病——在这里流行，它差不多一月出现一次，使你长时间地感到十分虚弱，最近，我得了这种病三天后，全身感到非常难受，一天竟昏迷了三次。我恢复以后，并未报告自己生病。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非洲勇士，军官和士兵都将高兴地看到离开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会说，永远也不再到非洲来了！”

五月的天气如此酷热，甚至隆美尔也只能穿着短衣短裤驱车外出了，如此拘谨、古板的将军也只好做出一次真正的让步沙漠风暴怪异的暮色以它整个残忍的荒凉景象仿佛在向我们证实，这是一种人类的转瞬即逝的征象。我们伫立在一位军官的坟墓前，隆美尔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后转过身离去了。然而在他的眼睛里，我相信，我看到了那种使他激动的东西——那里面有着深沉的悲哀，这是一种向自己的老朋友和战友诀别的悲哀。”

非洲夏季最难挨的时刻到来了。坦克停放在露天里——在沙漠里，坦克是无处隐藏的，烫得简直不敢摸一下。隆美尔命令他的电影摄影师们拍下在坦克上煎鸡蛋的照片，借以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鸡蛋无法煎熟，于是隆美尔燃着乙炔灯使金属板上出现了火焰。他仍然没有丢掉自己过去的那种天才。

五月的前几天，隆美尔经常从托布鲁克进入埃及，道路就开始变成一条陡峭曲折的通往萨卢姆的悬崖坡道。深蓝色的地中海衬托出它那布局松散的码头轮廓。海滨公路的左边，跳入眼帘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白沙和海洋，右边是再次突起的悬崖，陡峭而不规则，高达六百余英尺。这条路一直通往开罗。然而过了萨卢姆几英里，另一条道路岔向右边，把悬崖分割成夹发针形弯道——德国人把它们称为S形曲线。这就是哈勒法亚隘口，由冯?赫尔弗上校指挥的隆美尔的部队于1942年4月底攻占。

在萨卢姆和哈勒法亚，坦克才能轻易地爬过悬崖进入沙漠高原，夺取进入利比亚的通道。萨卢姆前线的重要意义就在此。如果这里失守，隆美尔就很容易遭到来自埃及的英军进攻，从而迫使他放弃包围托布鲁克，退到埃尔卡热拉一线或向更西的方向撤退。按照保罗斯的命令，早在4月他就制定了亚历山大前线的进攻行动计划，并报经李德批准、5月3日，隆美尔送走元首后，乘指挥车取道这条路去看望赫尔弗和他的部下。他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杰当天记下了一幅非洲军生活的生动图画：

经过萨卢姆(卡普诺)几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将军今天亲临这一防区巡视并看望他的部下。我们在拂晓时离开他的指挥所，跨过砾石和驼刺灌木丛，走了四十五英里无道可循的沙漠路。指挥车颠颠簸簸地向前行驶，我们就象站在海洋的波峰Lang谷上面，不管我们抓得多紧，仍然在车厢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将军和我爬上车子的顶篷——上面有三个天窗出口——从那里可以观察外面的一切情况，因为敌人的飞机是个很大的威胁。裹在尘雾中的运输车到处可见，无论白天黑夜，驾驶员们都得从事他们那艰苦而又危险的职业，因为前线还尚未封锁，敌军的装甲车和骚扰部队经常在周围活动。

士兵们立正敬礼，当将军跟他们讲话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我们到了马特鲁，还得再向东走几英里。道路十分糟糕，路面上的坑洼大得足以吞下半辆汽车。我们到达萨卢姆前线不久，便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随后，将军急于要见那些曾和敌人面对面经过实战的士兵，他必须跟他们谈话，必须直接爬进他们的散兵壕与他们聊天。当这些普通的士兵被允许面对面地和自己的将军谈话，并能向他讲述几天来所经历的浴血奋战时，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浮现着一种真正的快乐。地面是一些坚硬的岩石，无法挖掘，掩体只能用岩石垒成，一块粗帆布伸向掩体外，以便在灼热的太阳下可以有一块遮荫的地方。这也就是士兵们为什么都穿得很少的缘故——通常只穿一点短衣裤。小伙子们被晒得跟黑人一般。就这样，我们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看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观察兵等等。几天来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以及防御上的成功，给全体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从马特鲁向东挺进的第一战对隆美尔来说是一场难以应付的战斗。随着战局的危急和好转，他在两三小时内向柏林发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电报，一会哄骗，一会哀求；一会让人放心，一会儿又在告急；刚刚还在如泣如诉，请求支援，但随着安德里和卡明斯基的援助下恢复了有利的战局，隆美尔又在报道胜利了。

隆美尔的神经质几乎使他的非洲生涯猝然告终。他已经被一片阴云笼罩。因为有关马特鲁伤亡情况的截然不同的信件纷纷到达柏林。冯?勃劳希契元帅5月4日亲自给他发了一份六页纸的电报，要求这位将军今后的报告“慎重一些”，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当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要喋喋不休。“在突然事件的影响下，你应该避免让自己的报告时而沾沾自喜，时而悲观失望。”勃劳希契这样指示道。隆美尔恼怒地认为总司令的电报是“一种难堪的指责，这种现象完全与我无关”。

他他的主要副官就是三十六岁的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中尉，一如他的前任卡尔?汉克，他也是纳粹宣传部的高级官员之一。伯尔恩德粗壮结实，一头卷发，皮肤黝黑，有着熊一般笨重的步态，是个生理上畸形的人——一只脚上有六个指头。但他风度翩翩，善于舞文弄墨，四处伸手。他的职务是负责保管隆美尔的日记。在他加入隆美尔部下作为一名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是个顽固而又野心勃勃的纳粹狂热分子了。

伯尔恩德的性格急躁直率，仿佛不那样就会怠慢了自己的感情。譬如有一次在4月里，伯尔恩德曾厚颜无耻地笑着劝隆美尔说：“将军阁下，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再向前推进！”作为回报，伯尔恩德巧妙地给隆美尔的神话添枝加叶。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要禀告元首的时候，隆美尔便把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派去，因为他是个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