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苓
2013年，娘的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版。娘突然问：“张老师，你出几本书了？”
“三本。”
她很不屑：“写了那么多年，才出三本书哇？俺一年一本书，那不很快撵上你？”
2015年，娘第三本书面世，她问：“这回俺撵上你了吧？”
我说：“何止撵上，你已经超过我了。”
原本只想哄娘玩，一不小心玩大了。
2013年11月，《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我正要上课，给了记者住宅电话。几天后看到报纸电子版，标题吓我一跳：姜淑梅：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
我问娘：“这是你说的？”
“是俺说的，咋啦？”
“一年一本书，专业作家不一定做到。”
“书太厚没人看，一年写十万字，那还不轻巧的？”
自己的故事写得差不多，娘跟我说：“有点吹大了——”不等我大笑，她已经胸有成竹，“没事，我到外面上货去。”
她见面熟，跟谁都能找到话说，一分钟进入热聊，写作以后这变成采访能力，在小区、路边和火车上上到不少好货。只要听说哪有爱讲故事的人，她两眼放光立马前往，至今如此。
娘经常跟我讲百时屯，那是她的出生地，鲁西南大地上特别典型的古老村庄：一个村庄有三大姓，分片居住，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长，行使管理权，乱穷时代村庄里上演了诸多悲喜剧。我让她一个人一个人地写，一件事一件事地讲。
记忆里的故事写得差不多了，我特意陪娘回山东巨野，专程上货，收获颇丰，有了第二本书《苦菜花，甘蔗芽》。
此后我们每年都回老家上货，有时一年数次。假期我们也去绥化附近乡村，住在亲戚家里上货。
这两年娘上的货内容比较集中，一部分是民间传奇传说，一部分是家族史。“传说传说，越传越多”，写民间故事她偶尔演绎，残缺不全的她补充完整。写家族史就不同了，我经常替她打印出来一份纸质稿，供讲故事的人核对。每个跌宕起伏的家族史，都可能是小说家笔下的一部长篇，到了她笔下就三两千字，不好的货她不要，只讲这个家族最精彩的故事。民间故事集《长脖子女人》出版后，获华文好书特别奖，第四本书《俺男人》即将付印。
我们也有冲突。
我跟娘说过：“1970年以后的事你就不要写了。”
“为啥？”
“现在的事你写不过我，也写不过别人，你就讲老故事。”
有一回她写了一起凶杀案，这事发生在1980年，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邻居，失踪数日后尸体浮出水面。案件很快告破，原来他偶然看见盗窃团伙分赃，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杀他的凶手是盗窃团伙成员，也是他的亲弟弟。娘和受害人一起干过临时工，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讲述生动。
我看完手稿放到一边，明确告诉她：“这个我不给你录。”
“为啥？”
“过去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这类事大家很少听说，茶余饭后会谈论很长时间。现在这类事整天都在报道，比这更离奇的案子有的是。”
娘半信半疑，收回她写的宝贝。
过些天，《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到家采访，他是作家，也是口述史研究专家。采访间隙，娘说起这事：“我感觉写得挺好，俺闺女不给录。”
徒手老师看过手稿跟娘说：“这篇写得确实挺好，我看不用录，您老人家还是留起来吧。”
某次，看娘的手稿里有个词“也许”，我问：“你知道‘也许’什么意思吗？”
“知道，可能、大概呗。”
“那我给你换上‘大概’，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了，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词。”
娘不服气：“我都写两年了，没事还看书，咋也算小学二年级学生吧？还不兴俺用个词啦？”
“不行。你一直用大白话讲故事，这也是你的风格。突然冒出来个文绉绉的词，别扭。”
她说：“老师，我知道了。”
第三本书交稿后，编辑跟我说打算配插图，想不起来哪位画家更合适。
我说：“我娘年轻的时候会剪纸。”
编辑说：“可以让姜奶奶试试。”
当时娘已经买回彩笔，没事的时候涂鸦了。我让她继续练，试着画故事里提及的蛇、石磙、棉车子。
她画了一下午很泄气：“画啥不像啥，俺不画了！”
“你才开始画，要是画啥像啥，那些画家就得饿死了。反正天冷路滑上货不方便，你慢慢练吧。”
她急了：“不行！你马上给编辑打电话，他爱找谁画找谁画，俺不画！着急上火的，俺图啥？”
我也有些气：“行！我马上发邮件。”
邮件写完，我没发送，万一她改变主意呢？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门，她就说：“我还是学画吧，画不好人家不用呗，玩啥不是玩呢？”
我故意问：“那你昨天怎么说的？”
“张老师，我错了。”
编辑虽然决定先出文字版，以后再配插图，各种各样的画笔却成了我娘的新玩具。
1985年艾苓考上大学时母女合影。这一年，姜淑梅48岁，艾苓18岁。
2016年，作家母女的合影。
娘的住处跟我教书的绥化学院隔一条马路，我每天必去，很晚才走，太忙就不回家了。我跟娘说：“这儿是作家工作室。”
娘的文字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瓷器，我要擦去上面的灰尘，但必须小心翼翼。我的原则是只改病句，删除重复的内容。
最初我用红笔改，后来发现另有捷径，我把病句读给她听：“这句话有毛病，你听出来没有？”
有时候她能听出来，听不出来的毛病我得跟她讲错在哪里。我让她把这句话说一遍，再说一遍，我按照没有语病的口述录入。
写作，出书，媒体报道，给了娘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信，也给了我打击和压力。
成名以前，她的身份介绍是“张老师的母亲”；成名以后，我的身份介绍变成“姜淑梅的女儿”。仅此也就罢了。
磨铁图书公司不时把加印信息告知我，我自然要告知她。她问：“你三本书加印过几次？”
“一本都没加印过。”
娘侧头问：“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咋不加印呢？”
直指痛处，特受打击，但是我得承认：“还是写得不好，写得好就加印了。”如果她不是我娘，我一定会嫉妒她。
痛定思痛，以娘的作品为参照审视自己的作品，我发现问题：她的文字没有说教和文艺腔，我总想阐释一个道理；她的作品出自乡间田野，我的作品更自我更小家子气。
意识到问题，我开始规避腔调和道理，也开始上货。以往去外地出差，我都看看风景看看朋友。现在抽时间单独约见学生，看看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力所能及提供帮助，也写出一批学生故事。爱人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说：“确实超出你以往的作品，我被打动了。”
娘还是大清早起来，抱着沙发枕垫用废纸写作，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成为手稿的一部分。除了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做仰卧起坐，她还带着邻居一起做老年回春保健操。
我俩都忙，有时撞车。如果是教学上的事，她给我让路，说啥事都没有学生的事大；如果是写作，我常给她让路，跟娘和给她提供货源的人比，我还年轻，来日方长。
转眼，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若能接通那个世界，我想告诉他：我娘很好，越来越好，不光成了作家，还想当画家呢。
2013年，娘的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版。娘突然问：“张老师，你出几本书了？”
“三本。”
她很不屑：“写了那么多年，才出三本书哇？俺一年一本书，那不很快撵上你？”
2015年，娘第三本书面世，她问：“这回俺撵上你了吧？”
我说：“何止撵上，你已经超过我了。”
原本只想哄娘玩，一不小心玩大了。
2013年11月，《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我正要上课，给了记者住宅电话。几天后看到报纸电子版，标题吓我一跳：姜淑梅：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
我问娘：“这是你说的？”
“是俺说的，咋啦？”
“一年一本书，专业作家不一定做到。”
“书太厚没人看，一年写十万字，那还不轻巧的？”
自己的故事写得差不多，娘跟我说：“有点吹大了——”不等我大笑，她已经胸有成竹，“没事，我到外面上货去。”
她见面熟，跟谁都能找到话说，一分钟进入热聊，写作以后这变成采访能力，在小区、路边和火车上上到不少好货。只要听说哪有爱讲故事的人，她两眼放光立马前往，至今如此。
娘经常跟我讲百时屯，那是她的出生地，鲁西南大地上特别典型的古老村庄：一个村庄有三大姓，分片居住，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长，行使管理权，乱穷时代村庄里上演了诸多悲喜剧。我让她一个人一个人地写，一件事一件事地讲。
记忆里的故事写得差不多了，我特意陪娘回山东巨野，专程上货，收获颇丰，有了第二本书《苦菜花，甘蔗芽》。
此后我们每年都回老家上货，有时一年数次。假期我们也去绥化附近乡村，住在亲戚家里上货。
这两年娘上的货内容比较集中，一部分是民间传奇传说，一部分是家族史。“传说传说，越传越多”，写民间故事她偶尔演绎，残缺不全的她补充完整。写家族史就不同了，我经常替她打印出来一份纸质稿，供讲故事的人核对。每个跌宕起伏的家族史，都可能是小说家笔下的一部长篇，到了她笔下就三两千字，不好的货她不要，只讲这个家族最精彩的故事。民间故事集《长脖子女人》出版后，获华文好书特别奖，第四本书《俺男人》即将付印。
我们也有冲突。
我跟娘说过：“1970年以后的事你就不要写了。”
“为啥？”
“现在的事你写不过我，也写不过别人，你就讲老故事。”
有一回她写了一起凶杀案，这事发生在1980年，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邻居，失踪数日后尸体浮出水面。案件很快告破，原来他偶然看见盗窃团伙分赃，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杀他的凶手是盗窃团伙成员，也是他的亲弟弟。娘和受害人一起干过临时工，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讲述生动。
我看完手稿放到一边，明确告诉她：“这个我不给你录。”
“为啥？”
“过去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这类事大家很少听说，茶余饭后会谈论很长时间。现在这类事整天都在报道，比这更离奇的案子有的是。”
娘半信半疑，收回她写的宝贝。
过些天，《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到家采访，他是作家，也是口述史研究专家。采访间隙，娘说起这事：“我感觉写得挺好，俺闺女不给录。”
徒手老师看过手稿跟娘说：“这篇写得确实挺好，我看不用录，您老人家还是留起来吧。”
某次，看娘的手稿里有个词“也许”，我问：“你知道‘也许’什么意思吗？”
“知道，可能、大概呗。”
“那我给你换上‘大概’，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了，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词。”
娘不服气：“我都写两年了，没事还看书，咋也算小学二年级学生吧？还不兴俺用个词啦？”
“不行。你一直用大白话讲故事，这也是你的风格。突然冒出来个文绉绉的词，别扭。”
她说：“老师，我知道了。”
第三本书交稿后，编辑跟我说打算配插图，想不起来哪位画家更合适。
我说：“我娘年轻的时候会剪纸。”
编辑说：“可以让姜奶奶试试。”
当时娘已经买回彩笔，没事的时候涂鸦了。我让她继续练，试着画故事里提及的蛇、石磙、棉车子。
她画了一下午很泄气：“画啥不像啥，俺不画了！”
“你才开始画，要是画啥像啥，那些画家就得饿死了。反正天冷路滑上货不方便，你慢慢练吧。”
她急了：“不行！你马上给编辑打电话，他爱找谁画找谁画，俺不画！着急上火的，俺图啥？”
我也有些气：“行！我马上发邮件。”
邮件写完，我没发送，万一她改变主意呢？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门，她就说：“我还是学画吧，画不好人家不用呗，玩啥不是玩呢？”
我故意问：“那你昨天怎么说的？”
“张老师，我错了。”
编辑虽然决定先出文字版，以后再配插图，各种各样的画笔却成了我娘的新玩具。
1985年艾苓考上大学时母女合影。这一年，姜淑梅48岁，艾苓18岁。
2016年，作家母女的合影。
娘的住处跟我教书的绥化学院隔一条马路，我每天必去，很晚才走，太忙就不回家了。我跟娘说：“这儿是作家工作室。”
娘的文字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瓷器，我要擦去上面的灰尘，但必须小心翼翼。我的原则是只改病句，删除重复的内容。
最初我用红笔改，后来发现另有捷径，我把病句读给她听：“这句话有毛病，你听出来没有？”
有时候她能听出来，听不出来的毛病我得跟她讲错在哪里。我让她把这句话说一遍，再说一遍，我按照没有语病的口述录入。
写作，出书，媒体报道，给了娘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信，也给了我打击和压力。
成名以前，她的身份介绍是“张老师的母亲”；成名以后，我的身份介绍变成“姜淑梅的女儿”。仅此也就罢了。
磨铁图书公司不时把加印信息告知我，我自然要告知她。她问：“你三本书加印过几次？”
“一本都没加印过。”
娘侧头问：“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咋不加印呢？”
直指痛处，特受打击，但是我得承认：“还是写得不好，写得好就加印了。”如果她不是我娘，我一定会嫉妒她。
痛定思痛，以娘的作品为参照审视自己的作品，我发现问题：她的文字没有说教和文艺腔，我总想阐释一个道理；她的作品出自乡间田野，我的作品更自我更小家子气。
意识到问题，我开始规避腔调和道理，也开始上货。以往去外地出差，我都看看风景看看朋友。现在抽时间单独约见学生，看看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力所能及提供帮助，也写出一批学生故事。爱人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说：“确实超出你以往的作品，我被打动了。”
娘还是大清早起来，抱着沙发枕垫用废纸写作，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成为手稿的一部分。除了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做仰卧起坐，她还带着邻居一起做老年回春保健操。
我俩都忙，有时撞车。如果是教学上的事，她给我让路，说啥事都没有学生的事大；如果是写作，我常给她让路，跟娘和给她提供货源的人比，我还年轻，来日方长。
转眼，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若能接通那个世界，我想告诉他：我娘很好，越来越好，不光成了作家，还想当画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