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俺住在安达市新兴街道办事处二委五组，老委长叫孙玉荣，一九三八年生，比俺小一岁，是俺山东老乡，俺们常在一起说家常话。
她家在德州禹城县魏寨子公社安庄，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奶奶的脚小，那可真叫三寸金莲，站都站不稳。她身材好，模样好，就是命不好，二十九岁没了丈夫，守寡拉巴一儿一女。
爹九岁那年结婚，娘十六岁。奶奶叫爹跟娘睡，爹不愿意，他怕天黑，前几天都是爹睡着了，娘再把他抱到自己屋里。睡到天亮，娘给他穿好衣裳，他再去找奶奶。
有一回，爹睡到半夜醒了，一摸床上不是奶奶，哭着喊：“俺不在这儿睡！俺找俺娘！俺找俺娘！”
娘摸着火链子打着火，点上灯，给他穿好衣裳，说：“你趴俺后背上，俺背着你找咱娘。”
都下半夜了，爹到奶奶屋里，才不哭了。
后来，奶奶买来糖疙瘩交给娘，让娘用糖疙瘩哄他。自打娘屋里有了好吃的，爹才到娘屋里睡了。
孙家离井半里地，过去是小脚奶奶用瓦罐去井上提水，奶奶在井沿上站不住，怕掉井里，得求人家把水打上来，自己提回家。娶了儿媳妇，两个人用水桶抬水，娘也是小脚，还得求人家把水打上来，两人才能抬回家。
奶奶常跟娘说：“等俺儿长大，会挑水就好了。”
奶奶总觉得儿子没爹受屈，只要自己能干动的，舍不得叫儿子干。儿媳妇娶进门，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她俩干，就盼着儿子长大。
爹十八岁刚能挑水了，人没影了。
娘问奶奶：“你儿干啥去了？”
奶奶说：“俺还想问你哩，俺儿这是上哪去了？”
天黑了，爹没回来。
三天两天不回来，还能顶得住。一个月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奶奶和娘都顶不住了，天天哭。娘十一岁没妈，跟哥嫂过，十六岁嫁到孙家伺候九岁的丈夫，一天天盼着他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人没了。
一个多月后，姑父把爹从黑龙江佳木斯送回来。
第二天，姑父的信才到。
姑父说：“他一到俺家俺就问他：‘家里知不知道你来？’他说：‘不知道。’俺当天就写信，怕你们惦记。”不知道这一个多月，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这封信在哪里压住了，奶奶和娘哭了一个多月。
奶奶问爹：“你想走，咋不跟俺说声？”
爹说：“跟你说，你准不叫俺去。”
娘站在旁边流泪，一句话不说。
奶奶说：“回来就好。”
爹回来以后，一天就挑一挑水，别的啥也不干。懒是懒，脾气大，娘哪块有一点不好，爹抓住就打，骂媳妇当话说。
玉荣八岁那年，拽邻居家的猪尾巴玩，小猪往前一跑，把人家瓦壶撞倒。壶碎了，不赔不行，奶奶偷着赔给人家。
爹知道了，抓住玉荣就打，打得尿在裤兜子里。
娘三十多岁的时候生弟弟，得产后风死了，那年玉荣十一岁，上面还有个哥哥。奶奶年纪大了，没法拉巴弟弟，把他送给姓刘的亲戚。
娘活着的时候织布卖，娘死了日子更难了。玉荣十二岁会纺线，五天纺一斤线，挣的钱能买十根果子，就是现在说的油条。
那年腊月二十八，爹买回五斤麦子，奶奶簸了簸，放磨上，玉荣和哥哥抱着磨棍推。有了白面，大年初一吃了一顿白面扁食，再吃扁食都是绿豆面的了。
正月初四，玉荣跟奶奶下地拔豆栅子，不拔没烧的。
地里有风，冻得玉荣小手通红，奶奶说：“你快拔，拔一会儿就不冷了。”
奶奶说得对，快拔一会儿真不冷了。
奶奶还说：“冻的是懒人，饿的是闲人。”这句话她这辈子都记着。
玉荣十四岁那年，庄里有了速成识字班，有老师教，很多人学。几个一般大的闺女对钱（注：摊钱），买手电筒里的灯泡照亮，晚上用功。灯泡太贵，买不起了，她们又对钱买棉花籽油，把油倒个破碗里，用棉花套子搓个灯捻子，一天一个人，轮班拨灯。白天纺棉花，推磨，她总想着学的字。
玉荣十六岁，继母进门。继母一辈子没生小孩，爹脾气大，顶多骂几句，不敢动手打人家。
1957年，孙玉荣（下）与朋友邱学丽在哈尔滨见面时留影。当时她虚岁二十。孙玉荣提供。
一九五八年，玉荣二十岁，去佳木斯找哥哥，在木材加工厂做临时工，用车子推锯末子，后来拉锯，她拉下锯。她拿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起早贪黑，推着锯末子，拉下锯，她都能睡过去两三分钟。后来林业局食堂要通讯员，要求团员，会写字，会骑自行车，她够条件。领导看她能干，还让她当过食堂采买员，这两样活儿一个月能开三十六块钱，女工里算是高工资了。
一九六〇年结婚以后，丈夫到哈尔滨工作，那两样活儿她都不干了，在哈尔滨买五十斤碱坨，背到佳木斯卖。那时候商店里没有酵母，没有面起子（注：面碱），有碱块，卖得贵。东北人发面、煮大子、洗衣服、洗头都用碱，她挣的钱比工资多。要是抓住了，说你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东西没收。啥时候都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玉荣在安达落脚后，把爹和继母接到安达，送出去的弟弟也在安达落脚。
玉荣让俺当第五居民组组长，俺推不出去，干过几年，俺男人笑话俺：“中国最大的官是****，最小的官是你。”五组二十几户，都是邻居，街道有时候给对枕巾，有时候给两双袜子。
玉荣不一样，二委好几百户人家，她操心的事多，退休后才享清福。
她家在德州禹城县魏寨子公社安庄，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奶奶的脚小，那可真叫三寸金莲，站都站不稳。她身材好，模样好，就是命不好，二十九岁没了丈夫，守寡拉巴一儿一女。
爹九岁那年结婚，娘十六岁。奶奶叫爹跟娘睡，爹不愿意，他怕天黑，前几天都是爹睡着了，娘再把他抱到自己屋里。睡到天亮，娘给他穿好衣裳，他再去找奶奶。
有一回，爹睡到半夜醒了，一摸床上不是奶奶，哭着喊：“俺不在这儿睡！俺找俺娘！俺找俺娘！”
娘摸着火链子打着火，点上灯，给他穿好衣裳，说：“你趴俺后背上，俺背着你找咱娘。”
都下半夜了，爹到奶奶屋里，才不哭了。
后来，奶奶买来糖疙瘩交给娘，让娘用糖疙瘩哄他。自打娘屋里有了好吃的，爹才到娘屋里睡了。
孙家离井半里地，过去是小脚奶奶用瓦罐去井上提水，奶奶在井沿上站不住，怕掉井里，得求人家把水打上来，自己提回家。娶了儿媳妇，两个人用水桶抬水，娘也是小脚，还得求人家把水打上来，两人才能抬回家。
奶奶常跟娘说：“等俺儿长大，会挑水就好了。”
奶奶总觉得儿子没爹受屈，只要自己能干动的，舍不得叫儿子干。儿媳妇娶进门，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她俩干，就盼着儿子长大。
爹十八岁刚能挑水了，人没影了。
娘问奶奶：“你儿干啥去了？”
奶奶说：“俺还想问你哩，俺儿这是上哪去了？”
天黑了，爹没回来。
三天两天不回来，还能顶得住。一个月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奶奶和娘都顶不住了，天天哭。娘十一岁没妈，跟哥嫂过，十六岁嫁到孙家伺候九岁的丈夫，一天天盼着他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人没了。
一个多月后，姑父把爹从黑龙江佳木斯送回来。
第二天，姑父的信才到。
姑父说：“他一到俺家俺就问他：‘家里知不知道你来？’他说：‘不知道。’俺当天就写信，怕你们惦记。”不知道这一个多月，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这封信在哪里压住了，奶奶和娘哭了一个多月。
奶奶问爹：“你想走，咋不跟俺说声？”
爹说：“跟你说，你准不叫俺去。”
娘站在旁边流泪，一句话不说。
奶奶说：“回来就好。”
爹回来以后，一天就挑一挑水，别的啥也不干。懒是懒，脾气大，娘哪块有一点不好，爹抓住就打，骂媳妇当话说。
玉荣八岁那年，拽邻居家的猪尾巴玩，小猪往前一跑，把人家瓦壶撞倒。壶碎了，不赔不行，奶奶偷着赔给人家。
爹知道了，抓住玉荣就打，打得尿在裤兜子里。
娘三十多岁的时候生弟弟，得产后风死了，那年玉荣十一岁，上面还有个哥哥。奶奶年纪大了，没法拉巴弟弟，把他送给姓刘的亲戚。
娘活着的时候织布卖，娘死了日子更难了。玉荣十二岁会纺线，五天纺一斤线，挣的钱能买十根果子，就是现在说的油条。
那年腊月二十八，爹买回五斤麦子，奶奶簸了簸，放磨上，玉荣和哥哥抱着磨棍推。有了白面，大年初一吃了一顿白面扁食，再吃扁食都是绿豆面的了。
正月初四，玉荣跟奶奶下地拔豆栅子，不拔没烧的。
地里有风，冻得玉荣小手通红，奶奶说：“你快拔，拔一会儿就不冷了。”
奶奶说得对，快拔一会儿真不冷了。
奶奶还说：“冻的是懒人，饿的是闲人。”这句话她这辈子都记着。
玉荣十四岁那年，庄里有了速成识字班，有老师教，很多人学。几个一般大的闺女对钱（注：摊钱），买手电筒里的灯泡照亮，晚上用功。灯泡太贵，买不起了，她们又对钱买棉花籽油，把油倒个破碗里，用棉花套子搓个灯捻子，一天一个人，轮班拨灯。白天纺棉花，推磨，她总想着学的字。
玉荣十六岁，继母进门。继母一辈子没生小孩，爹脾气大，顶多骂几句，不敢动手打人家。
1957年，孙玉荣（下）与朋友邱学丽在哈尔滨见面时留影。当时她虚岁二十。孙玉荣提供。
一九五八年，玉荣二十岁，去佳木斯找哥哥，在木材加工厂做临时工，用车子推锯末子，后来拉锯，她拉下锯。她拿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起早贪黑，推着锯末子，拉下锯，她都能睡过去两三分钟。后来林业局食堂要通讯员，要求团员，会写字，会骑自行车，她够条件。领导看她能干，还让她当过食堂采买员，这两样活儿一个月能开三十六块钱，女工里算是高工资了。
一九六〇年结婚以后，丈夫到哈尔滨工作，那两样活儿她都不干了，在哈尔滨买五十斤碱坨，背到佳木斯卖。那时候商店里没有酵母，没有面起子（注：面碱），有碱块，卖得贵。东北人发面、煮大子、洗衣服、洗头都用碱，她挣的钱比工资多。要是抓住了，说你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东西没收。啥时候都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玉荣在安达落脚后，把爹和继母接到安达，送出去的弟弟也在安达落脚。
玉荣让俺当第五居民组组长，俺推不出去，干过几年，俺男人笑话俺：“中国最大的官是****，最小的官是你。”五组二十几户，都是邻居，街道有时候给对枕巾，有时候给两双袜子。
玉荣不一样，二委好几百户人家，她操心的事多，退休后才享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