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张江园区的工厂里，刚运回国的一批设备正在进行调试。
张如京带着宋维扬一路走去，他并不主动跟员工说话，员工也完全当他不存在，都在各自忙着手里的工作。
宋维扬自嘲道：“早在几年前，我就想创办芯片制造企业。当时我手里有点钱，于是心血来潮想玩玩尖端科技，结果仔细询问倪院士之后，吓得我赶紧打消异想天开的想法。”
“哈哈哈！”张如京笑得很欢乐。
像倪院士这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心想做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但他也不敢说自己开芯片工厂，只能设计好芯片让弯弯公司代工。
困难有三：一是钱，二是人，三是机器。
而这三个困难因素当中，钱反而是最好解决的，政府如果真想搞，砸锅卖铁也能凑出几百亿啊。
真正困难的是人才和机器，中国政府在过去的20年里，为了发展半导体各种砸钱。但是没有合格的人才，清华和中科大的师生再牛逼，也不可能凭空掌握相关技术。当时负责技术引进的，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他们当年能学到什么知识？即便花钱引进了技术，天天对着别人的图纸，也无法将技术给完全吃透，更别谈进一步的做技术研发。
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们就琢磨，既然没有过硬的人才，那咱们就花时间慢慢培养。于是不断花钱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跟跨国企业搞合资，一边搞生产实践，一边积累技术和人才。这个思路放在其他行业是可行的，包括许多制造行业，确确实实成功了。
但是，有个东西叫“摩尔定律”，有个组织叫“巴统”，有个协定叫“瓦森纳协定”。
摩尔定律的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脑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巴统和瓦森纳协定则规定：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能批准出口的技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的晚两代（加上引进时间和落地消化，中国拿到手的技术通常落后三代）。
这几个东西叠加起来，导致中国引进大量落后的技术和设备。刚开始一两年或许勉强够用，但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技术和设备就已经被彻底淘汰。于是国家的扶持项目宣告失败，过几年政府还是不甘心，又动辄数十亿元的引进技术和设备，结果又迅速被淘汰了。
所以，几年前宋维扬屁都不懂，手里有点小钱就想做芯片制造，等他了解实情之后迅速打消念头。别的不说，设备他就买不到，买落后两三代的东西有个屁用啊！
现在宋维扬非常好奇，盯着工厂里的那些设备问：“张先生，你是怎么把这些先进设备搞到手的？”
张如京笑道：“你猜。”
宋维扬道：“我听到一个传闻，说你找了美国五家教会做担保，保证中芯国际的芯片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这些设备的出口许可。”
“哈哈哈哈，”张如京嘴巴都笑歪了，“这个说法很有想象力。”
宋维扬试探道：“高盛在悄悄使力？”
张如京点头说：“高盛和华登做的担保，还出钱游说了一些美国部门。”
“这就说得过去了。”宋维扬瞬间想通。
去年，张如京被迫离开世大半导体，并宣称自己要到大陆开公司。这消息传出，中国大陆、弯弯、新加坡和美国的诸多企业，甚至主动联系张如京给他送钱来，两个月时间就筹集了10亿美元。
其中就有高盛和华登，都是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他们帮忙弄来高端技术设备就相对简单了。
现在中芯国际的十大股东当中，高盛占股第一，华登占股第二，神州科技占股第三，上实（国企）占股第四，汉鼎（美国）占股第五，祥峰（新加坡）占股第六，说白了就是一家万国血统的合资公司。
而张如京带来的300多人团队，也并非全部来自弯弯，还有新加坡籍程序员，甚至还有从德州仪器追随过来的，公司高管中亦有美国人、意大利人等国际友人。未来还会加入海归派和土木派（清华），再加上创始元老弯弯派，派系又多又乱，只有张如京能够镇得住场面。
等到中芯国际吃了官司，前途无望，许多外国员工就自动离开了。高盛等股东也纷纷减持，国内企业趁机增加投资，把中芯国际彻底变成了“中国血统”。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新总裁上任之后，首要问题不是抓技术和市场，而是如何掌握公司大权、平衡派系斗争。强势的总裁直接压服，不听话就给我滚；弱势的总裁只能当和事佬，在摩擦当中困难发展；最没用的总裁，直接把中芯国际给玩坏了。
而且三大股东也不省心，因为持股比例太接近，谁都不能真正掌握公司，互相之间能打出狗脑子来。
宋维扬站在工厂车间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顺其自然，让中芯国际经历一次大挫折。只有到了公司最危险的时刻，高盛、华登、汉鼎、祥峰这些外国股东，才会愿意把手里的股权卖掉，而神州科技才有机会控股中芯国际。
要知道，张如京的能力太强了，手里拿着100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居然两年时间就把中芯国际做到全球第四。这种下金蛋的母鸡，如果不是被恶意打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些国外股东怎么可能舍得脱手？
而如果神州科技不能做到控股，又如何保证中芯国际的长远稳定发展？
那么就让台积电来起诉侵权，把中芯国际告到快倒闭的地步，神州科技再出手砸钱接盘，顺便把张如京这个能镇住场面的总裁保下来！
还有就是注重人才吸收和培养，一是招揽海龟，二是自己造血。
前面我们说了，90年代的中国没有相关人才，但2000年以后就突然有了。
这些人才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必须在中国读完本科，再去美国那边深造，并在跨国企业工作数年之久，才能掌握真正实用的尖端半导体技术。从这些学生出国到回国，时间跨度至少要10年以上，否则回来的就是半成品！
也即是说，必须是80年代出国的人才，回国之后才能撑起中国半导体的天空。
历史上，中国芯片制造行业那些大佬，大部分都是2000年之后陆续回国的，其中不少就被华为和中兴给挖去了。
2000年之后有个海龟回国潮，因为在这一年颁布了《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意见》，号召国有企业和机构自主引进海龟。如果这些海龟回国后主持科研项目，并且是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急需项目，直接由国家提供科研配套经费。
这些海龟回国后担任要职，还能继续拿美国绿卡，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回国任职一段时间，且放弃美国绿卡，还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代表，这同样属于2000年以后才有的规定——以前你如果拿过美国绿卡，除非特例批准，否则不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
甚至，这些海龟如果家人定居国外，其收入可以直接以外汇形式汇出，每年还有专门的出国探亲假。如果把家庭搬回中国，配偶的工作要帮忙解决，子女上学也要帮忙解决，甚至规定了必须就近安排到条件最好的双语学校、双语班级，这些海龟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还能加分。
此项针对高层次海龟的《意见》一出，立即引发了21世纪初的留洋归国潮，这些回国的海龟后来充斥于国内各种尖端行业。
而且，许多高级海龟并不需要这些福利，也不稀罕国家解决妻儿老小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辞去高薪回国。因为这个政策放出了特别信号，那就是国家非常重视高端技术人才，他们回国创业可以一路绿灯！
张如京带着宋维扬一路走去，他并不主动跟员工说话，员工也完全当他不存在，都在各自忙着手里的工作。
宋维扬自嘲道：“早在几年前，我就想创办芯片制造企业。当时我手里有点钱，于是心血来潮想玩玩尖端科技，结果仔细询问倪院士之后，吓得我赶紧打消异想天开的想法。”
“哈哈哈！”张如京笑得很欢乐。
像倪院士这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心想做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但他也不敢说自己开芯片工厂，只能设计好芯片让弯弯公司代工。
困难有三：一是钱，二是人，三是机器。
而这三个困难因素当中，钱反而是最好解决的，政府如果真想搞，砸锅卖铁也能凑出几百亿啊。
真正困难的是人才和机器，中国政府在过去的20年里，为了发展半导体各种砸钱。但是没有合格的人才，清华和中科大的师生再牛逼，也不可能凭空掌握相关技术。当时负责技术引进的，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他们当年能学到什么知识？即便花钱引进了技术，天天对着别人的图纸，也无法将技术给完全吃透，更别谈进一步的做技术研发。
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们就琢磨，既然没有过硬的人才，那咱们就花时间慢慢培养。于是不断花钱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跟跨国企业搞合资，一边搞生产实践，一边积累技术和人才。这个思路放在其他行业是可行的，包括许多制造行业，确确实实成功了。
但是，有个东西叫“摩尔定律”，有个组织叫“巴统”，有个协定叫“瓦森纳协定”。
摩尔定律的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脑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巴统和瓦森纳协定则规定：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能批准出口的技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的晚两代（加上引进时间和落地消化，中国拿到手的技术通常落后三代）。
这几个东西叠加起来，导致中国引进大量落后的技术和设备。刚开始一两年或许勉强够用，但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技术和设备就已经被彻底淘汰。于是国家的扶持项目宣告失败，过几年政府还是不甘心，又动辄数十亿元的引进技术和设备，结果又迅速被淘汰了。
所以，几年前宋维扬屁都不懂，手里有点小钱就想做芯片制造，等他了解实情之后迅速打消念头。别的不说，设备他就买不到，买落后两三代的东西有个屁用啊！
现在宋维扬非常好奇，盯着工厂里的那些设备问：“张先生，你是怎么把这些先进设备搞到手的？”
张如京笑道：“你猜。”
宋维扬道：“我听到一个传闻，说你找了美国五家教会做担保，保证中芯国际的芯片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这些设备的出口许可。”
“哈哈哈哈，”张如京嘴巴都笑歪了，“这个说法很有想象力。”
宋维扬试探道：“高盛在悄悄使力？”
张如京点头说：“高盛和华登做的担保，还出钱游说了一些美国部门。”
“这就说得过去了。”宋维扬瞬间想通。
去年，张如京被迫离开世大半导体，并宣称自己要到大陆开公司。这消息传出，中国大陆、弯弯、新加坡和美国的诸多企业，甚至主动联系张如京给他送钱来，两个月时间就筹集了10亿美元。
其中就有高盛和华登，都是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他们帮忙弄来高端技术设备就相对简单了。
现在中芯国际的十大股东当中，高盛占股第一，华登占股第二，神州科技占股第三，上实（国企）占股第四，汉鼎（美国）占股第五，祥峰（新加坡）占股第六，说白了就是一家万国血统的合资公司。
而张如京带来的300多人团队，也并非全部来自弯弯，还有新加坡籍程序员，甚至还有从德州仪器追随过来的，公司高管中亦有美国人、意大利人等国际友人。未来还会加入海归派和土木派（清华），再加上创始元老弯弯派，派系又多又乱，只有张如京能够镇得住场面。
等到中芯国际吃了官司，前途无望，许多外国员工就自动离开了。高盛等股东也纷纷减持，国内企业趁机增加投资，把中芯国际彻底变成了“中国血统”。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新总裁上任之后，首要问题不是抓技术和市场，而是如何掌握公司大权、平衡派系斗争。强势的总裁直接压服，不听话就给我滚；弱势的总裁只能当和事佬，在摩擦当中困难发展；最没用的总裁，直接把中芯国际给玩坏了。
而且三大股东也不省心，因为持股比例太接近，谁都不能真正掌握公司，互相之间能打出狗脑子来。
宋维扬站在工厂车间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顺其自然，让中芯国际经历一次大挫折。只有到了公司最危险的时刻，高盛、华登、汉鼎、祥峰这些外国股东，才会愿意把手里的股权卖掉，而神州科技才有机会控股中芯国际。
要知道，张如京的能力太强了，手里拿着100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居然两年时间就把中芯国际做到全球第四。这种下金蛋的母鸡，如果不是被恶意打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些国外股东怎么可能舍得脱手？
而如果神州科技不能做到控股，又如何保证中芯国际的长远稳定发展？
那么就让台积电来起诉侵权，把中芯国际告到快倒闭的地步，神州科技再出手砸钱接盘，顺便把张如京这个能镇住场面的总裁保下来！
还有就是注重人才吸收和培养，一是招揽海龟，二是自己造血。
前面我们说了，90年代的中国没有相关人才，但2000年以后就突然有了。
这些人才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必须在中国读完本科，再去美国那边深造，并在跨国企业工作数年之久，才能掌握真正实用的尖端半导体技术。从这些学生出国到回国，时间跨度至少要10年以上，否则回来的就是半成品！
也即是说，必须是80年代出国的人才，回国之后才能撑起中国半导体的天空。
历史上，中国芯片制造行业那些大佬，大部分都是2000年之后陆续回国的，其中不少就被华为和中兴给挖去了。
2000年之后有个海龟回国潮，因为在这一年颁布了《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意见》，号召国有企业和机构自主引进海龟。如果这些海龟回国后主持科研项目，并且是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急需项目，直接由国家提供科研配套经费。
这些海龟回国后担任要职，还能继续拿美国绿卡，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回国任职一段时间，且放弃美国绿卡，还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代表，这同样属于2000年以后才有的规定——以前你如果拿过美国绿卡，除非特例批准，否则不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
甚至，这些海龟如果家人定居国外，其收入可以直接以外汇形式汇出，每年还有专门的出国探亲假。如果把家庭搬回中国，配偶的工作要帮忙解决，子女上学也要帮忙解决，甚至规定了必须就近安排到条件最好的双语学校、双语班级，这些海龟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还能加分。
此项针对高层次海龟的《意见》一出，立即引发了21世纪初的留洋归国潮，这些回国的海龟后来充斥于国内各种尖端行业。
而且，许多高级海龟并不需要这些福利，也不稀罕国家解决妻儿老小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辞去高薪回国。因为这个政策放出了特别信号，那就是国家非常重视高端技术人才，他们回国创业可以一路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