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李治向皇帝李世民建议打击谣言，并希望对因为谣言受到伤害的官员，进行赦免、补偿。群臣纷纷附议。他们也是深受其害呀。尤其是李靖和李绩，如果皇帝不杜绝谣言，他们的家真的就变成了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办啥事，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了。总不能连沐浴，也让长安百姓观看、指指点点吧。
皇帝表示同意。不久，李君羡一家也从天牢里放了出来，朝廷给予了一定的补偿。李治还专门进行了探望。这让李君羡一家感动不已。不久，李君羡申请离开长安，外调他地为官，皇帝李世民表示同意。李治又亲自在长安郊外为他送行。
之后，李治又向皇帝建议：建立邸报制度。每周把朝廷的大事通报给各地官府，之后再通告给所有大唐百姓。当然通报的只能是好事，粮食增产、平定叛乱、万国来贺这一类的。杜绝百姓以讹传讹，肆意揣测。
皇帝表示同意，群臣表示支持。皇帝下达了诏命。
李治这个想法来源于后世的《新闻联播》，有人这样评价过《新闻联播》：
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都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
中间十分钟，全国老百姓都很幸福，不是致富，就是增产；
最后十分钟，其他各国都很惨，不是爆炸，就是造反。
其实想想也可以明白。《新闻联播》是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而中央电视台则是党的口舌，肯定替党说话啊。
在汉朝时，就有名儒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需要牢牢抓住两项权利，一个是军权，一个就是舆论。而舆论则在读书人的手里面，所以希望汉武帝善待读书人。”
后世开国伟人也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笔杆子上，那位伟人也是高手，不仅擅长写文章，而且操纵舆论也是炉火纯青。伟人一生：在军事上，技高一筹；在舆论宣传上，伟人更是占尽上风。伟人的一整套思维和语言，长时间征服了中国大陆几亿人的头脑。整个中国知识界对他可以说五体投地，例外者极少。
那位开国副统帅更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舆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是很重视的。例如：那位伟人当政，虽然经济上捉襟见肘，连老百姓的温饱也不能解决，还饿死过人，外交上也四面树敌，剑拔弩张，可是老百姓支持他，拥护他，也原谅他，因为他是真心想着老百姓，为老百姓做事的。舆论做得很好，百姓们都知道伟人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即使偶尔做错，百姓们也谅解。可是，后世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还在高速增长中。外交形势也大为不同，与世界上的大国及周边国家，大多变为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执政者的自信心，却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调动警力，把一切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后世中国老百姓生活上，不可谓不幸福，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吃得好，穿得好。为什么很多人会感觉不幸福？有人认为与舆论宣传，有一定的关系。
李治的邸报制度，舆论宣传的效果是明显的。老百姓不但觉得自己生活上过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而且精神上也认同邸报上所说的，心情上很愉悦。为自己能够生活在盛世，生活在皇帝李世民的领导下，感到高兴。
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可是有一群人却高兴不起来。他们无事可做了。他们就是御史台的人。本来他们就是提出朝廷的错误，专门找错的。现在好了，每天接触的都是好事，他们无法开口了，憋得很难受。于是御史台集体上书，我们要了解朝廷的真实情况，不然请陛下解散御史台。
于是，李治又建议：“对所有四品以上官员、御史台所有官员、各县县官公布大唐的真实情况，让他们了解真实的大唐，方便他们更好的施政，同时要求他们保密。对待普通百姓，需要做好舆论引导；但是对于主要官员则需要他们认清形势。”
皇帝李世民表示同意，百官也支持。李世民又下达了诏命。
长安，东宫。狄仁杰对李治说：“您这种行为，不是愚民政策，糊弄老百姓吗？”
李治回答：“百姓是应该有知情权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允许，我只能这样做。希望你能理解。就像在吐蕃时，看到广大的农奴，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不管是吐蕃的统治者，还是广大的农奴，他们都认为他们就应该这样生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也没做什么，也没敢做什么。那种情况，我敢提解放农奴吗？慢慢来吧，农奴们会慢慢觉醒的，等到时机成熟，我会协助他们废除那万恶的农奴制度的，大唐的百姓也会拥有知情权的。我相信这一天，不会等待太久，会很快到来的。”
大唐的舆论秩序，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老百姓也更加感恩朝廷。朝廷重臣、御史台、各府、县主官，更加为民请命，更加大胆的指出朝廷政策的种种不妥。
而此时李治却通过邸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分为二看问题》，告知四品以上官员和各府县官员，所有事情、政策都是有利也有弊的。希望朝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想到利，也能够想到弊，考虑要全面，要考虑到特殊群体，如家庭困难、残障的百姓的难处，制定政策时对他们进行照顾；希望各地在按照朝廷政策执行时，要为百姓谋取最大福利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政策的弊端对百姓的危害。
李治的这个《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观点，得到了皇帝和群臣们的肯定。皇帝和群臣都把这篇文章做为自己的每日必读文章。考虑政策也更加全面、合理；各地主官处理问题时，也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特殊问题特殊对待，不再实行“一刀切”。很多百姓感受到了国家对他们的照顾，尤其是一些家庭困难、残障的百姓，赋税、徭役以前都和正常百姓一样，现在已经减少很多，很多地方甚至对家庭困难的百姓免除了赋税，对残障百姓免除了徭役。
李治视察了长安近郊，发现了这一现象。心中暗道：“现在还只能做这么多，我相信以后百姓们会生活的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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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表示同意。不久，李君羡一家也从天牢里放了出来，朝廷给予了一定的补偿。李治还专门进行了探望。这让李君羡一家感动不已。不久，李君羡申请离开长安，外调他地为官，皇帝李世民表示同意。李治又亲自在长安郊外为他送行。
之后，李治又向皇帝建议：建立邸报制度。每周把朝廷的大事通报给各地官府，之后再通告给所有大唐百姓。当然通报的只能是好事，粮食增产、平定叛乱、万国来贺这一类的。杜绝百姓以讹传讹，肆意揣测。
皇帝表示同意，群臣表示支持。皇帝下达了诏命。
李治这个想法来源于后世的《新闻联播》，有人这样评价过《新闻联播》：
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都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
中间十分钟，全国老百姓都很幸福，不是致富，就是增产；
最后十分钟，其他各国都很惨，不是爆炸，就是造反。
其实想想也可以明白。《新闻联播》是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而中央电视台则是党的口舌，肯定替党说话啊。
在汉朝时，就有名儒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需要牢牢抓住两项权利，一个是军权，一个就是舆论。而舆论则在读书人的手里面，所以希望汉武帝善待读书人。”
后世开国伟人也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笔杆子上，那位伟人也是高手，不仅擅长写文章，而且操纵舆论也是炉火纯青。伟人一生：在军事上，技高一筹；在舆论宣传上，伟人更是占尽上风。伟人的一整套思维和语言，长时间征服了中国大陆几亿人的头脑。整个中国知识界对他可以说五体投地，例外者极少。
那位开国副统帅更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舆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是很重视的。例如：那位伟人当政，虽然经济上捉襟见肘，连老百姓的温饱也不能解决，还饿死过人，外交上也四面树敌，剑拔弩张，可是老百姓支持他，拥护他，也原谅他，因为他是真心想着老百姓，为老百姓做事的。舆论做得很好，百姓们都知道伟人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即使偶尔做错，百姓们也谅解。可是，后世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还在高速增长中。外交形势也大为不同，与世界上的大国及周边国家，大多变为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执政者的自信心，却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调动警力，把一切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后世中国老百姓生活上，不可谓不幸福，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吃得好，穿得好。为什么很多人会感觉不幸福？有人认为与舆论宣传，有一定的关系。
李治的邸报制度，舆论宣传的效果是明显的。老百姓不但觉得自己生活上过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而且精神上也认同邸报上所说的，心情上很愉悦。为自己能够生活在盛世，生活在皇帝李世民的领导下，感到高兴。
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可是有一群人却高兴不起来。他们无事可做了。他们就是御史台的人。本来他们就是提出朝廷的错误，专门找错的。现在好了，每天接触的都是好事，他们无法开口了，憋得很难受。于是御史台集体上书，我们要了解朝廷的真实情况，不然请陛下解散御史台。
于是，李治又建议：“对所有四品以上官员、御史台所有官员、各县县官公布大唐的真实情况，让他们了解真实的大唐，方便他们更好的施政，同时要求他们保密。对待普通百姓，需要做好舆论引导；但是对于主要官员则需要他们认清形势。”
皇帝李世民表示同意，百官也支持。李世民又下达了诏命。
长安，东宫。狄仁杰对李治说：“您这种行为，不是愚民政策，糊弄老百姓吗？”
李治回答：“百姓是应该有知情权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允许，我只能这样做。希望你能理解。就像在吐蕃时，看到广大的农奴，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不管是吐蕃的统治者，还是广大的农奴，他们都认为他们就应该这样生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也没做什么，也没敢做什么。那种情况，我敢提解放农奴吗？慢慢来吧，农奴们会慢慢觉醒的，等到时机成熟，我会协助他们废除那万恶的农奴制度的，大唐的百姓也会拥有知情权的。我相信这一天，不会等待太久，会很快到来的。”
大唐的舆论秩序，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老百姓也更加感恩朝廷。朝廷重臣、御史台、各府、县主官，更加为民请命，更加大胆的指出朝廷政策的种种不妥。
而此时李治却通过邸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分为二看问题》，告知四品以上官员和各府县官员，所有事情、政策都是有利也有弊的。希望朝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想到利，也能够想到弊，考虑要全面，要考虑到特殊群体，如家庭困难、残障的百姓的难处，制定政策时对他们进行照顾；希望各地在按照朝廷政策执行时，要为百姓谋取最大福利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政策的弊端对百姓的危害。
李治的这个《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观点，得到了皇帝和群臣们的肯定。皇帝和群臣都把这篇文章做为自己的每日必读文章。考虑政策也更加全面、合理；各地主官处理问题时，也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特殊问题特殊对待，不再实行“一刀切”。很多百姓感受到了国家对他们的照顾，尤其是一些家庭困难、残障的百姓，赋税、徭役以前都和正常百姓一样，现在已经减少很多，很多地方甚至对家庭困难的百姓免除了赋税，对残障百姓免除了徭役。
李治视察了长安近郊，发现了这一现象。心中暗道：“现在还只能做这么多，我相信以后百姓们会生活的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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