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的那几天，川崎给人的感觉是华人少得出奇，尤其是国内的华人。可能是因为在青之馆的华人，来来去去的就只有我们几个稍微核心外围一点儿的华人，还真没见过一个国内的同胞。这真的很反常，因为以我的经验和所见所闻，无论是在澳洲、加国，还是世界其它什么地方，留学生里面占大比例的，肯定是国内的华人。如果您到国外走走的话，也会发觉，无论多么偏僻的地方，多么偏见的地方，也不乏华人的身影。
大数据就不说了，在澳的时候，光是我读的那间学校，就有至少五分一华人，还不包括很多来自东南亚，例如马来的同胞。加国也是，总之两个地方基本都不用说英文。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同学，都有同样的信息，就是校园和城市慢慢被华人点缀填满。
这个现象的原因好像很简单，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外国政府和学校要赚华人留学生的钱。但再往深想一想，外国人要赚的，是所有留学生的钱。华人留学生的学费不会比其他国籍的更贵，虽然也有不少土豪，但大部份人还是非常勤工俭学的那堆。那为什么华人留学生就是多呢？应该就是因为我们渐渐变得比其他国家更有钱，而且，更会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东西上，例如投资将来。当然，还有一个铁一般的客观因素，归根究底，就是根本这个地球上华人就多。
但人们可能还会说，那是因为亚洲地区教育普遍相对落后，所以有更多的人出国留学。这当然也有一定道理，而且，在这个英文横行的年代，向西方学习仍然还是主流之一。但我之所见，很多华人留学生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故事，尤其是川崎这种语言学校，真正为了学业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为了见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或者索性追寻不同的生活和未来。还有，别忘了，这可是穿越回十几年前的时候。今时今日，来华的外国人明显多了，但外出的华人，就更多了。世界华人化了，华人也更世界化了。
无论如何，开学前在川崎华人稀少的这个假象很快就被开学后的真实情景冲击得灰飞烟灭。
开学那天，隐藏的的华人突然像忍者一样冒了出来。尤其是在葵之楼那边，中午吃饭时已经是三五成群，粗略估计也有三十多人。而主楼这边，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放学的时候，也看见至少十几二十人。这还不包括因为种种原因没出现在学校，或者是走漏了眼，甚至又隐藏了起来的那些。
另外神奇的是，虽然大家都有华人的面孔，但华人和韩国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本能相互识别基制，就好像华人和岛国人之间一样。在走廊和路上有几个华人跟我打招呼，甚至没两句就猜到我是航港人。但却没有韩国人跟华人打招呼。这方面，我一直以来都不那么敏感，纯粹基于个人喜好，我跟所有似乎会打招呼的人都随便打招呼，否则就是不用打招呼的人。当然，现在来说，咱跟棒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当年现在的选择还是保持不跟华人深交。这其实也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事实上，在川崎这半年，得罪人多，几乎没有什么深交的朋友，尤其是华人。
下午只有一堂课，典型大和贤良妇女的渡边老师首先用日文加一点点英文，慢慢地，慢慢地，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以为只要说得慢，别人就会听得明白另一种语言，简直是神误区……）。总括来说，老师是某个女子大学日文本课毕业，毕业后已经在仁五郎任教了三年，很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和文化，以上（日文完了的意思）。
然后，各人介绍了一下自已，基于大家的日文都还很有限，所以大部份人用的都是英文，只有汤马士兴高采烈地用简单零碎的日文介绍了自己，说来日是为了体验东方文化，下一站是上海，云云……赢得了渡边老师的点头认可，和其他同学抽动的眉头。
王桑红着脸，用出乎意料的流利英文介绍了自己。根据他所说，他在黑龙市什么外科医院急诊干了四年了，他说不用写死亡报告的那天就已经是最好的一天了，但好日子实再太少……满屋黑线。但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微笑着继续说，他老婆的哥哥娶了个岛国人，便一起住了过来，借此机会（虽然我不太能想通，他也解释不清到底是怎么个机会），他也正在想办法移民过来岛国。他住在川崎老婆哥哥的老婆的亲戚家。没有任何掩饰他以学校作为跳板的本意。当然，要移民的话，流利日文也是不可或缺的。
后来的事情，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王桑当了厨师，都是拿刀混饭的。
阿杰和阿诗继续恩爱，欧尔加夫妇也说是为了移民，其他人全声称是为了进修日文，包括我。
自我介绍之后，渡边老师介绍了一下书单，主要的课本基本上在学校可以买到，也有很多中古的渠道。然后，老师又讲解了一下学校的历史和课程，川崎和周边。由于她说得很慢，真心以为说得慢我们就更听得明白……又时不时地根据众人的皱眉深度加插一些英文或图画解释，所以话题刚进东京，下课铃就响了。东京，还是留待我们自己去探索吧。
下课铃一响，我就匆忙挤了出去，跑到楼下，葵之楼那边已经开始涌出人潮。人群之中，首先见到的就是小山一般移动着的德力。其次，就是被夹在陈桑和赵桑之间的桃太郎。
我看准了妳们差不多走到自行车停车场，便由主楼走了过去。果不其然，德力一看见我，就夸张地打着招呼，等我走到跟前，就跟我说要一起去吃点东西。我知道这种下课后就去“吃点东西”的活动，会变成以后几个月的日常。只要没什么特别的安排，德力一放学就会拖着大队，拉着我们去这儿去那儿，大多是，噢不，全都是以前去过的食店。有时候妳会一起，有时候只有我和德力和他的朋友，短期内还不会有我们单独用餐的时光。
今天去的，是离学校最近的那间一百円寿司店。我们好像从来不会记得任何一家一百円寿司店的名字，因为那些店家的门口总是插挂醒目的“百円”巾幡。所以，无论那些店子叫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我们都只注重其实际服务：一百円的寿司。只有德力，像个过份发育的小学生……嗯……他确实是……一样，偶尔兴奋地用他那没变声的嗓子指着牌子叫着什么什么，各人反应冷淡。
话说回这间百円寿司店，店面装修简单，一进门就是店中最主要的回转寿司流水线，围着回转寿司带，是一格格的二人或四人、六人座。进门右手边再向左拐的两条边是大玻璃窗，靠玻璃窗还有一些两人或四人枱。我们通常都有三至五人，习惯坐到最里边回转寿司带旁的六人位。我们一般是一放学的四点多就过去，店里人客稀少，基本任坐。
这间百円寿司店，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也是我们最早的其中一处相聚的地方。但由于德力、陈桑和赵桑的出现，这里并不是只属于我们俩的地方。我知道不久的将来，妳将带我去妳的世界，并一起向更远的地方出发探险，开僻只属于我俩的乐土。
无论如何，在这里，由于求生的本能或德力或其它任何什么原因，我们，呃，我和德力，坐在了一起。俗话说：百年修来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眠。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跟德力修了百年什么，但我通常跟德力坐在一边，妳跟陈桑和赵桑坐另一边。我表现得并不太在意，当年也确实还不是太在意，所以经常跟妳坐在大对。我幼稚奇怪的想法是，来到餐厅嘛，当然主要就是为了跟食物交流，跟人交流，似乎格格不入，也不应太重要。但现在，嗯，我还是让德力坐在了妳对面，因为，我已经并不在意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通常，妳在进餐厅之前或吃完之后，会抽根烟。也有的时候，如果妳有电话要接，就会走出餐厅，一边讲电话，一边抽根烟。妳抽烟的时候，如果不是打电话的话，福尔摩沙的女生会走出去陪妳抽，而德力会陪福尔摩沙的女生走出去，我就在餐厅里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妳们无声的谈笑。如果是吃完走的时候抽的话，那我就慢慢地结帐，到外面的单车场之后，东张西望，刻意跟烟雾保持一段距离，直至再出发去下一个地方。
吃完寿司，大家去附近一间几乎是为学校配套的书店，各自买了课本。我因为书控顽疾，只买新书，而妳跟其他人则买了中古书。另外，我的字典控发作，买了本之后也没怎么看的和中中和大辞源。不得不买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内页薄如蝉翼，却不失细腻手感，裁剪精细，绝不会黏在一起。翻页时哗啦脆响，醒脑提神。字典内辞汇丰富，既有古语文言，又不失潮流新句，而且附有过百种不同的附录，感觉超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其重量，放在车篮子里，上坡都觉得累。
晚上，大家吃的是迷你小驻饭盒拼盘。新的面孔也在公共空间浮现。包括我对门的英国女生，名字没记住，因为她再住几天就走。同样是年轻但满脸胡子茬的米国人克里斯。华人姐妹李桑，很晚才打工回来，腼腆地煮着方便面。还有其他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吃完饭，喝着咖啡，看着玻璃窗外跟妳一起吞云吐雾的烟民们，我真觉得那些可以跟妳一起抽烟的人真让人羡慕。但我为了自己的坚持，并不会轻易地走出去流泪，尤其是在其他人面前。
于是我便跟佐治留在室内聊天。他是印第安白种混血儿，全名是水獭湖.白松.奥兰多.佐治.路易斯……呃……嗯，充满了历史文化的沉淀、冲突和磨合。他说他对山林有特别的灵性，但还没清楚去到什么程度，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去见族中的长老，看能不能得到启示。佐治外表四十几岁，原来只不过大德力几岁。他说我也很有灵性，因为有东西在帮忙，那是我的命运。弄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他还帮我算了一下我的生命数字，也就是将生日年月日加在一起，再將所有的數位加在一起，加到個位數為止。例如：2000年12月12號出生的，就先將2000 12 12=2024，再將2 0 2 4=8。如果加起來＝10，就再1 0=1。结果就是类似九宫人格的九种命运。他说我的生命数字应该是很小的数字，接近或等于一。那是很特别的数字。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轻易接受这些命理的东西的，一来我有自己所信的一套，二来我现在比较特殊的身份，万一碰着个高人，被察觉了就麻烦了。第三，其实我早知道答案。不过，佐治见我有些犹豫，便说这只是一种数字统计游戏，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也不会影响我自身的信仰或命运。于是，我勉为其难地玩了一下。
结果，我把一大堆数字加了起来，总数是10。再相加，就是一！这时，我心里抽了一下。这当然不是因为答案，而是，我突然想起来，当年佐治肯定没跟我玩过这个游戏！当年的佐治沉默寡言，只会傻笑，就算说话也阴声细气，很难捕捉。喏，他现在就正在向我傻笑。我皱了皱眉。
众人回来之后，我为了舒缓一下自己的不安，把佐治放在了聚光灯下。我跟大家简单说了说佐治的神奇感知，他马上人气急升，成为众矢之的。搞得佐治很不自然，忽悠了几句就逃之夭夭了。
众人继续聊天，直至深夜，根本没人留意，有个人趴在康乐室的桌子上睡着了。
（待续……）
大数据就不说了，在澳的时候，光是我读的那间学校，就有至少五分一华人，还不包括很多来自东南亚，例如马来的同胞。加国也是，总之两个地方基本都不用说英文。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同学，都有同样的信息，就是校园和城市慢慢被华人点缀填满。
这个现象的原因好像很简单，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外国政府和学校要赚华人留学生的钱。但再往深想一想，外国人要赚的，是所有留学生的钱。华人留学生的学费不会比其他国籍的更贵，虽然也有不少土豪，但大部份人还是非常勤工俭学的那堆。那为什么华人留学生就是多呢？应该就是因为我们渐渐变得比其他国家更有钱，而且，更会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东西上，例如投资将来。当然，还有一个铁一般的客观因素，归根究底，就是根本这个地球上华人就多。
但人们可能还会说，那是因为亚洲地区教育普遍相对落后，所以有更多的人出国留学。这当然也有一定道理，而且，在这个英文横行的年代，向西方学习仍然还是主流之一。但我之所见，很多华人留学生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故事，尤其是川崎这种语言学校，真正为了学业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为了见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或者索性追寻不同的生活和未来。还有，别忘了，这可是穿越回十几年前的时候。今时今日，来华的外国人明显多了，但外出的华人，就更多了。世界华人化了，华人也更世界化了。
无论如何，开学前在川崎华人稀少的这个假象很快就被开学后的真实情景冲击得灰飞烟灭。
开学那天，隐藏的的华人突然像忍者一样冒了出来。尤其是在葵之楼那边，中午吃饭时已经是三五成群，粗略估计也有三十多人。而主楼这边，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放学的时候，也看见至少十几二十人。这还不包括因为种种原因没出现在学校，或者是走漏了眼，甚至又隐藏了起来的那些。
另外神奇的是，虽然大家都有华人的面孔，但华人和韩国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本能相互识别基制，就好像华人和岛国人之间一样。在走廊和路上有几个华人跟我打招呼，甚至没两句就猜到我是航港人。但却没有韩国人跟华人打招呼。这方面，我一直以来都不那么敏感，纯粹基于个人喜好，我跟所有似乎会打招呼的人都随便打招呼，否则就是不用打招呼的人。当然，现在来说，咱跟棒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当年现在的选择还是保持不跟华人深交。这其实也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事实上，在川崎这半年，得罪人多，几乎没有什么深交的朋友，尤其是华人。
下午只有一堂课，典型大和贤良妇女的渡边老师首先用日文加一点点英文，慢慢地，慢慢地，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以为只要说得慢，别人就会听得明白另一种语言，简直是神误区……）。总括来说，老师是某个女子大学日文本课毕业，毕业后已经在仁五郎任教了三年，很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和文化，以上（日文完了的意思）。
然后，各人介绍了一下自已，基于大家的日文都还很有限，所以大部份人用的都是英文，只有汤马士兴高采烈地用简单零碎的日文介绍了自己，说来日是为了体验东方文化，下一站是上海，云云……赢得了渡边老师的点头认可，和其他同学抽动的眉头。
王桑红着脸，用出乎意料的流利英文介绍了自己。根据他所说，他在黑龙市什么外科医院急诊干了四年了，他说不用写死亡报告的那天就已经是最好的一天了，但好日子实再太少……满屋黑线。但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微笑着继续说，他老婆的哥哥娶了个岛国人，便一起住了过来，借此机会（虽然我不太能想通，他也解释不清到底是怎么个机会），他也正在想办法移民过来岛国。他住在川崎老婆哥哥的老婆的亲戚家。没有任何掩饰他以学校作为跳板的本意。当然，要移民的话，流利日文也是不可或缺的。
后来的事情，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王桑当了厨师，都是拿刀混饭的。
阿杰和阿诗继续恩爱，欧尔加夫妇也说是为了移民，其他人全声称是为了进修日文，包括我。
自我介绍之后，渡边老师介绍了一下书单，主要的课本基本上在学校可以买到，也有很多中古的渠道。然后，老师又讲解了一下学校的历史和课程，川崎和周边。由于她说得很慢，真心以为说得慢我们就更听得明白……又时不时地根据众人的皱眉深度加插一些英文或图画解释，所以话题刚进东京，下课铃就响了。东京，还是留待我们自己去探索吧。
下课铃一响，我就匆忙挤了出去，跑到楼下，葵之楼那边已经开始涌出人潮。人群之中，首先见到的就是小山一般移动着的德力。其次，就是被夹在陈桑和赵桑之间的桃太郎。
我看准了妳们差不多走到自行车停车场，便由主楼走了过去。果不其然，德力一看见我，就夸张地打着招呼，等我走到跟前，就跟我说要一起去吃点东西。我知道这种下课后就去“吃点东西”的活动，会变成以后几个月的日常。只要没什么特别的安排，德力一放学就会拖着大队，拉着我们去这儿去那儿，大多是，噢不，全都是以前去过的食店。有时候妳会一起，有时候只有我和德力和他的朋友，短期内还不会有我们单独用餐的时光。
今天去的，是离学校最近的那间一百円寿司店。我们好像从来不会记得任何一家一百円寿司店的名字，因为那些店家的门口总是插挂醒目的“百円”巾幡。所以，无论那些店子叫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我们都只注重其实际服务：一百円的寿司。只有德力，像个过份发育的小学生……嗯……他确实是……一样，偶尔兴奋地用他那没变声的嗓子指着牌子叫着什么什么，各人反应冷淡。
话说回这间百円寿司店，店面装修简单，一进门就是店中最主要的回转寿司流水线，围着回转寿司带，是一格格的二人或四人、六人座。进门右手边再向左拐的两条边是大玻璃窗，靠玻璃窗还有一些两人或四人枱。我们通常都有三至五人，习惯坐到最里边回转寿司带旁的六人位。我们一般是一放学的四点多就过去，店里人客稀少，基本任坐。
这间百円寿司店，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也是我们最早的其中一处相聚的地方。但由于德力、陈桑和赵桑的出现，这里并不是只属于我们俩的地方。我知道不久的将来，妳将带我去妳的世界，并一起向更远的地方出发探险，开僻只属于我俩的乐土。
无论如何，在这里，由于求生的本能或德力或其它任何什么原因，我们，呃，我和德力，坐在了一起。俗话说：百年修来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眠。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跟德力修了百年什么，但我通常跟德力坐在一边，妳跟陈桑和赵桑坐另一边。我表现得并不太在意，当年也确实还不是太在意，所以经常跟妳坐在大对。我幼稚奇怪的想法是，来到餐厅嘛，当然主要就是为了跟食物交流，跟人交流，似乎格格不入，也不应太重要。但现在，嗯，我还是让德力坐在了妳对面，因为，我已经并不在意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通常，妳在进餐厅之前或吃完之后，会抽根烟。也有的时候，如果妳有电话要接，就会走出餐厅，一边讲电话，一边抽根烟。妳抽烟的时候，如果不是打电话的话，福尔摩沙的女生会走出去陪妳抽，而德力会陪福尔摩沙的女生走出去，我就在餐厅里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妳们无声的谈笑。如果是吃完走的时候抽的话，那我就慢慢地结帐，到外面的单车场之后，东张西望，刻意跟烟雾保持一段距离，直至再出发去下一个地方。
吃完寿司，大家去附近一间几乎是为学校配套的书店，各自买了课本。我因为书控顽疾，只买新书，而妳跟其他人则买了中古书。另外，我的字典控发作，买了本之后也没怎么看的和中中和大辞源。不得不买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内页薄如蝉翼，却不失细腻手感，裁剪精细，绝不会黏在一起。翻页时哗啦脆响，醒脑提神。字典内辞汇丰富，既有古语文言，又不失潮流新句，而且附有过百种不同的附录，感觉超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其重量，放在车篮子里，上坡都觉得累。
晚上，大家吃的是迷你小驻饭盒拼盘。新的面孔也在公共空间浮现。包括我对门的英国女生，名字没记住，因为她再住几天就走。同样是年轻但满脸胡子茬的米国人克里斯。华人姐妹李桑，很晚才打工回来，腼腆地煮着方便面。还有其他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吃完饭，喝着咖啡，看着玻璃窗外跟妳一起吞云吐雾的烟民们，我真觉得那些可以跟妳一起抽烟的人真让人羡慕。但我为了自己的坚持，并不会轻易地走出去流泪，尤其是在其他人面前。
于是我便跟佐治留在室内聊天。他是印第安白种混血儿，全名是水獭湖.白松.奥兰多.佐治.路易斯……呃……嗯，充满了历史文化的沉淀、冲突和磨合。他说他对山林有特别的灵性，但还没清楚去到什么程度，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去见族中的长老，看能不能得到启示。佐治外表四十几岁，原来只不过大德力几岁。他说我也很有灵性，因为有东西在帮忙，那是我的命运。弄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他还帮我算了一下我的生命数字，也就是将生日年月日加在一起，再將所有的數位加在一起，加到個位數為止。例如：2000年12月12號出生的，就先將2000 12 12=2024，再將2 0 2 4=8。如果加起來＝10，就再1 0=1。结果就是类似九宫人格的九种命运。他说我的生命数字应该是很小的数字，接近或等于一。那是很特别的数字。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轻易接受这些命理的东西的，一来我有自己所信的一套，二来我现在比较特殊的身份，万一碰着个高人，被察觉了就麻烦了。第三，其实我早知道答案。不过，佐治见我有些犹豫，便说这只是一种数字统计游戏，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也不会影响我自身的信仰或命运。于是，我勉为其难地玩了一下。
结果，我把一大堆数字加了起来，总数是10。再相加，就是一！这时，我心里抽了一下。这当然不是因为答案，而是，我突然想起来，当年佐治肯定没跟我玩过这个游戏！当年的佐治沉默寡言，只会傻笑，就算说话也阴声细气，很难捕捉。喏，他现在就正在向我傻笑。我皱了皱眉。
众人回来之后，我为了舒缓一下自己的不安，把佐治放在了聚光灯下。我跟大家简单说了说佐治的神奇感知，他马上人气急升，成为众矢之的。搞得佐治很不自然，忽悠了几句就逃之夭夭了。
众人继续聊天，直至深夜，根本没人留意，有个人趴在康乐室的桌子上睡着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