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恢复了平静。
对气势汹汹而来灰头灰脸而走的日本海军来说，他们像一阵旋风，走后就没能再回来；对躲避在公共租界里妄图登船逃离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军人来说，之前的种种设想像猪尿泡一样破灭了；对公共租界的头面人物来说，日舰的离开，正好给了他们遣送日方人员的台阶。
于是，在英美等国的斡旋下，滞留在公共租界的两万多日军、两万多日侨被“礼送”出境。在南京军区官兵的注视下，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低下了头。
当然，公共租界负责交涉的人还假惺惺地大谈什么要人民军优待俘虏，这又给了他们希望，希望善良的中国人不要为难他们，甚至，他们还想着把他们遣送回国。
别人怎么做，张汉卿不去多想，但不榨光这些身强力壮的侵略者，他是不会轻易让他们解放的。做俘虏，就要有俘虏的觉悟。
再说，这四万人，除了登陆作战的官兵外，日侨都是相对年轻的----日本人想在中国扎根，先期来华的都是日本各行业的佼佼者，自然，身体都是棒棒的。
建设新中国，需要这些身体好的听话的免费的劳力，再说伟人曾经说过，改造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劳动。所以，这批俘虏和侨民，便被直接投入到京沪大通道公路的建设中了。
与铁路大建设的火热相比，中国政|府在公路的投入也下了很多功夫。在东北的时候就建设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作为日本控制南满铁路的替代，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加近各地与北京的距离，除了“四纵四横”八条铁路大动脉外，建设一个连通全国主要城市的“中国国道计划”也开始实施了。
美国就是在战后耗费巨资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搞了个“高速公路”计划，才一举奠定了其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道路。中国要想摆脱贫穷，除了大力发展工业，于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一定不能小。
而且从充分就业的角度，让公路两侧的农民有机会务工，是他们开拓眼界的第一步，毕竟能够赚些不菲的收入不是？
在各行各业大发力的时候，资金本来就是到处吃紧，现有有一批免费的劳动力，不用才是傻瓜呢。再说，这些日本人在中国享受过了“人上人”的待遇，也该为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国家对中国造的孽赎罪呢。
朝鲜半岛进入冰雪期，已经占了优势的人民军没有发起新一轮进攻的计划，而日军也开始检讨得失，并加紧防空力量的筹备。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到第二年的开春都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如果能够就此罢兵，倒也是张汉卿希望的。
于是朝鲜司令部开始在前线加固阵地，在后方巩固政权，为实质上控制朝鲜奠定基础。而张汉卿则在此空隙中亲自来到上海，检视“京沪大通道”公路的开工。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年后就开始苗头呈现，这一席卷全球的大灾难会不会涉及到中国，是张汉卿很关注的。
曾经，那一个时空，因为中国的孱弱，它甚至连欧美商品的倾销地都算不上。现在，中国经济有了起色，却也不要受到太大干扰为好。而且以张汉卿的学识，中国甚至有机会在其中因祸得福。
远未到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中国，经济活力有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如何最大程度地吸纳外国的技术和人才为我所用，如何尽快地使中国劳动力、资金动起来，避开此次危机，是他即使在朝战期间也在思索的。
当然结论早已有了，那就是建设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
基建投资历来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军，这在后世已经屡试不爽，当然它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不过在此时空，由于中国是在满清的落后基础上建立的民国，交通建设可以说是一团糟，如果不是奉系的异军突起给了中国挣了些脸面的话。放眼全国，除了东北几省，像样的公路没几条。
鉴于这种情况，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副总理潘复在张汉卿的要求下起草了《中国国道计划》，要求在三年时间内，在国内的一线大城市之间建设完成至少双向六车道的柏油公路；
在五年之内，连接各个省会城市的双向六车道柏油公路要铺设完毕；
在十年时间内，有条件的省份要建设完成连通省内各县城的公路铺设；在二十年之内，县县通汽车。
当然还有更长远的规划：沥青换成混凝土，初等公路升级为高等级公路，但那是将来的事情了。提前做好这方面的规划，将来的城市建设也就少一点拆迁折腾，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小一些，至少在目前，征地远没有后世来得复杂。
至于劳动力，就更简单了，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力。之前是空有一身力气不知做什么，现在国家政|府有办法，于是老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光是公路建设的投资，足以让上千万人有活干----必须考虑到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极低，修路还是要靠肩扛手运。
还有几乎不花钱的少量劳动力，必须算在内。日俘和日侨，就是极好的。
这四万多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天就住在租界边苏州河旁边的几幢仓库内，他们的大件行李已经几乎丢失殆尽，随身带着的金银和值钱的家当被没收上缴国库----仅这一项，人民政|府即获益百万元之多。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们裹着仅存的一点毛毯或者麻袋，度过了在中国最凄惨的一夜。
但是天亮不意味着境况好过一点，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风声，据说中国少帅指定安排这拨人的头目叫张宗昌，那可是著名的“混世魔王”，杀人不眨眼，连日本人都听过他的名声的。
同样是据说，为了报复之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这些日方“滞留人员”（公共租界对其的称呼）将会受到同样的虐待：身强力壮的男人会被安排下矿筑桥----那个时候是既辛苦又危险的活儿，女人们则会被安排做军妓。
因为担心中国人的报复，也听说了中国少帅对日军第一师团“格杀勿论”的命令，有些不明真相的官兵误认为人民军也要开杀俘的先例，所以一些沾染鲜血的日本人选择了自杀，级别较高的几位高级军官也做了同等选择。
但对于绝大多数官兵和侨民来说，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是不赞成的，因为朝鲜战场上俘虏的官兵比他们多的多，也没见他们有多少人选择了这条路。这时候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一般人还不是非常的巨大，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扭曲，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所以，他们怀着忐忑，一步一步迈向荷枪实弹的人民军阵营。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得，只能听天由命了。
事实对了一半。
张宗昌确实被任命为“京沪公路”的总督办，在圆满地完成从天津经北京到库伦的铁路修建任务后，这位曾经的草头王已经喜欢上了这种东跑西颠的工作。
也是，军中已无好位置，与其不上不下地被上级、下级（政治部）困手困脚，还不如像这样做做交通事业：没有掣肘，令出必行，也无风险，顺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为国家的红灯区建设添砖加瓦，何乐而不为？
再说现在有小日本的人在里头，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啊！少帅指定自己负责这些人，以少帅的心思，他岂不明白那是让他放手施为！也是，这些祸人精，现在也尝到了被反转的滋味了！
战俘和日侨中的成年男人们无一例外都被编为各个分队，打乱到四处去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去了。
女人和孩子则被集中起来做些后勤方面的事，不然，根本无法养活孩子----男人们做牛做马，除了因为体力消耗会供两顿饱饭，报酬是完全没有的，这样，养家糊口的重任，自然落到女人肩上。
可是烧锅做饭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在修路沿线的中国百姓比她们更自发，也更让人放心和方便，至少语言交流方面远好于这些日本女人。
进厂务工？更不用谈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的百姓多得不计其数，谁还有时间照顾到这些曾经的东洋鬼子？
何况现在全国上上下下一片对日喊打喊杀之声，就是有人有心，也照顾不了这么多人不是？所以，困苦之下的日本女人，难免会做出些“变坏”的事。按照“女人变坏就有钱”的俗话，加上民国并不排斥的妓院制度，她们做何勾当，可就颇让人回味了。
起初，日侨女人牺牲色相售“小件”物品谋生。沿着黄浦江的街边是一排地摊，地摊后是清一色跪着的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只有他的母亲或者姐姐----这是给男子“留面子”。
曾经的男人为国做出了最后一份努力，或战死，或被俘，反正指望不上了；未来的男人可是国家与家庭希望所在，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冲击。
漂亮或不漂亮的女人抛头露面，又是这么一种光景，自然有些不怀好意的中国男人盯上这块肥肉。反正这些女人是国家的仇人，抱着为国争光的想法，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女人的摊位前，想伺机揩些油水。
对这些破家的女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挣扎的命运。
对气势汹汹而来灰头灰脸而走的日本海军来说，他们像一阵旋风，走后就没能再回来；对躲避在公共租界里妄图登船逃离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军人来说，之前的种种设想像猪尿泡一样破灭了；对公共租界的头面人物来说，日舰的离开，正好给了他们遣送日方人员的台阶。
于是，在英美等国的斡旋下，滞留在公共租界的两万多日军、两万多日侨被“礼送”出境。在南京军区官兵的注视下，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低下了头。
当然，公共租界负责交涉的人还假惺惺地大谈什么要人民军优待俘虏，这又给了他们希望，希望善良的中国人不要为难他们，甚至，他们还想着把他们遣送回国。
别人怎么做，张汉卿不去多想，但不榨光这些身强力壮的侵略者，他是不会轻易让他们解放的。做俘虏，就要有俘虏的觉悟。
再说，这四万人，除了登陆作战的官兵外，日侨都是相对年轻的----日本人想在中国扎根，先期来华的都是日本各行业的佼佼者，自然，身体都是棒棒的。
建设新中国，需要这些身体好的听话的免费的劳力，再说伟人曾经说过，改造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劳动。所以，这批俘虏和侨民，便被直接投入到京沪大通道公路的建设中了。
与铁路大建设的火热相比，中国政|府在公路的投入也下了很多功夫。在东北的时候就建设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作为日本控制南满铁路的替代，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加近各地与北京的距离，除了“四纵四横”八条铁路大动脉外，建设一个连通全国主要城市的“中国国道计划”也开始实施了。
美国就是在战后耗费巨资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搞了个“高速公路”计划，才一举奠定了其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道路。中国要想摆脱贫穷，除了大力发展工业，于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一定不能小。
而且从充分就业的角度，让公路两侧的农民有机会务工，是他们开拓眼界的第一步，毕竟能够赚些不菲的收入不是？
在各行各业大发力的时候，资金本来就是到处吃紧，现有有一批免费的劳动力，不用才是傻瓜呢。再说，这些日本人在中国享受过了“人上人”的待遇，也该为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国家对中国造的孽赎罪呢。
朝鲜半岛进入冰雪期，已经占了优势的人民军没有发起新一轮进攻的计划，而日军也开始检讨得失，并加紧防空力量的筹备。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到第二年的开春都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如果能够就此罢兵，倒也是张汉卿希望的。
于是朝鲜司令部开始在前线加固阵地，在后方巩固政权，为实质上控制朝鲜奠定基础。而张汉卿则在此空隙中亲自来到上海，检视“京沪大通道”公路的开工。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年后就开始苗头呈现，这一席卷全球的大灾难会不会涉及到中国，是张汉卿很关注的。
曾经，那一个时空，因为中国的孱弱，它甚至连欧美商品的倾销地都算不上。现在，中国经济有了起色，却也不要受到太大干扰为好。而且以张汉卿的学识，中国甚至有机会在其中因祸得福。
远未到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中国，经济活力有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如何最大程度地吸纳外国的技术和人才为我所用，如何尽快地使中国劳动力、资金动起来，避开此次危机，是他即使在朝战期间也在思索的。
当然结论早已有了，那就是建设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
基建投资历来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军，这在后世已经屡试不爽，当然它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不过在此时空，由于中国是在满清的落后基础上建立的民国，交通建设可以说是一团糟，如果不是奉系的异军突起给了中国挣了些脸面的话。放眼全国，除了东北几省，像样的公路没几条。
鉴于这种情况，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副总理潘复在张汉卿的要求下起草了《中国国道计划》，要求在三年时间内，在国内的一线大城市之间建设完成至少双向六车道的柏油公路；
在五年之内，连接各个省会城市的双向六车道柏油公路要铺设完毕；
在十年时间内，有条件的省份要建设完成连通省内各县城的公路铺设；在二十年之内，县县通汽车。
当然还有更长远的规划：沥青换成混凝土，初等公路升级为高等级公路，但那是将来的事情了。提前做好这方面的规划，将来的城市建设也就少一点拆迁折腾，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小一些，至少在目前，征地远没有后世来得复杂。
至于劳动力，就更简单了，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力。之前是空有一身力气不知做什么，现在国家政|府有办法，于是老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光是公路建设的投资，足以让上千万人有活干----必须考虑到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极低，修路还是要靠肩扛手运。
还有几乎不花钱的少量劳动力，必须算在内。日俘和日侨，就是极好的。
这四万多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天就住在租界边苏州河旁边的几幢仓库内，他们的大件行李已经几乎丢失殆尽，随身带着的金银和值钱的家当被没收上缴国库----仅这一项，人民政|府即获益百万元之多。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们裹着仅存的一点毛毯或者麻袋，度过了在中国最凄惨的一夜。
但是天亮不意味着境况好过一点，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风声，据说中国少帅指定安排这拨人的头目叫张宗昌，那可是著名的“混世魔王”，杀人不眨眼，连日本人都听过他的名声的。
同样是据说，为了报复之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这些日方“滞留人员”（公共租界对其的称呼）将会受到同样的虐待：身强力壮的男人会被安排下矿筑桥----那个时候是既辛苦又危险的活儿，女人们则会被安排做军妓。
因为担心中国人的报复，也听说了中国少帅对日军第一师团“格杀勿论”的命令，有些不明真相的官兵误认为人民军也要开杀俘的先例，所以一些沾染鲜血的日本人选择了自杀，级别较高的几位高级军官也做了同等选择。
但对于绝大多数官兵和侨民来说，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是不赞成的，因为朝鲜战场上俘虏的官兵比他们多的多，也没见他们有多少人选择了这条路。这时候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一般人还不是非常的巨大，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扭曲，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所以，他们怀着忐忑，一步一步迈向荷枪实弹的人民军阵营。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得，只能听天由命了。
事实对了一半。
张宗昌确实被任命为“京沪公路”的总督办，在圆满地完成从天津经北京到库伦的铁路修建任务后，这位曾经的草头王已经喜欢上了这种东跑西颠的工作。
也是，军中已无好位置，与其不上不下地被上级、下级（政治部）困手困脚，还不如像这样做做交通事业：没有掣肘，令出必行，也无风险，顺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为国家的红灯区建设添砖加瓦，何乐而不为？
再说现在有小日本的人在里头，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啊！少帅指定自己负责这些人，以少帅的心思，他岂不明白那是让他放手施为！也是，这些祸人精，现在也尝到了被反转的滋味了！
战俘和日侨中的成年男人们无一例外都被编为各个分队，打乱到四处去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去了。
女人和孩子则被集中起来做些后勤方面的事，不然，根本无法养活孩子----男人们做牛做马，除了因为体力消耗会供两顿饱饭，报酬是完全没有的，这样，养家糊口的重任，自然落到女人肩上。
可是烧锅做饭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在修路沿线的中国百姓比她们更自发，也更让人放心和方便，至少语言交流方面远好于这些日本女人。
进厂务工？更不用谈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的百姓多得不计其数，谁还有时间照顾到这些曾经的东洋鬼子？
何况现在全国上上下下一片对日喊打喊杀之声，就是有人有心，也照顾不了这么多人不是？所以，困苦之下的日本女人，难免会做出些“变坏”的事。按照“女人变坏就有钱”的俗话，加上民国并不排斥的妓院制度，她们做何勾当，可就颇让人回味了。
起初，日侨女人牺牲色相售“小件”物品谋生。沿着黄浦江的街边是一排地摊，地摊后是清一色跪着的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只有他的母亲或者姐姐----这是给男子“留面子”。
曾经的男人为国做出了最后一份努力，或战死，或被俘，反正指望不上了；未来的男人可是国家与家庭希望所在，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冲击。
漂亮或不漂亮的女人抛头露面，又是这么一种光景，自然有些不怀好意的中国男人盯上这块肥肉。反正这些女人是国家的仇人，抱着为国争光的想法，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女人的摊位前，想伺机揩些油水。
对这些破家的女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挣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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