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省立后，设巡抚衙门于淮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同设淮安，巡抚掌总，布政管民政，按察管刑律。
大顺沿明制，巡抚、布政使皆为从二品，按察使则为正三品。江北所辖扬州、淮安、徐州、通州四府知府统为正四品。
此外，淮安还设有协理漕运衙门，此衙门是在前明总督漕运衙门基础上改建而来，由正二品总督降格为正四品协理，所属理漕参政、监兑、理刑、主事等官皆六七品不等。
同前明将漕运重心放在淮安不同，大顺将漕运重心放在了山东济宁，于此地设总理漕运衙门，总理便是前明降将，曾任山东招抚大使的胡尚友。
也就是说淮安的协理漕运衙门属于山东总理衙门的分支，前者主要负责扬州至徐州段漕运事务，后者则主要负责徐州至北京的漕运段事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政府考虑江北地区比山东繁荣，如果仍同明朝一样将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除了让淮扬地区愈加繁荣，对于运河流经的山东地区无任何好处。
但要是将漕运总理衙门设在济宁，则能使济宁代表的山东南部地区获得一个政治及经济特权。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政治与经济带来的特权便可以让山东南部得到空前的发展，如此有利于整个山东地区的发展与建设。
因此在陆四的拍板下，总理漕运衙门改在了济宁。
大顺各省省会所设也大多遵循这一原则，即不将省级衙门设在人口多、经济较好地区，而是设在省内相对贫穷地区，以避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畸形发展现象出现。
现任淮安漕运协理是前明时期的漕运清江司主事宋庆，此人在投靠淮军后一直负责淮军的船队和辎重，后出任盐城县令负责盐业整顿。
淮扬地区改建江北省后，宋庆重新回到熟悉的漕运领域，任职漕运协理。从正七品的县令升为正四品的协理，肯定是高升，对于才36岁的宋庆而言，当真是前程锦绣，不可限量。
淮扬地区是淮军最早经营的地盘，漕运这一块恢复得也是最快，所以在宋庆的主持下，江北地区的漕运全部贯通，船只通行率也恢复到明万历时期的六成，极大促进了江北地区经济发展，也确保了北方地区的钱粮输送和贸易往来。
短期内，漕运仍将是联接大顺政权南北的大动脉，这一点哪怕志在开海远拓的陆四也不得不承认。
江北省还有一个正三品的衙门，便是设在盐城县东部海子里的江北清盐司。
清盐使便是当年在运河同余淮书一起发动河工起事的算命先生王二，由于在淮安事变中王二坚定支持“盟主”余淮书，事后虽没有被陆四诛杀，但也将其调离淮军。不过考虑到王二先生毕竟在起事之初对淮军的稳定和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故陆四命其率800兵丁前往盐城县主持清盐任务。
管盐，自古就是肥缺。
此前由于宋庆在任盐城县令时大力整顿盐业，打击豪强盐商，使得淮盐生产极大恢复，各项建设也是有条不紊，这让王二接手清盐工作后相对较为轻松。
任职一年后，王二上书行营，认为当下盐业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私盐泛滥，所以建议开行“票制”，即认票卖盐。
此法同前明时期的开中法很相似，不过手续变得精简，也就是盐商在得到准许后便可以在清盐司领票前往盐场购盐，之后再运往各地发卖。
而清盐司只要将盐场牢牢控制，没有票盐商就购不到盐，就能保证私盐不会继续泛滥。
接到王二的上书后，陆四因为对盐业领域调研不够，便找来户政府尚书孙可望，问其意见。
孙可望称前朝各代私盐大致为六类，分为场私、军私、官私、邻私、船私以及商私。
也就是说在生产盐的每个环节，实际都有人私下偷盐并私卖，根本无法杜绝。
六类私盐中，其实以商私最轻，最重的反而是场私、军私、官私。
陆四问为何如此。
孙可望奏称：“有权者，即为私。”
陆四了然，用前世话来说，只要是垄断，那就必不可免会有腐败。
对着食盐这一块肥肉，上上下下有权力的官吏，哪个会不伸手？
就是以制盐灶户来讲，他们平时肯定会多制额外的盐，私下将盐运输出去以低于官盐价格售卖百姓，这是人的逐利天性导致，也是无法杜绝。
因此若同意王二的认票制度，就一定会让这个“票盐制”沦为上下官员捞钱的工具。
盐铁专卖这一块，又是上千年来历朝历代最为稳定的赋税来源，在没有统一南方大规模开海之前，大顺对于盐税的需求渴望也是极大。
那么私盐泛滥问题就一定要加以解决。
陆四问孙可望如何解决私盐。
孙可望奏称统一征税即可。
“私盐能够存在且泛滥的根源不过是无税，百姓贪小利而矣。如此，只要统一征税，放开盐业，私盐问题纵是仍就存在，也不过皮毛，妨碍不了大局...”
孙可望的意见很简单，那就是政府今后只管生产，不管销售。
只管生产具体来讲就是紧盯制盐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的私盐问题其实就是灶工。
孙可望认为可以通过提高灶工待遇，提高盐户收盐价格，使灶工、盐户的收入相对高于，或与其偷贩私盐持平，就可以遏制食盐生产环节的私盐问题。
销售这一环节则彻底放开，不论是盐商还是小贩，都可以到盐场直接购盐。至于他们如何定价往外贩卖，商人自有算盘。
陆四摇头说道那不行，万一商贩将食盐价格定得死贵，岂不是叫百姓骂大顺，骂他隆武帝的娘了。
孙可望补充可以由中央政府定下一个“指导价”，商贩所售价格在这一“指导价”的两成左右浮动，若高于两成，政府即行干涉，或从源头进行解决。
“大盐商可以通过规模组织船队、马队大量运输食盐往外地出售，获利自会高。小贩走街穿巷也能有所得，使大商小贩互相竞争，不虞盐价过高。”
听了孙可望的一番盐说后，陆四仔细想了想后欣然同意，命户政府出台《盐案专制》，拟定可行税率后便颁行全国四大盐场。
《盐案专制》于隆武元年三月份出台后，各地食盐市场立时为之风动，盐场附近百姓多投身贩盐大潮之中，人人皆以贩盐为利，以贩盐为乐。甚至有一家老小包括七八岁孩童都到盐城挑盐出来卖的现象。
可以说，大顺对于食盐销售的放开政策于北方掀起了人人卖盐的高潮，这一现象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市场饱合的问题。
北方虽然地广，然而却是人少。
三大盐场全部开动，老少爷们全部卖盐，大量船队、马队往大顺各省而去，初始看不出什么，可时间一久，那盐就不可避免出现存货了。
盐商盐贩拿真金白银同政府购的盐，就指着把盐卖出去回收本钱挣利，如今盐因为需求量变少堆积在那卖不出去，这盐商盐贩们能不心急如焚？
于是，在一些大盐商的推动下，竟有御史上书请求皇帝即早南征。
因为，南方市场远比北方市场更让盐商们动心。
此前朝中请求南征的上书不是没有，但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统一，消灭残明的基础之上，独这次的上书竟然与“市场”挂钩，让已经贵为大顺天子的陆四着实惊讶，并且很是欣喜若狂。
激动之下，对侄子广远道：“看，这就是人民的意愿！”
大顺沿明制，巡抚、布政使皆为从二品，按察使则为正三品。江北所辖扬州、淮安、徐州、通州四府知府统为正四品。
此外，淮安还设有协理漕运衙门，此衙门是在前明总督漕运衙门基础上改建而来，由正二品总督降格为正四品协理，所属理漕参政、监兑、理刑、主事等官皆六七品不等。
同前明将漕运重心放在淮安不同，大顺将漕运重心放在了山东济宁，于此地设总理漕运衙门，总理便是前明降将，曾任山东招抚大使的胡尚友。
也就是说淮安的协理漕运衙门属于山东总理衙门的分支，前者主要负责扬州至徐州段漕运事务，后者则主要负责徐州至北京的漕运段事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政府考虑江北地区比山东繁荣，如果仍同明朝一样将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除了让淮扬地区愈加繁荣，对于运河流经的山东地区无任何好处。
但要是将漕运总理衙门设在济宁，则能使济宁代表的山东南部地区获得一个政治及经济特权。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政治与经济带来的特权便可以让山东南部得到空前的发展，如此有利于整个山东地区的发展与建设。
因此在陆四的拍板下，总理漕运衙门改在了济宁。
大顺各省省会所设也大多遵循这一原则，即不将省级衙门设在人口多、经济较好地区，而是设在省内相对贫穷地区，以避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畸形发展现象出现。
现任淮安漕运协理是前明时期的漕运清江司主事宋庆，此人在投靠淮军后一直负责淮军的船队和辎重，后出任盐城县令负责盐业整顿。
淮扬地区改建江北省后，宋庆重新回到熟悉的漕运领域，任职漕运协理。从正七品的县令升为正四品的协理，肯定是高升，对于才36岁的宋庆而言，当真是前程锦绣，不可限量。
淮扬地区是淮军最早经营的地盘，漕运这一块恢复得也是最快，所以在宋庆的主持下，江北地区的漕运全部贯通，船只通行率也恢复到明万历时期的六成，极大促进了江北地区经济发展，也确保了北方地区的钱粮输送和贸易往来。
短期内，漕运仍将是联接大顺政权南北的大动脉，这一点哪怕志在开海远拓的陆四也不得不承认。
江北省还有一个正三品的衙门，便是设在盐城县东部海子里的江北清盐司。
清盐使便是当年在运河同余淮书一起发动河工起事的算命先生王二，由于在淮安事变中王二坚定支持“盟主”余淮书，事后虽没有被陆四诛杀，但也将其调离淮军。不过考虑到王二先生毕竟在起事之初对淮军的稳定和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故陆四命其率800兵丁前往盐城县主持清盐任务。
管盐，自古就是肥缺。
此前由于宋庆在任盐城县令时大力整顿盐业，打击豪强盐商，使得淮盐生产极大恢复，各项建设也是有条不紊，这让王二接手清盐工作后相对较为轻松。
任职一年后，王二上书行营，认为当下盐业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私盐泛滥，所以建议开行“票制”，即认票卖盐。
此法同前明时期的开中法很相似，不过手续变得精简，也就是盐商在得到准许后便可以在清盐司领票前往盐场购盐，之后再运往各地发卖。
而清盐司只要将盐场牢牢控制，没有票盐商就购不到盐，就能保证私盐不会继续泛滥。
接到王二的上书后，陆四因为对盐业领域调研不够，便找来户政府尚书孙可望，问其意见。
孙可望称前朝各代私盐大致为六类，分为场私、军私、官私、邻私、船私以及商私。
也就是说在生产盐的每个环节，实际都有人私下偷盐并私卖，根本无法杜绝。
六类私盐中，其实以商私最轻，最重的反而是场私、军私、官私。
陆四问为何如此。
孙可望奏称：“有权者，即为私。”
陆四了然，用前世话来说，只要是垄断，那就必不可免会有腐败。
对着食盐这一块肥肉，上上下下有权力的官吏，哪个会不伸手？
就是以制盐灶户来讲，他们平时肯定会多制额外的盐，私下将盐运输出去以低于官盐价格售卖百姓，这是人的逐利天性导致，也是无法杜绝。
因此若同意王二的认票制度，就一定会让这个“票盐制”沦为上下官员捞钱的工具。
盐铁专卖这一块，又是上千年来历朝历代最为稳定的赋税来源，在没有统一南方大规模开海之前，大顺对于盐税的需求渴望也是极大。
那么私盐泛滥问题就一定要加以解决。
陆四问孙可望如何解决私盐。
孙可望奏称统一征税即可。
“私盐能够存在且泛滥的根源不过是无税，百姓贪小利而矣。如此，只要统一征税，放开盐业，私盐问题纵是仍就存在，也不过皮毛，妨碍不了大局...”
孙可望的意见很简单，那就是政府今后只管生产，不管销售。
只管生产具体来讲就是紧盯制盐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的私盐问题其实就是灶工。
孙可望认为可以通过提高灶工待遇，提高盐户收盐价格，使灶工、盐户的收入相对高于，或与其偷贩私盐持平，就可以遏制食盐生产环节的私盐问题。
销售这一环节则彻底放开，不论是盐商还是小贩，都可以到盐场直接购盐。至于他们如何定价往外贩卖，商人自有算盘。
陆四摇头说道那不行，万一商贩将食盐价格定得死贵，岂不是叫百姓骂大顺，骂他隆武帝的娘了。
孙可望补充可以由中央政府定下一个“指导价”，商贩所售价格在这一“指导价”的两成左右浮动，若高于两成，政府即行干涉，或从源头进行解决。
“大盐商可以通过规模组织船队、马队大量运输食盐往外地出售，获利自会高。小贩走街穿巷也能有所得，使大商小贩互相竞争，不虞盐价过高。”
听了孙可望的一番盐说后，陆四仔细想了想后欣然同意，命户政府出台《盐案专制》，拟定可行税率后便颁行全国四大盐场。
《盐案专制》于隆武元年三月份出台后，各地食盐市场立时为之风动，盐场附近百姓多投身贩盐大潮之中，人人皆以贩盐为利，以贩盐为乐。甚至有一家老小包括七八岁孩童都到盐城挑盐出来卖的现象。
可以说，大顺对于食盐销售的放开政策于北方掀起了人人卖盐的高潮，这一现象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市场饱合的问题。
北方虽然地广，然而却是人少。
三大盐场全部开动，老少爷们全部卖盐，大量船队、马队往大顺各省而去，初始看不出什么，可时间一久，那盐就不可避免出现存货了。
盐商盐贩拿真金白银同政府购的盐，就指着把盐卖出去回收本钱挣利，如今盐因为需求量变少堆积在那卖不出去，这盐商盐贩们能不心急如焚？
于是，在一些大盐商的推动下，竟有御史上书请求皇帝即早南征。
因为，南方市场远比北方市场更让盐商们动心。
此前朝中请求南征的上书不是没有，但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统一，消灭残明的基础之上，独这次的上书竟然与“市场”挂钩，让已经贵为大顺天子的陆四着实惊讶，并且很是欣喜若狂。
激动之下，对侄子广远道：“看，这就是人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