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该用晚膳了”
天色已经渐暗,王五来到祁东楼的书房敲门,祁东楼微微抬起头看了看窗外。
“什么时辰了?”
“酉时了”王五回答。
这个时候也就是祁东楼上辈子下午的5点到7点。
“好,你去大理寺打个招呼,准备一件黑袍子,晚膳后我去见一下那个李进。”
祁东楼站起身舒展筋骨,思虑这种事情也是个脑力活。
“明白,老爷”王五并没有多问,领命便下去了。
晚饭后,祁东楼来到了大理寺的监牢,看到了那个披头散发在监狱角落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身上此时已经有了一些伤,看来看管的狱卒在鄢懋卿的授意下还是下了一些黑手。
李进明显也看到了眼前的人跟之前的官员并不一样,但是牢房灯光幽暗,此时又是晚上,窗户并没有光,看不清究竟是谁。
“我问,你答”
祁东楼坐在椅子上,整个身子罩在黑袍子里,面向牢房,体会着剧中嘉靖帝的装逼感。
“你是何人?”
祁东楼并没有回答李进的问题,低着头继续问:“是何人授意你在奏疏中写那些东西的?”
李进微微正了正身子,也不在乎祁东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是我自己要写的,何谈何人授意?”
“我再问你一遍,上这道疏,是何人主使?”
李进这次把胸膛挺起来了一些:“尽忠在己,岂必待人主使?”
“好一个尽忠在己,你是在学杨继盛?”
祁东楼微微抬头,在暗中打量眼前这个李进。
“杨公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我自然是比不上杨公,严党把持朝政,期满皇上,这等事情人尽皆知,何须人主使。”
祁东楼对杨继盛这个人也是知道的,打比方来说,这是一个骂严嵩版的海瑞,只是可惜原身的性子容不下这种人。
“既然你如此推崇杨继盛,那我问你,杨继盛在奏疏里写了什么?你可记得?”
祁东楼继续发问。
李进此刻却有些犹疑不定,他弄不清眼前这人究竟是谁,问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要回答。
“想以他日杨继盛为例辩驳自己没有主使,但连杨公所写的严党十罪五奸的奏疏都不知道,还说不是有人指使?”
祁东楼追问:
“自然是记得”
祁东楼这样一激,李进便张口回答了,古人自小读书善记,李进既然能中进士,这些本来还是有的。
“说来听听”
李进再次在黑暗中努力看了看坐着的祁东楼,清了清嗓子,面带怒色的张口开始背诵:
“一大罪,“坏祖宗之成法”。
“严嵩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责”。
“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各衙门每事之题复皆“先面禀而后敢起稿”、
“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
……
随着李进的背诵,祁东楼脑海里也有一片记忆浮现,看来杨继盛骂严嵩骂的够狠,以至于原身严世蕃对此印象也很深刻。
杨继盛罗列严嵩十大罪五大奸剩下部分如下:
第二大罪“窃取皇上的大权”。
严嵩一旦担任了票拟圣旨(即代皇上起草诏书)的职责,就偷取了威福大权,所有朝廷大臣的升迁贬黜、宽宥惩罚都由他起草决定。
严嵩“窃取皇上的恩宠来换取自己的好处,假借皇上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威风”。
任免赏罚的大权既然都归了严嵩,大小官员又都依附于严嵩,那么严嵩的野心和胆量岂不是很快就会膨胀和放纵起来?
第三大罪是“掩盖皇上的治国功绩”。
皇上每有“善政”(好政策),严嵩都会让他的儿子严世蕃向别人传言说:“皇上起初并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提议并促成的。”
严嵩又把皇上的旨意和自己所呈的奏疏合在一起出版,书名叫《嘉靖疏议》。
第四大罪是“纵容奸臣儿子僭越窃取权力”。
严嵩经常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代为票拟(起草诏书),严世蕃又勾结他父亲的干儿子赵文华(当时赵文华还没死)、鄢懋卿等人一起起草诏书,结成奸党。
即便是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章,也由严世蕃起草,那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严嵩“作为臣子却窃取君王的权力”,严世蕃“作为儿子却玩弄父亲的权力”。
京城的官民对他们父子俩专权十分痛恨,所以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
第五大罪是“冒领朝廷的军功”。
严效忠、严鹄,严绍庭是严世蕃的儿子,他们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从未听说有一天离开家去过军营”,但却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爵。
严嵩“窃取皇上授予爵位和奖赏的权力,来封赏自己的子孙,又因为子孙的缘故,提拔自己的私党”。
“这种做法一旦开始,就有很多人效仿”。
赏罚不明,边防事务也被荒废。
第六大罪是“引荐叛逆的奸臣”。
严世蕃接受仇鸾三千两银子的贿赂,威逼兵部,推荐仇鸾为大将军。
“是仇鸾勾结敌人背叛朝廷,而受贿引荐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
如果不是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实施呢?
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赏,推荐不贤的人应该受到重罚,严嵩的罪恶又在仇鸾之上。”
第七大罪是“耽误国家的军机”。
嘉靖二十九年发生“庚戌之变”时,严嵩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出主意说:“不如按兵不动,让敌人抢够了自然就会退回。”
所以丁汝夔下令不打仗。后来丁汝夔因为失误军机被判处死刑,才知道是被严嵩误导了。
第八大罪是“专擅任免升降大权”。
任免升降的权力,“皇上用它来激励天下人心”,严嵩“窃取它来中伤天下的好人”,“所以好人几乎都被排挤光了”。
第九大罪是“失去天下人心”。
朝廷府、部、院、寺的权力都被严嵩掌握,而吏部、兵部“是利益所在,尤其被他专擅”。
文武官员的升迁,“不管人是否贤能,只看银子多少”。
官员们上任后,也不以报效国家为念,“只是每天想着向严嵩行贿”。
武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很多都失去生计,而边防地区尤为严重”。
文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向百姓横征暴敛”,所以“百姓很多都流离失所,而北方的百姓尤为严重”。
“一人专权,天下受害”,因此“怨恨遍地,冤屈无处申诉,人人都想造反,都想吃严嵩的肉”。
既然失去了天下人心,所以“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外敌,而在朝廷内部”。
第十大罪是“败坏天下的风俗”。
自从严嵩掌权以来,有两股歪风邪气盛行,一是“谄媚奉承”之风,一是“贪污腐败”之风,“谄媚奉承来欺骗皇上,贪污腐败来带领下面的人。”
在这两股风气的笼罩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行贿巴结的人,即使像盗跖那样贪婪也被推荐任用;奔走钻营、笨拙无能的人,即使像伯夷、叔齐那样清廉也被罢黜。”
“一人贪婪暴戾,天下就形成风气,遵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呆板,善于弥缝过错的人被认为有才干;
勉励廉洁方正的人被认为矫枉过正,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世事。
卑鄙污浊的行为形成一套,牢不可破,即使是英雄豪杰,也落入这套中。
从古至今风俗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
而风俗败坏的“本源”,杨继盛认为正是严嵩,
“严嵩先喜欢财利,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
“严嵩先喜欢奉承,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
这确定不是在暗讽嘉靖帝吗?
杨继盛在奏疏中继续说:
“风俗的兴衰,关系到天下的治乱”,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还希望天下能治理好吗?”严嵩既有此“十大罪,昭人耳目”,那么皇上为什么“固若不知者?”
杨继盛在奏疏中复说,这是因为他有五种“奸术”,致使皇上“堕于术中而不觉也”。“五奸”是:
一奸,“皇上身边的人都是严嵩的间谍”。
严嵩用贵重的财宝贿赂皇上身边的太监,因此宫中“无论是一言一行,一起一居,哪怕是嬉笑叹息的声音,游玩观赏宴饮娱乐的事情,没有不报告给严嵩让他知道的。”
严嵩则根据皇上的喜好和情绪,提前做好准备,“以迎合皇上,取悦皇上之心。”
二奸,“皇上听取意见的渠道被严嵩变成了拦路犬”。
通政司是朝廷听取意见的地方,严嵩让他的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司使,以“阻塞天下人向皇上进言的道路”。
三奸,“皇上的得力助手都是严嵩的亲戚或亲信”。
严嵩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与锦衣卫、东厂的官员结为儿女亲家,“借婚姻之好,来掩饰他们的阴谋”,使他们不忍心调查揭露严嵩的罪行。
四奸,“皇上的耳目都成了严嵩的奴仆”。
不是向严嵩行贿的人,很难被选为御史、给事中;如果有稍微忠直、有节操和气节的人,严嵩就会千方百计地排挤陷害他们。
严嵩门下的人,为他张目造势,“暗中阻挠那些敢于进谏的人,所以科道各部门的官员,宁愿辜负皇上,也不敢得罪权臣”,“谁肯说出他的过错呢?”
五奸,“皇上的大臣多是严嵩的心腹”。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将各部有才能和声望的官员,都拉拢到他的门下,或者利用乡里的关系,或者假托亲戚的名义,或者结为兄弟,或者召为门客”,“互相勾结,根深蒂固,合为一党,互相依附。
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
“五奸”是“十罪”得以实现的手段,同时也是掩饰“十罪”的伪装。
“十罪依赖这五奸来掩饰”,“识破这五奸,那么十罪就立刻显现了”。
但是皇上却“不忍心割舍一个奸臣”,而宁愿“让百万百姓遭受涂炭”,因此天下的臣民“已经有了离心离德的想法”。
最后,他请求皇上,“听从我的劝告,明察严嵩的奸诈”,“或者询问裕王、景王,让他们当面陈述严嵩的罪恶;
或者询问内阁大臣,告诫他们不要害怕严嵩的威势”,“重的就治他以专权的重罪,以正国法;轻的就劝他退休回家,以保全国家的体面。
内贼既除,朝政就可以清明了。”
朝政既清,外贼还愁不能除尽吗?敌患还愁不能断绝吗?内贼既除,外贼既尽。
天下太平可得而致。
杨继盛这份奏疏论狠辣,不比治安疏差多少,但是主要骂的是严嵩,先后论劾严氏者,“虽多说直,其尽状破的,无逾杨继盛矣”。
杨继盛这份奏疏递上去,就是逼着嘉靖帝承认错误除去严党。
天色已经渐暗,王五来到祁东楼的书房敲门,祁东楼微微抬起头看了看窗外。
“什么时辰了?”
“酉时了”王五回答。
这个时候也就是祁东楼上辈子下午的5点到7点。
“好,你去大理寺打个招呼,准备一件黑袍子,晚膳后我去见一下那个李进。”
祁东楼站起身舒展筋骨,思虑这种事情也是个脑力活。
“明白,老爷”王五并没有多问,领命便下去了。
晚饭后,祁东楼来到了大理寺的监牢,看到了那个披头散发在监狱角落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身上此时已经有了一些伤,看来看管的狱卒在鄢懋卿的授意下还是下了一些黑手。
李进明显也看到了眼前的人跟之前的官员并不一样,但是牢房灯光幽暗,此时又是晚上,窗户并没有光,看不清究竟是谁。
“我问,你答”
祁东楼坐在椅子上,整个身子罩在黑袍子里,面向牢房,体会着剧中嘉靖帝的装逼感。
“你是何人?”
祁东楼并没有回答李进的问题,低着头继续问:“是何人授意你在奏疏中写那些东西的?”
李进微微正了正身子,也不在乎祁东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是我自己要写的,何谈何人授意?”
“我再问你一遍,上这道疏,是何人主使?”
李进这次把胸膛挺起来了一些:“尽忠在己,岂必待人主使?”
“好一个尽忠在己,你是在学杨继盛?”
祁东楼微微抬头,在暗中打量眼前这个李进。
“杨公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我自然是比不上杨公,严党把持朝政,期满皇上,这等事情人尽皆知,何须人主使。”
祁东楼对杨继盛这个人也是知道的,打比方来说,这是一个骂严嵩版的海瑞,只是可惜原身的性子容不下这种人。
“既然你如此推崇杨继盛,那我问你,杨继盛在奏疏里写了什么?你可记得?”
祁东楼继续发问。
李进此刻却有些犹疑不定,他弄不清眼前这人究竟是谁,问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要回答。
“想以他日杨继盛为例辩驳自己没有主使,但连杨公所写的严党十罪五奸的奏疏都不知道,还说不是有人指使?”
祁东楼追问:
“自然是记得”
祁东楼这样一激,李进便张口回答了,古人自小读书善记,李进既然能中进士,这些本来还是有的。
“说来听听”
李进再次在黑暗中努力看了看坐着的祁东楼,清了清嗓子,面带怒色的张口开始背诵:
“一大罪,“坏祖宗之成法”。
“严嵩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责”。
“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各衙门每事之题复皆“先面禀而后敢起稿”、
“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
……
随着李进的背诵,祁东楼脑海里也有一片记忆浮现,看来杨继盛骂严嵩骂的够狠,以至于原身严世蕃对此印象也很深刻。
杨继盛罗列严嵩十大罪五大奸剩下部分如下:
第二大罪“窃取皇上的大权”。
严嵩一旦担任了票拟圣旨(即代皇上起草诏书)的职责,就偷取了威福大权,所有朝廷大臣的升迁贬黜、宽宥惩罚都由他起草决定。
严嵩“窃取皇上的恩宠来换取自己的好处,假借皇上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威风”。
任免赏罚的大权既然都归了严嵩,大小官员又都依附于严嵩,那么严嵩的野心和胆量岂不是很快就会膨胀和放纵起来?
第三大罪是“掩盖皇上的治国功绩”。
皇上每有“善政”(好政策),严嵩都会让他的儿子严世蕃向别人传言说:“皇上起初并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提议并促成的。”
严嵩又把皇上的旨意和自己所呈的奏疏合在一起出版,书名叫《嘉靖疏议》。
第四大罪是“纵容奸臣儿子僭越窃取权力”。
严嵩经常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代为票拟(起草诏书),严世蕃又勾结他父亲的干儿子赵文华(当时赵文华还没死)、鄢懋卿等人一起起草诏书,结成奸党。
即便是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章,也由严世蕃起草,那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严嵩“作为臣子却窃取君王的权力”,严世蕃“作为儿子却玩弄父亲的权力”。
京城的官民对他们父子俩专权十分痛恨,所以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
第五大罪是“冒领朝廷的军功”。
严效忠、严鹄,严绍庭是严世蕃的儿子,他们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从未听说有一天离开家去过军营”,但却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爵。
严嵩“窃取皇上授予爵位和奖赏的权力,来封赏自己的子孙,又因为子孙的缘故,提拔自己的私党”。
“这种做法一旦开始,就有很多人效仿”。
赏罚不明,边防事务也被荒废。
第六大罪是“引荐叛逆的奸臣”。
严世蕃接受仇鸾三千两银子的贿赂,威逼兵部,推荐仇鸾为大将军。
“是仇鸾勾结敌人背叛朝廷,而受贿引荐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
如果不是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实施呢?
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赏,推荐不贤的人应该受到重罚,严嵩的罪恶又在仇鸾之上。”
第七大罪是“耽误国家的军机”。
嘉靖二十九年发生“庚戌之变”时,严嵩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出主意说:“不如按兵不动,让敌人抢够了自然就会退回。”
所以丁汝夔下令不打仗。后来丁汝夔因为失误军机被判处死刑,才知道是被严嵩误导了。
第八大罪是“专擅任免升降大权”。
任免升降的权力,“皇上用它来激励天下人心”,严嵩“窃取它来中伤天下的好人”,“所以好人几乎都被排挤光了”。
第九大罪是“失去天下人心”。
朝廷府、部、院、寺的权力都被严嵩掌握,而吏部、兵部“是利益所在,尤其被他专擅”。
文武官员的升迁,“不管人是否贤能,只看银子多少”。
官员们上任后,也不以报效国家为念,“只是每天想着向严嵩行贿”。
武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很多都失去生计,而边防地区尤为严重”。
文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向百姓横征暴敛”,所以“百姓很多都流离失所,而北方的百姓尤为严重”。
“一人专权,天下受害”,因此“怨恨遍地,冤屈无处申诉,人人都想造反,都想吃严嵩的肉”。
既然失去了天下人心,所以“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外敌,而在朝廷内部”。
第十大罪是“败坏天下的风俗”。
自从严嵩掌权以来,有两股歪风邪气盛行,一是“谄媚奉承”之风,一是“贪污腐败”之风,“谄媚奉承来欺骗皇上,贪污腐败来带领下面的人。”
在这两股风气的笼罩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行贿巴结的人,即使像盗跖那样贪婪也被推荐任用;奔走钻营、笨拙无能的人,即使像伯夷、叔齐那样清廉也被罢黜。”
“一人贪婪暴戾,天下就形成风气,遵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呆板,善于弥缝过错的人被认为有才干;
勉励廉洁方正的人被认为矫枉过正,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世事。
卑鄙污浊的行为形成一套,牢不可破,即使是英雄豪杰,也落入这套中。
从古至今风俗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
而风俗败坏的“本源”,杨继盛认为正是严嵩,
“严嵩先喜欢财利,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
“严嵩先喜欢奉承,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
这确定不是在暗讽嘉靖帝吗?
杨继盛在奏疏中继续说:
“风俗的兴衰,关系到天下的治乱”,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还希望天下能治理好吗?”严嵩既有此“十大罪,昭人耳目”,那么皇上为什么“固若不知者?”
杨继盛在奏疏中复说,这是因为他有五种“奸术”,致使皇上“堕于术中而不觉也”。“五奸”是:
一奸,“皇上身边的人都是严嵩的间谍”。
严嵩用贵重的财宝贿赂皇上身边的太监,因此宫中“无论是一言一行,一起一居,哪怕是嬉笑叹息的声音,游玩观赏宴饮娱乐的事情,没有不报告给严嵩让他知道的。”
严嵩则根据皇上的喜好和情绪,提前做好准备,“以迎合皇上,取悦皇上之心。”
二奸,“皇上听取意见的渠道被严嵩变成了拦路犬”。
通政司是朝廷听取意见的地方,严嵩让他的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司使,以“阻塞天下人向皇上进言的道路”。
三奸,“皇上的得力助手都是严嵩的亲戚或亲信”。
严嵩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与锦衣卫、东厂的官员结为儿女亲家,“借婚姻之好,来掩饰他们的阴谋”,使他们不忍心调查揭露严嵩的罪行。
四奸,“皇上的耳目都成了严嵩的奴仆”。
不是向严嵩行贿的人,很难被选为御史、给事中;如果有稍微忠直、有节操和气节的人,严嵩就会千方百计地排挤陷害他们。
严嵩门下的人,为他张目造势,“暗中阻挠那些敢于进谏的人,所以科道各部门的官员,宁愿辜负皇上,也不敢得罪权臣”,“谁肯说出他的过错呢?”
五奸,“皇上的大臣多是严嵩的心腹”。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将各部有才能和声望的官员,都拉拢到他的门下,或者利用乡里的关系,或者假托亲戚的名义,或者结为兄弟,或者召为门客”,“互相勾结,根深蒂固,合为一党,互相依附。
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
“五奸”是“十罪”得以实现的手段,同时也是掩饰“十罪”的伪装。
“十罪依赖这五奸来掩饰”,“识破这五奸,那么十罪就立刻显现了”。
但是皇上却“不忍心割舍一个奸臣”,而宁愿“让百万百姓遭受涂炭”,因此天下的臣民“已经有了离心离德的想法”。
最后,他请求皇上,“听从我的劝告,明察严嵩的奸诈”,“或者询问裕王、景王,让他们当面陈述严嵩的罪恶;
或者询问内阁大臣,告诫他们不要害怕严嵩的威势”,“重的就治他以专权的重罪,以正国法;轻的就劝他退休回家,以保全国家的体面。
内贼既除,朝政就可以清明了。”
朝政既清,外贼还愁不能除尽吗?敌患还愁不能断绝吗?内贼既除,外贼既尽。
天下太平可得而致。
杨继盛这份奏疏论狠辣,不比治安疏差多少,但是主要骂的是严嵩,先后论劾严氏者,“虽多说直,其尽状破的,无逾杨继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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