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二喜的话，在某些人的耳朵里听来，大概幼稚得可笑，很可能再冠以一个“愤青”的称呼。
但是师少鹰却在用力点头，从本质上来说，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愤青，所以他在写作时，主角动不动就会慷慨激昂的进行演讲，最终被誉为“口号男”。
师少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对着刘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咙里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后，刘二喜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快乐的欢笑，“在我二十岁那年，一个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封我本家大姨写的信，告诉我，他是我的亲弟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妈又怀上了孩子，他是一个遗腹子。我家那么穷，老妈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就把我弟弟过继给大姨。我弟弟十八岁后，按照山里的规矩，已经该找相亲找对象了，现在想结婚什么彩礼啦，相亲啦，滴酒啦，回礼啦，看房啦，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钱，大姨家也穷，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最后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边。面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我虽然很惊讶，但是更多的却是快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人，在外面飘了那么久，孤独了那么久后，我又有家人了！”
两个大男孩一起飘泊在城市中相依为命，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学历，能找到的工作不会怎么好，生活当然很辛苦。
但是对刘二喜来说，这却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如果非要总结一下的话，在山东沿海城市，是韩国和台湾投资商多，在这里就是合资工厂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就好象我们进入的那间厂子，员工足足有三万多人，就是制造一些塑料生活用品，接定单出口到美国。”
“那些塑料用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之所以能够出口到美国，不过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力相当廉价罢了。工厂的管理层真的很聪明，很会钻国家政策的漏洞。国家规定，在周末加班，应该支付两倍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应该支付三倍的工资。可是我们的工厂，却定出了‘换休’制度，如果我在周末加了班，我可以在周一至周五选择一天休息。换句话说，我就算是周末或者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也绝对不会多拿一分钱。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就算心有不满，胳膊扭不过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闻里那些讨薪还挨打了的农民工，我们真的应该知足了。”
师少鹰听得很认真。他从来没有在类似于此的工厂里打过工，更没有被人克扣过工资，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原来还有一些工厂的管理者，在用这些方法偷换概念，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个地区，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公布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国家规定，该地区人均收入，不得低于这个标准。工厂管理层很聪明很聪明，他们定的工资，百分之百会卡着最低保障标准走。”
听到这里，师少鹰摇了摇头。工厂管理层，明显又在偷换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总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数字。打个比方，一个家里有五口人，只有夫妻两个人工作，夫妻两个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总收入六千除以五，他们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块钱。换句话来说，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永远比夫妻两个人的工资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还好些，拿着一个城市最低保障收入，总算还能活下去。如果他们还有家人要养活，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远远低于政府公布的标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人想要养老婆，养孩子，攒上一点生病时应急的救命钱，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累得站在那里都可能睡着，我们就这样努力活着。可是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工厂接的定单变少，我们加班的机会也跟着少了，最惨的是，明明经济危机来，在我们身边的物价却涨了。考虑到物价因素，政府宣布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七百六十块，调到了八百三十块。听到这个消息，厂子里的人都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终于要加工资了。事实上，如果工资再不涨，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着刘二喜缓缓捏紧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问师少鹰也可以猜到，涨工资，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许，所有的冲突，也来自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如果在平时，他们拖个一年半载的再调整工资，工人们能凑合过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价涨了，此消彼长之下，一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基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
“大家实在撑不下去了，后来就有人合计着，举行一场大罢工，要求工厂按照政策给大家加薪。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全厂停工，有超过四千人走到街头游行抗议。面对这一幕，卢有才这位老板终于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这次罢工的带动者，给他们塞红包。在工人当中影响力强的人，能得到两三千的红包，影响力弱但是也算个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红包。”
说到这里，刘二喜的脸上露出了愤怒与不屑，“当然，这些钱也不是白拿的。拿了这些钱后，就要立刻结算工资，然后卷起铺盖滚蛋，他们的名字也会被编进工厂的黑名单，永远不会再被录用。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珠江三江洲地区，最不缺的就是工厂，能拿上一笔意外之财，再重新换个工厂，又有什么不行的？现在经济不景气，实在不行，拿着这笔钱先回老家，等经济危机过了再回来。就这样，卢有才老板只是给两百多个领头人塞了红包，就轻而易举把我们这次罢工‘压制’了下去。”
师少鹰低声道：“你没有拿那个红包？”
刘二喜能对“红包”事件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也是“编制内”成员。
刘二喜点头，“他们给我送来一个两千块钱的红包，要我在协议书上签字，声明自愿离开工厂，双方再无瓜葛，我没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来，是想给厂子里的兄弟姐妹争取应得的工资，而不是想要别人拿着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来收买我，然后再乐颠颠的滚蛋。”
在工厂管理方看来，刘二喜这种连红包都不收，坚持不肯退让的人，无异于是刺头，更是工厂恢复运作的障碍！既然绝大多数人已经被解决掉，用红包不能打动刘二喜，敬酒不吃吃罚酒，花点钱找几个人，半夜冲进刘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这后面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一个身家超过十亿，在当地关系网支连错杂，可谓是黑白通吃的大老板，想要收拾一个小小的刺头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过了，也许在他的发家史中，类似于此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
让卢有才没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终遇虎，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为了自己弟弟，敢于拼死一搏的超级刺头！
并不是所有人，面对强权暴力，都会象母鸡一样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钱和打手去宠幸；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身为一个的道德与良知。
虽然，刘二喜的这次反抗，代价实在太大了一些。
师少鹰沉默了很久，才沉声道：“你的故事讲完了，在对你提出我的个人建议前，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
虽然很出乎预料，刘二喜回复得仍然很干脆：“想！”
“我老爹是少将，我老婆的老爹也是少将，我们两个人在同一所少年军校里初识，只不过我在十四岁就因为太调皮捣蛋，被学校扫地出门，而我老婆，却一路走了下去。虽然后来我又进入军队，可是职务却总是比她低上一级。我是上尉时，她就是少校，而且这种差距，将来必然还会越来越明显。再后来，我在边境线上和印度的特种兵打架，他捅穿了我的右手，我一脚把踢成了太监，为了平息事态，我就被送回内地，结果03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裁军，又被丢到了地方预备役，进去没几天，就因为同事联起手想排挤我，大打出手，一下子干进医院三个！反正弄来弄去，最后还是脱了军装，成了一个升斗小民。不过还好，我的未来老婆大人没嫌弃我，我二十九岁，她二十八岁那年，我们结婚了。”
刘二喜道：“恭喜！”
“恭喜个屁！”
但是师少鹰却在用力点头，从本质上来说，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愤青，所以他在写作时，主角动不动就会慷慨激昂的进行演讲，最终被誉为“口号男”。
师少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对着刘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咙里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后，刘二喜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快乐的欢笑，“在我二十岁那年，一个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封我本家大姨写的信，告诉我，他是我的亲弟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妈又怀上了孩子，他是一个遗腹子。我家那么穷，老妈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就把我弟弟过继给大姨。我弟弟十八岁后，按照山里的规矩，已经该找相亲找对象了，现在想结婚什么彩礼啦，相亲啦，滴酒啦，回礼啦，看房啦，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钱，大姨家也穷，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最后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边。面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我虽然很惊讶，但是更多的却是快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人，在外面飘了那么久，孤独了那么久后，我又有家人了！”
两个大男孩一起飘泊在城市中相依为命，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学历，能找到的工作不会怎么好，生活当然很辛苦。
但是对刘二喜来说，这却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如果非要总结一下的话，在山东沿海城市，是韩国和台湾投资商多，在这里就是合资工厂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就好象我们进入的那间厂子，员工足足有三万多人，就是制造一些塑料生活用品，接定单出口到美国。”
“那些塑料用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之所以能够出口到美国，不过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力相当廉价罢了。工厂的管理层真的很聪明，很会钻国家政策的漏洞。国家规定，在周末加班，应该支付两倍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应该支付三倍的工资。可是我们的工厂，却定出了‘换休’制度，如果我在周末加了班，我可以在周一至周五选择一天休息。换句话说，我就算是周末或者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也绝对不会多拿一分钱。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就算心有不满，胳膊扭不过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闻里那些讨薪还挨打了的农民工，我们真的应该知足了。”
师少鹰听得很认真。他从来没有在类似于此的工厂里打过工，更没有被人克扣过工资，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原来还有一些工厂的管理者，在用这些方法偷换概念，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个地区，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公布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国家规定，该地区人均收入，不得低于这个标准。工厂管理层很聪明很聪明，他们定的工资，百分之百会卡着最低保障标准走。”
听到这里，师少鹰摇了摇头。工厂管理层，明显又在偷换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总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数字。打个比方，一个家里有五口人，只有夫妻两个人工作，夫妻两个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总收入六千除以五，他们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块钱。换句话来说，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永远比夫妻两个人的工资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还好些，拿着一个城市最低保障收入，总算还能活下去。如果他们还有家人要养活，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远远低于政府公布的标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人想要养老婆，养孩子，攒上一点生病时应急的救命钱，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累得站在那里都可能睡着，我们就这样努力活着。可是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工厂接的定单变少，我们加班的机会也跟着少了，最惨的是，明明经济危机来，在我们身边的物价却涨了。考虑到物价因素，政府宣布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七百六十块，调到了八百三十块。听到这个消息，厂子里的人都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终于要加工资了。事实上，如果工资再不涨，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着刘二喜缓缓捏紧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问师少鹰也可以猜到，涨工资，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许，所有的冲突，也来自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如果在平时，他们拖个一年半载的再调整工资，工人们能凑合过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价涨了，此消彼长之下，一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基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
“大家实在撑不下去了，后来就有人合计着，举行一场大罢工，要求工厂按照政策给大家加薪。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全厂停工，有超过四千人走到街头游行抗议。面对这一幕，卢有才这位老板终于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这次罢工的带动者，给他们塞红包。在工人当中影响力强的人，能得到两三千的红包，影响力弱但是也算个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红包。”
说到这里，刘二喜的脸上露出了愤怒与不屑，“当然，这些钱也不是白拿的。拿了这些钱后，就要立刻结算工资，然后卷起铺盖滚蛋，他们的名字也会被编进工厂的黑名单，永远不会再被录用。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珠江三江洲地区，最不缺的就是工厂，能拿上一笔意外之财，再重新换个工厂，又有什么不行的？现在经济不景气，实在不行，拿着这笔钱先回老家，等经济危机过了再回来。就这样，卢有才老板只是给两百多个领头人塞了红包，就轻而易举把我们这次罢工‘压制’了下去。”
师少鹰低声道：“你没有拿那个红包？”
刘二喜能对“红包”事件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也是“编制内”成员。
刘二喜点头，“他们给我送来一个两千块钱的红包，要我在协议书上签字，声明自愿离开工厂，双方再无瓜葛，我没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来，是想给厂子里的兄弟姐妹争取应得的工资，而不是想要别人拿着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来收买我，然后再乐颠颠的滚蛋。”
在工厂管理方看来，刘二喜这种连红包都不收，坚持不肯退让的人，无异于是刺头，更是工厂恢复运作的障碍！既然绝大多数人已经被解决掉，用红包不能打动刘二喜，敬酒不吃吃罚酒，花点钱找几个人，半夜冲进刘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这后面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一个身家超过十亿，在当地关系网支连错杂，可谓是黑白通吃的大老板，想要收拾一个小小的刺头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过了，也许在他的发家史中，类似于此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
让卢有才没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终遇虎，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为了自己弟弟，敢于拼死一搏的超级刺头！
并不是所有人，面对强权暴力，都会象母鸡一样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钱和打手去宠幸；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身为一个的道德与良知。
虽然，刘二喜的这次反抗，代价实在太大了一些。
师少鹰沉默了很久，才沉声道：“你的故事讲完了，在对你提出我的个人建议前，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
虽然很出乎预料，刘二喜回复得仍然很干脆：“想！”
“我老爹是少将，我老婆的老爹也是少将，我们两个人在同一所少年军校里初识，只不过我在十四岁就因为太调皮捣蛋，被学校扫地出门，而我老婆，却一路走了下去。虽然后来我又进入军队，可是职务却总是比她低上一级。我是上尉时，她就是少校，而且这种差距，将来必然还会越来越明显。再后来，我在边境线上和印度的特种兵打架，他捅穿了我的右手，我一脚把踢成了太监，为了平息事态，我就被送回内地，结果03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裁军，又被丢到了地方预备役，进去没几天，就因为同事联起手想排挤我，大打出手，一下子干进医院三个！反正弄来弄去，最后还是脱了军装，成了一个升斗小民。不过还好，我的未来老婆大人没嫌弃我，我二十九岁，她二十八岁那年，我们结婚了。”
刘二喜道：“恭喜！”
“恭喜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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