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在苏杭一带，私铸铜钱最为猖狂。开始时还只是私钱每枚所用铜钱的分量低于政府的规定，后来则是在铜中常杂以锡铁，到了最后，甚至还有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的。那些私铸的低恶之钱被称为‘板儿’。”汪乔年严肃地讲道。
‘板儿’的出现给交易买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须得对支付的铜钱作一番挑拣，否则就会吃亏上当。经过多次的反复争执与讨价还价，后来人们约定了一种较简便的兑换方法，那就是二枚‘板儿’抵一枚好钱。这方法最先是由北京人发明，接着便很快地流传至全国各地。事实上，二枚抵一枚的比价仍然有利于私铸者，因此私钱有增无减，以致市面上好钱反而是难得一见，人们为了保值，一般不再愿意动用自己所珍藏的好钱。
对于私钱的泛滥朝廷并没有置之不问，相反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禁止，私铸者一旦被发现抓获，就要处以重刑。可是，私铸获利甚丰，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有些人是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肯放弃赚钱的捷径。从目前满街都是‘板儿’，好钱却难得一见的结果来看，在刑与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是那握有国家机器的政府。
大明朝廷与广大百姓都是私钱泛滥的受害者，但政府毕竟是手中有权，它虽然对私铸的有增无减无可奈何，却可强令全国税课征银而不征钱，以保证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因私钱泛滥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要由百姓们来承担。将铜钱兑换成白银后才能完税，这意味着百姓们要多受一层剥削，而且当时的奸猾之徒何止只是私铸劣钱，他们同样地还制造劣银甚至假银。
银子要比制钱贵重得多，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接触银子的机会相对较少，鉴别假银、劣银的能力也较差，易于上当受骗，而贫寒之家一旦收进一块劣银或假银，就是一场大灾难的降临。汪乔年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在宁波某人卖牛收进了假银，他缴纳赋税时被当做伪造假银者抓起来审问，最后被迫自缢身亡。可见因受假银之害而家破人亡的不知还有多少。
假银的制作是越来越精巧，几可乱真；使用假银的人是越来越多且已公开化；假银制作者开始与社会恶势力相结合，以至于政府律令虽严，对于假银的制作与流通却是束手无策。最后蒙受重大损失的是一般老百姓，试想，他们去那些兑店将钱换成银子后再纳税，其间又不知要发生多少悲惨的故事。
与假银同时出现的还有劣银，它不像假银那样仅仅是用一层薄薄的银皮裹着铅铁，而是将银与铅、铁、锡等其他金属熔铸在一起。譬如说，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实际上只含八两银子的成分，另外二两是铅铁之类的其他金属，如果交易时对方未能觉察，那就等于使用者白赚了二两银子，如果对方精于鉴别，那么这锭银子只能按其实际含银量论价。
制造、使用劣银所能获得的非法利润与假银相比要少得多，而且是否真能获得还取决于交易对手的鉴别能力，银子的成色与获得的非法利润以及与被人识破的可能性都恰成反比。由于劣银的流通在事实上并不被禁止，因此对有心作伪的奸猾之徒来说，干这一行与制造、使用假银相比也自有其优越性，那就是非法利润虽相对较少，但风险全无，至多是骗人不成，按实际含银量估算而已。正因为这个缘故，投入流通的劣银数量要远比假银多得多。
由于劣银可以合法地流通，因此许多银铺都公开经营好银与劣银互相兑换的业务。甚至说有不少很有地位、身份的人都在参与制造、使用假银，在这些人里，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徐阶就是其中一位。
徐阶和他的家人曾经在自己的府邸中开起了专门熔铸劣银的工厂。松江府上缴国家的赋税全都送入徐阶在家乡的府邸，然后松江府的官员空身去北京按数向徐阶领银，再缴纳国库。这办法看上去似简便安全，但徐阶拿出的银子却只含七成银。徐府熔铸劣银技巧高明，收白银的司农不能辨别。其实户部的验收官员即使能鉴别出也不会声张，谁愿意自惹麻烦去得罪位高权重的内阁首辅徐阶。于是，松江府每年上缴赋税的百分之三十被徐阶侵吞，不久大量的劣银又源源不断地从国库流向民间，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的劣银又怎能不泛滥成灾
一些人制造、使用劣银，说穿了就是想把铅、铁之类的金属冒充银子脱手，从而赚些便宜，而收进劣银的人不管是否曾上当吃亏，当他将这些劣银重新投入流通时，也往往怀有同样的企图。于是在这时，市场上的每笔交易都似乎含有程度不等的欺骗成分，而到头来，上当吃亏的多半是与银子接触机会不多、因而识别能力较差的穷百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遇见精明的对手就不使用劣银，反正用劣银交易并不触犯刑律，最坏的结果也只是按实际含银量支付，因此对手再精明也不妨试他一试。
汪乔年滔滔不绝地讲着私铸银钱的危害，他觉得平生头一次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陛下，我若是有幸为官治民，必定整顿商业，以安百姓们生活起居。”汪乔年最后真挚的讲道，随后再对皇上拜倒在地。
朱由校一开始只是听一个热闹、听一个新鲜，可是听到最后，他觉得毛骨悚然、冷汗直流。这位年轻的天子觉得自己还是对民间疾苦了解的太少了。
“汪乔年，你先退下去吧，朕会给你安排一个大展拳脚的官职。”汪乔年满怀期待、踟蹰满志离开了大殿。
皇帝仔细查了需要补缺的官职，权衡再三，将汪乔年分配到山东济南府附近当县令。
‘板儿’的出现给交易买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须得对支付的铜钱作一番挑拣，否则就会吃亏上当。经过多次的反复争执与讨价还价，后来人们约定了一种较简便的兑换方法，那就是二枚‘板儿’抵一枚好钱。这方法最先是由北京人发明，接着便很快地流传至全国各地。事实上，二枚抵一枚的比价仍然有利于私铸者，因此私钱有增无减，以致市面上好钱反而是难得一见，人们为了保值，一般不再愿意动用自己所珍藏的好钱。
对于私钱的泛滥朝廷并没有置之不问，相反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禁止，私铸者一旦被发现抓获，就要处以重刑。可是，私铸获利甚丰，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有些人是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肯放弃赚钱的捷径。从目前满街都是‘板儿’，好钱却难得一见的结果来看，在刑与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是那握有国家机器的政府。
大明朝廷与广大百姓都是私钱泛滥的受害者，但政府毕竟是手中有权，它虽然对私铸的有增无减无可奈何，却可强令全国税课征银而不征钱，以保证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因私钱泛滥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要由百姓们来承担。将铜钱兑换成白银后才能完税，这意味着百姓们要多受一层剥削，而且当时的奸猾之徒何止只是私铸劣钱，他们同样地还制造劣银甚至假银。
银子要比制钱贵重得多，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接触银子的机会相对较少，鉴别假银、劣银的能力也较差，易于上当受骗，而贫寒之家一旦收进一块劣银或假银，就是一场大灾难的降临。汪乔年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在宁波某人卖牛收进了假银，他缴纳赋税时被当做伪造假银者抓起来审问，最后被迫自缢身亡。可见因受假银之害而家破人亡的不知还有多少。
假银的制作是越来越精巧，几可乱真；使用假银的人是越来越多且已公开化；假银制作者开始与社会恶势力相结合，以至于政府律令虽严，对于假银的制作与流通却是束手无策。最后蒙受重大损失的是一般老百姓，试想，他们去那些兑店将钱换成银子后再纳税，其间又不知要发生多少悲惨的故事。
与假银同时出现的还有劣银，它不像假银那样仅仅是用一层薄薄的银皮裹着铅铁，而是将银与铅、铁、锡等其他金属熔铸在一起。譬如说，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实际上只含八两银子的成分，另外二两是铅铁之类的其他金属，如果交易时对方未能觉察，那就等于使用者白赚了二两银子，如果对方精于鉴别，那么这锭银子只能按其实际含银量论价。
制造、使用劣银所能获得的非法利润与假银相比要少得多，而且是否真能获得还取决于交易对手的鉴别能力，银子的成色与获得的非法利润以及与被人识破的可能性都恰成反比。由于劣银的流通在事实上并不被禁止，因此对有心作伪的奸猾之徒来说，干这一行与制造、使用假银相比也自有其优越性，那就是非法利润虽相对较少，但风险全无，至多是骗人不成，按实际含银量估算而已。正因为这个缘故，投入流通的劣银数量要远比假银多得多。
由于劣银可以合法地流通，因此许多银铺都公开经营好银与劣银互相兑换的业务。甚至说有不少很有地位、身份的人都在参与制造、使用假银，在这些人里，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徐阶就是其中一位。
徐阶和他的家人曾经在自己的府邸中开起了专门熔铸劣银的工厂。松江府上缴国家的赋税全都送入徐阶在家乡的府邸，然后松江府的官员空身去北京按数向徐阶领银，再缴纳国库。这办法看上去似简便安全，但徐阶拿出的银子却只含七成银。徐府熔铸劣银技巧高明，收白银的司农不能辨别。其实户部的验收官员即使能鉴别出也不会声张，谁愿意自惹麻烦去得罪位高权重的内阁首辅徐阶。于是，松江府每年上缴赋税的百分之三十被徐阶侵吞，不久大量的劣银又源源不断地从国库流向民间，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的劣银又怎能不泛滥成灾
一些人制造、使用劣银，说穿了就是想把铅、铁之类的金属冒充银子脱手，从而赚些便宜，而收进劣银的人不管是否曾上当吃亏，当他将这些劣银重新投入流通时，也往往怀有同样的企图。于是在这时，市场上的每笔交易都似乎含有程度不等的欺骗成分，而到头来，上当吃亏的多半是与银子接触机会不多、因而识别能力较差的穷百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遇见精明的对手就不使用劣银，反正用劣银交易并不触犯刑律，最坏的结果也只是按实际含银量支付，因此对手再精明也不妨试他一试。
汪乔年滔滔不绝地讲着私铸银钱的危害，他觉得平生头一次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陛下，我若是有幸为官治民，必定整顿商业，以安百姓们生活起居。”汪乔年最后真挚的讲道，随后再对皇上拜倒在地。
朱由校一开始只是听一个热闹、听一个新鲜，可是听到最后，他觉得毛骨悚然、冷汗直流。这位年轻的天子觉得自己还是对民间疾苦了解的太少了。
“汪乔年，你先退下去吧，朕会给你安排一个大展拳脚的官职。”汪乔年满怀期待、踟蹰满志离开了大殿。
皇帝仔细查了需要补缺的官职，权衡再三，将汪乔年分配到山东济南府附近当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