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处的第1522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举国皆知的“hk回归日”，另一件就是朵儿跟我的分手日。
从青涩可爱的十八岁，到如花似玉的二十二，曾以为朵儿将是我感情的终点站。可最终我仍然没有逃脱命运小子的玩弄。
近来朵儿的态度有些不冷不热，但没想会是分手的预演。那晚在闹市街头，大屏幕正播着hk回归的现场报道，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喜庆。一直没说话的她突然满目泪痕，把我吓了一跳。
“我们分手吧！”
她含泪说道，我措手不及。我感到从头到脚被冰水倾泻，路上行人也如同一个个幽灵飘然而过……
记忆回到半年前，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在卡拉ok庆祝。她忍着兴奋告诉我，父母终于同意我们在一起，并开始憧憬今后的生活：小小的家不用大，但装饰必须由她来定：墙纸是深蓝或墨绿；家具要纯白色，沙发也是；灯具必须是斑斓多彩的地中海式……随后，她拿起话筒深情地唱了一首《我愿意》，让我感动与幸福，以为自己正顺理成章地往“平淡版”人生目标靠近。
虽说从一开始朵儿父母就对我的工作前途不甚看好，让她很有压力，但从没在我面前过于流露。对于这半年里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也许我最终没能证明朵儿陪我四年是值得的，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缺乏认识的。
最终的理由似乎还是源于家庭的压力，也许是她成长了：知道自己需要嫁给怎样的人。像当年的光一样，从家庭、从全局来考虑婚姻。这给感情至上的我上了残酷的一课。但没过于追究，听从了命运的安排。
我发现，服从命运的比率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
我已习惯了分手，但这次比较惨烈：对我俩来说，一千六百多天不是轻易就能抹去的。
管理处就像我人生舞台上的道具，因为安娜我进来了，因为朵儿我又离开了。二十九岁的我决定不再做情感的奴隶，我想重新开辟一种新的生活，那就是事业。
这时我接到徐双来自北京的一个电话。
淡蓝色ysl（圣罗兰）衬衣，卡其色休闲裤，白色fila（斐乐）运动鞋，还有手腕上二十八岁生日她送我的浪琴（longines）手表……
分手后的我仿佛也并非一无所有，与朵儿四的年里她把我调教成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发型、服装、鞋子的搭配相得益彰。我拉着皮质的航空箱，用光鲜的外壳包裹着疲惫破碎的心情，来到了北京。
徐双在老家休整了三年，完成了人生的两大“任务”：和当地一个姑娘成了家，生了个胖小子。然后又回京与以前电视台的同事在五棵松开了家摩托车行，销售修理改装机车，业务不错，正准备把老婆也接来北京打拼。
他的朋友浩哥准备搞音像店，想找个懂行的指点一下，徐双跟他说了我，邀我去北京玩。而我正想外出散散心，也念着多时未见的哥们，就同意了。
有些时候，人生就是酒桌和故事。
烤肉店的屋顶上有一个小型卫星接收器，店内电视屏幕上是眼花缭乱的mtv电视台的画面，这是彼时店家招揽顾客的标配。论精神领域的开放程度，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绝对是一个峰顶。
徐双车行附近的餐厅里，我们喝着燕京啤酒，吃着烤肉串，像当年与他骑机车漫游在芜湖、南京的时候，只是话题的对象转向了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你是同一类人。”六年不见，徐双的脸上多了一份岁月的沧桑，但眼光依旧锐利如初：“你不去追究原因和纠缠朵儿，与我当年放弃姗姗的理由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她能够有更好的归宿。传统封建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现在这个社会，女性终究是弱者，许多事情她们只能服从。男人多牺牲一点，对她们也许是一种宽容和告慰。”
听了徐双的分析我有些明白朵儿放弃我的原因，她性格内敛，不流于表面，而我明显忽略了这一点，四年多里我走入她内心的次数屈指可数，居然还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年龄差距使然。徐双拿出皮夹子，给我看他们一家的合影。
他妻子的相貌、出身自然不能与姗姗比，但正是如此他们才会成为这个温馨幸福的家。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仿佛是在告诉我：美好的生活，必须要有一些割舍与妥协。
“来吧！干杯！”徐双再次举起酒杯与我相碰。
当地一声。心头蓦然浮现出北岛的诗句：
“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浩哥和珠江一样，是个音响器材发烧友。三十多岁，为人豪爽。早年通过关系批条子贩螺纹钢水泥赚了第一桶金。他谦虚地说：成功的第一要素不是努力，而是机遇和方向，他纯粹是被馅饼砸到了。
不久前他在永内大街找了个门面，正在装修，想开一家东城区最大的个体音像店。港台流行和古典音乐他都没问题，对汹涌而来的欧美音乐流派有些迷惑。我把他闻所未闻、最热销的欧美专辑列了几张单子，让他照此进货。
我仿佛是在一种没有灵魂的状态下，独自走马观花般游览了故宫、长城等北京的几大景点，没有太深的感触。
国贸附近露天酒吧的遮阳伞下，我和徐双、浩哥说了接下来的打算：准备与弟飞仔合伙开广告公司，承接平面设计的业务，但在这之前得到相关公司打一阵工，积累些经验、甚至挖一些业务渠道——我没忘记多年前年轻富豪给我的衷告。
“很好，目标明确，比我当时强多了。祝你成功！”浩哥跟我碰了碰酒杯：“车票买了吗？”
“还没呢。”
“不如座飞机吧。我帮你订机票，打折的。”浩哥拿出他时髦的诺基亚8110滑盖手机。这款经典的手机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后来的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1999）又让其火了一把。
“好啊！”我想他一定把这个打着发胶、带着名表、穿着讲究、谈吐文雅的浙江人当成了大款。反正我还没坐过飞机呢，但接下来的事，让我自己也出乎意外。
自幼看惯江南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秀美，北方城市的厚重大气给我的内心增添了一份豪迈的气质。我实在想不出我是出于什么缘由说出了接下来的那些话，如果不承认像多年前那个下午跳上了徐双摩托车时的大脑短路，就只能归咎于此了。
“有到昆明的吗？”我对浩哥说：“我想去趟云南。”
从青涩可爱的十八岁，到如花似玉的二十二，曾以为朵儿将是我感情的终点站。可最终我仍然没有逃脱命运小子的玩弄。
近来朵儿的态度有些不冷不热，但没想会是分手的预演。那晚在闹市街头，大屏幕正播着hk回归的现场报道，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喜庆。一直没说话的她突然满目泪痕，把我吓了一跳。
“我们分手吧！”
她含泪说道，我措手不及。我感到从头到脚被冰水倾泻，路上行人也如同一个个幽灵飘然而过……
记忆回到半年前，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在卡拉ok庆祝。她忍着兴奋告诉我，父母终于同意我们在一起，并开始憧憬今后的生活：小小的家不用大，但装饰必须由她来定：墙纸是深蓝或墨绿；家具要纯白色，沙发也是；灯具必须是斑斓多彩的地中海式……随后，她拿起话筒深情地唱了一首《我愿意》，让我感动与幸福，以为自己正顺理成章地往“平淡版”人生目标靠近。
虽说从一开始朵儿父母就对我的工作前途不甚看好，让她很有压力，但从没在我面前过于流露。对于这半年里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也许我最终没能证明朵儿陪我四年是值得的，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缺乏认识的。
最终的理由似乎还是源于家庭的压力，也许是她成长了：知道自己需要嫁给怎样的人。像当年的光一样，从家庭、从全局来考虑婚姻。这给感情至上的我上了残酷的一课。但没过于追究，听从了命运的安排。
我发现，服从命运的比率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
我已习惯了分手，但这次比较惨烈：对我俩来说，一千六百多天不是轻易就能抹去的。
管理处就像我人生舞台上的道具，因为安娜我进来了，因为朵儿我又离开了。二十九岁的我决定不再做情感的奴隶，我想重新开辟一种新的生活，那就是事业。
这时我接到徐双来自北京的一个电话。
淡蓝色ysl（圣罗兰）衬衣，卡其色休闲裤，白色fila（斐乐）运动鞋，还有手腕上二十八岁生日她送我的浪琴（longines）手表……
分手后的我仿佛也并非一无所有，与朵儿四的年里她把我调教成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发型、服装、鞋子的搭配相得益彰。我拉着皮质的航空箱，用光鲜的外壳包裹着疲惫破碎的心情，来到了北京。
徐双在老家休整了三年，完成了人生的两大“任务”：和当地一个姑娘成了家，生了个胖小子。然后又回京与以前电视台的同事在五棵松开了家摩托车行，销售修理改装机车，业务不错，正准备把老婆也接来北京打拼。
他的朋友浩哥准备搞音像店，想找个懂行的指点一下，徐双跟他说了我，邀我去北京玩。而我正想外出散散心，也念着多时未见的哥们，就同意了。
有些时候，人生就是酒桌和故事。
烤肉店的屋顶上有一个小型卫星接收器，店内电视屏幕上是眼花缭乱的mtv电视台的画面，这是彼时店家招揽顾客的标配。论精神领域的开放程度，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绝对是一个峰顶。
徐双车行附近的餐厅里，我们喝着燕京啤酒，吃着烤肉串，像当年与他骑机车漫游在芜湖、南京的时候，只是话题的对象转向了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你是同一类人。”六年不见，徐双的脸上多了一份岁月的沧桑，但眼光依旧锐利如初：“你不去追究原因和纠缠朵儿，与我当年放弃姗姗的理由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她能够有更好的归宿。传统封建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现在这个社会，女性终究是弱者，许多事情她们只能服从。男人多牺牲一点，对她们也许是一种宽容和告慰。”
听了徐双的分析我有些明白朵儿放弃我的原因，她性格内敛，不流于表面，而我明显忽略了这一点，四年多里我走入她内心的次数屈指可数，居然还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年龄差距使然。徐双拿出皮夹子，给我看他们一家的合影。
他妻子的相貌、出身自然不能与姗姗比，但正是如此他们才会成为这个温馨幸福的家。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仿佛是在告诉我：美好的生活，必须要有一些割舍与妥协。
“来吧！干杯！”徐双再次举起酒杯与我相碰。
当地一声。心头蓦然浮现出北岛的诗句：
“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浩哥和珠江一样，是个音响器材发烧友。三十多岁，为人豪爽。早年通过关系批条子贩螺纹钢水泥赚了第一桶金。他谦虚地说：成功的第一要素不是努力，而是机遇和方向，他纯粹是被馅饼砸到了。
不久前他在永内大街找了个门面，正在装修，想开一家东城区最大的个体音像店。港台流行和古典音乐他都没问题，对汹涌而来的欧美音乐流派有些迷惑。我把他闻所未闻、最热销的欧美专辑列了几张单子，让他照此进货。
我仿佛是在一种没有灵魂的状态下，独自走马观花般游览了故宫、长城等北京的几大景点，没有太深的感触。
国贸附近露天酒吧的遮阳伞下，我和徐双、浩哥说了接下来的打算：准备与弟飞仔合伙开广告公司，承接平面设计的业务，但在这之前得到相关公司打一阵工，积累些经验、甚至挖一些业务渠道——我没忘记多年前年轻富豪给我的衷告。
“很好，目标明确，比我当时强多了。祝你成功！”浩哥跟我碰了碰酒杯：“车票买了吗？”
“还没呢。”
“不如座飞机吧。我帮你订机票，打折的。”浩哥拿出他时髦的诺基亚8110滑盖手机。这款经典的手机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后来的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1999）又让其火了一把。
“好啊！”我想他一定把这个打着发胶、带着名表、穿着讲究、谈吐文雅的浙江人当成了大款。反正我还没坐过飞机呢，但接下来的事，让我自己也出乎意外。
自幼看惯江南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秀美，北方城市的厚重大气给我的内心增添了一份豪迈的气质。我实在想不出我是出于什么缘由说出了接下来的那些话，如果不承认像多年前那个下午跳上了徐双摩托车时的大脑短路，就只能归咎于此了。
“有到昆明的吗？”我对浩哥说：“我想去趟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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