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如子固然精彩，可游客们更喜欢听的是斗奸臣，怼昏君等激烈对抗性质的故事，在李一瀚李公身上可有？”金华斌听了李村长的一段故事后问道：“记得李公与严嵩处于同一时代。”
李村长来劲了，道：“这倒真有，听我慢慢道来。与面对百姓时的侠骨柔肠不同，面对权贵豪强，先祖李公则是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就任安福知县时，一位姓沈的御史到安福，对李公公事公办的接待很不满意，认为是对自己的怠慢，当众大发雷霆。但李公视安之若素。御史是干吗的啊？专门挑官员的毛病上奏皇帝的！沈御史百般挑刺，结果竟然挑不出李知县的一点毛病，不禁深感敬佩。面对御史的称赞，先祖李公居然一样无动于衷，也没表现出怎么高兴的样子。沈御史叹道：“李知县真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了。”
金华斌点了点头说：“由此看来，沈御史乃是性情中人，并非奸臣，故事虽精彩，但正反之争并不激烈。”
李村长搓了搓手说：“精彩的在后面，先祖担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当朝宰相严嵩虽然家在袁州，但产业都在南昌，家人仗势胡作非为，先祖一点也不顾情面，都依法予以严惩。严嵩当时权势熏天，生性奸险，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颜婢膝自认干儿子，或者与严府的家童奴仆结为兄弟，所以升迁都很快。只有李公与另一位林佥事与众不同，风骨铮铮，矜持自守，所以五六年都没有得到升迁。一次进京，自然得拜会朝廷首辅严嵩，其他官员都带着厚礼，多的有“数百金”，只有李公是空手去的。见面时，严嵩对他说：“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这句话耐人琢磨，“资历深”就是你李某人在这个“佥事”职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为什么吗？想升官吗？李公淡淡地说一句：“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后来，李公还是升迁了，当了山东参议。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乡里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得多，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有个编修叫梁绍儒，是严嵩的干儿子，最为牛气冲天，一直不交田赋。李公到任后严令追缴，梁绍儒跑去找干爹，严嵩无奈地说：“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逆龙鳞、撩虎须”，践行了“职无虚设，禄岂妄干”的祖训。族谱中还留存《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两篇谏疏，字里行间，其为民请命、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朝廷大惧，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动工筑城墙、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谏止南关城壕疏》，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墙耳”，民间财力已经不堪承担，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旷日持久何以为继？他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只要“选兵淬锋，分布要路以豫于外；筑墩立栅，屯兵储粮以备于内”，内外夹击，敌人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朝廷最终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议，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而且示弱于敌的决策。《开言路疏》则严词批评了嘉靖帝拒谏饰非的行为，其言辞之犀利大胆实为罕见，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他指责嘉靖帝深居西范专事建醮修道，不理朝政，对九庙化为煨烬，阴谋起于萧墙，北虏侵扰不止，公卿将相贿赂公行，藩司郡县贪酷无忌等等乱象闭耳塞听，反而残酷钳制诤言：“登位以来，屡罪言者，一言触讳，即擒拿箠杖，动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其即时致死者，指不胜屈。其有幸而复生者，则禁诸犴狱，或谪之下僚，或编民口外，或遣戍边庭。”导致满朝官员杜口结舌，对国家安危置之不问。他指出，历代“愚君暗主纵欲妄动，拒谏饰非”，结果都将步“桀纣之迹”。为此要求皇帝改正错误，为所有受冤屈的诤臣平反，广开言路，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听到李村长情文并茂，一字不落地把先祖李一瀚的《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背下，金华斌不禁动容道：“鲁迅先生曾发文称赞方孝孺正直而迂的性格为台州式的硬气，李一瀚这种“批逆龙鳞以求珠”的大胆直言，颇有方孝孺等直臣之风。”
“多谢金先生对先祖之赞，先祖的运气比方孝孺幸运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被连续升迁了五次：升陕西布政司参政，遂转按察使，升山东右布政司，升应天府尹，一个月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惜天不假年，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途中，病故于杭州，获明穆宗皇帝诏赐祭葬，并在吴时来等的倡议下，列入乡贤祠。”说罢对他躬身行了一礼道：“祠堂修复一事就拜托几位了。”
李村长来劲了，道：“这倒真有，听我慢慢道来。与面对百姓时的侠骨柔肠不同，面对权贵豪强，先祖李公则是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就任安福知县时，一位姓沈的御史到安福，对李公公事公办的接待很不满意，认为是对自己的怠慢，当众大发雷霆。但李公视安之若素。御史是干吗的啊？专门挑官员的毛病上奏皇帝的！沈御史百般挑刺，结果竟然挑不出李知县的一点毛病，不禁深感敬佩。面对御史的称赞，先祖李公居然一样无动于衷，也没表现出怎么高兴的样子。沈御史叹道：“李知县真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了。”
金华斌点了点头说：“由此看来，沈御史乃是性情中人，并非奸臣，故事虽精彩，但正反之争并不激烈。”
李村长搓了搓手说：“精彩的在后面，先祖担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当朝宰相严嵩虽然家在袁州，但产业都在南昌，家人仗势胡作非为，先祖一点也不顾情面，都依法予以严惩。严嵩当时权势熏天，生性奸险，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颜婢膝自认干儿子，或者与严府的家童奴仆结为兄弟，所以升迁都很快。只有李公与另一位林佥事与众不同，风骨铮铮，矜持自守，所以五六年都没有得到升迁。一次进京，自然得拜会朝廷首辅严嵩，其他官员都带着厚礼，多的有“数百金”，只有李公是空手去的。见面时，严嵩对他说：“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这句话耐人琢磨，“资历深”就是你李某人在这个“佥事”职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为什么吗？想升官吗？李公淡淡地说一句：“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后来，李公还是升迁了，当了山东参议。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乡里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得多，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有个编修叫梁绍儒，是严嵩的干儿子，最为牛气冲天，一直不交田赋。李公到任后严令追缴，梁绍儒跑去找干爹，严嵩无奈地说：“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逆龙鳞、撩虎须”，践行了“职无虚设，禄岂妄干”的祖训。族谱中还留存《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两篇谏疏，字里行间，其为民请命、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朝廷大惧，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动工筑城墙、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谏止南关城壕疏》，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墙耳”，民间财力已经不堪承担，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旷日持久何以为继？他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只要“选兵淬锋，分布要路以豫于外；筑墩立栅，屯兵储粮以备于内”，内外夹击，敌人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朝廷最终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议，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而且示弱于敌的决策。《开言路疏》则严词批评了嘉靖帝拒谏饰非的行为，其言辞之犀利大胆实为罕见，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他指责嘉靖帝深居西范专事建醮修道，不理朝政，对九庙化为煨烬，阴谋起于萧墙，北虏侵扰不止，公卿将相贿赂公行，藩司郡县贪酷无忌等等乱象闭耳塞听，反而残酷钳制诤言：“登位以来，屡罪言者，一言触讳，即擒拿箠杖，动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其即时致死者，指不胜屈。其有幸而复生者，则禁诸犴狱，或谪之下僚，或编民口外，或遣戍边庭。”导致满朝官员杜口结舌，对国家安危置之不问。他指出，历代“愚君暗主纵欲妄动，拒谏饰非”，结果都将步“桀纣之迹”。为此要求皇帝改正错误，为所有受冤屈的诤臣平反，广开言路，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听到李村长情文并茂，一字不落地把先祖李一瀚的《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背下，金华斌不禁动容道：“鲁迅先生曾发文称赞方孝孺正直而迂的性格为台州式的硬气，李一瀚这种“批逆龙鳞以求珠”的大胆直言，颇有方孝孺等直臣之风。”
“多谢金先生对先祖之赞，先祖的运气比方孝孺幸运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被连续升迁了五次：升陕西布政司参政，遂转按察使，升山东右布政司，升应天府尹，一个月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惜天不假年，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途中，病故于杭州，获明穆宗皇帝诏赐祭葬，并在吴时来等的倡议下，列入乡贤祠。”说罢对他躬身行了一礼道：“祠堂修复一事就拜托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