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刘甲今天要去乡下。
刘家的庄园离城较远，大概四十多里，叫黑城子，二十多户人家，基本上都是刘家的佃户，只有刘姓和魏姓，庄子周围百十亩水地，半山坡上还有近千亩旱地都是刘元柱家的。
刘家祖上就是黑城子的地主。刘元柱父亲很有战略眼光，不想只当一个乡下的土财主，不仅把家安在城里，而且将儿子送外地读书，办起商号，完成了从土地主到资本家的飞跃。
到刘元柱当家，更是目光远大，精于经营，待人也很“仁义”。先是与官府打连手办起皮货、牲畜交易市场，商号分号开到了兰州、西宁，后又开钱庄。清亡之后，交易市场尽归刘家，刘元柱也就成了甘州首屈一指的人物。只是子嗣不旺，人丁单薄，四代人都只有一个男丁，刘甲是刘元柱的独生儿子。
刘甲和管家只带了魏宝、一个下人。拉了一大车(当地一种木轮车，轮子很大，车斗并不大，名称叫大车)青、白两种颜色的布料，一大车绵花。落日前进了庄子。
到了甲长家门口，在木柱子上拴好马。一进门刘甲就对甲长魏三施礼道:“魏三爷好，”魏三连忙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少东家这是折我的草料哩，快请进、快请！”
进门让座后，魏宝过来爬在地上给魏三磕了三个响头，口称三爷爷好，魏三这回没有客气，坦然受礼后说:“圈宝娃，你这就去看父母吧，饭也在那边吃，晚上我们陪少东家，你就别来了。”魏宝答声“是，”起身就要走，刘甲拍了一下管家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臂，管家跟了出来，从自己马上的褡裢里拿出一封银元，又抽出一卷青布和白布放在他手上说:“少东家给的。”
晚饭后刘甲说明来意，魏三说:“好办，明天把人集中到打麦场上，少东家给大家当面说，至于日子恓惶的人嘛谁家都不好过呢。”
第二天早饭后，魏三拿一面铜锣，从庄子头到庄子尾边走边敲边喊:“各家当家的到打麦场，有好事哩。”
刘甲两人到了打麦场上，刘甲惊呆了，这分明是一群叫花子，大部分人头发蓬乱，衣裳破旧，绵袄、绵裤上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脚上穿毡窝窝的很少，许多人脚上是生皮子缝的鞋，塞上麦草保暖。他们不说话，脸上泛着饥饿的青色，目光呆滞。刘甲突然有一种负罪感，他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魏三说话了:“各位叔伯兄弟们，少东家来看大家，有好消息哩。”
刘甲结结巴巴地说:“老少爷们，奉我爹的话，今年的地租减三成，年前交给甲长……。”他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底气。他说完了，人群只谈谈的飘出几声:“好哩，”刘甲心是酸的，嘴里泛着苦涩的味道。
他明白了父亲为啥让他带布和绵花来这里，父亲知道这里的情况。
下午把带来的东西按户分开，一行人从庄子第一家开始依次分发，到庄子中间的一户人家，男人在院子里接过东西，忙着说谢，没有把人往屋子里让的意思。
刘甲还是进了正屋，炕上有两床破旧、看不出颜色的被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缩在被子里，刘甲问:“家里的人有病了吗？”
男人不吭声，魏三说:“病倒是没有，只是全家只有一条绵裤，谁出门谁穿，所以就……。”
刘甲楞了一下，转身就走，他再也没进一个家门，他没有了进去的勇气，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种他家地的佃户。
回城的路上，刘甲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产生出一种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恨。
刘甲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家就病倒了，管家把事情向大掌柜说了一遍，刘元柱苦笑了一下，淡淡的说了句:“还是年轻、见的少啊，去请一下约神父吧。”
约神父是名叫约翰福劳恩的外国人，中文名叫约福恩，受天津卫天主教总会委派到甘州传教，也兼作医生，看病从不收钱，可当地人信中医，甚至宁可找神汉、巫婆治病也不去看西医。到是刘元柱因早年在外读书，对西医有所了解，家里人生病时常请约神父来看病，他夫人刘贺氏就成了甘州城里最早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之一，家里的管家和几个下人也陆续信了教，刘甲随母亲去做过几次礼拜，对教堂的事知道一些，就有了推荐罗望去找约神父的事。
约神父进门后先跟刘元柱打了个招呼，向刘贺氏行了他们自己的礼，就去看刘甲，用听珍器听了一下肺部，给刘甲服了一些白色药面，对刘元柱说:“不要紧，吃点药休息两天就好了。”
刘元柱送约神父到大门口就返回到刘甲身旁，坐在椅子上看着刘甲。刘甲劝父亲道:“爹，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只是头疼，身上乏，睡一觉就好了。”
刘元柱说:“儿子，别多想了，好好养病，地租收齐后，我安排人给庄子上送一些钱和粮食，让日子难心的佃户能过个安生年。”
刘甲说:“爹，既然那样，不如免了他们的地租。”
“甲儿你不明白，少收可以，但不能免，如果免租，时间久了，他们就忘了谁是那些土地的主人。给他们钱粮布匹，也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谁才是主子，是谁让他们有吃有穿，”“休息吧，先别想这些事了。”说完这些就离开了，刘贺氏一直陪着儿子。刘贺氏一直想让儿子入天主教，就劝道:“甲儿，等病好了，随妈去教堂作祷告吧，约神父能排解你的心结吧。”
刘甲说:“妈，我不想去，约神父的话我总觉得不对味儿，过几天我还是去大佛寺进香，找广义法师聊聊吧。”刘贺氏不再勉强。
刘甲好像有点明白，父亲的仁义，只是一种需要，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不是出自内心的仁德。
刘甲自小生活环境优裕，父亲管教甚严。刘家崇尚节俭，主仆们都是布衣粗食，刘元柱夫妻仅有几套绸缎衣服，也很少穿身上，只在重要场合才会穿着。刘甲从懂事起，就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高尚的、有威望的家庭里，母亲善良、父亲仁德，主仆都讲礼仪，每个人都规规矩矩，他内心是自豪的。在城里见过许许多多的穷苦人，他除了有些同情，并没有其他感觉。但庄子上佃户的穷象动摇了他的自信，佃户种的是他家的地，他们的境地是谁造成的，刘甲内心里的堡垒塌了一个角。
刘元生来看望刘甲，说道:“安心养病，货已备齐，等他病好就去兰州。”刘甲和刘元生能谈得来，他一有时间就在钱庄和刘元生闲谈。他想等病好了，和刘元生谈谈自己不明白的事。
罗望去了一趟教堂，对约神父说是刘甲推荐自己来找他，并说明来意，约神父很客气的答应了，几天后他就要去天津卫，总会每年年底都要把分派到各地的神父召集到一起交流。罗望告诉他到天津卫后照片东大寺宏一禅师，就能打听到父亲罗一威的情况。两人约好三个月后再见面。
刘甲病好了，明显的话少了许多，对家里的生意也不是很上心了。
刘甲今天要去乡下。
刘家的庄园离城较远，大概四十多里，叫黑城子，二十多户人家，基本上都是刘家的佃户，只有刘姓和魏姓，庄子周围百十亩水地，半山坡上还有近千亩旱地都是刘元柱家的。
刘家祖上就是黑城子的地主。刘元柱父亲很有战略眼光，不想只当一个乡下的土财主，不仅把家安在城里，而且将儿子送外地读书，办起商号，完成了从土地主到资本家的飞跃。
到刘元柱当家，更是目光远大，精于经营，待人也很“仁义”。先是与官府打连手办起皮货、牲畜交易市场，商号分号开到了兰州、西宁，后又开钱庄。清亡之后，交易市场尽归刘家，刘元柱也就成了甘州首屈一指的人物。只是子嗣不旺，人丁单薄，四代人都只有一个男丁，刘甲是刘元柱的独生儿子。
刘甲和管家只带了魏宝、一个下人。拉了一大车(当地一种木轮车，轮子很大，车斗并不大，名称叫大车)青、白两种颜色的布料，一大车绵花。落日前进了庄子。
到了甲长家门口，在木柱子上拴好马。一进门刘甲就对甲长魏三施礼道:“魏三爷好，”魏三连忙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少东家这是折我的草料哩，快请进、快请！”
进门让座后，魏宝过来爬在地上给魏三磕了三个响头，口称三爷爷好，魏三这回没有客气，坦然受礼后说:“圈宝娃，你这就去看父母吧，饭也在那边吃，晚上我们陪少东家，你就别来了。”魏宝答声“是，”起身就要走，刘甲拍了一下管家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臂，管家跟了出来，从自己马上的褡裢里拿出一封银元，又抽出一卷青布和白布放在他手上说:“少东家给的。”
晚饭后刘甲说明来意，魏三说:“好办，明天把人集中到打麦场上，少东家给大家当面说，至于日子恓惶的人嘛谁家都不好过呢。”
第二天早饭后，魏三拿一面铜锣，从庄子头到庄子尾边走边敲边喊:“各家当家的到打麦场，有好事哩。”
刘甲两人到了打麦场上，刘甲惊呆了，这分明是一群叫花子，大部分人头发蓬乱，衣裳破旧，绵袄、绵裤上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脚上穿毡窝窝的很少，许多人脚上是生皮子缝的鞋，塞上麦草保暖。他们不说话，脸上泛着饥饿的青色，目光呆滞。刘甲突然有一种负罪感，他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魏三说话了:“各位叔伯兄弟们，少东家来看大家，有好消息哩。”
刘甲结结巴巴地说:“老少爷们，奉我爹的话，今年的地租减三成，年前交给甲长……。”他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底气。他说完了，人群只谈谈的飘出几声:“好哩，”刘甲心是酸的，嘴里泛着苦涩的味道。
他明白了父亲为啥让他带布和绵花来这里，父亲知道这里的情况。
下午把带来的东西按户分开，一行人从庄子第一家开始依次分发，到庄子中间的一户人家，男人在院子里接过东西，忙着说谢，没有把人往屋子里让的意思。
刘甲还是进了正屋，炕上有两床破旧、看不出颜色的被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缩在被子里，刘甲问:“家里的人有病了吗？”
男人不吭声，魏三说:“病倒是没有，只是全家只有一条绵裤，谁出门谁穿，所以就……。”
刘甲楞了一下，转身就走，他再也没进一个家门，他没有了进去的勇气，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种他家地的佃户。
回城的路上，刘甲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产生出一种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恨。
刘甲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家就病倒了，管家把事情向大掌柜说了一遍，刘元柱苦笑了一下，淡淡的说了句:“还是年轻、见的少啊，去请一下约神父吧。”
约神父是名叫约翰福劳恩的外国人，中文名叫约福恩，受天津卫天主教总会委派到甘州传教，也兼作医生，看病从不收钱，可当地人信中医，甚至宁可找神汉、巫婆治病也不去看西医。到是刘元柱因早年在外读书，对西医有所了解，家里人生病时常请约神父来看病，他夫人刘贺氏就成了甘州城里最早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之一，家里的管家和几个下人也陆续信了教，刘甲随母亲去做过几次礼拜，对教堂的事知道一些，就有了推荐罗望去找约神父的事。
约神父进门后先跟刘元柱打了个招呼，向刘贺氏行了他们自己的礼，就去看刘甲，用听珍器听了一下肺部，给刘甲服了一些白色药面，对刘元柱说:“不要紧，吃点药休息两天就好了。”
刘元柱送约神父到大门口就返回到刘甲身旁，坐在椅子上看着刘甲。刘甲劝父亲道:“爹，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只是头疼，身上乏，睡一觉就好了。”
刘元柱说:“儿子，别多想了，好好养病，地租收齐后，我安排人给庄子上送一些钱和粮食，让日子难心的佃户能过个安生年。”
刘甲说:“爹，既然那样，不如免了他们的地租。”
“甲儿你不明白，少收可以，但不能免，如果免租，时间久了，他们就忘了谁是那些土地的主人。给他们钱粮布匹，也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谁才是主子，是谁让他们有吃有穿，”“休息吧，先别想这些事了。”说完这些就离开了，刘贺氏一直陪着儿子。刘贺氏一直想让儿子入天主教，就劝道:“甲儿，等病好了，随妈去教堂作祷告吧，约神父能排解你的心结吧。”
刘甲说:“妈，我不想去，约神父的话我总觉得不对味儿，过几天我还是去大佛寺进香，找广义法师聊聊吧。”刘贺氏不再勉强。
刘甲好像有点明白，父亲的仁义，只是一种需要，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不是出自内心的仁德。
刘甲自小生活环境优裕，父亲管教甚严。刘家崇尚节俭，主仆们都是布衣粗食，刘元柱夫妻仅有几套绸缎衣服，也很少穿身上，只在重要场合才会穿着。刘甲从懂事起，就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高尚的、有威望的家庭里，母亲善良、父亲仁德，主仆都讲礼仪，每个人都规规矩矩，他内心是自豪的。在城里见过许许多多的穷苦人，他除了有些同情，并没有其他感觉。但庄子上佃户的穷象动摇了他的自信，佃户种的是他家的地，他们的境地是谁造成的，刘甲内心里的堡垒塌了一个角。
刘元生来看望刘甲，说道:“安心养病，货已备齐，等他病好就去兰州。”刘甲和刘元生能谈得来，他一有时间就在钱庄和刘元生闲谈。他想等病好了，和刘元生谈谈自己不明白的事。
罗望去了一趟教堂，对约神父说是刘甲推荐自己来找他，并说明来意，约神父很客气的答应了，几天后他就要去天津卫，总会每年年底都要把分派到各地的神父召集到一起交流。罗望告诉他到天津卫后照片东大寺宏一禅师，就能打听到父亲罗一威的情况。两人约好三个月后再见面。
刘甲病好了，明显的话少了许多，对家里的生意也不是很上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