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由于经常身处历史的重大事件当中，更应该有这样明确的思想，以之为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从以下几个不同时期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官员该怎样以忠诚老实为本，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资料。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该决议的过程中，按照体例安排，是需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历史也总结进去的。在这几年被称为“徘徊”状态的历史中，华国锋有过一定错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后来，邓小平明确指示：“需要点华国锋的名”。最终，《历史决议》对华国锋的功过做了比较恰当的评价。当时的共识是：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华国锋本人负责。华国锋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的历史贡献做了进一步评价，党史学界对也他做了更具体科学的分析考辨。
早在19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曾酝酿将三大战役搬上银幕，但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没能如愿。198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随后，《大决战》的拍摄开始启动。在先期对剧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这个人物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担心片中反映林彪会有麻烦，主张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如果要写就把他写成反面人物。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了重要表态：“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后来，该片公映后，获得了业内外一致的好评。以致邓小平都曾满意地说：“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在编鲁迅的遗作时，编者曾碰到一篇文章，是1935年6月28日鲁迅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信中颇不留情地讥讽了当年“左翼文艺界”的“元帅”。这个“元帅”指的是谁呢？编者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来这个稿件送到了周扬手里，请其定夺。周扬欣然回音：同意此注释。其实，周扬当时完全可以提出“缓注”，不点其名，但周扬还是坦荡地面对了这一历史，这种态度，无疑是更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的。
2011年4月，《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进行全球首发，在这个仪式上，朱镕基通过一段视频，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这部书，120多万字，是从1500万字录音里挑出来的。我只讲真话，不讲套话。”在讲话的最后，他总结到：“无论做官的、做人的，还是做生意的，应该都能从中有所借鉴。应该说，对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大。照着这样做，不容易。”
2009年10月，就《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不出来说话，就没有人说真话了，历史就这么错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出来纠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很多读者在读后都感觉十分震惊，看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信息。
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于普通人而言，忠诚老实是做人的美德；于官员而言，忠诚老实，就是一个政权巩固的基石。所以，更应注意力戒力持，做到以忠诚老实之心，面对各种事情，无论其大或小。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该决议的过程中，按照体例安排，是需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历史也总结进去的。在这几年被称为“徘徊”状态的历史中，华国锋有过一定错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后来，邓小平明确指示：“需要点华国锋的名”。最终，《历史决议》对华国锋的功过做了比较恰当的评价。当时的共识是：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华国锋本人负责。华国锋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的历史贡献做了进一步评价，党史学界对也他做了更具体科学的分析考辨。
早在19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曾酝酿将三大战役搬上银幕，但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没能如愿。198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随后，《大决战》的拍摄开始启动。在先期对剧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这个人物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担心片中反映林彪会有麻烦，主张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如果要写就把他写成反面人物。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了重要表态：“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后来，该片公映后，获得了业内外一致的好评。以致邓小平都曾满意地说：“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在编鲁迅的遗作时，编者曾碰到一篇文章，是1935年6月28日鲁迅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信中颇不留情地讥讽了当年“左翼文艺界”的“元帅”。这个“元帅”指的是谁呢？编者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来这个稿件送到了周扬手里，请其定夺。周扬欣然回音：同意此注释。其实，周扬当时完全可以提出“缓注”，不点其名，但周扬还是坦荡地面对了这一历史，这种态度，无疑是更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的。
2011年4月，《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进行全球首发，在这个仪式上，朱镕基通过一段视频，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这部书，120多万字，是从1500万字录音里挑出来的。我只讲真话，不讲套话。”在讲话的最后，他总结到：“无论做官的、做人的，还是做生意的，应该都能从中有所借鉴。应该说，对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大。照着这样做，不容易。”
2009年10月，就《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不出来说话，就没有人说真话了，历史就这么错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出来纠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很多读者在读后都感觉十分震惊，看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信息。
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于普通人而言，忠诚老实是做人的美德；于官员而言，忠诚老实，就是一个政权巩固的基石。所以，更应注意力戒力持，做到以忠诚老实之心，面对各种事情，无论其大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