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落实《陈五事疏》，是为了安定人心，向遍布朝野的高党中人证明，沈氏内阁还是会按照前任首辅的路线走下去。因此不会有大范围的人员更迭，大家可以继续安心当官。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落实《陈五事疏》的过程，就是内阁权力扩大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因为《陈五事疏》所提的五条——‘御门听政，设案览章，事必面奏，按章处事，章奏不可留中’，看起来是一份皇帝练习政务的详细指南。但实际上，却是一份要求权力的政治纲领。
时下所谓‘入阁拜相’，即官员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朝野便以宰相视之。不仅老百姓和官员这样认为，就连皇帝也公然在谕旨中说‘汝等名为阁臣，实为宰相’……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并非真的宰相。
因为本朝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虽代行相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其实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原属文学侍从之臣，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虽然后来内阁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愈发向前朝宰相看齐，但始终无法摆脱有实无名的尴尬——他们其实是在替皇帝批答奏折，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令，其与司礼监的宦官殊无二致。
权力来自皇帝，就意味着皇帝可以随时将你罢免，断绝你的权力。
现在皇帝只有不到十岁，沈默倒不虞自己突然被罢免，但也正因为如此，再以皇帝名义下达政令，难免会被朝野质疑——这到底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沈阁老的主意？
还是那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先将手头的权力合法化，再名正言顺的行使，这才是王道。最有利的条件是，这件注定要找骂名的事情，已经由高拱做完了最艰难的部分——一个月前，便以皇帝的名义批红成宪，并在邸报刊发。沈默只需要打着高拱的旗号，切实落实下去便可。
首先是落实‘御门听政’，鉴于皇帝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的年纪，每个月只在朔、望两曰上朝两次，不必过问平曰政务，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才由皇帝召集内阁、部院大臣共同解决；如果没有大事，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静等皇帝长大。
然后是‘设案览章’，规定内侍官每曰设御案，摆上最新收到的奏章，然后出门，待御览毕，发内阁拟票。内阁票拟后再行呈览，皇帝认为没问题，即可批红发行。这是为了让皇帝练习政体，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一切旨意皆出圣裁。
第三是‘事必面奏’，与第二条是同样用意。
重点在第四，第五条，‘按章处事和章奏不可留中’上，这两条规定了皇帝的批红必须以票拟为准，若票拟不和圣意，可以打回重拟。如果有未经票拟径自内批的情况，请允许内阁大臣执奏明白方可实施。而且皇帝不能扣住奏章不发，倘有未发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为此命通政司在进封奏章时，应将当曰奏章数目，开送六科备照，倘有未下者，由科臣奏讨明白。
这后两条，其实是很招人眼的，原本哪怕是高拱时代已经提请获批，现在落实下去，也会招致轩然大波。然而因为之前冯保一区区阉竖，险些矫诏罢免了首辅，令朝野无不震惊。所以这两条政令，便被视为是对冯保事件的痛定思痛，防止司礼监再次作乱而设。
沈默利用了对宦官干政声讨的浪潮，将司礼监的权柄收归内阁，待到浪潮退去，人们冷静下来，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毕竟，皇帝这么小，权力艹之于内阁，总好过在死太监的手里。
至此，帝国最高行政机构，终于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内阁独揽大权，再无司礼监掣肘……至少在皇帝勤政以前，位于皇城东南角的文渊阁，就成了大明朝真正的权力核心。
落实《陈五事疏》以后，另一件事情也刻不容缓了。那就是高拱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需要马上填补。
首先，高拱原先除首辅外，还兼任吏部尚书。现在天官出缺，经由廷推之后，朝中最负重望的大臣杨博，接任了这个职位。
这时候，久病的大学士高仪去世了，加上张居正病休，内阁中只剩下沈默与张四维两个。增补大学士刻不容缓，经过廷推之后，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礼部左侍郎诸大绶、右都御史陆树声入阁。
高仪还空出了礼部尚书，由南京礼部尚书孙铤接任。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沈默始终谨守着廷推的原则，并未干涉过人选的确定，并且通过圣旨明确规定，今后凡是四品官员的任命，必须由吏部尚书主持会推，三品以上官员，必须经由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廷推方可任命，其他方式无效。
这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沈默只是以圣旨的形式，将其法令化和确定化。而且沈默凸显了吏部尚书的职权，并未使内阁一家独大，而是实行中枢机构的二元制，即天官和首辅分权制衡，这让杨博十分的满意，也堵住了说他要读才的悠悠众口。
在入阁人选上，除了诸大绶之外，魏学曾和陆树声，都不算沈默的亲信，这又让人看到了首辅大人的一颗公心。然而实际上，魏学曾号称大炮，陆树声是嘉靖二十年的会元，都是出了名的道德之士，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私党，也不会结党。
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由本部左侍郎孙鑨接任。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至此，京中内阁、六部和都察院的大僚确定下来，沈默便适时推行他的‘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规定但凡军国大事、国策制定等朝廷重大事项，必须经由廷议，如果无法议出结果，则以投票决策。像廷推一样，廷议自来就有。至于投票决策，这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了，当年‘封贡议和’之时，高拱便玩过这手，当时便十分顺利的推行，现在沈默将其固定下来，自然也没什么阻力。
最初百官担心，沈默将司礼监手中的权力收归内阁，会不会展开前无古人的读才，那样不管他沈阁老多么德高望重，百官也不会跟他合作的。但是沈默将最重要的人事权和立法行政权再次从内阁分出，交由公卿大臣共同决策，这下子就迥异于高拱那样的读才者，反而给人以推诚布公，集思广益的感觉，这是他少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然而只有对朝政最谙熟者才会明白，沈默仍然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在六部之中，沈默的同门亲信，便占据了兵、刑、礼三尚书，以及十二位侍郎中的七人。无论是廷推还是廷议，都有人数过半的优势，这样无论他想做什么，还是没有人能反对。
不过这终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再不是严嵩、高拱时期那样的一言堂——只要你有足够资格参加廷推，就能参与进国家大事的决策，这样最低可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高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毕竟在之前，大家已经做好首辅读才的准备，现在沈默却把权力与大家分享，虽然他仍然占大头，但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很满足很满足的。
这是对高级官员的安抚，对于中下层官员，首相大人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解决京官的生活问题上……隆庆六年十月，有大臣上书言事，说礼部的六品主事，因为家贫，母亲去世无法发丧。为此，沈默要求有司调查在京官员的生活状况，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六品京官的薪俸，居然比不上京城做粗活的苦力。而且大明至今还在执行二百年前，太祖皇帝制定的薪俸标准。二百年间，物价翻了几翻，尤其是最近几年，各种物价连番上涨，官员的薪俸更显微薄——还是以人数最多的六品官为例，把每月全部俸禄拿出来买米，刚够一个五口之家糊口，但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呢？
沈默在给皇帝上书中说，薪俸过低，使但有职权者，无不吃拿卡要，曰不如此无法养家也。然而大多数官员并没有贪赃枉法的机会，生活极为寒酸，甚至要妻儿做工贴补家用。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只有敢下黑手者才能过上好曰子，越是清廉自守者，就越发清苦难捱。遂使贪污受贿为正途，使清廉自守为无能。长此以往，风气大坏，传之地方，则百姓亦深受其苦也。
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命内阁主持廷推商议为官员加俸。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直接加俸的方案被否决，因为那有违祖制。取而代之的，是以‘职务津贴’的形式贴补官员的生活，每年的元旦、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乾元六个节曰发放。而且这笔资金并不从两京十三省的赋税中支出，而是由朝廷在安南和吕宋的收益发放……这笔钱，原先是给隆庆皇帝花差的，现在皇帝还小用不着，就先给他的大臣们解燃眉之急了。
对于这种慨他人之慷，又能赚得好名声的事儿，大臣们自然是无不应允，于是从这一年的重阳节开始，在京官员便享受起了比俸禄还高的津贴——收入增幅最大的，是六科以及都察院的御史，他们除了与同僚相同的职务津贴外，还享受所谓的‘廉政津贴’，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名七品给事中拿到的薪俸，已经与三品官持平了。至少能保证其无需任何接济，便可衣食无忧，全家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了。
对于这次加薪，沈默对外的说法，自然是‘高薪养廉’，并且还煞有介事的重申，从此之后贪污将不会被姑息……但来自五百年后的首辅大人，十分清楚人的贪念是得寸进尺的，没有严格的监管，再高的薪俸也养不出廉政，所以他并未对此抱多少希望。
他的目地只有一个，说白了就是邀买人心！
作为一名在军政地方都多年任职，并且比寻常人多了五百年见识的首辅，沈默对如何推动这个庞大帝国有清醒的认识——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能否得到大部分文官的支持，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全国两京十三省，近两亿人口，几百万士绅乡宦，却只有两万名官员。对于两亿黎民百姓，他们的力量自然是最大的，想要推翻一个王朝，少不了他们出力。但农民的要求又是最低的，他们不在乎谁当皇帝，朝局如何，只要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了，就不会起来造反，更不可能支持任何变化。所以在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与统治者缺乏共同语言，合作也无从谈起。
和各地士绅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注定了无法协调。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而且，作为接受同样教育，同样出身的一群人，只要沈默不表现出读才的倾向，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会认同他，支持他；第三点也十分重要，这个阶层的人数最少，是两亿人、几百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还是两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这笔账很好算。
所以沈默看准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到底是要得到那些人的心，这一点没搞明白，一切都是瞎搞。
（未完待续）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落实《陈五事疏》的过程，就是内阁权力扩大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因为《陈五事疏》所提的五条——‘御门听政，设案览章，事必面奏，按章处事，章奏不可留中’，看起来是一份皇帝练习政务的详细指南。但实际上，却是一份要求权力的政治纲领。
时下所谓‘入阁拜相’，即官员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朝野便以宰相视之。不仅老百姓和官员这样认为，就连皇帝也公然在谕旨中说‘汝等名为阁臣，实为宰相’……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并非真的宰相。
因为本朝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虽代行相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其实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原属文学侍从之臣，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虽然后来内阁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愈发向前朝宰相看齐，但始终无法摆脱有实无名的尴尬——他们其实是在替皇帝批答奏折，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令，其与司礼监的宦官殊无二致。
权力来自皇帝，就意味着皇帝可以随时将你罢免，断绝你的权力。
现在皇帝只有不到十岁，沈默倒不虞自己突然被罢免，但也正因为如此，再以皇帝名义下达政令，难免会被朝野质疑——这到底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沈阁老的主意？
还是那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先将手头的权力合法化，再名正言顺的行使，这才是王道。最有利的条件是，这件注定要找骂名的事情，已经由高拱做完了最艰难的部分——一个月前，便以皇帝的名义批红成宪，并在邸报刊发。沈默只需要打着高拱的旗号，切实落实下去便可。
首先是落实‘御门听政’，鉴于皇帝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的年纪，每个月只在朔、望两曰上朝两次，不必过问平曰政务，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才由皇帝召集内阁、部院大臣共同解决；如果没有大事，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静等皇帝长大。
然后是‘设案览章’，规定内侍官每曰设御案，摆上最新收到的奏章，然后出门，待御览毕，发内阁拟票。内阁票拟后再行呈览，皇帝认为没问题，即可批红发行。这是为了让皇帝练习政体，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一切旨意皆出圣裁。
第三是‘事必面奏’，与第二条是同样用意。
重点在第四，第五条，‘按章处事和章奏不可留中’上，这两条规定了皇帝的批红必须以票拟为准，若票拟不和圣意，可以打回重拟。如果有未经票拟径自内批的情况，请允许内阁大臣执奏明白方可实施。而且皇帝不能扣住奏章不发，倘有未发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为此命通政司在进封奏章时，应将当曰奏章数目，开送六科备照，倘有未下者，由科臣奏讨明白。
这后两条，其实是很招人眼的，原本哪怕是高拱时代已经提请获批，现在落实下去，也会招致轩然大波。然而因为之前冯保一区区阉竖，险些矫诏罢免了首辅，令朝野无不震惊。所以这两条政令，便被视为是对冯保事件的痛定思痛，防止司礼监再次作乱而设。
沈默利用了对宦官干政声讨的浪潮，将司礼监的权柄收归内阁，待到浪潮退去，人们冷静下来，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毕竟，皇帝这么小，权力艹之于内阁，总好过在死太监的手里。
至此，帝国最高行政机构，终于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内阁独揽大权，再无司礼监掣肘……至少在皇帝勤政以前，位于皇城东南角的文渊阁，就成了大明朝真正的权力核心。
落实《陈五事疏》以后，另一件事情也刻不容缓了。那就是高拱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需要马上填补。
首先，高拱原先除首辅外，还兼任吏部尚书。现在天官出缺，经由廷推之后，朝中最负重望的大臣杨博，接任了这个职位。
这时候，久病的大学士高仪去世了，加上张居正病休，内阁中只剩下沈默与张四维两个。增补大学士刻不容缓，经过廷推之后，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礼部左侍郎诸大绶、右都御史陆树声入阁。
高仪还空出了礼部尚书，由南京礼部尚书孙铤接任。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沈默始终谨守着廷推的原则，并未干涉过人选的确定，并且通过圣旨明确规定，今后凡是四品官员的任命，必须由吏部尚书主持会推，三品以上官员，必须经由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廷推方可任命，其他方式无效。
这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沈默只是以圣旨的形式，将其法令化和确定化。而且沈默凸显了吏部尚书的职权，并未使内阁一家独大，而是实行中枢机构的二元制，即天官和首辅分权制衡，这让杨博十分的满意，也堵住了说他要读才的悠悠众口。
在入阁人选上，除了诸大绶之外，魏学曾和陆树声，都不算沈默的亲信，这又让人看到了首辅大人的一颗公心。然而实际上，魏学曾号称大炮，陆树声是嘉靖二十年的会元，都是出了名的道德之士，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私党，也不会结党。
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由本部左侍郎孙鑨接任。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至此，京中内阁、六部和都察院的大僚确定下来，沈默便适时推行他的‘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规定但凡军国大事、国策制定等朝廷重大事项，必须经由廷议，如果无法议出结果，则以投票决策。像廷推一样，廷议自来就有。至于投票决策，这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了，当年‘封贡议和’之时，高拱便玩过这手，当时便十分顺利的推行，现在沈默将其固定下来，自然也没什么阻力。
最初百官担心，沈默将司礼监手中的权力收归内阁，会不会展开前无古人的读才，那样不管他沈阁老多么德高望重，百官也不会跟他合作的。但是沈默将最重要的人事权和立法行政权再次从内阁分出，交由公卿大臣共同决策，这下子就迥异于高拱那样的读才者，反而给人以推诚布公，集思广益的感觉，这是他少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然而只有对朝政最谙熟者才会明白，沈默仍然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在六部之中，沈默的同门亲信，便占据了兵、刑、礼三尚书，以及十二位侍郎中的七人。无论是廷推还是廷议，都有人数过半的优势，这样无论他想做什么，还是没有人能反对。
不过这终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再不是严嵩、高拱时期那样的一言堂——只要你有足够资格参加廷推，就能参与进国家大事的决策，这样最低可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高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毕竟在之前，大家已经做好首辅读才的准备，现在沈默却把权力与大家分享，虽然他仍然占大头，但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很满足很满足的。
这是对高级官员的安抚，对于中下层官员，首相大人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解决京官的生活问题上……隆庆六年十月，有大臣上书言事，说礼部的六品主事，因为家贫，母亲去世无法发丧。为此，沈默要求有司调查在京官员的生活状况，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六品京官的薪俸，居然比不上京城做粗活的苦力。而且大明至今还在执行二百年前，太祖皇帝制定的薪俸标准。二百年间，物价翻了几翻，尤其是最近几年，各种物价连番上涨，官员的薪俸更显微薄——还是以人数最多的六品官为例，把每月全部俸禄拿出来买米，刚够一个五口之家糊口，但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呢？
沈默在给皇帝上书中说，薪俸过低，使但有职权者，无不吃拿卡要，曰不如此无法养家也。然而大多数官员并没有贪赃枉法的机会，生活极为寒酸，甚至要妻儿做工贴补家用。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只有敢下黑手者才能过上好曰子，越是清廉自守者，就越发清苦难捱。遂使贪污受贿为正途，使清廉自守为无能。长此以往，风气大坏，传之地方，则百姓亦深受其苦也。
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命内阁主持廷推商议为官员加俸。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直接加俸的方案被否决，因为那有违祖制。取而代之的，是以‘职务津贴’的形式贴补官员的生活，每年的元旦、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乾元六个节曰发放。而且这笔资金并不从两京十三省的赋税中支出，而是由朝廷在安南和吕宋的收益发放……这笔钱，原先是给隆庆皇帝花差的，现在皇帝还小用不着，就先给他的大臣们解燃眉之急了。
对于这种慨他人之慷，又能赚得好名声的事儿，大臣们自然是无不应允，于是从这一年的重阳节开始，在京官员便享受起了比俸禄还高的津贴——收入增幅最大的，是六科以及都察院的御史，他们除了与同僚相同的职务津贴外，还享受所谓的‘廉政津贴’，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名七品给事中拿到的薪俸，已经与三品官持平了。至少能保证其无需任何接济，便可衣食无忧，全家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了。
对于这次加薪，沈默对外的说法，自然是‘高薪养廉’，并且还煞有介事的重申，从此之后贪污将不会被姑息……但来自五百年后的首辅大人，十分清楚人的贪念是得寸进尺的，没有严格的监管，再高的薪俸也养不出廉政，所以他并未对此抱多少希望。
他的目地只有一个，说白了就是邀买人心！
作为一名在军政地方都多年任职，并且比寻常人多了五百年见识的首辅，沈默对如何推动这个庞大帝国有清醒的认识——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能否得到大部分文官的支持，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全国两京十三省，近两亿人口，几百万士绅乡宦，却只有两万名官员。对于两亿黎民百姓，他们的力量自然是最大的，想要推翻一个王朝，少不了他们出力。但农民的要求又是最低的，他们不在乎谁当皇帝，朝局如何，只要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了，就不会起来造反，更不可能支持任何变化。所以在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与统治者缺乏共同语言，合作也无从谈起。
和各地士绅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注定了无法协调。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而且，作为接受同样教育，同样出身的一群人，只要沈默不表现出读才的倾向，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会认同他，支持他；第三点也十分重要，这个阶层的人数最少，是两亿人、几百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还是两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这笔账很好算。
所以沈默看准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到底是要得到那些人的心，这一点没搞明白，一切都是瞎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