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万历六年春。冰消雪化燕子归，柳条滚绿榆钱青。辽阔的华北平原从漫长的冬季中苏醒过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天地回暖花香芬芳，怎不叫人心旷神怡？
这六年时光里，老天爷给足了大明朝面子，年年风调雨顺、四方无事，正是内行改革的大好时机。自从隆庆六年八月，沈默当国以来，这五年半的时间内，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门的权责。其中最醒目的，是财政权的上收和行政权的下放。
财政权的上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在此之前，全国的补给虽然也是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地方衙门。各个地方衙门……通常是县一级的官府，按照上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卫所、河工等需要补给的单位。一个府县，要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钱粮；一个卫所，要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补给。这种短程的补给线就如蜘蛛罗网一般，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其低效僵化的程度，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试想，由十几个州县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州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额如期缴纳，而其他州县没有义务补其缺额，于是国家明明有能力，却总是供应不足。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作任何改变。所以开国二百年来，因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根本无从解决。
但条编法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痼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中央总收总支，不再只是一个口号。万历二年，户部成立了‘度支全国钱粮总司’，简称‘度支总司’，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亲任度支使，南京户部尚书陶大临任副使，在两京分设南北总库，在全国各省设立分库。规定各省所收税银，除规定作为地方费用的部分，一律先行解送分库，不得自行截留。
按规定，各省分库需在每年十月前，将银钱账目汇总至户部，待下一年度预算之后，由户部统筹分配，一应军需供给，物资采买，全都采取招商买办的方式，佥募商人代为采买运输。
所谓招商买办，简称‘招买’，与‘采办’一样，是一种政斧的采购行为。但国初便存在的‘采办’，是官府直接与农民或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其间不经过商人这个环节，而且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大部分都通过贡赋的形式，直接向百姓征取。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任何形式的政斧采购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设的，并未形成规模。
近五十年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带来显著的改变，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棉花、蚕桑、茶叶、靛青、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进步到少而精。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加大了生产的价值，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
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燕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梭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艹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荡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色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份，也没那个耐心。于是另一种被广为采用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招商买办，即是在官府采买与市场供应之间寻找中间人，官府只与中间人联系，一应所需物资，都由中间人采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中间人便被称为‘买办’，一般都是资财富厚的大商人，采买的范围更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从粮食到被服、从笔墨到木炭，只要是官府所需，尽数可以拿来招商。
中标的买办商人，可以得到一张由户部签发的保证票，在将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点后凭票兑现。然而官府的信誉早已破产多时，商人们担心完成差事后会一无所获，因此在官府的招徕下踯躅不前。他们提出，希望官府能将钱先行存入汇联号或曰昇隆，如果答应的话，他们可以同样存入一笔保证金。到时候完成差事，凭票提钱。若是逾期，甘愿受罚。
财政权上收之后，地方官府固然从繁重的收解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从中揩油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引起地方官的强烈抵触，简直是一定的。就算有考成法这座大山压着，官员们也是要造反的。
这就是沈默明知道有火耗的存在，却不做任何规定的原因。对于这种无横征之名，却有暗中渔利之实的办法，自然比‘淋尖踢斛’之类又费力又被戳脊梁，还得和歼商联手倒卖的法子，要文雅简便的多了，自然大合官员们的胃口。
有了火耗喂着，府县一级的官吏自然心满意足。但对于封疆大吏们来说，他们从来用不着自己去踢斛卖粮食，自然有小得们孝敬真金白银，所以火不火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乎的，是随着财政权上收，手中权力的缩水。尤其对于那些富裕的省份，原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户部的脸色。户部反过来还得求着他们，请诸位大爷行行好，多给两个大钱周转周转。
现在一旦财权上缴，就成了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户部的孙子变成大爷了，你想各省督抚能愿意么？
沈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份大礼，那就是行政权的下放。简单说来有三点，一、将总督巡抚改为地方官，第二，重设地方行政架构，第三，将一部分任免权下放。这对各省督抚来说，实在是太合胃口了……沈阁老不愧是大家的贴心人，太知道俺们的需要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一省的最高首长，就是总督巡抚，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履行着一省首长的职责。然而打开一份《大明职官录》，你会发现地方官员的架构中，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才是最高长官，根本没有巡抚、也没有总督的影子。
这是因为太祖皇帝为了防止臣子专权，在中央废除了宰相，析中书省之政归於六部。在地方上，亦废各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置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置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军事。三者互不相属。互相制约，以免地方权重之弊。但就像中央离不开宰相统领，后来出现内阁一样，地方上三司互相掣肘，遇事难决，才有了巡抚和总督的出现。
巡抚、总督，是两个动词，区别于‘尚书’、‘布政使’之类的名词姓官名，显然有临时差遣的意思。巡抚的意思是，巡视地方、抚治军民，凡有大灾民乱，需要统合全省力量的力量平定时，国家便会遣使巡抚地方，事毕则罢，故无定员，更无专职。但后来各省的事情越来越多，前一个巡抚还没回去，后一个又来了，如此一来，巡抚间的权限又重叠了。宣德五年，第一批常任巡抚诞生了，一代名臣于谦，便在其列。
总督的出现要稍晚，因为巡抚渐渐偏向民政，而且各种起义叛乱也不会理会省界，往往在数省之间流窜。各省之间难免推诿扯皮，无法齐心协力，便有了总督数省军务的差事出现，同样是因事乃设，事毕即罢。然而对于湖广、两广、贵州、四川、蓟辽、三边、宣大这些边地，战乱是常态化的，常任总督也就应需而现了。
（未完待续）
这六年时光里，老天爷给足了大明朝面子，年年风调雨顺、四方无事，正是内行改革的大好时机。自从隆庆六年八月，沈默当国以来，这五年半的时间内，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门的权责。其中最醒目的，是财政权的上收和行政权的下放。
财政权的上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在此之前，全国的补给虽然也是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地方衙门。各个地方衙门……通常是县一级的官府，按照上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卫所、河工等需要补给的单位。一个府县，要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钱粮；一个卫所，要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补给。这种短程的补给线就如蜘蛛罗网一般，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其低效僵化的程度，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试想，由十几个州县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州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额如期缴纳，而其他州县没有义务补其缺额，于是国家明明有能力，却总是供应不足。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作任何改变。所以开国二百年来，因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根本无从解决。
但条编法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痼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中央总收总支，不再只是一个口号。万历二年，户部成立了‘度支全国钱粮总司’，简称‘度支总司’，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亲任度支使，南京户部尚书陶大临任副使，在两京分设南北总库，在全国各省设立分库。规定各省所收税银，除规定作为地方费用的部分，一律先行解送分库，不得自行截留。
按规定，各省分库需在每年十月前，将银钱账目汇总至户部，待下一年度预算之后，由户部统筹分配，一应军需供给，物资采买，全都采取招商买办的方式，佥募商人代为采买运输。
所谓招商买办，简称‘招买’，与‘采办’一样，是一种政斧的采购行为。但国初便存在的‘采办’，是官府直接与农民或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其间不经过商人这个环节，而且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大部分都通过贡赋的形式，直接向百姓征取。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任何形式的政斧采购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设的，并未形成规模。
近五十年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带来显著的改变，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棉花、蚕桑、茶叶、靛青、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进步到少而精。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加大了生产的价值，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
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燕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梭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艹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荡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色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份，也没那个耐心。于是另一种被广为采用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招商买办，即是在官府采买与市场供应之间寻找中间人，官府只与中间人联系，一应所需物资，都由中间人采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中间人便被称为‘买办’，一般都是资财富厚的大商人，采买的范围更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从粮食到被服、从笔墨到木炭，只要是官府所需，尽数可以拿来招商。
中标的买办商人，可以得到一张由户部签发的保证票，在将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点后凭票兑现。然而官府的信誉早已破产多时，商人们担心完成差事后会一无所获，因此在官府的招徕下踯躅不前。他们提出，希望官府能将钱先行存入汇联号或曰昇隆，如果答应的话，他们可以同样存入一笔保证金。到时候完成差事，凭票提钱。若是逾期，甘愿受罚。
财政权上收之后，地方官府固然从繁重的收解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从中揩油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引起地方官的强烈抵触，简直是一定的。就算有考成法这座大山压着，官员们也是要造反的。
这就是沈默明知道有火耗的存在，却不做任何规定的原因。对于这种无横征之名，却有暗中渔利之实的办法，自然比‘淋尖踢斛’之类又费力又被戳脊梁，还得和歼商联手倒卖的法子，要文雅简便的多了，自然大合官员们的胃口。
有了火耗喂着，府县一级的官吏自然心满意足。但对于封疆大吏们来说，他们从来用不着自己去踢斛卖粮食，自然有小得们孝敬真金白银，所以火不火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乎的，是随着财政权上收，手中权力的缩水。尤其对于那些富裕的省份，原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户部的脸色。户部反过来还得求着他们，请诸位大爷行行好，多给两个大钱周转周转。
现在一旦财权上缴，就成了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户部的孙子变成大爷了，你想各省督抚能愿意么？
沈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份大礼，那就是行政权的下放。简单说来有三点，一、将总督巡抚改为地方官，第二，重设地方行政架构，第三，将一部分任免权下放。这对各省督抚来说，实在是太合胃口了……沈阁老不愧是大家的贴心人，太知道俺们的需要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一省的最高首长，就是总督巡抚，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履行着一省首长的职责。然而打开一份《大明职官录》，你会发现地方官员的架构中，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才是最高长官，根本没有巡抚、也没有总督的影子。
这是因为太祖皇帝为了防止臣子专权，在中央废除了宰相，析中书省之政归於六部。在地方上，亦废各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置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置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军事。三者互不相属。互相制约，以免地方权重之弊。但就像中央离不开宰相统领，后来出现内阁一样，地方上三司互相掣肘，遇事难决，才有了巡抚和总督的出现。
巡抚、总督，是两个动词，区别于‘尚书’、‘布政使’之类的名词姓官名，显然有临时差遣的意思。巡抚的意思是，巡视地方、抚治军民，凡有大灾民乱，需要统合全省力量的力量平定时，国家便会遣使巡抚地方，事毕则罢，故无定员，更无专职。但后来各省的事情越来越多，前一个巡抚还没回去，后一个又来了，如此一来，巡抚间的权限又重叠了。宣德五年，第一批常任巡抚诞生了，一代名臣于谦，便在其列。
总督的出现要稍晚，因为巡抚渐渐偏向民政，而且各种起义叛乱也不会理会省界，往往在数省之间流窜。各省之间难免推诿扯皮，无法齐心协力，便有了总督数省军务的差事出现，同样是因事乃设，事毕即罢。然而对于湖广、两广、贵州、四川、蓟辽、三边、宣大这些边地，战乱是常态化的，常任总督也就应需而现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