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为英家的房子就是陶为良帮助调换的，陶为英结婚比陶为良早，结婚的时候，住的也是房管所的房子，但房子比较小（一间房子和一间小厨房），陶为良当上科长之后，便帮妹妹调换了一个三房一厨的大房子。文革中，余伟杰思想激进，说了一些不瞒现实的话，写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结果被革命小将和造反派批斗，陶为良请好朋友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还帮解主任调换了一套大房子，余伟杰才得以解脱。
陶为良的表弟戚建平，年龄三十九岁，在下关轮渡码头工作，他也是陶为良家的常客，但宁志秀并不欢迎他，因为他来只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找陶为良借钱，名为借钱，实为要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戚建平染上了赌瘾，因为经常赌钱，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离婚以后，就更没有人管了，父母年事已高，想管，但管不住了，儿大不由娘嘛。戚建平每个月的工资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没有了，手头拮据的时候，戚建平就到陶为良家来“借钱”，除了到陶为良家来，他还跑到陶为良的单位去“借钱”，陶为良是一个没有引信的炮仗，只要戚建平开口，他都会“借钱”给戚建平，虽然不多，但总不会让戚建平白跑一趟。陶为良在房管所当领导，管着全区几十万间房子，所以，平时巴结他的人很多，除了工资以外，他有一些灰色收入，烟酒之类的东西，宁志秀知道，但如果是钱的话，宁志秀就不知道了——陶为良跟老婆说，也有送钱的，烟酒可以收，不收就会得罪人，烟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钱绝对不能收，收钱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每个月的工资，陶为良都一分不少地交给宁志秀，至于别人送的钱，陶为良就作为私房钱藏匿起来。
这些情况是戚建平提供的，陶为良的私房钱，单位藏一点，家里藏一点。因为宁志秀不欢迎戚建平，所以，后来，戚连平干脆直接到单位去找陶为良“借钱”。陶为良之所以对表弟戚建平有求必应是有原因的，陶为良小时候是在姑母姑父的照顾和呵护下长大的，父亲在部队，父亲就把陶为良托付给姑母姑父照应，连读书的事情都是姑父找人办的。姑母就戚建平这一个孩子，陶为良不帮衬戚建平，谁帮衬呢？
在几份谈话记录中，有一份是郝队长和戚建平的谈话记录（笔者在说明陶为良的社会关系图的时候，顺便涉及一下与之相关的谈话记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戚建平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从晚上七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此期间，戚建平不曾离开过牌桌。郝队长也找几个麻友核实过了，戚建平没有撒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夜里，戚建平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因为他一步都不曾离开麻将桌。
陶为良的同事吴启超，年龄四十九岁，区房管科副科长。吴启超和陶为良是公认的宿敌，陶为良进房管所的时候，吴启超就是副科长，所有人都认为吴启超是科长当仁不让的人选，即使在陶为良被提拔为第二副科长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可老科长退休以后，所领导突然宣布陶为良担任科长。为这件事情，吴副科长在家养了将近一个月的病。陶为良之所以能当上科长，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和同事们关系很好，包括和吴启超的关系，场面上，工作上，他对吴副科长一直恭敬有加，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脸孔。最厉害的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逢年过节，他会往领导家里跑，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一部分让陶为良孝敬了领导。
陶为良出事以后，吴启超还说过“报应”“因果轮回”之类的话，警方找他了解情况的时候，吴启超也没有否认自己说过的话，陶家出事，他确实幸灾乐祸过，他还说陶为良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算计了一辈子，结果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小命全算进去了。
吴副科长确实非常恨陶为良，但他从没有动过加害陶为良的意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他在外甥子家喝喜酒，从晚上六点半一直喝到十点钟，最后是外甥安排他在宾馆睡觉的，和吴启超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还有外甥的另一个亲戚。经过调查，吴启超所言非虚。
吴副科长也没有作案的时间。吴启超和陶为良之间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没有到杀害陶为良的份上，更没有到杀害陶为良和妻子儿女的份上。制造陶家灭门惨案的人一定和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连吴科长都这么认为。吴科长还非常肯定地说，陶为良在房管所唯一的仇人就是他吴启超，陶为良为人和善宽厚，在单位里面人缘很好。如果不是吴科长一心想当科长这档子事情，连他都喜欢陶为良。
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首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发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
之前，袁家人就对陶为良心存感激，这次转移财产的事情虽然处出了差错，但袁名扬不但怀着感激之心——在袁家深处险境的时候，陶为良能伸出援手，这份情，他不能漠然处之，陶为良这次受袁家的牵连，袁名扬深感内疚。
这就是袁家一直和陶家走得很近的主要原因。袁名扬的母亲在临终前说过：陶为良有恩于袁家，他仁义，大善，什么时候，袁家人都不能忘了陶家人的好。
连吴副科长和陈家大院里面的人都认为陶为良是一个待人宽厚的好人，可见陶为良的仁义不是假的。
陶为良喜欢喝酒，袁名扬经常拎着好酒来找陶为良喝酒，两个脾气相投，所以，只要在一起喝酒，都有说不完的话，喝完酒之后，就在陶家睡下，第二天早上才离开。
即使是这样，心事细密的郝队长还是对袁名扬在十一月六号晚上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郝队长抱着一个原则，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和陶为良关系密切的人，他都要查清楚他们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有任何疏漏。郝晓晨能做到刑侦队长这个份上，说明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下午，袁名扬和宁志美夫妻俩到上海美专去看女儿，天渐渐冷了，他们给女儿带去了冬衣和被褥。第二天早晨才回荆南。
照理，宁志美的话是可信的，他们女儿的话也是可信的，但郝队长还是找班主任进行了核实，事实证明，袁名扬没有撒谎，他的老婆和女儿也没有撒谎。班主任王夏玲和夫妻俩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
陶为良的表弟索大友，年龄三十九岁，浦口区沿江公社，冯墙大队柳子口生产队会计，索大友的父亲是陶为良的舅舅，陶为良的舅舅叫索梁栋，一九五零年，索梁栋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就是枪毙了。索家在沿江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除了油坊，粮坊，酒坊，单是土地就有三千多亩，索梁栋的手上还有两条人命，一个陈姓女孩和邬姓女孩被索梁栋糟蹋后投河、投井自杀，解放后，有人向人民政府举报索梁栋，列举了索梁栋七条罪行。政府派人到索家去抓捕索梁栋，结果扑了一个空，索家人得到风声以后，让索梁栋躲到了陶家。当天下午，警察到索家所有亲戚家寻觅，并且警告所有亲戚，如果谁家藏匿索梁栋，一经发现，以包庇窝藏罪论处。
陶为良的爷爷胆小怕事，担心祸及全家，在劝说索梁栋投案自首无果的情况下，报告了警方。最后，警方从陶家在乡下一处房子里面把索梁栋抓走了。陶为良的爷爷觉得索梁栋做事不地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连累别人，这很不合适。之前，陶为良的爷爷就不看好索梁栋，说他是一个早晚要吃枪子的货。
为这件事情，索家和陶家结下了梁子，最亲的人变成了末路人。表面上，两家人还有来往，但彼此的心里都有数。
索梁栋被抓后半个月，浦口区举行了公判大会，在这个公判大会上，索梁栋等三个罪大恶极的恶霸被执行枪决。索梁栋的老婆在男人被枪决的那一天悬梁自尽了，索梁栋的母亲口吐鲜血，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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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为良的表弟戚建平，年龄三十九岁，在下关轮渡码头工作，他也是陶为良家的常客，但宁志秀并不欢迎他，因为他来只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找陶为良借钱，名为借钱，实为要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戚建平染上了赌瘾，因为经常赌钱，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离婚以后，就更没有人管了，父母年事已高，想管，但管不住了，儿大不由娘嘛。戚建平每个月的工资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没有了，手头拮据的时候，戚建平就到陶为良家来“借钱”，除了到陶为良家来，他还跑到陶为良的单位去“借钱”，陶为良是一个没有引信的炮仗，只要戚建平开口，他都会“借钱”给戚建平，虽然不多，但总不会让戚建平白跑一趟。陶为良在房管所当领导，管着全区几十万间房子，所以，平时巴结他的人很多，除了工资以外，他有一些灰色收入，烟酒之类的东西，宁志秀知道，但如果是钱的话，宁志秀就不知道了——陶为良跟老婆说，也有送钱的，烟酒可以收，不收就会得罪人，烟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钱绝对不能收，收钱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每个月的工资，陶为良都一分不少地交给宁志秀，至于别人送的钱，陶为良就作为私房钱藏匿起来。
这些情况是戚建平提供的，陶为良的私房钱，单位藏一点，家里藏一点。因为宁志秀不欢迎戚建平，所以，后来，戚连平干脆直接到单位去找陶为良“借钱”。陶为良之所以对表弟戚建平有求必应是有原因的，陶为良小时候是在姑母姑父的照顾和呵护下长大的，父亲在部队，父亲就把陶为良托付给姑母姑父照应，连读书的事情都是姑父找人办的。姑母就戚建平这一个孩子，陶为良不帮衬戚建平，谁帮衬呢？
在几份谈话记录中，有一份是郝队长和戚建平的谈话记录（笔者在说明陶为良的社会关系图的时候，顺便涉及一下与之相关的谈话记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戚建平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从晚上七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此期间，戚建平不曾离开过牌桌。郝队长也找几个麻友核实过了，戚建平没有撒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夜里，戚建平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因为他一步都不曾离开麻将桌。
陶为良的同事吴启超，年龄四十九岁，区房管科副科长。吴启超和陶为良是公认的宿敌，陶为良进房管所的时候，吴启超就是副科长，所有人都认为吴启超是科长当仁不让的人选，即使在陶为良被提拔为第二副科长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可老科长退休以后，所领导突然宣布陶为良担任科长。为这件事情，吴副科长在家养了将近一个月的病。陶为良之所以能当上科长，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和同事们关系很好，包括和吴启超的关系，场面上，工作上，他对吴副科长一直恭敬有加，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脸孔。最厉害的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逢年过节，他会往领导家里跑，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一部分让陶为良孝敬了领导。
陶为良出事以后，吴启超还说过“报应”“因果轮回”之类的话，警方找他了解情况的时候，吴启超也没有否认自己说过的话，陶家出事，他确实幸灾乐祸过，他还说陶为良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算计了一辈子，结果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小命全算进去了。
吴副科长确实非常恨陶为良，但他从没有动过加害陶为良的意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他在外甥子家喝喜酒，从晚上六点半一直喝到十点钟，最后是外甥安排他在宾馆睡觉的，和吴启超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还有外甥的另一个亲戚。经过调查，吴启超所言非虚。
吴副科长也没有作案的时间。吴启超和陶为良之间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没有到杀害陶为良的份上，更没有到杀害陶为良和妻子儿女的份上。制造陶家灭门惨案的人一定和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连吴科长都这么认为。吴科长还非常肯定地说，陶为良在房管所唯一的仇人就是他吴启超，陶为良为人和善宽厚，在单位里面人缘很好。如果不是吴科长一心想当科长这档子事情，连他都喜欢陶为良。
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首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发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
之前，袁家人就对陶为良心存感激，这次转移财产的事情虽然处出了差错，但袁名扬不但怀着感激之心——在袁家深处险境的时候，陶为良能伸出援手，这份情，他不能漠然处之，陶为良这次受袁家的牵连，袁名扬深感内疚。
这就是袁家一直和陶家走得很近的主要原因。袁名扬的母亲在临终前说过：陶为良有恩于袁家，他仁义，大善，什么时候，袁家人都不能忘了陶家人的好。
连吴副科长和陈家大院里面的人都认为陶为良是一个待人宽厚的好人，可见陶为良的仁义不是假的。
陶为良喜欢喝酒，袁名扬经常拎着好酒来找陶为良喝酒，两个脾气相投，所以，只要在一起喝酒，都有说不完的话，喝完酒之后，就在陶家睡下，第二天早上才离开。
即使是这样，心事细密的郝队长还是对袁名扬在十一月六号晚上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郝队长抱着一个原则，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和陶为良关系密切的人，他都要查清楚他们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有任何疏漏。郝晓晨能做到刑侦队长这个份上，说明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下午，袁名扬和宁志美夫妻俩到上海美专去看女儿，天渐渐冷了，他们给女儿带去了冬衣和被褥。第二天早晨才回荆南。
照理，宁志美的话是可信的，他们女儿的话也是可信的，但郝队长还是找班主任进行了核实，事实证明，袁名扬没有撒谎，他的老婆和女儿也没有撒谎。班主任王夏玲和夫妻俩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
陶为良的表弟索大友，年龄三十九岁，浦口区沿江公社，冯墙大队柳子口生产队会计，索大友的父亲是陶为良的舅舅，陶为良的舅舅叫索梁栋，一九五零年，索梁栋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就是枪毙了。索家在沿江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除了油坊，粮坊，酒坊，单是土地就有三千多亩，索梁栋的手上还有两条人命，一个陈姓女孩和邬姓女孩被索梁栋糟蹋后投河、投井自杀，解放后，有人向人民政府举报索梁栋，列举了索梁栋七条罪行。政府派人到索家去抓捕索梁栋，结果扑了一个空，索家人得到风声以后，让索梁栋躲到了陶家。当天下午，警察到索家所有亲戚家寻觅，并且警告所有亲戚，如果谁家藏匿索梁栋，一经发现，以包庇窝藏罪论处。
陶为良的爷爷胆小怕事，担心祸及全家，在劝说索梁栋投案自首无果的情况下，报告了警方。最后，警方从陶家在乡下一处房子里面把索梁栋抓走了。陶为良的爷爷觉得索梁栋做事不地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连累别人，这很不合适。之前，陶为良的爷爷就不看好索梁栋，说他是一个早晚要吃枪子的货。
为这件事情，索家和陶家结下了梁子，最亲的人变成了末路人。表面上，两家人还有来往，但彼此的心里都有数。
索梁栋被抓后半个月，浦口区举行了公判大会，在这个公判大会上，索梁栋等三个罪大恶极的恶霸被执行枪决。索梁栋的老婆在男人被枪决的那一天悬梁自尽了，索梁栋的母亲口吐鲜血，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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