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二十一年（1062年），初秋，上海市。
松江水依旧沿着既有之渠道，滚滚东流入海，不舍昼夜。设市近七十年的上海，已经彻底蜕变成一座繁荣富庶的“国际大都会”了，是大汉帝国商业氛围最浓厚、各种经贸行为最自由的港口城市。
“市”这个字眼自古有之，其意确然，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还是头一遭。“上海市”，对帝国上下来说，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新鲜事物。
如果把世祖所置“上海务”那段时期算上，上海市在大汉帝国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了。一百年的发展扩张，诞生了这样一座独树一帜的“怪物城市”，没有霓虹闪烁，依旧光怪陆离。
经过开宝、雍熙、平康三代的野蛮生长，建隆时期的规范约束，正统时代的上海市比起过往，已经有序多了。这其中，除了朝廷越发的正视与重视之外，也因为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势力派别，已经将其填充占据，形成了相当的平衡。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们来说，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他们要的是巩固，而非扩张，是一个利于他们统治的稳定秩序，掌握着社会上层资源与运转规则的他们，是天然的保守者与守护者。
当然，在整个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层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东南权贵们，又属于激进派与改革派了。
同时，掌握上海市运转的上层权贵们，他们追求并达成的秩序，只是一种保证其地位、不影响其食利的秩序。因此，上海从来没有平静过。
作为东南财富汇聚之地，上海的人心从来都是最浮躁的，数不尽的人群追逐着名利，无日不夜发生着的是各种势力纷争。松江河底沉积的每一具尸体，都伴随着一场恩怨情仇、一场利益纠葛。
松江之上，从来都是帆樯林立，络绎不绝，沿两岸铺开有大大小小数十座码头，但从来不怕空置，总是有来自海内外满载着各种商品的船只将之填满。
上海市的码头工人，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用肩挑手扛，将这座城市的繁荣扛在肩上。
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其他底层工人，逐渐形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底层）团体—红帮，与两淮漕帮、江湖（江南与两湖）船帮并称为“南三帮”，即便他们更多被视作权贵及大商帮们的打手。
他们甚至驰名中外，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数以十万计的红帮子弟，乘船出海，在南洋诸国开拓闯荡，是各大封国最欢迎的移民群体。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财富与资源，但凝聚力极强，也能打，是对付土著势力最好的打手。
沿江岸向南北扩张延伸十数里，是密集的仓场货栈、客舍旅店，道路密集，四通八达，高高矮矮、各式各样的建筑依次排开，车马辐辏，人烟稠密，是“港区”最显著的特色了。
长年无夜，灯火辉煌。
根据正统十三年（1054年），上海市官府的一次大统计，当年上海市的主客丁口，就已达八十万人，如今，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预测，上海将异军突起，成为大汉帝国第三座人口突破百万的城市。
过去的几十年间，大汉帝国的总体人口持续增长，但对于各大城市而言，人口破百万，依旧是一个难关，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南方，金陵、杨州、杭州、广州，是最有希望突破的，但也始终差口气，反倒是上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追赶上来，几无停歇地吸收着外来的人口。
上海显然是一座以商业作为驱动的城市，自成立以来，商业与贸易就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它就像是具备一种魔力一般，吸引着各种资源。
当然，帝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东南道州丰富的物产，以及蓬勃旺盛的海外贸易，再兼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上的尝试与支持，加上一点历史的偶然，共同孵化出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
整个大汉帝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上海是一座遍地黄金的城市，松江里流淌的，不是江水，而是财富。这也引得海内外无数冒险者，前来淘金，即便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他们满怀期待而来，含辛茹苦地工作生产，最终也只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养料，只是在为众多权势富贵家庭钟鸣鼎食而奉献。
上海市的“国际化”进程，其发展速度也堪称帝国之最，到正统二十一年，常年寓居在上海的外国商旅，已有十数万之众，除了“传统友邦”高丽、日本之外，还有天竺以及波斯人。
自世祖晚年的广州之变（对广州msl的清洗屠杀）后，大汉帝国对于外来商贾，尤其是那些宗教份子，始终保持着一种严厉排斥的尺度。
但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政治上的打压，并不能浇灭这些人拥抱天朝的热情。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往来东方的“中东”商旅，他们大多自称波斯人，或者干脆说自己是“安西人”。
这也是有渊源的，安西国在安西文王刘文泽统治时期，曾将整个波斯高原纳入安西王朝的统治之下，虽然主要施行羁縻统治，但也派出驻军以及建立了一套基本的行政、税收体系。
因此，那些波斯人，自称是安西人，从安西王朝的法理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安西王朝，与大汉帝国是血脉相连，安西的主要统治阶级为汉人，那么他们这些“安西人”≈汉人。
即便是那些来自阿拉伯世界的msl，到了大汉，也都改名换姓，加一套波斯或者安西的马甲，以方便经营活动。而在波斯地区，有些安西国的官员将吏们，专门卖身份文牒。
虽然在中东地区，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仇深似海，战争不断，但两者却是当下这个时代，东西方政治、经济交往的主流。
如果说有些意外成分，那就是少数来自基辅罗斯的斯拉夫人了。在三十多年前，在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的推动下，罗斯国与安西国建立贸易联系开始，斯拉夫人与汉人之间的交流也由此展开。
虽则这份交流断断续续，不时受到战争与动乱影响，但在漫长的时光加持下，依旧烙下了诸多深刻的历史印记。当然，罗斯国与大汉帝国之间的交往并不紧密，更多以中亚三国作为中转，浅浅地走上一段丝绸之路罢了。
大汉帝国对于万里之外的蛮邦小国并不感兴趣，顶多对那些金发碧眼的蛮夷感到惊奇罢了。而出现在上海的斯拉夫人，只能用“沧海遗粟”来形容。
而比斯拉夫人更少见的，则是匈牙利人，他们的到来比罗斯人可要艰难得多，最大的难题便是斯拉夫人的阻碍，哪怕到了上海，都有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间的斗争。但总有那么一部分幸运儿，通过陆海路走到安西国治下，然后通过安西国走海路，一路漂泊东来。
从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来看，比起在中亚的赫赫武功，安西王朝在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上，贡献更加巨大。不过，这些年，随着安西国的局势不稳，脆弱的东西方交流眼瞧着又要陷入挫折与停滞了。
对于西方来客来说，比起煌煌两京，广州、上海这些城市，才是他们更喜欢待的地方，尤其是上海，因为它“自由”而“开放”。
松江水依旧沿着既有之渠道，滚滚东流入海，不舍昼夜。设市近七十年的上海，已经彻底蜕变成一座繁荣富庶的“国际大都会”了，是大汉帝国商业氛围最浓厚、各种经贸行为最自由的港口城市。
“市”这个字眼自古有之，其意确然，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还是头一遭。“上海市”，对帝国上下来说，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新鲜事物。
如果把世祖所置“上海务”那段时期算上，上海市在大汉帝国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了。一百年的发展扩张，诞生了这样一座独树一帜的“怪物城市”，没有霓虹闪烁，依旧光怪陆离。
经过开宝、雍熙、平康三代的野蛮生长，建隆时期的规范约束，正统时代的上海市比起过往，已经有序多了。这其中，除了朝廷越发的正视与重视之外，也因为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势力派别，已经将其填充占据，形成了相当的平衡。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们来说，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他们要的是巩固，而非扩张，是一个利于他们统治的稳定秩序，掌握着社会上层资源与运转规则的他们，是天然的保守者与守护者。
当然，在整个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层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东南权贵们，又属于激进派与改革派了。
同时，掌握上海市运转的上层权贵们，他们追求并达成的秩序，只是一种保证其地位、不影响其食利的秩序。因此，上海从来没有平静过。
作为东南财富汇聚之地，上海的人心从来都是最浮躁的，数不尽的人群追逐着名利，无日不夜发生着的是各种势力纷争。松江河底沉积的每一具尸体，都伴随着一场恩怨情仇、一场利益纠葛。
松江之上，从来都是帆樯林立，络绎不绝，沿两岸铺开有大大小小数十座码头，但从来不怕空置，总是有来自海内外满载着各种商品的船只将之填满。
上海市的码头工人，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用肩挑手扛，将这座城市的繁荣扛在肩上。
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其他底层工人，逐渐形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底层）团体—红帮，与两淮漕帮、江湖（江南与两湖）船帮并称为“南三帮”，即便他们更多被视作权贵及大商帮们的打手。
他们甚至驰名中外，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数以十万计的红帮子弟，乘船出海，在南洋诸国开拓闯荡，是各大封国最欢迎的移民群体。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财富与资源，但凝聚力极强，也能打，是对付土著势力最好的打手。
沿江岸向南北扩张延伸十数里，是密集的仓场货栈、客舍旅店，道路密集，四通八达，高高矮矮、各式各样的建筑依次排开，车马辐辏，人烟稠密，是“港区”最显著的特色了。
长年无夜，灯火辉煌。
根据正统十三年（1054年），上海市官府的一次大统计，当年上海市的主客丁口，就已达八十万人，如今，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预测，上海将异军突起，成为大汉帝国第三座人口突破百万的城市。
过去的几十年间，大汉帝国的总体人口持续增长，但对于各大城市而言，人口破百万，依旧是一个难关，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南方，金陵、杨州、杭州、广州，是最有希望突破的，但也始终差口气，反倒是上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追赶上来，几无停歇地吸收着外来的人口。
上海显然是一座以商业作为驱动的城市，自成立以来，商业与贸易就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它就像是具备一种魔力一般，吸引着各种资源。
当然，帝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东南道州丰富的物产，以及蓬勃旺盛的海外贸易，再兼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上的尝试与支持，加上一点历史的偶然，共同孵化出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
整个大汉帝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上海是一座遍地黄金的城市，松江里流淌的，不是江水，而是财富。这也引得海内外无数冒险者，前来淘金，即便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他们满怀期待而来，含辛茹苦地工作生产，最终也只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养料，只是在为众多权势富贵家庭钟鸣鼎食而奉献。
上海市的“国际化”进程，其发展速度也堪称帝国之最，到正统二十一年，常年寓居在上海的外国商旅，已有十数万之众，除了“传统友邦”高丽、日本之外，还有天竺以及波斯人。
自世祖晚年的广州之变（对广州msl的清洗屠杀）后，大汉帝国对于外来商贾，尤其是那些宗教份子，始终保持着一种严厉排斥的尺度。
但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政治上的打压，并不能浇灭这些人拥抱天朝的热情。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往来东方的“中东”商旅，他们大多自称波斯人，或者干脆说自己是“安西人”。
这也是有渊源的，安西国在安西文王刘文泽统治时期，曾将整个波斯高原纳入安西王朝的统治之下，虽然主要施行羁縻统治，但也派出驻军以及建立了一套基本的行政、税收体系。
因此，那些波斯人，自称是安西人，从安西王朝的法理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安西王朝，与大汉帝国是血脉相连，安西的主要统治阶级为汉人，那么他们这些“安西人”≈汉人。
即便是那些来自阿拉伯世界的msl，到了大汉，也都改名换姓，加一套波斯或者安西的马甲，以方便经营活动。而在波斯地区，有些安西国的官员将吏们，专门卖身份文牒。
虽然在中东地区，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仇深似海，战争不断，但两者却是当下这个时代，东西方政治、经济交往的主流。
如果说有些意外成分，那就是少数来自基辅罗斯的斯拉夫人了。在三十多年前，在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的推动下，罗斯国与安西国建立贸易联系开始，斯拉夫人与汉人之间的交流也由此展开。
虽则这份交流断断续续，不时受到战争与动乱影响，但在漫长的时光加持下，依旧烙下了诸多深刻的历史印记。当然，罗斯国与大汉帝国之间的交往并不紧密，更多以中亚三国作为中转，浅浅地走上一段丝绸之路罢了。
大汉帝国对于万里之外的蛮邦小国并不感兴趣，顶多对那些金发碧眼的蛮夷感到惊奇罢了。而出现在上海的斯拉夫人，只能用“沧海遗粟”来形容。
而比斯拉夫人更少见的，则是匈牙利人，他们的到来比罗斯人可要艰难得多，最大的难题便是斯拉夫人的阻碍，哪怕到了上海，都有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间的斗争。但总有那么一部分幸运儿，通过陆海路走到安西国治下，然后通过安西国走海路，一路漂泊东来。
从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来看，比起在中亚的赫赫武功，安西王朝在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上，贡献更加巨大。不过，这些年，随着安西国的局势不稳，脆弱的东西方交流眼瞧着又要陷入挫折与停滞了。
对于西方来客来说，比起煌煌两京，广州、上海这些城市，才是他们更喜欢待的地方，尤其是上海，因为它“自由”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