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驻地附近有一片胡杨林，我妈说她小的时候夜里经常能听到那里传来狼嗥，虽然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现狼的踪迹了，她依然严正警告我很多次不许去那一带玩。很明显姜荷没有收到过类似警告，于是她经常心安理得地拉着我去那，即便上了小学后依然如此。那里成了我们俩的秘密基地。
姜荷比我小一个多月，我们出生在同一所医院，从小就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她各方面都显得比我老练，人也漂亮，我没理由不听她的话，于是我爸经常说我是窝囊废，整天就知道跟在姜荷屁股后面晃悠。
我们的父亲是战友，她爸爸比我爸大两三岁，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兄弟相称。我叫姜荷的父母姜爸爸姜妈妈，姜荷叫我父母楼爸爸楼妈妈。
儿时的记忆大多像蒙了一层白雾，模模糊糊，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二年级开学不久后的那个秋天，胡杨叶都黄了，我和姜荷在林子里玩过护士打针的游戏。这种本该早两三年玩的幼儿游戏，我们才开始懂，就像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大漠深处的小城，发育和发展一样迟缓。
她坚持先给我打针，都没允许我犹豫太久，就用胡杨枝给我打了一针。轮到我给她打针时她却开始耍赖，哈哈笑着到处跑，于是我很执着地在后面追。
从那以后我特别渴望去胡杨林，期望着给她来一针，可她再也不提这事，明明是她欠我一针，我却也不好意思主动提起。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人肉体上占了便宜，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以至于很多年我都在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先给她打针呢？真是个窝囊废！
三年级的那个秋天，我在胡杨林满地的黄叶上发疯似的打滚，这是我的一个嗜好，只有在姜荷面前或者完全无人的状况下才会暴露出来。我曾经在家里一个人裹着被子从床上滚到床下，头碰在地上磕晕过去一次。姜荷挑拣带有红斑的叶子，不知道走哪去了。然后就听到了她的尖叫声。
我循声奔了过去，边跑边喊，想起了母亲提到过的狼，跑得腿都软了。没多远就看到惊慌失措的姜荷，身前对峙着两头硕大的公羊。
羊似乎没有发起攻击的意思，却也不肯退去，我搂着姜荷慢慢地后退，两只羊呆呆地目送我们，灰绿的眼睛若有所思，看上去既邪恶又忧伤。
姜荷锐气尽失，好一会才推开我，反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大眼睛定定看着我吼：“以后你不准离开我太远！”
那年学校开始没收弹弓，我将一把弹弓和足够再做两把弹弓的原材料用一个铁盒装着埋在胡杨林的泥土里，以图来日东山再起。
四年级时秋天某个午后，我偷听到父母的窃窃低语，大概意思是姜爸爸要转业了。部队开始摸底调查准备上报今年转业人员计划，但是好像是没有征询姜爸爸意见，就直接通知他今年上计划，似乎是他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
通常转业计划都是保密的，要等到年底才会通知本人，非本人自愿就提前通知都是带有处罚性质的。
那之后姜荷上学也开始断断续续，他们准备要走了，回去他们的老家浙江。姜爸爸说他们在等最后的通知，来年一月之前必须离开部队。我记得有一天姜爸爸对我声色俱厉地呵斥：“你小子要敢忘了我们，我饶不了你！”末了还给了我一个爆栗，打得我天晕地转，姜荷当时就和她爸翻脸了。
那一记暴击很管用，以后只要和疼痛有关的所有事物，都会让我想起一脸坏笑的姜爸爸和发狂小鸟般的姜荷。
我们那年去了两次胡杨林，我只记得特别冷，姜荷被风吹得缩成一团。我们认真地商量如何保持联络。
虽然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年，手机和互联网在外面的世界里慢慢普及，大家在犹豫买诺基亚还是摩托罗拉，或者要不要一个月花几百元开通GPRS上网功能，以便于以每秒几K的速度浏览移动公司做的新闻网页。但这一切和我们毫无关系。部队禁止使用手机和外部互联网，附近没有无线基站也没有互联网服务。我到那时还没摸过手机，互联网更是毫无概念，可能连我父母都没正经上过网。虽然过年回老家探亲时看到过这些，但对几岁的孩子来说，它们的吸引力远不如手持式游戏机。
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写信。姜荷说他们会去杭州定居，到了那里就写信告诉我回信地址，于是我们觉得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对离别同样非常无知。
我们最后一次去胡杨林是他们离开的前三天，那天是元旦。刚下过雪，树上地上都覆着一层白。临别时，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放在她胸前，然后抱着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经常给我写信，一定要来找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用力点点头。
临走的前一天我父母请他们一家吃饭。饭吃的很沉闷，我和姜荷早早就下桌了，躲在我房间里一起看书。我记得看的是《海底两万里》，以至于那以后看到凡尔纳三个字我就想起姜荷，于是再也不看他的书了。
不知怎么的两个父亲就争执了起来，还有人拍了桌子，我和姜荷面面相觑，一动都不敢动。过了一会姜荷坐到我身边挽着我的胳膊握住我的手：“和我们无关。”稚气的脸上都是惊慌无助。
他们越吵越凶，说的话肯本听不清，我和姜荷开了门缝偷看。妈妈们都站在客厅里，姜妈妈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妈看到我们，小声说：“关上门别出来。”然后对着另一个房间里吵架的两个男人喊：“小声点，怕别人听不到是不是？”
两个男人声音小了下去，他们谈了很久，最后走的时候，姜爸爸临出门还犹豫着回头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我父亲面无表情，对姜妈妈说了句：“你们保重吧。”
姜荷站在黑暗的走道里，两眼闪着光看着我。
2002年是漫长的。我没有接到过姜荷的信。我每天都去收发室问，到后来我还没开口，收发的校工就直接摇手打发我滚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觉得我慢慢堕入了一个黑暗的深坑，一直落不到底。有时放学后我会坐在她家楼下的花台上看着她家窗户，直到有一天发现另一户人家已经搬了进去。
我找父母要姜荷的地址，一开始他们闪烁其辞爱搭不理的，最告诉我姜荷得了一种病，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姜爸爸已经带她出国治病去了，失去了所有联系。
我当然不相信，大哭大闹最后被揍了一顿才老实。晚上睡前父亲告诉我，姜荷早就查出来身体有严重的问题，留在新疆是治不好的。姜爸爸就是因为神不守舍才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被迫提前转业。回到杭州发现国内也没法治疗，姜爸爸联系了在美国的同学，一家人很快就出国了。
那年的初冬，我五年级。距离姜荷离去一周年还剩下半个月，我们学校包场看了电影《英雄》。银幕上胡杨林里两个女人为了争男人大打出手，黄叶漫天飞舞，我坐在黑暗里哭得稀里哗啦，难以自抑。
坐在我边上外号大骚肉的男同学看着我一脸嫌弃：“我操，你他妈有病吧！”
就在那年冬天，我父亲接到了转业通知，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了大漠，离开了胡杨林，回到了厦门老家。
我忘却了埋在胡杨林中的弹弓，没能带走。
姜荷如同漫天的胡杨黄叶，飞舞着飘到我的记忆深处，慢慢埋入泥土之中。
08奥运会那年，我读高中。有一天吃饭时我随口问了一句：“小荷她爸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记得好像是研究什么的，这样的人转业后可以随便出国吗？”
我爸妈对视了一眼，我爸面无表情地说：“他能搞什么研究，兵团的农科所，瞎混日子罢了。”
大学填志愿我只想去杭州，浙江大学分不够，我又不肯选择外地其他的院校，最后放弃了一些分数，进了杭州一所普通一本，学的广告学。
大学四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寻访姜荷一家下落，却毫无头绪，姜爸爸的人事档案根本就没有落在杭州。我在网上发了很多寻人的帖子也一无所获。最后我通过大姨父要到了姜爸爸原部队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却不提供任何信息，我谎称如果涉及公检法的话可以查询吗，接电话的人恶狠狠地摔了电话：“那就拿公检法相关的手续来再说！”
我有一张和姜荷的合影，十岁的夏天，我们两个规规矩矩地并排站在部队宿舍楼前的一丛花草后面，傻瓜机的曝光有些过度，可能是不适应新疆强烈的紫外线，加上我翻拍时照片已经有些变色了，所以看上去像两个年代久远的孩子。
我把照片发到网上，毫无反应。
于是我洗了很多张，每到杭州一处，就用一个铁盒装着埋在那里，照片上写着：如果您认识相片中任何一个人，请拔打电话！在下面写上了我的电话号码。毕竟学的是广告学，我觉得用这种故弄玄虚的方式，一旦被发现说不定就上了网络热搜。
大四要毕业那年，我在西湖边曲院风荷里星巴克咖啡店后的竹子下面，埋下了最后一个铁盒。
姜荷比我小一个多月，我们出生在同一所医院，从小就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她各方面都显得比我老练，人也漂亮，我没理由不听她的话，于是我爸经常说我是窝囊废，整天就知道跟在姜荷屁股后面晃悠。
我们的父亲是战友，她爸爸比我爸大两三岁，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兄弟相称。我叫姜荷的父母姜爸爸姜妈妈，姜荷叫我父母楼爸爸楼妈妈。
儿时的记忆大多像蒙了一层白雾，模模糊糊，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二年级开学不久后的那个秋天，胡杨叶都黄了，我和姜荷在林子里玩过护士打针的游戏。这种本该早两三年玩的幼儿游戏，我们才开始懂，就像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大漠深处的小城，发育和发展一样迟缓。
她坚持先给我打针，都没允许我犹豫太久，就用胡杨枝给我打了一针。轮到我给她打针时她却开始耍赖，哈哈笑着到处跑，于是我很执着地在后面追。
从那以后我特别渴望去胡杨林，期望着给她来一针，可她再也不提这事，明明是她欠我一针，我却也不好意思主动提起。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人肉体上占了便宜，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以至于很多年我都在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先给她打针呢？真是个窝囊废！
三年级的那个秋天，我在胡杨林满地的黄叶上发疯似的打滚，这是我的一个嗜好，只有在姜荷面前或者完全无人的状况下才会暴露出来。我曾经在家里一个人裹着被子从床上滚到床下，头碰在地上磕晕过去一次。姜荷挑拣带有红斑的叶子，不知道走哪去了。然后就听到了她的尖叫声。
我循声奔了过去，边跑边喊，想起了母亲提到过的狼，跑得腿都软了。没多远就看到惊慌失措的姜荷，身前对峙着两头硕大的公羊。
羊似乎没有发起攻击的意思，却也不肯退去，我搂着姜荷慢慢地后退，两只羊呆呆地目送我们，灰绿的眼睛若有所思，看上去既邪恶又忧伤。
姜荷锐气尽失，好一会才推开我，反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大眼睛定定看着我吼：“以后你不准离开我太远！”
那年学校开始没收弹弓，我将一把弹弓和足够再做两把弹弓的原材料用一个铁盒装着埋在胡杨林的泥土里，以图来日东山再起。
四年级时秋天某个午后，我偷听到父母的窃窃低语，大概意思是姜爸爸要转业了。部队开始摸底调查准备上报今年转业人员计划，但是好像是没有征询姜爸爸意见，就直接通知他今年上计划，似乎是他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
通常转业计划都是保密的，要等到年底才会通知本人，非本人自愿就提前通知都是带有处罚性质的。
那之后姜荷上学也开始断断续续，他们准备要走了，回去他们的老家浙江。姜爸爸说他们在等最后的通知，来年一月之前必须离开部队。我记得有一天姜爸爸对我声色俱厉地呵斥：“你小子要敢忘了我们，我饶不了你！”末了还给了我一个爆栗，打得我天晕地转，姜荷当时就和她爸翻脸了。
那一记暴击很管用，以后只要和疼痛有关的所有事物，都会让我想起一脸坏笑的姜爸爸和发狂小鸟般的姜荷。
我们那年去了两次胡杨林，我只记得特别冷，姜荷被风吹得缩成一团。我们认真地商量如何保持联络。
虽然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年，手机和互联网在外面的世界里慢慢普及，大家在犹豫买诺基亚还是摩托罗拉，或者要不要一个月花几百元开通GPRS上网功能，以便于以每秒几K的速度浏览移动公司做的新闻网页。但这一切和我们毫无关系。部队禁止使用手机和外部互联网，附近没有无线基站也没有互联网服务。我到那时还没摸过手机，互联网更是毫无概念，可能连我父母都没正经上过网。虽然过年回老家探亲时看到过这些，但对几岁的孩子来说，它们的吸引力远不如手持式游戏机。
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写信。姜荷说他们会去杭州定居，到了那里就写信告诉我回信地址，于是我们觉得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对离别同样非常无知。
我们最后一次去胡杨林是他们离开的前三天，那天是元旦。刚下过雪，树上地上都覆着一层白。临别时，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放在她胸前，然后抱着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经常给我写信，一定要来找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用力点点头。
临走的前一天我父母请他们一家吃饭。饭吃的很沉闷，我和姜荷早早就下桌了，躲在我房间里一起看书。我记得看的是《海底两万里》，以至于那以后看到凡尔纳三个字我就想起姜荷，于是再也不看他的书了。
不知怎么的两个父亲就争执了起来，还有人拍了桌子，我和姜荷面面相觑，一动都不敢动。过了一会姜荷坐到我身边挽着我的胳膊握住我的手：“和我们无关。”稚气的脸上都是惊慌无助。
他们越吵越凶，说的话肯本听不清，我和姜荷开了门缝偷看。妈妈们都站在客厅里，姜妈妈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妈看到我们，小声说：“关上门别出来。”然后对着另一个房间里吵架的两个男人喊：“小声点，怕别人听不到是不是？”
两个男人声音小了下去，他们谈了很久，最后走的时候，姜爸爸临出门还犹豫着回头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我父亲面无表情，对姜妈妈说了句：“你们保重吧。”
姜荷站在黑暗的走道里，两眼闪着光看着我。
2002年是漫长的。我没有接到过姜荷的信。我每天都去收发室问，到后来我还没开口，收发的校工就直接摇手打发我滚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觉得我慢慢堕入了一个黑暗的深坑，一直落不到底。有时放学后我会坐在她家楼下的花台上看着她家窗户，直到有一天发现另一户人家已经搬了进去。
我找父母要姜荷的地址，一开始他们闪烁其辞爱搭不理的，最告诉我姜荷得了一种病，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姜爸爸已经带她出国治病去了，失去了所有联系。
我当然不相信，大哭大闹最后被揍了一顿才老实。晚上睡前父亲告诉我，姜荷早就查出来身体有严重的问题，留在新疆是治不好的。姜爸爸就是因为神不守舍才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被迫提前转业。回到杭州发现国内也没法治疗，姜爸爸联系了在美国的同学，一家人很快就出国了。
那年的初冬，我五年级。距离姜荷离去一周年还剩下半个月，我们学校包场看了电影《英雄》。银幕上胡杨林里两个女人为了争男人大打出手，黄叶漫天飞舞，我坐在黑暗里哭得稀里哗啦，难以自抑。
坐在我边上外号大骚肉的男同学看着我一脸嫌弃：“我操，你他妈有病吧！”
就在那年冬天，我父亲接到了转业通知，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了大漠，离开了胡杨林，回到了厦门老家。
我忘却了埋在胡杨林中的弹弓，没能带走。
姜荷如同漫天的胡杨黄叶，飞舞着飘到我的记忆深处，慢慢埋入泥土之中。
08奥运会那年，我读高中。有一天吃饭时我随口问了一句：“小荷她爸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记得好像是研究什么的，这样的人转业后可以随便出国吗？”
我爸妈对视了一眼，我爸面无表情地说：“他能搞什么研究，兵团的农科所，瞎混日子罢了。”
大学填志愿我只想去杭州，浙江大学分不够，我又不肯选择外地其他的院校，最后放弃了一些分数，进了杭州一所普通一本，学的广告学。
大学四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寻访姜荷一家下落，却毫无头绪，姜爸爸的人事档案根本就没有落在杭州。我在网上发了很多寻人的帖子也一无所获。最后我通过大姨父要到了姜爸爸原部队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却不提供任何信息，我谎称如果涉及公检法的话可以查询吗，接电话的人恶狠狠地摔了电话：“那就拿公检法相关的手续来再说！”
我有一张和姜荷的合影，十岁的夏天，我们两个规规矩矩地并排站在部队宿舍楼前的一丛花草后面，傻瓜机的曝光有些过度，可能是不适应新疆强烈的紫外线，加上我翻拍时照片已经有些变色了，所以看上去像两个年代久远的孩子。
我把照片发到网上，毫无反应。
于是我洗了很多张，每到杭州一处，就用一个铁盒装着埋在那里，照片上写着：如果您认识相片中任何一个人，请拔打电话！在下面写上了我的电话号码。毕竟学的是广告学，我觉得用这种故弄玄虚的方式，一旦被发现说不定就上了网络热搜。
大四要毕业那年，我在西湖边曲院风荷里星巴克咖啡店后的竹子下面，埋下了最后一个铁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