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入夏时也到了年龄退休，和父亲两人每天晚饭后去附近的小公园散步。本以为日子就这么消磨着一天天过去。很普通的一天傍晚，散步时我父亲弯腰系鞋带，就再也没起来，我赶到小公园时医生也到了，直接宣告死亡。
我抱着父亲的尸体哭不出来，闻到他身上轻微的汗味，有些恍惚，那明明是属于生命的味道，可人却是死的。然后他头慢慢歪在我的肩上，嘴角突然流出血染红我的衣襟。这是我唯一一次接触到父亲的血，给我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冲击，多年以后都难以释怀。
当时我问过急救医生，医生说心肌梗死有时候也会咯血，不知道是不是敷衍我。
我已经记不清父亲怎么从小公园被拉到殡仪馆的。因为够级别了，葬礼可以盖党旗，于是基本上是单位接管了整个丧事。但这样一来所有民俗方面的事都不能做，花圈以外的东西也不能摆放，二叔想请个乐队也被否决了，这让二叔很不高兴。不过几经争取最后达成妥协，最后一天单位组织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殡仪馆到火葬场那几百米路上，可以请乐队开路吹拉弹唱。二叔可不在乎盖着党旗吹着唢呐是个什么品位。
三天的守灵让我精疲力竭，半夜里我经常站在父亲的玻璃冰柜前看着他，感觉他的脸颊和我的一起慢慢凹了下去。我幻想着他能突然睁开眼睛，然后我砸破冰柜把他救出来。
整个葬礼前两天我一直哭不出来，二叔又不高兴了，我对二叔说：“我要是能哭出来反而好受些。”
最后一刻看着党旗慢慢收起，父亲被推进火化炉时我崩溃哭瘫在地上，总算了了二叔一份心事。哭了多久我也不知道，边上的人走来走去好像已经忘了我的存在，过了一会我听到唢呐声又起，似乎别家的尸体已经吹吹打打送过来了。
就在我核计着先擦干鼻涕眼泪再爬起来还是先爬起来再擦干时，一双有力的手臂从后面把我一下子抱了起来。
姜爸爸的脸还是那么刚毅，没有像我父亲那样因为中年而变得圆润，只是皱纹更多更深，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瘦。他用力拥抱了我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姜妈妈，满眼的泪水和怜惜可怜巴巴看着我。
姜妈妈也拥抱了我，轻声说：“好可怜的孩子，节哀顺变吧。”
这时姜爸爸在我身后对着火化炉大喊了一声：“楼安国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大雨的！”
我眼泪忍不住又下来了。
一时三人相对无言，姜妈妈好一会才说：“小荷在国外，来不及通知她。”
这时刚才收党旗的工作人员过来了，把党旗递给我，提醒我到另一头出口等着收骨灰。
姜爸爸一直没有说话，姜妈妈示意我赶快去，我对他们说：“您二位等我一下，我等会过来找你们。”
和电视里看到的细灰不太一样，实际上并没有都烧成灰，不知道是不是火葬场偷工减料。火化工当着我的面把几个大块敲碎，有一片我甚至怀疑是头盖骨，我说差不多了，再敲都崩我嘴里了，他头都没抬放下锤子装盒让我拿走。
骨灰比我想象的重多了。
墓地还没有买好，骨灰盒不允许带走，只能寄放在殡仪馆。等我办完了手续回来，姜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以为在之后的孝宴能看到他们，可他们并没有出席。
母亲受打击过度，除了遗体告别式时露个面，葬礼其他部分都没让她参加。等吃完了饭我告诉她看到了姜锋夫妇时，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然后面无表情把头转开了。
我坐在客厅里泡了茶看手机新闻，和中介约好了八点半，他带人来看房子。另外我自己在同城赶集一些网站上也发了租赁广告，有个人约了今天上午也来看房子。
我家祖上八代渔民，风里浪里讨生活，日子过苦哈哈，到我爷爷这辈生活更是不济。爷爷身体差下不了海，学了裁缝手艺走街串巷到别人家里给人做衣服，勉强赚点工钱养家糊口。我爷爷死时父亲和二叔都很年幼，无法支撑一个家，奶奶好强不肯改嫁，夜以继日剥牡蛎卖钱，爸爸和二叔每天也赶潮撞海捡海货补贴，才能勉强度日。高中毕业父亲考上了军事学院，毕业后又去了遥远的新疆。奶奶说爸爸很孝顺，部队的津贴基本都寄回家了，那时候二叔搞创业经常欠钱躲债，日子过得比之前还差，奶奶说没这点钱早就饿死了。
那种家庭状况下我很难理解为什么父亲报考军事学院，我记得还特地问过父亲，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军校不要学费生活费，那时候部队的工资收入也最高。
真是个平庸而悲伤的答案。
外公是新疆老屯垦，妈妈和兵团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到了适婚年龄就找部队内部青年才俊婚配。想想也是，那个大漠中的小城里汉人资源有限，条件差不多的除了军人还是军人。
厦门虽然和深圳同属特区，但之前发展并不快。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台海两岸军事平衡改变，大陆有了绝对优势，于是开始搞海峡西岸经济区进行经济统战，发展才进入快车道。我们一家回来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城市发展离不开房地产，随着城市拓展到海岛的每个角落，渔村不复存在，脏乱的老厝变成了明亮的海景房，房价应声而起。
爷爷留下的几间破房加上猪圈茅房自留地，拆迁时补了四套房和两个店面，真是惠及子孙。叔叔这个时期事业也蒸蒸日上，说是照顾父亲，他要了那两个不大的店面，房子都给了我父亲，父亲于是平地一声雷身家不菲。
奶奶活着时每每念叨起这些巨变，总会用闽南话顺带上一句：“你爷爷临死时要吃面条，没有啊，真没有，那天下着大雨，你爸爸和你二叔到处去借，大家都没有啊。我和你爷爷说，到那边去吃吧！”
奶奶不会普通话，我也听不懂闽南话，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她讲得平淡，我陪着一个笑脸。
爸爸每次听到这些眼睛就泛红。妈妈后来和我说过，父亲刚结婚时有一次和她提起这些往事，痛哭流涕到失控。
很多厦门本地人的情况和我家类似，拆迁分了几套房子，于是就有人找各种理由不出去工作，靠出租房子过日子。我目前也是这个状态。
妈妈在父亲去世后状态一直不好，，大家都说换个环境是最好的选择，正好大姨家的表哥刚生了孩子，大姨以此为理由，丧事结束没几天就连拉带劝，带她去了北京。
母亲家姐妹三人，都嫁给了军人，大姨父转业回了北京，二姨一家则留在了乌鲁木齐。
虽然理由很勉强，反正我妈就是去了北京，我独自留在厦门，一晃也两个多月了。妈妈时常在电话里催我尽快找个工作找个女孩，正常过日子，希望能回来也帮我带孩子之类的，那架势好像是一时半会也不想回来了。于是我一直就这么混着，因为我不正常，我有病。
孟医生给我的诊断是长期焦虑性失眠，失眠导致抑郁。当然，有病的事情除了父亲和我知道谁也没告诉，说身体不好哪怕说肾虚我能接受，说脑子不好了可不行。
我记得王小波说过一些话，大概意思是，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们人类是有限的，他很不喜欢这个比喻，他思考宇宙中是否有比人类存在本身更伟大的意义时，发现从人类角度看，这种意义并不存在，于是眼前就出现了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死前的游戏。
我很希望他说错了，可又觉得他说得很好很深刻。父亲死后我经常想这些，想多了病情就更没进展。我不断提醒自己有多肤浅，没有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却又无法说服自己接受放开后的浑浑噩噩。死亡于是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你爱着的人每离开一个，就是你的一部分死亡了，那么我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
姜锋夫妇的出现让我又开始时常想起姜家，想起姜荷，怎么就惊鸿一瞥又消失了呢，我辛辛苦苦找不到他们，我父亲去世他们却得到消息赶来送最后一程，冥冥中来了走了，却始终注定离我远去。
我抱着父亲的尸体哭不出来，闻到他身上轻微的汗味，有些恍惚，那明明是属于生命的味道，可人却是死的。然后他头慢慢歪在我的肩上，嘴角突然流出血染红我的衣襟。这是我唯一一次接触到父亲的血，给我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冲击，多年以后都难以释怀。
当时我问过急救医生，医生说心肌梗死有时候也会咯血，不知道是不是敷衍我。
我已经记不清父亲怎么从小公园被拉到殡仪馆的。因为够级别了，葬礼可以盖党旗，于是基本上是单位接管了整个丧事。但这样一来所有民俗方面的事都不能做，花圈以外的东西也不能摆放，二叔想请个乐队也被否决了，这让二叔很不高兴。不过几经争取最后达成妥协，最后一天单位组织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殡仪馆到火葬场那几百米路上，可以请乐队开路吹拉弹唱。二叔可不在乎盖着党旗吹着唢呐是个什么品位。
三天的守灵让我精疲力竭，半夜里我经常站在父亲的玻璃冰柜前看着他，感觉他的脸颊和我的一起慢慢凹了下去。我幻想着他能突然睁开眼睛，然后我砸破冰柜把他救出来。
整个葬礼前两天我一直哭不出来，二叔又不高兴了，我对二叔说：“我要是能哭出来反而好受些。”
最后一刻看着党旗慢慢收起，父亲被推进火化炉时我崩溃哭瘫在地上，总算了了二叔一份心事。哭了多久我也不知道，边上的人走来走去好像已经忘了我的存在，过了一会我听到唢呐声又起，似乎别家的尸体已经吹吹打打送过来了。
就在我核计着先擦干鼻涕眼泪再爬起来还是先爬起来再擦干时，一双有力的手臂从后面把我一下子抱了起来。
姜爸爸的脸还是那么刚毅，没有像我父亲那样因为中年而变得圆润，只是皱纹更多更深，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瘦。他用力拥抱了我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姜妈妈，满眼的泪水和怜惜可怜巴巴看着我。
姜妈妈也拥抱了我，轻声说：“好可怜的孩子，节哀顺变吧。”
这时姜爸爸在我身后对着火化炉大喊了一声：“楼安国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大雨的！”
我眼泪忍不住又下来了。
一时三人相对无言，姜妈妈好一会才说：“小荷在国外，来不及通知她。”
这时刚才收党旗的工作人员过来了，把党旗递给我，提醒我到另一头出口等着收骨灰。
姜爸爸一直没有说话，姜妈妈示意我赶快去，我对他们说：“您二位等我一下，我等会过来找你们。”
和电视里看到的细灰不太一样，实际上并没有都烧成灰，不知道是不是火葬场偷工减料。火化工当着我的面把几个大块敲碎，有一片我甚至怀疑是头盖骨，我说差不多了，再敲都崩我嘴里了，他头都没抬放下锤子装盒让我拿走。
骨灰比我想象的重多了。
墓地还没有买好，骨灰盒不允许带走，只能寄放在殡仪馆。等我办完了手续回来，姜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以为在之后的孝宴能看到他们，可他们并没有出席。
母亲受打击过度，除了遗体告别式时露个面，葬礼其他部分都没让她参加。等吃完了饭我告诉她看到了姜锋夫妇时，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然后面无表情把头转开了。
我坐在客厅里泡了茶看手机新闻，和中介约好了八点半，他带人来看房子。另外我自己在同城赶集一些网站上也发了租赁广告，有个人约了今天上午也来看房子。
我家祖上八代渔民，风里浪里讨生活，日子过苦哈哈，到我爷爷这辈生活更是不济。爷爷身体差下不了海，学了裁缝手艺走街串巷到别人家里给人做衣服，勉强赚点工钱养家糊口。我爷爷死时父亲和二叔都很年幼，无法支撑一个家，奶奶好强不肯改嫁，夜以继日剥牡蛎卖钱，爸爸和二叔每天也赶潮撞海捡海货补贴，才能勉强度日。高中毕业父亲考上了军事学院，毕业后又去了遥远的新疆。奶奶说爸爸很孝顺，部队的津贴基本都寄回家了，那时候二叔搞创业经常欠钱躲债，日子过得比之前还差，奶奶说没这点钱早就饿死了。
那种家庭状况下我很难理解为什么父亲报考军事学院，我记得还特地问过父亲，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军校不要学费生活费，那时候部队的工资收入也最高。
真是个平庸而悲伤的答案。
外公是新疆老屯垦，妈妈和兵团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到了适婚年龄就找部队内部青年才俊婚配。想想也是，那个大漠中的小城里汉人资源有限，条件差不多的除了军人还是军人。
厦门虽然和深圳同属特区，但之前发展并不快。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台海两岸军事平衡改变，大陆有了绝对优势，于是开始搞海峡西岸经济区进行经济统战，发展才进入快车道。我们一家回来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城市发展离不开房地产，随着城市拓展到海岛的每个角落，渔村不复存在，脏乱的老厝变成了明亮的海景房，房价应声而起。
爷爷留下的几间破房加上猪圈茅房自留地，拆迁时补了四套房和两个店面，真是惠及子孙。叔叔这个时期事业也蒸蒸日上，说是照顾父亲，他要了那两个不大的店面，房子都给了我父亲，父亲于是平地一声雷身家不菲。
奶奶活着时每每念叨起这些巨变，总会用闽南话顺带上一句：“你爷爷临死时要吃面条，没有啊，真没有，那天下着大雨，你爸爸和你二叔到处去借，大家都没有啊。我和你爷爷说，到那边去吃吧！”
奶奶不会普通话，我也听不懂闽南话，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她讲得平淡，我陪着一个笑脸。
爸爸每次听到这些眼睛就泛红。妈妈后来和我说过，父亲刚结婚时有一次和她提起这些往事，痛哭流涕到失控。
很多厦门本地人的情况和我家类似，拆迁分了几套房子，于是就有人找各种理由不出去工作，靠出租房子过日子。我目前也是这个状态。
妈妈在父亲去世后状态一直不好，，大家都说换个环境是最好的选择，正好大姨家的表哥刚生了孩子，大姨以此为理由，丧事结束没几天就连拉带劝，带她去了北京。
母亲家姐妹三人，都嫁给了军人，大姨父转业回了北京，二姨一家则留在了乌鲁木齐。
虽然理由很勉强，反正我妈就是去了北京，我独自留在厦门，一晃也两个多月了。妈妈时常在电话里催我尽快找个工作找个女孩，正常过日子，希望能回来也帮我带孩子之类的，那架势好像是一时半会也不想回来了。于是我一直就这么混着，因为我不正常，我有病。
孟医生给我的诊断是长期焦虑性失眠，失眠导致抑郁。当然，有病的事情除了父亲和我知道谁也没告诉，说身体不好哪怕说肾虚我能接受，说脑子不好了可不行。
我记得王小波说过一些话，大概意思是，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们人类是有限的，他很不喜欢这个比喻，他思考宇宙中是否有比人类存在本身更伟大的意义时，发现从人类角度看，这种意义并不存在，于是眼前就出现了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死前的游戏。
我很希望他说错了，可又觉得他说得很好很深刻。父亲死后我经常想这些，想多了病情就更没进展。我不断提醒自己有多肤浅，没有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却又无法说服自己接受放开后的浑浑噩噩。死亡于是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你爱着的人每离开一个，就是你的一部分死亡了，那么我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
姜锋夫妇的出现让我又开始时常想起姜家，想起姜荷，怎么就惊鸿一瞥又消失了呢，我辛辛苦苦找不到他们，我父亲去世他们却得到消息赶来送最后一程，冥冥中来了走了，却始终注定离我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