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实话实说，如有得罪，多多包涵。
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在北京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女友顶住了一切压力从澳大利亚回来跟我结婚。随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是她回北京还是我去墨尔本。
这个问题让我整整考虑的近一年，依旧难以做出抉择。当时我在一家以生产大型换热设备和工业风扇而闻名的跨国企业任售后服务工程师，一年的薪水加上奖金以及差旅补贴税后大约在十万左右。除了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之外，单位给每个员工买了建康保险，当我们生病时，医疗费用可报销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每年单位还会安排一次东南亚出境游，个人不需为此支付一分钱。
当时我的第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也以千字九十元的价格卖给了起点，每月可以从该网站拿到稿费五千到六千不等。两份收入加在一起，我每年的入帐已经超过了十五万。按当时的澳币和人民币比值估算，每年税后净收入为两万五千澳币。（注：写这些数据并没有炫耀之意，而是为了在后面的内容中和普通澳洲人的收入做比较）
两千零四年十二月，我向澳大利亚住上海办事处交了移民申请。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不高兴，他退休后，在通县的一家私人诊所里做医生。之所以来北京，便是因为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感觉。而我去澳洲，则意味着他所做的付出完全白费，我即便在外边发展得再顺利，无法保证每年春节时都和他、母亲、弟弟一起守岁。
我们父子坐在一起聊了很久，我跟他说，我想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从老家到南京，发觉南京比老家生活条件好。我从南京到北京，发现北京比南京更大，更繁华。墨尔本更接近于西方，也许是更繁华，生活更容易……”
大抵就是这样一些理由，我说服了父亲。当年，我一直没告诉他，我毕业后经历的那些琐事。
那些经历想起来就像坐过山车，忽然在高在云端，忽然急转而下。官方说法是当时中国经济在某公的大力推动下来了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作为升斗小民，我的感觉却是与大地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而且是鼻子朝下。
九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报道。报道的第三天，我和其他五十几名新血被一辆通勤车运到了蓟县别山村，为国家电力部的“9511”工程添砖加瓦。
从八月初到第二年二月中旬，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半年零十二天。关于“9511”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九五年十一月后，北京将不再拉闸限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最坚苦的时候，我们每天加班十二个小时。
因为年青，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劳累，我不知道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此每月都有一笔奖金可拿。虽然不多，但我已经可以完全独立，不再给自己的父母增添负担。
有一天晚上在距离地面八十七米高的锅炉顶，我一手拎着对讲机等待同伴从总控制室发出的指令，一手扶着铁围栏，居然站着就睡着了。猛然，对讲机中传来的信号将我惊醒，低头向下一看，汗流浃背。
那个先天不足的电厂在九五年底第一次并网发电，比预计工期晚了两个多月。当将他移交给厂方后，所有工程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新来者都大声欢呼。我们庆贺自己终于有机会休息几天，但谁也没想到休息的时间如此之长。
九六年开始，本来不够用的电能突然供应过剩。于是，国家开始压缩电力建设项目。于是，作为刚刚为不再加班而欢呼的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而且不需要上班了。于是，每月工资单上再也没奖金这一栏，并且，因为单位正面临一次大的改革，人事部门“没时间”给我们这些新毕业生做工资表，我们依旧拿实习生月薪，每月实收二百五十六块七毛某分。
九六年在北京，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来肯定是捉襟见肘的。许多同事开始想办法，有的托关系调走，有的主动辞职。我个人则找了份业余时间的家教工作，每周三和周五骑着自行车，从广博学院骑到潘家园，风雨无阻。
总觉得，艰难时间很容易就熬过去。“难道国家还不发展了不成！”几个技术人员坐在一处，如是给自己打气。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我所在部门终于接了些小项目，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兼职，每月总收入恢复到一千元上下。
九七年，我所在部门凭借关系拿到一个大项目，全员欢腾。但与此同时，上边传来消息，若干年内不再兴建电厂。
那一年前后，上边制定一条政策，“抓大放小”，母亲所在单位恰巧属于被放之列，以低于总资产十分之一的价格转卖给个人。随即，所有员工下岗，她的退休金从此没有了着落。
春节回家，我拍着胸脯向母亲保证，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三千元，足够拿一部分前来给她养老。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她心疼的不是每月两百多元的退休金，她难过的是，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却白做了。她为这个国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年青时经常加班加点，当时，国家对她们说是为了“四化”奉献。她奉献过了，但所奉献的一切被扫到了桌子底下。
那一年，我记得了一句话，“忍受阵痛！”
那两年，大学学费翻了几番，我庆幸，我已经毕业了。
那两年，医疗费用增长了数倍，单位不再给非领导阶层的职工报销医疗费用，我庆幸，我年青，身体好。
数年后，我在西方的杂志上学到了一个名词，叫“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很多西方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执政者会尝试着这样做。但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其决策者会被百姓轰下台，一如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华德和他所在的党派。
您知道阵痛有多痛么？您到底希望我们忍受多久？
为什么忍受阵痛的，不是你们自己？！
我知道，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
待续.....
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在北京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女友顶住了一切压力从澳大利亚回来跟我结婚。随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是她回北京还是我去墨尔本。
这个问题让我整整考虑的近一年，依旧难以做出抉择。当时我在一家以生产大型换热设备和工业风扇而闻名的跨国企业任售后服务工程师，一年的薪水加上奖金以及差旅补贴税后大约在十万左右。除了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之外，单位给每个员工买了建康保险，当我们生病时，医疗费用可报销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每年单位还会安排一次东南亚出境游，个人不需为此支付一分钱。
当时我的第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也以千字九十元的价格卖给了起点，每月可以从该网站拿到稿费五千到六千不等。两份收入加在一起，我每年的入帐已经超过了十五万。按当时的澳币和人民币比值估算，每年税后净收入为两万五千澳币。（注：写这些数据并没有炫耀之意，而是为了在后面的内容中和普通澳洲人的收入做比较）
两千零四年十二月，我向澳大利亚住上海办事处交了移民申请。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不高兴，他退休后，在通县的一家私人诊所里做医生。之所以来北京，便是因为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感觉。而我去澳洲，则意味着他所做的付出完全白费，我即便在外边发展得再顺利，无法保证每年春节时都和他、母亲、弟弟一起守岁。
我们父子坐在一起聊了很久，我跟他说，我想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从老家到南京，发觉南京比老家生活条件好。我从南京到北京，发现北京比南京更大，更繁华。墨尔本更接近于西方，也许是更繁华，生活更容易……”
大抵就是这样一些理由，我说服了父亲。当年，我一直没告诉他，我毕业后经历的那些琐事。
那些经历想起来就像坐过山车，忽然在高在云端，忽然急转而下。官方说法是当时中国经济在某公的大力推动下来了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作为升斗小民，我的感觉却是与大地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而且是鼻子朝下。
九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报道。报道的第三天，我和其他五十几名新血被一辆通勤车运到了蓟县别山村，为国家电力部的“9511”工程添砖加瓦。
从八月初到第二年二月中旬，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半年零十二天。关于“9511”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九五年十一月后，北京将不再拉闸限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最坚苦的时候，我们每天加班十二个小时。
因为年青，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劳累，我不知道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此每月都有一笔奖金可拿。虽然不多，但我已经可以完全独立，不再给自己的父母增添负担。
有一天晚上在距离地面八十七米高的锅炉顶，我一手拎着对讲机等待同伴从总控制室发出的指令，一手扶着铁围栏，居然站着就睡着了。猛然，对讲机中传来的信号将我惊醒，低头向下一看，汗流浃背。
那个先天不足的电厂在九五年底第一次并网发电，比预计工期晚了两个多月。当将他移交给厂方后，所有工程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新来者都大声欢呼。我们庆贺自己终于有机会休息几天，但谁也没想到休息的时间如此之长。
九六年开始，本来不够用的电能突然供应过剩。于是，国家开始压缩电力建设项目。于是，作为刚刚为不再加班而欢呼的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而且不需要上班了。于是，每月工资单上再也没奖金这一栏，并且，因为单位正面临一次大的改革，人事部门“没时间”给我们这些新毕业生做工资表，我们依旧拿实习生月薪，每月实收二百五十六块七毛某分。
九六年在北京，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来肯定是捉襟见肘的。许多同事开始想办法，有的托关系调走，有的主动辞职。我个人则找了份业余时间的家教工作，每周三和周五骑着自行车，从广博学院骑到潘家园，风雨无阻。
总觉得，艰难时间很容易就熬过去。“难道国家还不发展了不成！”几个技术人员坐在一处，如是给自己打气。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我所在部门终于接了些小项目，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兼职，每月总收入恢复到一千元上下。
九七年，我所在部门凭借关系拿到一个大项目，全员欢腾。但与此同时，上边传来消息，若干年内不再兴建电厂。
那一年前后，上边制定一条政策，“抓大放小”，母亲所在单位恰巧属于被放之列，以低于总资产十分之一的价格转卖给个人。随即，所有员工下岗，她的退休金从此没有了着落。
春节回家，我拍着胸脯向母亲保证，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三千元，足够拿一部分前来给她养老。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她心疼的不是每月两百多元的退休金，她难过的是，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却白做了。她为这个国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年青时经常加班加点，当时，国家对她们说是为了“四化”奉献。她奉献过了，但所奉献的一切被扫到了桌子底下。
那一年，我记得了一句话，“忍受阵痛！”
那两年，大学学费翻了几番，我庆幸，我已经毕业了。
那两年，医疗费用增长了数倍，单位不再给非领导阶层的职工报销医疗费用，我庆幸，我年青，身体好。
数年后，我在西方的杂志上学到了一个名词，叫“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很多西方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执政者会尝试着这样做。但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其决策者会被百姓轰下台，一如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华德和他所在的党派。
您知道阵痛有多痛么？您到底希望我们忍受多久？
为什么忍受阵痛的，不是你们自己？！
我知道，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