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个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个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个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的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下来，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三三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得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颏，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样的侧面轮廓。紧接着，彼得的妹妹、父亲都从人群里一一浮现。装束讲究的寇恩家成员在昭示着每一个人，他们有过怎样辉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医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头了。
我在人群里东钻西钻，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发现我。这个难民大营地对我有利，几百张上下铺可以障眼，所以他们陪着男女明星往外走时，没有看见我。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个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个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个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的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下来，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三三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得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颏，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样的侧面轮廓。紧接着，彼得的妹妹、父亲都从人群里一一浮现。装束讲究的寇恩家成员在昭示着每一个人，他们有过怎样辉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医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头了。
我在人群里东钻西钻，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发现我。这个难民大营地对我有利，几百张上下铺可以障眼，所以他们陪着男女明星往外走时，没有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