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在官场上交际了很多朋友，钱公就是其中的一位。钱大人主管税务，对西门庆很有帮助，所以西门庆常常送礼，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西门庆所经营的绸缎绢丝等商品，都是产于江南，购进必经临清钞关，纳税就不可避免。但怎么纳，缴纳多少很有学问。
西门庆纳了多少次税，《金瓶梅》并没有详细记述，只有两次比较详细的描述。一次是从湖州购进绸缎，共10车，是按照茶叶课税，10000两银的货物，只缴纳了30.5两银子，纳税率是0.305%，如果按照大明的税率三十税一，应该纳300两银。一次是从南京购进货物，共20车，推算价值当20000两银，只缴纳了100两银税，应该纳600两银。这两次西门庆偷漏税银769.5两银子。
正因为钱大人掌握纳税大权，又是一个贪官，作者给他的称呼也很特别，他本名钱龙野，又称钱公、钱大人，更为称绝的是称钱主政，起这样的名字，讽刺也算到家了。
兰陵笑笑生给税官起这样的名字，不仅是税官的讽刺，更是对当时征税的种种做法的讽刺，也是对官府衙门高税赋的不满。我们不得不佩服兰陵笑笑生给小说人物起名字的高超艺术性。
明朝的税赋在初期还算可以，朱元璋是贫困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疾苦。17岁那年，一个月内他亲眼目睹父亲、哥哥、哥哥的长子、母亲在贫困中饿死。父母死了甚至没有埋葬的地方。
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底燃烧。他去当了和尚、当了起义的士兵……
朱元璋知道元朝是怎么灭亡的。
应该说，明朝的初期税赋不是太重的。朱元璋颁布了北方开垦的土地“永不起科”政策。可是到了明中期以后，税赋越来越重，并且很不公平，劳动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开始出现农民起义。
即使在税赋很重的情况下，明朝的官员们还想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贪官们主要用两招。
折色火耗。也许读者了解这个词，明朝交赋税一般是实物，如谷物、丝织品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收纳的银两往往是零星的，大量零星的银两需要铸成大块。熔锻碎银就会有损耗。应该承认官府的聪明才智，趁机利用这个名义来征收额外的银两，将多征的赋税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即使有损耗，应该有多大，只有官府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罢了。
官府想出折色火耗的主意，也有原因的。老板朱元璋太抠了，他给官宦的俸禄很低。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
一个知县一个月只有7.5石米，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一大批人。
知县与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要兼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等，雇用、打赏小吏是必须的，没有利益，谁为你卖命。
知县手下还有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门卫）、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还有一群二爷，如“发审”“值堂”“用印”等等。
这帮人全部要知县养活。
知县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走访，打点上司等等，朱老板给的俸禄远远不够。
中书省的一位官员曾经向朱元璋建议，宦官的俸禄应该每月三石。朱元璋听了，瞪起了眼睛，这些人在宦中生活，衣食已经有保障，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看一石就够了。想向朱元璋要钱，门都没有。
官员们正道讨不到工资，只好走旁门左道，甚至是歪门邪道了。
下一招叫淋尖踢斛。
百姓缴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明改为五斗）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所交粮食的份额。谷堆要尖堆起来，这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税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部分的谷粒会掉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这是损耗！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的动作。
要知道，这一踹很有讲究，官吏们为了这一踹会苦练很久。具体方法是先在自己家的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也有某些人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
在交粮的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了，一旦斛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部分人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如果踹下来的多，就会哈哈大笑。
大家注意，就是这两招，却养活了很多官吏，即使是那些名臣也不例外，如李贤、徐阶、张居正等。而那些贪官如严嵩、刘瑾（史上最有钱的太监。《华尔街日报》曾经评选过全球一千年最富有的五十人，有六名中国人上榜，刘瑾是其中之一）、魏忠贤等更是收益颇丰。
不过也有不沾便宜的大臣，如海瑞、刘大夏布政使、王恕等。因为海瑞名气太大，几乎家喻户晓，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王恕和刘大夏的感人事迹吧。
王恕为官五十多年，生活节俭，从不以权谋私。儿子多有怨言。王恕悄声对儿子说：“你是怕我这样清廉，将来你会受穷吗？今天对你实说了吧，其实咱家祖上有点积蓄，我才犯不着贪。”说罢，他把儿子领到后宅，伸手指道：“这是藏金之处，有金一窖。”儿子听后，觉得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再无非分之想。王恕死后，他儿子挖开后宅窖子，却一个铜子儿没有发现，这次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用这个方法来消除自己的贪念。这就是指窖止贪的故事。
刘大夏初任广东布政使，到官库检查家底，发现余有一大笔银子。看守的库吏解释说：“这是上缴朝廷赋税的余额，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这笔钱可以不入库，一般都是由布政使支配。”面对这笔唾手可得的横财，刘大夏大声喊到“刘大夏平日读书，立志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思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遂命库吏将这笔钱入库记账，作为官府的正式开销。
后来刘大夏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国防部长，在他的统领下，大明帝国边界变得坚不可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税收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它关系到国家、个人和生产者的利益再分配。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经济。税收过少，会减弱政府财政实力，影响政权职能发挥；税收过多，直接影响生产者的再生产，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只有把税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区域，经济社会才能协调、健康、持续发展。
明朝中期以后，朱元璋的“永不起科”政策形同虚设，他的儿孙们根本没有老爹那样痛苦的经历，从来不顾及百姓的疾苦，追求的是奢侈享受。更有贪官污吏豪夺巧取，无不是在搜刮民脂民膏。加之北疆战争频发，军费开支庞大，无休止的增加税赋，逼迫百姓无路可走。
中国封建朝代的更迭，大多数是被内部农民造反推翻，少数是被外部异族入侵灭亡。明朝政权却在上述双重力量的打击下走向灭亡。
西门庆所经营的绸缎绢丝等商品，都是产于江南，购进必经临清钞关，纳税就不可避免。但怎么纳，缴纳多少很有学问。
西门庆纳了多少次税，《金瓶梅》并没有详细记述，只有两次比较详细的描述。一次是从湖州购进绸缎，共10车，是按照茶叶课税，10000两银的货物，只缴纳了30.5两银子，纳税率是0.305%，如果按照大明的税率三十税一，应该纳300两银。一次是从南京购进货物，共20车，推算价值当20000两银，只缴纳了100两银税，应该纳600两银。这两次西门庆偷漏税银769.5两银子。
正因为钱大人掌握纳税大权，又是一个贪官，作者给他的称呼也很特别，他本名钱龙野，又称钱公、钱大人，更为称绝的是称钱主政，起这样的名字，讽刺也算到家了。
兰陵笑笑生给税官起这样的名字，不仅是税官的讽刺，更是对当时征税的种种做法的讽刺，也是对官府衙门高税赋的不满。我们不得不佩服兰陵笑笑生给小说人物起名字的高超艺术性。
明朝的税赋在初期还算可以，朱元璋是贫困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疾苦。17岁那年，一个月内他亲眼目睹父亲、哥哥、哥哥的长子、母亲在贫困中饿死。父母死了甚至没有埋葬的地方。
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底燃烧。他去当了和尚、当了起义的士兵……
朱元璋知道元朝是怎么灭亡的。
应该说，明朝的初期税赋不是太重的。朱元璋颁布了北方开垦的土地“永不起科”政策。可是到了明中期以后，税赋越来越重，并且很不公平，劳动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开始出现农民起义。
即使在税赋很重的情况下，明朝的官员们还想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贪官们主要用两招。
折色火耗。也许读者了解这个词，明朝交赋税一般是实物，如谷物、丝织品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收纳的银两往往是零星的，大量零星的银两需要铸成大块。熔锻碎银就会有损耗。应该承认官府的聪明才智，趁机利用这个名义来征收额外的银两，将多征的赋税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即使有损耗，应该有多大，只有官府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罢了。
官府想出折色火耗的主意，也有原因的。老板朱元璋太抠了，他给官宦的俸禄很低。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
一个知县一个月只有7.5石米，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一大批人。
知县与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要兼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等，雇用、打赏小吏是必须的，没有利益，谁为你卖命。
知县手下还有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门卫）、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还有一群二爷，如“发审”“值堂”“用印”等等。
这帮人全部要知县养活。
知县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走访，打点上司等等，朱老板给的俸禄远远不够。
中书省的一位官员曾经向朱元璋建议，宦官的俸禄应该每月三石。朱元璋听了，瞪起了眼睛，这些人在宦中生活，衣食已经有保障，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看一石就够了。想向朱元璋要钱，门都没有。
官员们正道讨不到工资，只好走旁门左道，甚至是歪门邪道了。
下一招叫淋尖踢斛。
百姓缴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明改为五斗）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所交粮食的份额。谷堆要尖堆起来，这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税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部分的谷粒会掉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这是损耗！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的动作。
要知道，这一踹很有讲究，官吏们为了这一踹会苦练很久。具体方法是先在自己家的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也有某些人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
在交粮的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了，一旦斛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部分人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如果踹下来的多，就会哈哈大笑。
大家注意，就是这两招，却养活了很多官吏，即使是那些名臣也不例外，如李贤、徐阶、张居正等。而那些贪官如严嵩、刘瑾（史上最有钱的太监。《华尔街日报》曾经评选过全球一千年最富有的五十人，有六名中国人上榜，刘瑾是其中之一）、魏忠贤等更是收益颇丰。
不过也有不沾便宜的大臣，如海瑞、刘大夏布政使、王恕等。因为海瑞名气太大，几乎家喻户晓，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王恕和刘大夏的感人事迹吧。
王恕为官五十多年，生活节俭，从不以权谋私。儿子多有怨言。王恕悄声对儿子说：“你是怕我这样清廉，将来你会受穷吗？今天对你实说了吧，其实咱家祖上有点积蓄，我才犯不着贪。”说罢，他把儿子领到后宅，伸手指道：“这是藏金之处，有金一窖。”儿子听后，觉得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再无非分之想。王恕死后，他儿子挖开后宅窖子，却一个铜子儿没有发现，这次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用这个方法来消除自己的贪念。这就是指窖止贪的故事。
刘大夏初任广东布政使，到官库检查家底，发现余有一大笔银子。看守的库吏解释说：“这是上缴朝廷赋税的余额，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这笔钱可以不入库，一般都是由布政使支配。”面对这笔唾手可得的横财，刘大夏大声喊到“刘大夏平日读书，立志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思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遂命库吏将这笔钱入库记账，作为官府的正式开销。
后来刘大夏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国防部长，在他的统领下，大明帝国边界变得坚不可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税收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它关系到国家、个人和生产者的利益再分配。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经济。税收过少，会减弱政府财政实力，影响政权职能发挥；税收过多，直接影响生产者的再生产，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只有把税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区域，经济社会才能协调、健康、持续发展。
明朝中期以后，朱元璋的“永不起科”政策形同虚设，他的儿孙们根本没有老爹那样痛苦的经历，从来不顾及百姓的疾苦，追求的是奢侈享受。更有贪官污吏豪夺巧取，无不是在搜刮民脂民膏。加之北疆战争频发，军费开支庞大，无休止的增加税赋，逼迫百姓无路可走。
中国封建朝代的更迭，大多数是被内部农民造反推翻，少数是被外部异族入侵灭亡。明朝政权却在上述双重力量的打击下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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