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对方象一个老朋友一样的对自己这样说话，忽必烈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
作为大元帝国的皇帝，又是全蒙古至高无上的大汗，他其实是很孤独的。记得征宋失利后，他最为消沉的时候，老朋友和老部下伯颜的劝说，才让他有今日类似的感动。
“多谢了。”忽必烈平静的面向孙珲，“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我难道不是宋国最大的敌人吗？”
“大汗并不是宋国最大的敌人。”孙珲说道，“宋国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你说什么？”忽必烈闻言大吃一惊。
“宋国或者说汉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孙珲笑了笑，又一次说道。
忽必烈一下子愣住了。
孙珲知道忽必烈虽是蒙古人，但受儒学影响甚多，推崇儒家治国的理念，此时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的副作用，而现在的宋朝，则是那些副作用的直接受害者。
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博大深厚是思想内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其不朽价值和丰富的人性魅力，直至后世，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灿灿生辉。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小视。
儒家进入了中原民族的思想核心之后，最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消除了中原民族的好斗特性和尚武精神。
中原民族以前是一个非常勇武好斗的民族，正是因为这种尚武精神才使得中原民族的先辈们打下了广阔的疆土，为本民族的生存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自从儒家文化获得了精神统治权以后，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变被全力打压，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崇尚那些武力过人的猛士，也不再崇尚那些威镇天下的英雄，他们喜欢上了诗词歌赋，认为这些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可以更加接近自然，可以达到天人合一。
正是由于儒家文化消除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而儒生中的类似周瑜、诸葛亮式的“儒将”又很少，再加上儒家思想的以德服人、以德抱怨的基本思想。它不喜欢扩大疆土，长期以来，中原民族的领土疆域一直没有得以发展。哪怕是在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又没有其他势力可以阻挡的情况下，也没有扩展中原民族的生存空间。
而自宋以来，儒生们是如此的害怕和厌恶战争。每当战争爆发之时，也是儒家文化被削弱之时，因为儒生大部分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夸夸其谈之辈，所以他们喜欢提倡和平相处，然后通过经济交往来传播自己的儒家思想，进而同化敌人。即便真的打仗，他们也喜欢那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遥控战法。前线一般是不愿意去的。
而儒家学派讨厌竞争，他们认为“让他三尺又何妨”，即便是国家领土，他们也觉得就这么点领土，让一点又怎么样呢，大家和平嘛，不让以后不好相处，要给个面子。他们不喜欢为国家进取努力，他们的进取一般只是为了自己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权利。他们不愿意开拓创新，他们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从而严重压抑了中原民族的进取和开拓精神。
儒家还将文人的求学方向单一化，学问内容单一化，以使知识阶层仅仅成为职业文官基地。儒家的设定是知识阶层的人生使命只有一个，求学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官。人从启蒙开始，修学的内容只能有一种，那便是当官的学问，即“治世”之学。出于这种设定，儒家对修学内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艺”中的射箭、驾车等生存技能，因于当官无涉，全部删除；工、水、医、农等等末支细学，全部不入学堂；修学者只能以四书五经为圭臬，舍此无他。到了宋朝，儒家更是以通俗形式做了社会性说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当了官，一切享受与特权应有尽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细学”都是有失身分的，统统不能学。此等社会政策之下，中国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奇特阶层，谓之“读书人”。这种所谓“读书人”，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表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黄卷青灯，皓首穷经；以及手无缚鸡之力、不修边幅、君子远庖厨等等等等。于是，“读书人”有了一个社会名号——书呆子。对于书呆子现象，“读书人”非但丝毫不以为忤，反倒以此类呆痴作派为能事而多有标榜，实在令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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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了。”忽必烈平静的面向孙珲，“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我难道不是宋国最大的敌人吗？”
“大汗并不是宋国最大的敌人。”孙珲说道，“宋国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你说什么？”忽必烈闻言大吃一惊。
“宋国或者说汉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孙珲笑了笑，又一次说道。
忽必烈一下子愣住了。
孙珲知道忽必烈虽是蒙古人，但受儒学影响甚多，推崇儒家治国的理念，此时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的副作用，而现在的宋朝，则是那些副作用的直接受害者。
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博大深厚是思想内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其不朽价值和丰富的人性魅力，直至后世，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灿灿生辉。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小视。
儒家进入了中原民族的思想核心之后，最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消除了中原民族的好斗特性和尚武精神。
中原民族以前是一个非常勇武好斗的民族，正是因为这种尚武精神才使得中原民族的先辈们打下了广阔的疆土，为本民族的生存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自从儒家文化获得了精神统治权以后，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变被全力打压，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崇尚那些武力过人的猛士，也不再崇尚那些威镇天下的英雄，他们喜欢上了诗词歌赋，认为这些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可以更加接近自然，可以达到天人合一。
正是由于儒家文化消除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而儒生中的类似周瑜、诸葛亮式的“儒将”又很少，再加上儒家思想的以德服人、以德抱怨的基本思想。它不喜欢扩大疆土，长期以来，中原民族的领土疆域一直没有得以发展。哪怕是在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又没有其他势力可以阻挡的情况下，也没有扩展中原民族的生存空间。
而自宋以来，儒生们是如此的害怕和厌恶战争。每当战争爆发之时，也是儒家文化被削弱之时，因为儒生大部分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夸夸其谈之辈，所以他们喜欢提倡和平相处，然后通过经济交往来传播自己的儒家思想，进而同化敌人。即便真的打仗，他们也喜欢那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遥控战法。前线一般是不愿意去的。
而儒家学派讨厌竞争，他们认为“让他三尺又何妨”，即便是国家领土，他们也觉得就这么点领土，让一点又怎么样呢，大家和平嘛，不让以后不好相处，要给个面子。他们不喜欢为国家进取努力，他们的进取一般只是为了自己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权利。他们不愿意开拓创新，他们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从而严重压抑了中原民族的进取和开拓精神。
儒家还将文人的求学方向单一化，学问内容单一化，以使知识阶层仅仅成为职业文官基地。儒家的设定是知识阶层的人生使命只有一个，求学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官。人从启蒙开始，修学的内容只能有一种，那便是当官的学问，即“治世”之学。出于这种设定，儒家对修学内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艺”中的射箭、驾车等生存技能，因于当官无涉，全部删除；工、水、医、农等等末支细学，全部不入学堂；修学者只能以四书五经为圭臬，舍此无他。到了宋朝，儒家更是以通俗形式做了社会性说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当了官，一切享受与特权应有尽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细学”都是有失身分的，统统不能学。此等社会政策之下，中国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奇特阶层，谓之“读书人”。这种所谓“读书人”，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表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黄卷青灯，皓首穷经；以及手无缚鸡之力、不修边幅、君子远庖厨等等等等。于是，“读书人”有了一个社会名号——书呆子。对于书呆子现象，“读书人”非但丝毫不以为忤，反倒以此类呆痴作派为能事而多有标榜，实在令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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