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卿你来了，坐，可是工部已经拟好章程了？”
这天，魏广德在值房接见了前来的工部侍郎江治，以为他是前来送之前所说，把潘季驯治水之法的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递交上来。
不过，江治到了魏广德面前，面色却有些难看的说道：“到现在位置，潘惟良的治水之法，在工部引发争议越来越大，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章程。”
“什么？”
魏广德有点不敢置信道。
他的要求很简单，不管行不行得通，工部只要集思广益，分析用此法治水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就行。
说白了，剩下的事儿就是内阁和堂官一起来计算利益得失，做出最后的评判。
可是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要求，工部居然到现在还是拿不出来。
“为什么？”
魏广德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质问道。
“有些预测争议很大，甚至事关此法治水成败。”
听出魏广德语气不善，江治也只好把工部这两天争论的焦点说了出来。
自明中期开始，清口枢纽在漕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显著提升。
其时，黄河夺淮河水道，裹挟巨量的泥沙，导致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升，洪泛频繁。
清口枢纽既是黄淮交汇处，又是大运河北上的必经之路。
三股水流在此相遇、互为掎角。
南方的漕粮要安全北上，必须面对黄河泥沙的侵扰。
由此，围绕治理黄河、保运通漕，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潘季驯所提出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方法，与传统的分流治黄方法大为不同，也是争议的焦点。
毕竟在此前，“分流杀势”治河方法才是历朝历代都使用的主要办法。
传统的分流方法是通过分散水流来减少洪水的冲击力，但这种方法会导致流速减慢，泥沙容易沉积，长期来看效果不佳。
潘季驯则主张通过堵塞分支河道，使黄河水流汇聚，形成单一河道，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泥沙，保持河道深度。
这种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其理论依据和实际操作效果，但也因此引发了争议。
潘季驯的理论依据是黄河含沙量大，分流会导致水流缓慢，泥沙沉积。
而束水攻沙则通过集中水流力量，利用水流冲刷泥沙，保持河道深度。
这种理论在当时具有创新性，但也有人质疑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果然，江治一开口，就说出工部主事岑仲勉对此的担忧，他也是最主要反对潘季驯束水攻沙法的官员。
“他怎么说？”
听到工部有小小主事就敢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态度异常坚决，魏广德就来了兴趣，他也想知道被后世吹得神乎其神的办法，明朝人到底是怎么看待的。
江治看了魏广德一眼，这才缓缓道：“在他看来，虽然束水攻沙的理论本身具有一定道理，但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作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以致数年之后，黄河仍频频为患。
他将淮河比作群羊，黄河比作猛虎，蓄清刷黄，好似群羊抵抗猛虎，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还对潘季驯的“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的说法不以为然，并认为注定是要失败的。
他主要就是他在工部做了个小模型，进行实际验证此法的危害。
通过实例证实，当疏浚黄河的工程废弛，下游泥沙依旧淤积，河床日渐增高，全河的斜度越来越低，河流速度进而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他还认为入海口处遇到海潮作用，无法自行解决，黄河下游水患反而会因此加剧。”
“工部也做过实验？”
魏广德惊讶问道。
“是的，之前按照潘季驯所提之法，他也向工部做了束水攻沙法的实际验证过程，所以我们在工部后花园里做了个模型进行几次测试。
效果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说明了束水攻沙法的有效。
只不过，岑仲勉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也进行了测试，这个就比较费时间。
因为他也承认潘惟良的办法短期内或是有效，可以让运河、黄河河道和淮水顺畅，但过程只会很短，之后黄河之患反而会越来越大。
最主要的就是束水以后，疏浚河道就再难进行，因为围挡疏浚会降低冲刷效果。
长此以往，下游河道泥沙淤积会越发严重。
水往低处流，此法或许就会降低全河的斜度，河流速度降低，冲刷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到最后彻底失效。
最让人担忧的还是，因此形成恶性循环，那就是河床会加快抬高速度。”
“那支持潘惟良的人可有提出应对之法？”
既然反对者已经说出了反对理由，那支持的人应该也有应对的办法才是。
好吧，这就是古代的辩证，互相提出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就是了，最后看谁能笑到最后。
果然，江治略微犹豫就说出了支持者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加高堰坝。
他们认为，清口既淤，可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
“就是说，他们想的和我们之前说的差不多，那就是不断加高河坝，把黄河抬起来？”
魏广德一听就知道怎么个意思了。
需要指出，现在虽然黄河河道因为淤积已经有所抬高，但还没达到“悬河”的程度。
毕竟，明朝河坝也是有“豆腐渣”工程的，一旦洪水爆发，河堤决口，黄河就会自行寻找地势较低的位置流入，进而寻找新的入海口或者入河口。
反正，黄河的水因为中国地形西高东低的原故，最终还是会流入大海的。
只不过，黄河自行寻道，结果就是洪灾，无数百姓会为此流离失所，田地绝收。
这，也是封建王朝所不能承担的重大损失。
“最可怕的后果就在这里，一旦在高家堰不断加高堰坝蓄水，则洪泽湖水位必然不断抬高，湖水会淹没更多地方，人为形成大型湖泊。”
江治又说道。
之前他们虽然曾经讲到洪泽湖，可毕竟现在湖面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不会因此引发大患。
但是按照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以后，为了保证冲刷黄河的水量，必须不断增加洪泽湖水量，那就是建造更高的大坝蓄水。
“从朝廷的治水逻辑上看，要实现保障漕运的目标，遇到水患时，优先要保证黄河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安全，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必将首当其冲，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徐州、淮安、凤阳、泗州等地必然经年累月深受洪涝危害。”
在说到凤阳和泗州的时候，江治就加重了语气。
他这也是在提醒魏广德，此法真要实行的话，皇陵的安危可就真的没法保证了。
“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魏广德这时候说道。
这话其实也不是他说的，而是洪泽湖从弘治年间形成后，朝廷就形成的攻势。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大明朝廷，其实就已经意识到洪泽湖形成可能的危害。
当然，那时候修堰坝的目的不是蓄水刷黄，而是蓄水保漕运。
在运河缺水的时候，用洪泽湖蓄水补充漕运河道的水量。
而直接影响是黄河夺淮后无处宣泄，倒灌泗州城。
而为了确保城北祖陵的安全，泗州城的百姓屡屡遭殃，这座古城最终也没有躲过沉于洪泽湖底的命运。
对此，泗州人并非没有反抗过。
原本历史上，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曾上疏，坚决要求改变潘季驯修筑高家堰的做法，认为这将导致泗州城遭到水患的毁灭性打击。
为了驳倒常三省，潘季驯并没有从技术角度去讨论，而是将常三省的言论上纲上线。
他写道：“今陛下且俯纳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为亿万无疆之计矣。三省等遽欲毁之，忍乎哉？”
让万历皇帝认为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皇帝本人。
潘季驯为了说明其治河方法的合理性，甚至把“黄淮合流”奉为维护祖陵风水的根基，“黄淮合流入海，为水会天心，万水朝宗，真万世帝王风水”。
在后世的一些科普读物和人物传记中，为了追求所谓文字的冲击力，有意淡化历史的复杂性，直接采纳了黄河在两百多年间再无大患的说法。
甚至有的所谓科普作品，刻意制造出潘季驯和他的论敌之间非黑即白的对立效果，把批评的声音归因“拘泥于成见”，把常三省等反对者描绘为丑陋的敌人。
描述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时，用的词是“石破天惊”，谈及反对者，用的则是“上纲上线的围剿”。
这也就形成了一开始魏广德听到“束水攻沙法”后好感大增，打心底里认为此法或可解决黄河水患的原因。
但是，经过这几次和江治的讨论，从工部中官员口中知道治黄的复杂性后，才逐渐从美梦中苏醒过来。
貌似，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不仅不是治理黄河的良药，反而是一剂毒药。
至于后来满清为什么还是坚持使用潘季驯治水之法，或许也是因为他们被潘季驯颠覆性理论折服，以为凭此可以解决越发麻烦的黄河水患。
毕竟，大明是从万历时期开始使用此法治水，开始两年确实效果显著。
但是到了万历中后期，黄河水患愈发频繁后，直到明亡，或许在清朝皇帝眼里，这就是上天对明朝的警示，预示着他们必将灭亡，而会被满清所取代。
所以，明朝末年黄河水患并非束水攻沙法无效，而是上天的警示。
明朝不行，换成大清朝就必定无事了。
只是想法很好，但实际上最后证明还是错误的。
一八五五年，黄河再次北徙，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结束了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改由山东入海，清口枢纽从历史的洪流中骤然退场。
后世的清口枢纽，只留下了零零散散的遗址，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三河交汇的盛大场景。
大坝上，两旁种满植被，耳畔没有了黄河的波涛怒吼，取而代之的是不时传来的鸟鸣。
潘季驯等人前赴后继加高的高家堰，也就是洪泽湖大堤，在摄影师们的镜头里，一侧是安静的洪泽湖水，另一半是郁郁葱葱的堤坝。
“如果，把保运从治水中摘出来，工部可有办法治理黄河？”
魏广德仔细思索一番，衡量利益得失后，终于还是下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要做好和保运派恶斗一场的打算。
黄河已经很麻烦了，其中还交织着保皇陵，保运河的重任，却把保民生放到最后一位，他打心底里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既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可能酿出更大的麻烦，那就釜底抽薪，把保运先摘出去，只考虑保皇陵和保民生。
至于大运河，魏广德打算强硬推动海运接替河运，正好利用此次俞大猷万里征伐之事，可让大明朝廷接受，海运是安全的。
开玩笑，上万大军不远万里跨海作战，已经足够说明大明海船的安全性。
再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弄点到京城来？
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魏广德脑海里。
这帮夷人，可是不远十数万里跑到大明来做生意，让他们好好冲击下大明官员的观念也是好的。
说来好笑，虽然从弘治、正德朝开始，大明朝廷就已经知道了沿海有夷人商人出没，但是却因为不知他们国家所在，所以一直没有接受他们的朝贡。
对，在西方人眼里的外交，到大明这里就要变成朝贡，以藩国使者的身份朝贡大明皇帝。
而不是西方人熟悉的，国与国之间对等的交流。
现在大明，原来顽固的禁海派因为事实上海关的开设，已经偃旗息鼓，甚至积极参与其中，图海贸之利。
但是，他们赚钱的法子依旧是以把大明货物外运赚钱。
而南北货物流通，自始至终都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能力。
其中，自然是保运派为了利益，极力禁止海船北运有关。
实际上，并非没有南方货物北运的情况，只不过这种行为多是以“走私”方式进行，数量也非常少，达不到规模效应。
魏广德在知道黄河治水的大麻烦后，干脆舍弃河运，全力推动海运。
不过，在此以前，他必须得到工部的明确保证，那就是在不顾河运的前提下，能够成功治理黄河水患。
若是不能做到，强推海运势必将遭到无法想象的巨大阻力。
这天，魏广德在值房接见了前来的工部侍郎江治，以为他是前来送之前所说，把潘季驯治水之法的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递交上来。
不过，江治到了魏广德面前，面色却有些难看的说道：“到现在位置，潘惟良的治水之法，在工部引发争议越来越大，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章程。”
“什么？”
魏广德有点不敢置信道。
他的要求很简单，不管行不行得通，工部只要集思广益，分析用此法治水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就行。
说白了，剩下的事儿就是内阁和堂官一起来计算利益得失，做出最后的评判。
可是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要求，工部居然到现在还是拿不出来。
“为什么？”
魏广德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质问道。
“有些预测争议很大，甚至事关此法治水成败。”
听出魏广德语气不善，江治也只好把工部这两天争论的焦点说了出来。
自明中期开始，清口枢纽在漕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显著提升。
其时，黄河夺淮河水道，裹挟巨量的泥沙，导致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升，洪泛频繁。
清口枢纽既是黄淮交汇处，又是大运河北上的必经之路。
三股水流在此相遇、互为掎角。
南方的漕粮要安全北上，必须面对黄河泥沙的侵扰。
由此，围绕治理黄河、保运通漕，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潘季驯所提出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方法，与传统的分流治黄方法大为不同，也是争议的焦点。
毕竟在此前，“分流杀势”治河方法才是历朝历代都使用的主要办法。
传统的分流方法是通过分散水流来减少洪水的冲击力，但这种方法会导致流速减慢，泥沙容易沉积，长期来看效果不佳。
潘季驯则主张通过堵塞分支河道，使黄河水流汇聚，形成单一河道，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泥沙，保持河道深度。
这种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其理论依据和实际操作效果，但也因此引发了争议。
潘季驯的理论依据是黄河含沙量大，分流会导致水流缓慢，泥沙沉积。
而束水攻沙则通过集中水流力量，利用水流冲刷泥沙，保持河道深度。
这种理论在当时具有创新性，但也有人质疑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果然，江治一开口，就说出工部主事岑仲勉对此的担忧，他也是最主要反对潘季驯束水攻沙法的官员。
“他怎么说？”
听到工部有小小主事就敢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态度异常坚决，魏广德就来了兴趣，他也想知道被后世吹得神乎其神的办法，明朝人到底是怎么看待的。
江治看了魏广德一眼，这才缓缓道：“在他看来，虽然束水攻沙的理论本身具有一定道理，但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作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以致数年之后，黄河仍频频为患。
他将淮河比作群羊，黄河比作猛虎，蓄清刷黄，好似群羊抵抗猛虎，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还对潘季驯的“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的说法不以为然，并认为注定是要失败的。
他主要就是他在工部做了个小模型，进行实际验证此法的危害。
通过实例证实，当疏浚黄河的工程废弛，下游泥沙依旧淤积，河床日渐增高，全河的斜度越来越低，河流速度进而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他还认为入海口处遇到海潮作用，无法自行解决，黄河下游水患反而会因此加剧。”
“工部也做过实验？”
魏广德惊讶问道。
“是的，之前按照潘季驯所提之法，他也向工部做了束水攻沙法的实际验证过程，所以我们在工部后花园里做了个模型进行几次测试。
效果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说明了束水攻沙法的有效。
只不过，岑仲勉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也进行了测试，这个就比较费时间。
因为他也承认潘惟良的办法短期内或是有效，可以让运河、黄河河道和淮水顺畅，但过程只会很短，之后黄河之患反而会越来越大。
最主要的就是束水以后，疏浚河道就再难进行，因为围挡疏浚会降低冲刷效果。
长此以往，下游河道泥沙淤积会越发严重。
水往低处流，此法或许就会降低全河的斜度，河流速度降低，冲刷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到最后彻底失效。
最让人担忧的还是，因此形成恶性循环，那就是河床会加快抬高速度。”
“那支持潘惟良的人可有提出应对之法？”
既然反对者已经说出了反对理由，那支持的人应该也有应对的办法才是。
好吧，这就是古代的辩证，互相提出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就是了，最后看谁能笑到最后。
果然，江治略微犹豫就说出了支持者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加高堰坝。
他们认为，清口既淤，可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
“就是说，他们想的和我们之前说的差不多，那就是不断加高河坝，把黄河抬起来？”
魏广德一听就知道怎么个意思了。
需要指出，现在虽然黄河河道因为淤积已经有所抬高，但还没达到“悬河”的程度。
毕竟，明朝河坝也是有“豆腐渣”工程的，一旦洪水爆发，河堤决口，黄河就会自行寻找地势较低的位置流入，进而寻找新的入海口或者入河口。
反正，黄河的水因为中国地形西高东低的原故，最终还是会流入大海的。
只不过，黄河自行寻道，结果就是洪灾，无数百姓会为此流离失所，田地绝收。
这，也是封建王朝所不能承担的重大损失。
“最可怕的后果就在这里，一旦在高家堰不断加高堰坝蓄水，则洪泽湖水位必然不断抬高，湖水会淹没更多地方，人为形成大型湖泊。”
江治又说道。
之前他们虽然曾经讲到洪泽湖，可毕竟现在湖面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不会因此引发大患。
但是按照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以后，为了保证冲刷黄河的水量，必须不断增加洪泽湖水量，那就是建造更高的大坝蓄水。
“从朝廷的治水逻辑上看，要实现保障漕运的目标，遇到水患时，优先要保证黄河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安全，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必将首当其冲，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徐州、淮安、凤阳、泗州等地必然经年累月深受洪涝危害。”
在说到凤阳和泗州的时候，江治就加重了语气。
他这也是在提醒魏广德，此法真要实行的话，皇陵的安危可就真的没法保证了。
“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魏广德这时候说道。
这话其实也不是他说的，而是洪泽湖从弘治年间形成后，朝廷就形成的攻势。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大明朝廷，其实就已经意识到洪泽湖形成可能的危害。
当然，那时候修堰坝的目的不是蓄水刷黄，而是蓄水保漕运。
在运河缺水的时候，用洪泽湖蓄水补充漕运河道的水量。
而直接影响是黄河夺淮后无处宣泄，倒灌泗州城。
而为了确保城北祖陵的安全，泗州城的百姓屡屡遭殃，这座古城最终也没有躲过沉于洪泽湖底的命运。
对此，泗州人并非没有反抗过。
原本历史上，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曾上疏，坚决要求改变潘季驯修筑高家堰的做法，认为这将导致泗州城遭到水患的毁灭性打击。
为了驳倒常三省，潘季驯并没有从技术角度去讨论，而是将常三省的言论上纲上线。
他写道：“今陛下且俯纳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为亿万无疆之计矣。三省等遽欲毁之，忍乎哉？”
让万历皇帝认为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皇帝本人。
潘季驯为了说明其治河方法的合理性，甚至把“黄淮合流”奉为维护祖陵风水的根基，“黄淮合流入海，为水会天心，万水朝宗，真万世帝王风水”。
在后世的一些科普读物和人物传记中，为了追求所谓文字的冲击力，有意淡化历史的复杂性，直接采纳了黄河在两百多年间再无大患的说法。
甚至有的所谓科普作品，刻意制造出潘季驯和他的论敌之间非黑即白的对立效果，把批评的声音归因“拘泥于成见”，把常三省等反对者描绘为丑陋的敌人。
描述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时，用的词是“石破天惊”，谈及反对者，用的则是“上纲上线的围剿”。
这也就形成了一开始魏广德听到“束水攻沙法”后好感大增，打心底里认为此法或可解决黄河水患的原因。
但是，经过这几次和江治的讨论，从工部中官员口中知道治黄的复杂性后，才逐渐从美梦中苏醒过来。
貌似，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不仅不是治理黄河的良药，反而是一剂毒药。
至于后来满清为什么还是坚持使用潘季驯治水之法，或许也是因为他们被潘季驯颠覆性理论折服，以为凭此可以解决越发麻烦的黄河水患。
毕竟，大明是从万历时期开始使用此法治水，开始两年确实效果显著。
但是到了万历中后期，黄河水患愈发频繁后，直到明亡，或许在清朝皇帝眼里，这就是上天对明朝的警示，预示着他们必将灭亡，而会被满清所取代。
所以，明朝末年黄河水患并非束水攻沙法无效，而是上天的警示。
明朝不行，换成大清朝就必定无事了。
只是想法很好，但实际上最后证明还是错误的。
一八五五年，黄河再次北徙，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结束了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改由山东入海，清口枢纽从历史的洪流中骤然退场。
后世的清口枢纽，只留下了零零散散的遗址，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三河交汇的盛大场景。
大坝上，两旁种满植被，耳畔没有了黄河的波涛怒吼，取而代之的是不时传来的鸟鸣。
潘季驯等人前赴后继加高的高家堰，也就是洪泽湖大堤，在摄影师们的镜头里，一侧是安静的洪泽湖水，另一半是郁郁葱葱的堤坝。
“如果，把保运从治水中摘出来，工部可有办法治理黄河？”
魏广德仔细思索一番，衡量利益得失后，终于还是下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要做好和保运派恶斗一场的打算。
黄河已经很麻烦了，其中还交织着保皇陵，保运河的重任，却把保民生放到最后一位，他打心底里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既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可能酿出更大的麻烦，那就釜底抽薪，把保运先摘出去，只考虑保皇陵和保民生。
至于大运河，魏广德打算强硬推动海运接替河运，正好利用此次俞大猷万里征伐之事，可让大明朝廷接受，海运是安全的。
开玩笑，上万大军不远万里跨海作战，已经足够说明大明海船的安全性。
再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弄点到京城来？
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魏广德脑海里。
这帮夷人，可是不远十数万里跑到大明来做生意，让他们好好冲击下大明官员的观念也是好的。
说来好笑，虽然从弘治、正德朝开始，大明朝廷就已经知道了沿海有夷人商人出没，但是却因为不知他们国家所在，所以一直没有接受他们的朝贡。
对，在西方人眼里的外交，到大明这里就要变成朝贡，以藩国使者的身份朝贡大明皇帝。
而不是西方人熟悉的，国与国之间对等的交流。
现在大明，原来顽固的禁海派因为事实上海关的开设，已经偃旗息鼓，甚至积极参与其中，图海贸之利。
但是，他们赚钱的法子依旧是以把大明货物外运赚钱。
而南北货物流通，自始至终都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能力。
其中，自然是保运派为了利益，极力禁止海船北运有关。
实际上，并非没有南方货物北运的情况，只不过这种行为多是以“走私”方式进行，数量也非常少，达不到规模效应。
魏广德在知道黄河治水的大麻烦后，干脆舍弃河运，全力推动海运。
不过，在此以前，他必须得到工部的明确保证，那就是在不顾河运的前提下，能够成功治理黄河水患。
若是不能做到，强推海运势必将遭到无法想象的巨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