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皇宫。
偏殿里的忽必烈正看着奏章，这里除了他之外，只有安童和叶李两个人。
老忽很快就浏览完了奏章，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出声，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
见他如此，安童和叶李都没有说话。
殿堂内很安静，可这种安静没有持续多久就又被忽必烈打破。
“国债和钞行，在朝廷中如何归制为宜？”
安童和叶李迅即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由安童回道：
“臣与叶李计议了一下，朝廷可效仿琼州，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如陛下觉得不妥，则可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财政司，以求事权之专。”
忽必烈看了看安童，又看了看叶李，微微颔了颔首，淡淡地说道：
“财部之设暂且搁置，还是财政司较佳。”
叶李立刻开口：
“陛下圣明。”
老忽的手指在他的御案上轻轻敲了几下，然后接着说道：
“既然这个财政司的职事已定，其它的就由尚书省来处理吧。”
听了大汗所言，安童怔了怔，叶李则长出了一口气。
北元帝国于至元二十七年（宋景炎十五年），在朝政上实施的最重要举措，无疑就是所谓的“国债”和“钞行”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在朝堂上大肆渲染，但在忽必烈的关注下，私下里安童和叶李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忽必烈对此事的重视，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叶李这个“高参”、也没有外人给他讲述无耻的“圈钱”伟论，他也不难意识到，让天下人把钱“借”给朝廷、或“存”在朝廷的“钞行”里，对他的大元朝意味着什么。
故此，他不仅异乎寻常地没有让包括桑哥在内的任何人插手，把整个事情全权授予了安童和叶李，就是相关的商议，也多限于他们三人之间。
而安童受任后，则更为此事倾尽了所有心血。
过去的安童之所以对阿合马、卢世荣、包括桑哥反感，是他认为，这些人所实施的举措，多数仍不过是在搜刮、掠民之财。但他的尴尬就在于，他反对也好、反感也罢，作为当朝的丞相，他自己对朝廷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相应的解决之道。
然而，琼州的做法打开了他的眼界。
朝廷国用不足，可以向民“借”，只不过要还民以“利”；如此，朝廷从中得其便，民也可就此得其利。
在安童的看法里，相比那个“死胖子”和什么“卢居士”、包括桑哥或明或暗地把钱财“掠来”，琼州的做法真的不能不说两全其美，也更令人称道。
作为一个深受汉家文化影响、且得到过“正统士林教育”的儒门子弟，安童本就对士大夫之流向而往之，而琼州的做法恰恰又是由过去南宋的士大夫们所创立，他潜意识里面的倾向性可以说早已就存在。更何况上述两策一旦实施成功，不仅可以舒缓朝廷的困境，而且还意味着他重掌朝廷中的事权，不再成为某种摆设的角色。因此，无论是从“公”、还是“私”的角度来说，他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童除了遵照大汗旨意命属下继续查证琼州在行的各种做法、收集那个所谓的“大宋邸报”外，还曾特别指令：对琼州的“宝行”和“国债”，务必时刻要留意，一旦其中有任何消息或情况，均不得遗漏，第一时间报送大都。他自己更亲自与叶李等人反复琢磨、梳理琼州在宝行、国债上的各个细节。
但客观地说，安童在此事上的最大助力、就如同当初的桑哥，是有叶李这个“高参”。因为固然安童在用心，而叶李私下里也没少花心思。
叶李这个人是有才的，而且他还属于那种具有实用之学的才子，这是他无论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在这里，均为忽必烈所看重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上在南宋投靠北元的众多官员中，真正为忽必烈所看重、乃至重用的，实际上就一个叶李。其他不过就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散官”、所谓的“江南遗逸”闲人罢了。
不过正因为所谓“江南遗逸”的身份，叶李在许多事上就很谨慎，考虑的也远比安童要更细致。
叶李对安童的提点，主要在两个事情上。
一个是“国债”和“钞行”归属，也就是它们由朝廷的哪个衙门来管辖。这也是忽必烈交代他们所要筹划的事之一。
从已经打探出来的消息来看，琼州的做法是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安童就此认为，北元朝廷理应照搬。
但叶李认为不妥，因为按照这个做法，过去的户部势必要纳入到新设立到财部之中，这就就意味着要剥夺桑哥之权。而叶李根本不作此想，所以他提醒安童：
“丞相，以目下之情形，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恐怕不妥。”
安童看了看他。
“先生的意思是？”
“六部之事已有尚书省在管辖，仓促变更则易引起朝政上的风波。”
夺桑哥之权，依这个所谓“圣僧”的性子，又岂能不给你来事？
闻听他此言，安童不悦。
“先生此言差矣，不如此，难道我等要把此事交给户部？”
不提此举违背忽必烈不可假手他人的旨意，就是安童自己也决不愿意将此事的事权再交给桑哥，因为他并非不能完全意识到此事将来对北元帝国的重要影响。
叶李则摆了摆手：
“在下并非这个意思，在下只是想建议丞相，先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司，专行此事。须知，琼州草创之初，他们也只是设立了一个国债司。”
安童看着他。叶李继续说道：
“或者丞相也可将此两者一并上呈大汗，由大汗来圣断。”
闻言，安童不语。他自然仍在内心里评估。
但叶李已经变得慎重。
“丞相，相对来说，在下以为，朝廷若想国债和钞行能顺利实施，其实另一件事更重要。”
安童一怔。
“先生所指何事？”
“羊羔利。”
叶李对“国债”和“钞行”的关注，开始时是震惊于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毕竟历代朝廷没有过这样的做法。而当他深入地琢磨之后，他就愈发领悟到了其中奥妙。甚至他已经预感到，一旦这个“宝行”、或“钞行”风行天下，不仅给朝廷、而且还将给天下之人、尤其是商贾带来的便利。
但叶李同样觉察到此事在北元朝廷中的风险，这个“风险”，不是说像叶李这样中古时代的人能够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后世什么金融风险，而是北元社会习俗上的惯常做法所带来但朝廷上政治风险。
元代极为盛行的一个做法就是“羊羔利”，这个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历史上的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就曾下旨：“定民间贷钱取息法，以三分为准。”
叶李清醒地认识到，北元实施的“国债”和“钞行”举措，是与所谓的“羊羔利”有冲突的。因为朝廷设立“钞行”、乃至发行“国债”的目的，是“筹钱”来用，可朝廷绝不可能给予天下人“三分”的“利”。
就是从已得到的消息来看，琼州也从没有这样做过。
事实上，经他和安童初步商议过后，并报大汉核准，北元的钞行将照搬琼州的做法。
但这个“羊羔利”的存在，显然将是朝廷推行“钞行”、“国债”举措的一种严重阻碍。因为在有“三分利”、甚至私下里更高“利”可得的情况下，那些豪门大户又怎么会愿意把钱存到朝廷的“钞行”、以及购买朝廷的“国债”呢？
正是有鉴于此，他才对安童如此坦言。毕竟忽必烈已经把事情全都交到了安童和他的手上。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安童听了之后虽然开始时一怔,随即态度就变得十分坚决。
“先生无须对此担忧，我随后就将上奏大汗，请旨以朝廷的名义严禁这个所谓的‘羊羔利’。”
他恨恨地说道。
安童对“羊羔利”本就十分反感，因为这种做法就是在**裸地掠民之财，更不要说它还将破坏他正在进行的朝廷大计。
但听了他的话，叶李心中的担忧却丝毫没有减退。
“此事，怕是非我等所能措置，在下以为，仍还是由陛下来圣断为好。”
叶李其实很清楚，对于这个事情，不在于朝廷是否禁止，而在于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因为在众多放贷、迫使平民百姓还债还得倾家荡产、卖身为奴的人中间，有很多就是北元权贵和豪强，更直接地说就是来自蒙古和西域权贵。朝廷一旦禁止，以他的聪明，不难预料到这些人在朝堂上的反应。
而一旦涉及到蒙古大臣，叶李的谨慎就并非无因。因为无论是阿合马、还是卢世荣，对他来说同样是前车之鉴。
叶李心中对此其实已经有对策，但他却不肯明言。故此他给安童的建议还是：将此事一并上呈大汗，由忽必烈来决断。
当下，忽必烈的“圣断”也基本没有出乎叶李的预料，因此老忽的话音刚落，叶李就再度回道：
“臣和丞相自当谨遵陛下圣意。”
忽必烈看了叶李一眼，向安童交代道：
“安童，下去之后传朕的旨意，晋叶爱卿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
当安童和叶李离开皇宫之后，安童不解地向叶李问道：
“先生似乎早已知道大汗他必会如此措置。”
安童的确是不解的，因为历史上的他本就不是一个善于弄权之人，否则身为朝廷的丞相、还是亲上加亲的皇亲国戚，何至于面对阿合马、桑哥等人屡屡处于下风。
但叶李不同，他的某种“外来者”身份、他的脑子，足以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有些事。
“因为哪个人是朝廷的国师啊。”
他轻轻地回道。
偏殿里的忽必烈正看着奏章，这里除了他之外，只有安童和叶李两个人。
老忽很快就浏览完了奏章，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出声，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
见他如此，安童和叶李都没有说话。
殿堂内很安静，可这种安静没有持续多久就又被忽必烈打破。
“国债和钞行，在朝廷中如何归制为宜？”
安童和叶李迅即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由安童回道：
“臣与叶李计议了一下，朝廷可效仿琼州，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如陛下觉得不妥，则可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财政司，以求事权之专。”
忽必烈看了看安童，又看了看叶李，微微颔了颔首，淡淡地说道：
“财部之设暂且搁置，还是财政司较佳。”
叶李立刻开口：
“陛下圣明。”
老忽的手指在他的御案上轻轻敲了几下，然后接着说道：
“既然这个财政司的职事已定，其它的就由尚书省来处理吧。”
听了大汗所言，安童怔了怔，叶李则长出了一口气。
北元帝国于至元二十七年（宋景炎十五年），在朝政上实施的最重要举措，无疑就是所谓的“国债”和“钞行”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在朝堂上大肆渲染，但在忽必烈的关注下，私下里安童和叶李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忽必烈对此事的重视，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叶李这个“高参”、也没有外人给他讲述无耻的“圈钱”伟论，他也不难意识到，让天下人把钱“借”给朝廷、或“存”在朝廷的“钞行”里，对他的大元朝意味着什么。
故此，他不仅异乎寻常地没有让包括桑哥在内的任何人插手，把整个事情全权授予了安童和叶李，就是相关的商议，也多限于他们三人之间。
而安童受任后，则更为此事倾尽了所有心血。
过去的安童之所以对阿合马、卢世荣、包括桑哥反感，是他认为，这些人所实施的举措，多数仍不过是在搜刮、掠民之财。但他的尴尬就在于，他反对也好、反感也罢，作为当朝的丞相，他自己对朝廷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相应的解决之道。
然而，琼州的做法打开了他的眼界。
朝廷国用不足，可以向民“借”，只不过要还民以“利”；如此，朝廷从中得其便，民也可就此得其利。
在安童的看法里，相比那个“死胖子”和什么“卢居士”、包括桑哥或明或暗地把钱财“掠来”，琼州的做法真的不能不说两全其美，也更令人称道。
作为一个深受汉家文化影响、且得到过“正统士林教育”的儒门子弟，安童本就对士大夫之流向而往之，而琼州的做法恰恰又是由过去南宋的士大夫们所创立，他潜意识里面的倾向性可以说早已就存在。更何况上述两策一旦实施成功，不仅可以舒缓朝廷的困境，而且还意味着他重掌朝廷中的事权，不再成为某种摆设的角色。因此，无论是从“公”、还是“私”的角度来说，他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童除了遵照大汗旨意命属下继续查证琼州在行的各种做法、收集那个所谓的“大宋邸报”外，还曾特别指令：对琼州的“宝行”和“国债”，务必时刻要留意，一旦其中有任何消息或情况，均不得遗漏，第一时间报送大都。他自己更亲自与叶李等人反复琢磨、梳理琼州在宝行、国债上的各个细节。
但客观地说，安童在此事上的最大助力、就如同当初的桑哥，是有叶李这个“高参”。因为固然安童在用心，而叶李私下里也没少花心思。
叶李这个人是有才的，而且他还属于那种具有实用之学的才子，这是他无论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在这里，均为忽必烈所看重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上在南宋投靠北元的众多官员中，真正为忽必烈所看重、乃至重用的，实际上就一个叶李。其他不过就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散官”、所谓的“江南遗逸”闲人罢了。
不过正因为所谓“江南遗逸”的身份，叶李在许多事上就很谨慎，考虑的也远比安童要更细致。
叶李对安童的提点，主要在两个事情上。
一个是“国债”和“钞行”归属，也就是它们由朝廷的哪个衙门来管辖。这也是忽必烈交代他们所要筹划的事之一。
从已经打探出来的消息来看，琼州的做法是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安童就此认为，北元朝廷理应照搬。
但叶李认为不妥，因为按照这个做法，过去的户部势必要纳入到新设立到财部之中，这就就意味着要剥夺桑哥之权。而叶李根本不作此想，所以他提醒安童：
“丞相，以目下之情形，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恐怕不妥。”
安童看了看他。
“先生的意思是？”
“六部之事已有尚书省在管辖，仓促变更则易引起朝政上的风波。”
夺桑哥之权，依这个所谓“圣僧”的性子，又岂能不给你来事？
闻听他此言，安童不悦。
“先生此言差矣，不如此，难道我等要把此事交给户部？”
不提此举违背忽必烈不可假手他人的旨意，就是安童自己也决不愿意将此事的事权再交给桑哥，因为他并非不能完全意识到此事将来对北元帝国的重要影响。
叶李则摆了摆手：
“在下并非这个意思，在下只是想建议丞相，先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司，专行此事。须知，琼州草创之初，他们也只是设立了一个国债司。”
安童看着他。叶李继续说道：
“或者丞相也可将此两者一并上呈大汗，由大汗来圣断。”
闻言，安童不语。他自然仍在内心里评估。
但叶李已经变得慎重。
“丞相，相对来说，在下以为，朝廷若想国债和钞行能顺利实施，其实另一件事更重要。”
安童一怔。
“先生所指何事？”
“羊羔利。”
叶李对“国债”和“钞行”的关注，开始时是震惊于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毕竟历代朝廷没有过这样的做法。而当他深入地琢磨之后，他就愈发领悟到了其中奥妙。甚至他已经预感到，一旦这个“宝行”、或“钞行”风行天下，不仅给朝廷、而且还将给天下之人、尤其是商贾带来的便利。
但叶李同样觉察到此事在北元朝廷中的风险，这个“风险”，不是说像叶李这样中古时代的人能够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后世什么金融风险，而是北元社会习俗上的惯常做法所带来但朝廷上政治风险。
元代极为盛行的一个做法就是“羊羔利”，这个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历史上的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就曾下旨：“定民间贷钱取息法，以三分为准。”
叶李清醒地认识到，北元实施的“国债”和“钞行”举措，是与所谓的“羊羔利”有冲突的。因为朝廷设立“钞行”、乃至发行“国债”的目的，是“筹钱”来用，可朝廷绝不可能给予天下人“三分”的“利”。
就是从已得到的消息来看，琼州也从没有这样做过。
事实上，经他和安童初步商议过后，并报大汉核准，北元的钞行将照搬琼州的做法。
但这个“羊羔利”的存在，显然将是朝廷推行“钞行”、“国债”举措的一种严重阻碍。因为在有“三分利”、甚至私下里更高“利”可得的情况下，那些豪门大户又怎么会愿意把钱存到朝廷的“钞行”、以及购买朝廷的“国债”呢？
正是有鉴于此，他才对安童如此坦言。毕竟忽必烈已经把事情全都交到了安童和他的手上。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安童听了之后虽然开始时一怔,随即态度就变得十分坚决。
“先生无须对此担忧，我随后就将上奏大汗，请旨以朝廷的名义严禁这个所谓的‘羊羔利’。”
他恨恨地说道。
安童对“羊羔利”本就十分反感，因为这种做法就是在**裸地掠民之财，更不要说它还将破坏他正在进行的朝廷大计。
但听了他的话，叶李心中的担忧却丝毫没有减退。
“此事，怕是非我等所能措置，在下以为，仍还是由陛下来圣断为好。”
叶李其实很清楚，对于这个事情，不在于朝廷是否禁止，而在于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因为在众多放贷、迫使平民百姓还债还得倾家荡产、卖身为奴的人中间，有很多就是北元权贵和豪强，更直接地说就是来自蒙古和西域权贵。朝廷一旦禁止，以他的聪明，不难预料到这些人在朝堂上的反应。
而一旦涉及到蒙古大臣，叶李的谨慎就并非无因。因为无论是阿合马、还是卢世荣，对他来说同样是前车之鉴。
叶李心中对此其实已经有对策，但他却不肯明言。故此他给安童的建议还是：将此事一并上呈大汗，由忽必烈来决断。
当下，忽必烈的“圣断”也基本没有出乎叶李的预料，因此老忽的话音刚落，叶李就再度回道：
“臣和丞相自当谨遵陛下圣意。”
忽必烈看了叶李一眼，向安童交代道：
“安童，下去之后传朕的旨意，晋叶爱卿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
当安童和叶李离开皇宫之后，安童不解地向叶李问道：
“先生似乎早已知道大汗他必会如此措置。”
安童的确是不解的，因为历史上的他本就不是一个善于弄权之人，否则身为朝廷的丞相、还是亲上加亲的皇亲国戚，何至于面对阿合马、桑哥等人屡屡处于下风。
但叶李不同，他的某种“外来者”身份、他的脑子，足以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有些事。
“因为哪个人是朝廷的国师啊。”
他轻轻地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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