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附录是早先想写的，写了一半，懒了懒，就放了下来，现在觉得放到这里挺合适，于是又捡了起来。
先说几件亲身经历之事。
这第一件事，是在大约2000年左右，曾经接待了一个香港商人。那个时候上海浦东刚开发，饭桌上闲聊，这个商人就认为，上海将是香港以后最大的竞争威胁。
另一件是三年多之前到广州出差，乘出租车的经历。
私家车对现在的兄弟们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出行多打打“的士”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塞车时代”，有时候省钱省事不说，还能和司机侃一侃，多少知道点各地的风土人情。
（古人曾讲过如何了解民意，那就是多听听“贩夫走卒之言”。玩笑话哈，可不是对有些兄弟不敬。）
因为到宾馆的路有点长，加上又是下班的高峰期，堵车严重，所以就和司机多聊了一会。印象最深的，是说着说着（好像是由观光、购物上），话题就转到了香港，而这位司机大哥当即就表达了对香港人的不满。按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广州人去了香港，他们竟然也称我是‘表叔来了’”。
（广东话在下了解不多，但大概还知道，这个“表叔”的称乎不咋滴。）
随后他很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其实过去是他们到广州，我们称他们表叔来了。”
至于最后一个，就是大概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共和国的立国初期，个人往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
讲这三件事，是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关联性。
可以肯定地说，在共和国的立国之初，香港不仅无法与过去的“东方明珠”上海比，连广州也不如。
中国以前的城市能被称之为“大”的，只有一个“大上海”。老话中还有，“雾重庆，雨桂林，夜上海”。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繁华。
香港是在1840年被英国强占的，这就说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成效其实并不咋样。
甚至在共和国立国之初，有些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已经跑到了香港，结果又跑了回来，原因有两点：一个香港和上海相比太差，另一个和当地人语言上难以沟通。
很多香港商人都清楚，在过去的海洋贸易时代，上海能成为亚洲金融、贸易中心，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因素，这点根本是香港所无法相比的。
当时的外国资本（包括英资）进入中国，主要是在上海，而不是香港。你比如说以前汇丰银行，它的亚洲总部就设在上海。
资本是逐利的，英国自己的资本都往上海跑，由此可以想见其它。
那么香港是如何后来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就是有了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对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上流人士”、包括工商业人士逃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以及和黄金挂钩的美元。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二战刚结束、黄金仍是货币发行的基础、各地资金均十分短缺的背景下，它给香港带来了宝贵的民间发展资金。
其次就是由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所带来的“地利”。这又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上海失去了亚洲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二就是香港被共和国的开国者们刻意地保留，充当了共和国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或“桥梁”角色，这就给它带来了“地利”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后人现在其实无需什么内幕就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共和国“无法无天”的开国者们既然敢于收回租界，甚至在长江上向英**舰开炮，他们当然不会在乎再多个香港。将香港留下来，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之步骤。
其目的，大约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和西方交流的“通道”，同时也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留有一个能够私下里直接沟通的“桥梁”。
另一个“澳门”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或者是当作了一个“备份”。
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却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香港进入内地。
而两岸之间私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更足以给人以想象。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露，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表面上斗归斗，私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盘根错节”。
香港的这种“通道”或“桥梁”角色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著名的广交会上。一般来讲，这种大型的对外贸易交易会本应该放到既是海运中心、内陆交通也更便利、当时实际上还是全国制造业中心的上海，却将它落户到了广州，显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要对当初在棋盘上落的子加以利用。
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香港在“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起飞，而且也当然不能否认香港当地众人的努力。只不过还应该看到，香港的繁荣是与这个“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绝对分不开的。
会不会有后人来问：香港在这一时期从共和国的转口贸易中得到多少利呢？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至于“亚洲四小龙”差点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某种神话。
当共和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它更取得中国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达到了顶峰，整个华南地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之有关，而且其影响力还扩大到了更深远的内地。
恐怕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港商”记忆犹新。
但理性的讲，香港的这种中心地位很快就开始弱化。原因仍然与它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在“贸易”或“交往”中，如果开始的时候因陌生，双方还需要一个“中介”，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中间环节必然会被双方跳过。
更何况共和国后来施行的是全面开放政策，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如邮件、视频等等愈发加速了这种进程。
如果能回看历史更远点，甚至都还可以说，当中美在七十年代开始重新交往时起，这种趋势就已经预定了：上海注定要回归它本来的角色和地位。
香港其实是幸运的，因为随后它就遇到了九十年代末西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只不过这时候它已“回归”，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扶持。
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东亚之国的领地，它的好与坏、繁荣与衰落与这个东亚之国又有何关系？
香港前段时间很热闹，但这种“热闹”，不仅失去了“人和”，而且不知道是否预示着另一个历史的回归。
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地理等因素来看，中国南部的中心本应该为广州。但由于种种因素，广州的这个中心地位至少于经济上，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里被香港所取代。
据说当初还曾经有过香港－深圳大特区的想法，后因香港方面担心内地人的涌入，就此反对，此议作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着如此狭隘想法的香港，是担不了这个东亚之国南部中心重任的。
相反，从外人来看，要想突破香港环境、空间上限制、发展的困局，就只能更多地融入到珠三角大经济圈当中去，而不是排斥。
《三国演义》有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当“天时”不再被独享，“地利”也已不明显，假如再失去“人和”，那么，某种历史的“回归”恐怕就未必不会成为必然了。
香港的某些人似乎颇以能认、能写、还在使用繁体字为荣，且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但在个人看法中,不说这个能认、能写繁体字的内地有很多，更关键的是,真的懂得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的精髓了吗？
最后说一句，所谓特区的政府，完全可以视之为对唐、宋“羁縻州”制度的一种现代灵活运用。
先说几件亲身经历之事。
这第一件事，是在大约2000年左右，曾经接待了一个香港商人。那个时候上海浦东刚开发，饭桌上闲聊，这个商人就认为，上海将是香港以后最大的竞争威胁。
另一件是三年多之前到广州出差，乘出租车的经历。
私家车对现在的兄弟们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出行多打打“的士”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塞车时代”，有时候省钱省事不说，还能和司机侃一侃，多少知道点各地的风土人情。
（古人曾讲过如何了解民意，那就是多听听“贩夫走卒之言”。玩笑话哈，可不是对有些兄弟不敬。）
因为到宾馆的路有点长，加上又是下班的高峰期，堵车严重，所以就和司机多聊了一会。印象最深的，是说着说着（好像是由观光、购物上），话题就转到了香港，而这位司机大哥当即就表达了对香港人的不满。按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广州人去了香港，他们竟然也称我是‘表叔来了’”。
（广东话在下了解不多，但大概还知道，这个“表叔”的称乎不咋滴。）
随后他很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其实过去是他们到广州，我们称他们表叔来了。”
至于最后一个，就是大概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共和国的立国初期，个人往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
讲这三件事，是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关联性。
可以肯定地说，在共和国的立国之初，香港不仅无法与过去的“东方明珠”上海比，连广州也不如。
中国以前的城市能被称之为“大”的，只有一个“大上海”。老话中还有，“雾重庆，雨桂林，夜上海”。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繁华。
香港是在1840年被英国强占的，这就说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成效其实并不咋样。
甚至在共和国立国之初，有些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已经跑到了香港，结果又跑了回来，原因有两点：一个香港和上海相比太差，另一个和当地人语言上难以沟通。
很多香港商人都清楚，在过去的海洋贸易时代，上海能成为亚洲金融、贸易中心，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因素，这点根本是香港所无法相比的。
当时的外国资本（包括英资）进入中国，主要是在上海，而不是香港。你比如说以前汇丰银行，它的亚洲总部就设在上海。
资本是逐利的，英国自己的资本都往上海跑，由此可以想见其它。
那么香港是如何后来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就是有了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对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上流人士”、包括工商业人士逃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以及和黄金挂钩的美元。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二战刚结束、黄金仍是货币发行的基础、各地资金均十分短缺的背景下，它给香港带来了宝贵的民间发展资金。
其次就是由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所带来的“地利”。这又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上海失去了亚洲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二就是香港被共和国的开国者们刻意地保留，充当了共和国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或“桥梁”角色，这就给它带来了“地利”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后人现在其实无需什么内幕就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共和国“无法无天”的开国者们既然敢于收回租界，甚至在长江上向英**舰开炮，他们当然不会在乎再多个香港。将香港留下来，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之步骤。
其目的，大约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和西方交流的“通道”，同时也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留有一个能够私下里直接沟通的“桥梁”。
另一个“澳门”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或者是当作了一个“备份”。
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却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香港进入内地。
而两岸之间私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更足以给人以想象。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露，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表面上斗归斗，私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盘根错节”。
香港的这种“通道”或“桥梁”角色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著名的广交会上。一般来讲，这种大型的对外贸易交易会本应该放到既是海运中心、内陆交通也更便利、当时实际上还是全国制造业中心的上海，却将它落户到了广州，显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要对当初在棋盘上落的子加以利用。
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香港在“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起飞，而且也当然不能否认香港当地众人的努力。只不过还应该看到，香港的繁荣是与这个“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绝对分不开的。
会不会有后人来问：香港在这一时期从共和国的转口贸易中得到多少利呢？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至于“亚洲四小龙”差点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某种神话。
当共和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它更取得中国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达到了顶峰，整个华南地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之有关，而且其影响力还扩大到了更深远的内地。
恐怕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港商”记忆犹新。
但理性的讲，香港的这种中心地位很快就开始弱化。原因仍然与它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在“贸易”或“交往”中，如果开始的时候因陌生，双方还需要一个“中介”，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中间环节必然会被双方跳过。
更何况共和国后来施行的是全面开放政策，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如邮件、视频等等愈发加速了这种进程。
如果能回看历史更远点，甚至都还可以说，当中美在七十年代开始重新交往时起，这种趋势就已经预定了：上海注定要回归它本来的角色和地位。
香港其实是幸运的，因为随后它就遇到了九十年代末西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只不过这时候它已“回归”，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扶持。
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东亚之国的领地，它的好与坏、繁荣与衰落与这个东亚之国又有何关系？
香港前段时间很热闹，但这种“热闹”，不仅失去了“人和”，而且不知道是否预示着另一个历史的回归。
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地理等因素来看，中国南部的中心本应该为广州。但由于种种因素，广州的这个中心地位至少于经济上，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里被香港所取代。
据说当初还曾经有过香港－深圳大特区的想法，后因香港方面担心内地人的涌入，就此反对，此议作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着如此狭隘想法的香港，是担不了这个东亚之国南部中心重任的。
相反，从外人来看，要想突破香港环境、空间上限制、发展的困局，就只能更多地融入到珠三角大经济圈当中去，而不是排斥。
《三国演义》有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当“天时”不再被独享，“地利”也已不明显，假如再失去“人和”，那么，某种历史的“回归”恐怕就未必不会成为必然了。
香港的某些人似乎颇以能认、能写、还在使用繁体字为荣，且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但在个人看法中,不说这个能认、能写繁体字的内地有很多，更关键的是,真的懂得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的精髓了吗？
最后说一句，所谓特区的政府，完全可以视之为对唐、宋“羁縻州”制度的一种现代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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