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号，神州大地发生了一件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的成立，让中国的近代史上又多了一个历代政府的名称，汪伪政府。这让原本是***高层要员的汪美男（据说，汪精卫是民国十大美男之一哦），从此永远背负了投靠日本的第一大汉奸的罪名。
为什么要加上个伪字呢，原因是当时的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不予承认此政府，叛国投敌的政府当然要称之为伪政府了。
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直到1940年，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看看风声，觉得不对嘛，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而且士兵们长期疲于应战，更重要的是，原来口口声声宣告三个月就能搞定中国的小日本，现在发觉这仗都打了三年了，还未搞定中国，并且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似乎有增无减，上至蒋介石与**合作（史称国共合作）一起抗日，下至各个山区根据地，神马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一起联手抗日。
最让日本陆军军官开眼的是，中国人民是可以挖地道打仗滴，也可以小米做成子弹的，家家户户灶台上的大锅一挪开，里面就是一条暗道，而且这暗道深不可测，四通八达，到处都是地道战。这日本军官也犯愁了，孙子兵法上貌似没有这招啊。我们日本是吃饭团的，你们的一碗稀饭里，也捞不出几粒米来，咋劲道那么足啊，要知道挖地道是要很好的体力滴啊。
如果直接投降吧，这似乎不是日本军帝国主义的风格，那怎么办呢，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啊。近卫首相急的直跺脚。
一位叫晴气的日本首领站出来出谋划策了。
“这样打下去，不仅看不到希望，而且肯定会拖累了咱们整个日本的经济，再者，也会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哗然啊。”晴气说。
“那…..你说咋办啊？”近卫首相问。
“不如政治诱降，以华制华。”晴气说的斩钉截铁。
“什么叫诱降？你的，说明白滴。”近卫首相有点不耐烦道。
“哦，说白了，就是给中国下个台阶，我们打出亲善的旗号，愿意与日政府亲善的，我们一略给予支持，其实也就是劝诱中国向日本投降，这样的话，中国方面也有面子，我们日本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了。如果继续恶战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啊。”
“嗨，晴气啊，晴气，哈哈，这招亏你想得出的，妙招啊！其实这招俺早就想过，只不过，你替俺说出来了，哈哈，喝清酒去……”
近卫立马为晴气倒了满满一杯清酒，两人笑呵呵的立马绑上白色头巾，蹲好马步，边喝酒边唱起了日本的拉网小调：咿呀嗨兰，索兰索兰索兰…….你听那海鸥声声在歌唱呀…….
诱降政策就这样出台了。刚一出炉，有一个人按耐不住了，第一时间跳了出来，这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一向认为，吃小米粥的是抗不过吃饭团的，抗日必败。再说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使得中国人民也大伤了元气，虽然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抗日韧劲，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又何必以卵击石呢。你蒋介石狡猾，躲在重庆不出面，那这个罪人我去当好了，我就当一回日本汉奸，在中国人嘴里这种投靠日本的行为叫汉奸，可是人家日本人可不是这么叫的，人家叫亲善大使哦，俺就为了拯救受苦受难，在战争中受煎熬的平民百姓，让战争早日结束，俺就牺牲自己，做一个世人唾骂的大汉奸吧。
加上汪精卫的心腹周达海，李茂群的竭力怂恿，最后汪美男孤注一掷，决定彻底的与重庆的蒋介石决裂，大背头梳了又梳，穿上洋装，去南京成立自个的政府去了。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日本政府的支撑下就这样成立了。
不过，话说回来，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众说纷纭，有一派认为，他是出于大局考虑，宁愿自己背负罪名，让战争早日结束，让国家的百姓早日摆脱战争带来的厄运。可是，更多的说法是，他眼光短浅，只看到中国人民的弱，看不到中国人民抗战背后凝聚的巨大潜能，叛国投敌，没有志气，十足的奴婢样。后一种说法，占了今日历史上对其功过评判的主要立场。
因为，后来事实证明，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而日本是战败国。
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南京市民都被迫在自家的门口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当看到满大街的青天白日旗随风飘扬的时候，汪主席的双眼湿润了，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日政府的和风细雨中，人人吃上饭团，社会一片祥和，全国上下紧紧围绕在以汪主席为首的周围。此时的他，更加觉得自己的行为其实是和平救国，为什么国人会认为他是卖国呢？汪主席百思不得其解，他想了想，还是觉得有必要拉拢蒋介石一起“和平救国”，可是老蒋立刻回应道：免谈。
至此，汪主席彻底对蒋委员长失去了希望，好吧，咱们就各自为王吧，你在重庆，我在南京，你的一切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政府，一个有日本政府做后盾的政府，是世界上公认的政府。
日本政府看看汪主席已经铁定心跟定他们了，也就是说都是一家人了，也就不说两家话了。这时汪精卫想到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政府的银行，发行属于自己政府的货币，这个主意与日本政府不谋而合，于是派了一位日本专门研究中国金融的山本藏一帮忙策划。
“汪先生的和平救国理论真是卓越远见啊，汪先生这种舍小家而顾大家的品格，让我山本钦佩不已，吾以为，唯有在金融上制胜，方能统一中国。”山本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尤其在中国的金融业里。
“依山本先生的意思，如何制胜呢？我欲建立一个属于日汪政府的中央银行，这……可行吗？”汪精卫问道。
“现在中国主要的货币流通还是重庆政府在1935年发行的法币，如果我们也发行我们政府的货币，将法币慢慢的驱逐出金融领域，以达到摧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那么这样，不仅从政治上可以抵制国共的抗日势头，更从财政金融上削弱了抗日的力量。”山本的一番见解，让汪主席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心里暗自说道，老蒋，我们走着瞧吧。
经过一番策划，筹备，乃至实施，1941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了，接着又在上海外滩15号开设了分行。于同一天又发行了一种叫中储券的货币，期望中储券能迅速的替代法币的地位。
为什么要加上个伪字呢，原因是当时的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不予承认此政府，叛国投敌的政府当然要称之为伪政府了。
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直到1940年，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看看风声，觉得不对嘛，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而且士兵们长期疲于应战，更重要的是，原来口口声声宣告三个月就能搞定中国的小日本，现在发觉这仗都打了三年了，还未搞定中国，并且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似乎有增无减，上至蒋介石与**合作（史称国共合作）一起抗日，下至各个山区根据地，神马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一起联手抗日。
最让日本陆军军官开眼的是，中国人民是可以挖地道打仗滴，也可以小米做成子弹的，家家户户灶台上的大锅一挪开，里面就是一条暗道，而且这暗道深不可测，四通八达，到处都是地道战。这日本军官也犯愁了，孙子兵法上貌似没有这招啊。我们日本是吃饭团的，你们的一碗稀饭里，也捞不出几粒米来，咋劲道那么足啊，要知道挖地道是要很好的体力滴啊。
如果直接投降吧，这似乎不是日本军帝国主义的风格，那怎么办呢，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啊。近卫首相急的直跺脚。
一位叫晴气的日本首领站出来出谋划策了。
“这样打下去，不仅看不到希望，而且肯定会拖累了咱们整个日本的经济，再者，也会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哗然啊。”晴气说。
“那…..你说咋办啊？”近卫首相问。
“不如政治诱降，以华制华。”晴气说的斩钉截铁。
“什么叫诱降？你的，说明白滴。”近卫首相有点不耐烦道。
“哦，说白了，就是给中国下个台阶，我们打出亲善的旗号，愿意与日政府亲善的，我们一略给予支持，其实也就是劝诱中国向日本投降，这样的话，中国方面也有面子，我们日本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了。如果继续恶战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啊。”
“嗨，晴气啊，晴气，哈哈，这招亏你想得出的，妙招啊！其实这招俺早就想过，只不过，你替俺说出来了，哈哈，喝清酒去……”
近卫立马为晴气倒了满满一杯清酒，两人笑呵呵的立马绑上白色头巾，蹲好马步，边喝酒边唱起了日本的拉网小调：咿呀嗨兰，索兰索兰索兰…….你听那海鸥声声在歌唱呀…….
诱降政策就这样出台了。刚一出炉，有一个人按耐不住了，第一时间跳了出来，这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一向认为，吃小米粥的是抗不过吃饭团的，抗日必败。再说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使得中国人民也大伤了元气，虽然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抗日韧劲，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又何必以卵击石呢。你蒋介石狡猾，躲在重庆不出面，那这个罪人我去当好了，我就当一回日本汉奸，在中国人嘴里这种投靠日本的行为叫汉奸，可是人家日本人可不是这么叫的，人家叫亲善大使哦，俺就为了拯救受苦受难，在战争中受煎熬的平民百姓，让战争早日结束，俺就牺牲自己，做一个世人唾骂的大汉奸吧。
加上汪精卫的心腹周达海，李茂群的竭力怂恿，最后汪美男孤注一掷，决定彻底的与重庆的蒋介石决裂，大背头梳了又梳，穿上洋装，去南京成立自个的政府去了。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日本政府的支撑下就这样成立了。
不过，话说回来，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众说纷纭，有一派认为，他是出于大局考虑，宁愿自己背负罪名，让战争早日结束，让国家的百姓早日摆脱战争带来的厄运。可是，更多的说法是，他眼光短浅，只看到中国人民的弱，看不到中国人民抗战背后凝聚的巨大潜能，叛国投敌，没有志气，十足的奴婢样。后一种说法，占了今日历史上对其功过评判的主要立场。
因为，后来事实证明，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而日本是战败国。
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南京市民都被迫在自家的门口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当看到满大街的青天白日旗随风飘扬的时候，汪主席的双眼湿润了，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日政府的和风细雨中，人人吃上饭团，社会一片祥和，全国上下紧紧围绕在以汪主席为首的周围。此时的他，更加觉得自己的行为其实是和平救国，为什么国人会认为他是卖国呢？汪主席百思不得其解，他想了想，还是觉得有必要拉拢蒋介石一起“和平救国”，可是老蒋立刻回应道：免谈。
至此，汪主席彻底对蒋委员长失去了希望，好吧，咱们就各自为王吧，你在重庆，我在南京，你的一切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政府，一个有日本政府做后盾的政府，是世界上公认的政府。
日本政府看看汪主席已经铁定心跟定他们了，也就是说都是一家人了，也就不说两家话了。这时汪精卫想到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政府的银行，发行属于自己政府的货币，这个主意与日本政府不谋而合，于是派了一位日本专门研究中国金融的山本藏一帮忙策划。
“汪先生的和平救国理论真是卓越远见啊，汪先生这种舍小家而顾大家的品格，让我山本钦佩不已，吾以为，唯有在金融上制胜，方能统一中国。”山本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尤其在中国的金融业里。
“依山本先生的意思，如何制胜呢？我欲建立一个属于日汪政府的中央银行，这……可行吗？”汪精卫问道。
“现在中国主要的货币流通还是重庆政府在1935年发行的法币，如果我们也发行我们政府的货币，将法币慢慢的驱逐出金融领域，以达到摧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那么这样，不仅从政治上可以抵制国共的抗日势头，更从财政金融上削弱了抗日的力量。”山本的一番见解，让汪主席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心里暗自说道，老蒋，我们走着瞧吧。
经过一番策划，筹备，乃至实施，1941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了，接着又在上海外滩15号开设了分行。于同一天又发行了一种叫中储券的货币，期望中储券能迅速的替代法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