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在加拿大也是，城里人喜欢到果园，在收获中放飞心情。
一天，黛安打电话过来，问周末要不要去摘苹果，我闷得很，正盼着有机会出去换个心情。黛安说星期六早上出发，让在楼下等着，会有一个朋友来接我。
那天早上八点半，我来到约好的地点，等黛安的朋友。没多久，一辆锈迹斑斑的本田轿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晓舟么，我是云逸的朋友，我叫马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在驾驶位置上探过身子对我说话。这个马良有点像那个赫赫有名的马云，有点外星人的味道，但比马云要胖一点。
我打开车的后门，上了车。
“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女儿。”马良向我介绍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老婆，和坐在他后面的小女儿。他老婆戴着淡咖啡色镜框的深度眼镜，一看就是个女学者。他女儿大约五岁左右，坐在后座的儿童椅里。
以前听黛安讲过马良一家。马良和他妻子都是杭州人，后来考上了西安交大，并双双获取了计算机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们二人又一起到了深圳发展。大约二零零零年他们带着七岁的儿子移民加拿大。
他们一家同黛安一家几乎是同时移民加拿大，并几乎同时住进了位于snowdon大街的公寓，就这样他们由邻居变为好朋好友。刚来加拿大那会儿，他们都没有工作，两家人经常一起出去游玩。后来黛安一家在南岸买了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了。马良直到今天还租住在那套老房子里。
马良两口子虽然学历比黛安夫妇高，但他们俩的外语都不太好，在蒙特利尔想找到专业工作几乎不可能。马良后来到职业培训机构学了一段数控机床操作，毕业后找了一个开机床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他妻子一直没找到工作，后来又生了这个女儿，就干脆不找工作，在家里作全职太太。
他家的收入不高，很节俭。现在坐的这台本田车底儿都漏了，用纸板垫着，否则在车里能透过车底的破洞见路面。来加拿大很多人都买了房子，他们家没有买。但他们在子女教育上，在吃上，很讲究，下功夫。买肉买鱼，别人都买便宜的，他们一定要到高档商店买。吃鱼要吃深海的鱼，淡水鱼不吃，因为听说淡水鱼生活的水太浅有污染。
马良太太在家专职带孩子，两个孩子成长的都不错。有一年圣诞节，黛安邀请我们去她家过，马良一家也去了。他们全家那时刚刚从巴黎旅游回来，我们吃完晚饭的主要节目就是看他们一家巴黎旅游的录像带。一边看，他儿子在旁边一边给我们解说，讲得非常生动精彩。他儿子那时才十六岁，整个巴黎旅游都是他设计的。他们一家四口在巴黎玩了一周，总共花了四千加币。他儿子联系了巴黎的一家房东，租了一个一室一厅，每天只需五十美元，早晚餐在家里吃，中午带饭，剩下的钱都用在观光，看博物馆了。
后来又一个圣诞节，我们又在黛安家相聚，他女儿有十来岁了，很阳光，举止温雅，一看就是在一个温馨的家里长大的。特别是她说话有意思，汉语、英语、法语无缝对接，在她嘴里三种语言是那样有机地结合，好像融合成了一种新的语言。
最有意思的是马良妻子。她除了操持家务，教育孩子，还练就了神秘的功法。她不仅自己练，还给别人治病，据她自己说疗效不错，也有些小收入。
那天我们吃饭，小赵的丈夫突然腿痛起来，马良妻子见状主动要求给他治病。小赵丈夫看起来并不太相信她有什么功法，反复推辞说不用治，过一会儿就会好的。马良妻子坚持要让她试一下。盛情难却，小赵丈夫也不好再推辞。我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历来是有兴趣的，就凑过去看她怎么治病。
马良妻子站在小赵丈夫面前，双眼微闭，两臂端平，调整气息，手掌自然张开向下，距离小赵丈夫皮肤大约一两个厘米，从头至脚慢慢地移动，仿佛是在给小赵丈夫作扫描。这样往复扫描五分钟左右，马良妻子脸上显出疲惫的神色，再过一会儿，显得精疲力竭，最后，眉头紧皱，口里艰难地吞咽几下后，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怎么了？”我被吓了一跳，以为她犯了什么病。
“没事儿，她这是发功太厉害了。”马良微笑着安慰大家。
过了一会儿，马良妻子缓过劲儿而来，双目微睁，冲大家微微一笑：“他体内不通，阻力太大了，我几乎耗尽全力才帮他打通。”
“感觉怎么样？”黛安问小赵丈夫，看来大家都急切希望知道疗效。
“怎么说呢，好像有点感觉。”小赵丈夫一边摸着自己的双腿，一边犹犹豫豫地回答。
“你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我得经常给你通通。你没时间我去你那儿也行。”马良妻子认真地说。
这一幕似曾相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我叔叔家里，叔叔曾给瘫痪的婶婶如此发功治病，那时我很不理解，叔叔怎么会信这种医术，没想二十几年过去，又看见这神乎其神的一幕，我非常想搞清其真伪，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会颠覆我很多的认知。
大概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小赵的丈夫，我把他拉到一边，认真地问他上次马良妻子给他治病的疗效到底怎样？他笑眯眯地盯了我好一会儿说：“好像作用真的不大。”
还是回到那次摘苹果之旅。我上车之后，马良开车直奔南岸。过了南岸chanplan大桥，下了高速不久就来到了和黛安约好的集合地。黛安、云逸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只有半岁的小女儿、云逸的父母都已经等在那儿了。
我下了车，和大家打了招呼。云逸的父母我们在国内时就很熟，我喜欢游泳，他父母也喜欢游泳，我们常常在海边见面，他们老两口比我们早到加拿大几个月。
黛安五岁的儿子也见过。上次，黛安和云逸周末带儿子去学中文，顺便也带我出去转转转。他儿子叫云天。我还和他有过一个小小的不愉快。那天我们送云天去中文学校，到学校门口，黛安的小女儿云霞突然拉稀，黛安、云逸忙着收拾孩子，就让我带云天进学校。
学校是一对中国年轻夫妇开的，在一栋二层公寓里。这对夫妇，开始时像任重一样，招了几个孩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教孩子中文，补数学。后来，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就买了这个二层的小公寓，楼上楼下，大概有两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雇了几个老师。
我带着云天进去，楼上楼下的门厅里挤满了孩子家长。每个房间里都有十几个孩子，孩子们坐在地上，年轻的女老师手里端着小白板，教孩子认中文字，算算术，画画，甚至还有教孩子速算、打算盘的。
把云天送进中文班，回到车里，我问云逸，这儿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云逸告诉我，中国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中文，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于在加拿大的中国孩子来说，学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不难，学中文却很难。还有，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有数学头脑，他们普遍觉得加拿大人不会算算术，所以希望给孩子多建立一点数字观念。这家学校的位置好，父母们周末想出来玩一玩，逛逛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孩子送到学校，逛够了，再把孩子接回家。
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里大约有六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小时十五元，三小时就是四十五元，一天就可以赚两三千加币。一个周末两天，就有六千多，四个周末，一个月可以净赚两万四五千加币。
我又问云逸，这个学校是怎么拿到加拿大教育执照的？据我所知，加拿大对办学条件要求极其苛刻，首先要求教师要有加拿大师范专业的文凭和职业证书，其次还要求教师要通过法语、英语的教师资格考试。除了本地出生的白人，中国移民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些要求。云逸说他不知道这家学校有没有执照，如果没有执照，这家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周围邻居会向政府投诉的。
云霞今天不舒服，总是哭。云逸走进学校把云天提前接出来。云天上车后，在我旁边坐下来。我关心地问他：“云天，今天上课发言了么？”
云天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
“云天，告诉叔叔，上课发言了没有？”我看他不高兴，就接着逗他。
“你才发炎了呢！”小云天不高兴地回了我一嘴。
我被云天的回答整蒙了。
“他不懂发言是什么意思，他还以为你问他是不是生病发炎了。”云逸看着我尴尬的样子笑着帮他儿子解释。
我这才恍然大悟，一车人被云天对“发言”的理解逗得大笑起来。
言归正传，我们集合后，云逸给马良一个对讲机，以便路上联系。云逸让我坐在他的副驾驶位置，然后起程。
果园离美国边境不远，大约两小时车程。九月中旬的加拿大正是赏枫叶的时候。通往美加边境的这条路是赏枫叶的最佳路线。坐在车里，路两边的枫叶美不胜收。赏枫叶需要好的阳光，因为枫叶在阳光的照耀下会展现出斑斓多彩的颜色。“停车坐爱枫林晚”是一种意境，迎着扑面而来的大片红叶飞驰更令人兴奋。
云逸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疾驶，路两边一片片高大茂密的枫树林不断向你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各种红色，由于温度的差异，越往南开颜色越浅，开始是大片的暗红的枫叶，然后是深红的枫叶，接着是一簇簇橙色，再在接着是红里透黄，最后是红橙黄绿浑然一体，在阳光下奏出绚丽斑斓的颜色交响乐。
开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进入乡间小路。路不宽，是双向单排道。道路两旁是大片刚收割后的农田。在这条路上大约行驶了二十分钟，我们开进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路两旁是一栋栋带前后院子的农舍，以中国的标准，这些农舍也可以称为别墅，但和城里的房子不同的是，这里的别墅外墙很少用砖头贴面，大多用的是木质材料或类似塑料板那样的材料作墙面。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这种墙面觉得很好看，后来才知道作为墙面材料，最好的是石头，其次是砖头，再次是木头，然后是塑料材料，最差是铁皮面。
云逸把车开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有围栏，门口上面还有一个拱形铁牌子，用英法语写着“欢迎”。
这是一个苹果酒厂，院子右手边是个停车场，停了很多车；左手边是个一层的方形建筑，这是酒厂及展销大厅。
我们一行人十个人走进展销大厅。大厅装修得高档典雅。靠近门口是品尝室，品尝室内用柜台隔出一个小间，里面有男女服务员各一名，帮客人选酒，调酒，让客人免费品尝。这一对服务员不仅金发碧眼，年青靓丽，而且还带有一种乡土的憨厚和热情，脸上的笑是那么纯。加拿大的农场、果园、酒厂都是私人的，这里的服务员一般就是农场主的儿女们。
云逸显然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一进门，他就昂首阔步地走向品尝台，我们一帮子人东张西望地跟在后面。他走到品尝台，女服务员微笑着迎上前来。
“可以带我们看一下么？”云逸对女服务员说。
“你们是一起的么？”女服务员略带惊讶地看着我们一大群人笑着问道。
“是。”云逸肯定地回答。
女服务员非常友好地对大家笑着说：“请跟我来。”
我们跟着女服务员走进产品展示室，里面靠着墙有一个很大的酒架，上面放着他们产的各种酒。我不懂酒，特别是苹果酒。我只是看看价钱，价格一般在二十元加币到四五十加币不等。云逸和马良各点了四五种酒，服务员记下牌子，然后带着大家返回品酒台。
品酒台里备有各种样品酒。服务员找出云逸点的酒，拿出一个一次性纸杯，给他倒上一点儿，让他品。
“就一杯？”云逸不快地看着服务员问。
“对呀。”服务有些不解。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尝一尝。”
“所有人？”服务员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云逸。
“对，所有！”云逸不容置疑的回答。
女服务员带着傻傻的笑望着云逸，开玩笑地说：“连那个抱着的小娃娃也要”,她指的是云霞。
“除了那个小娃娃，其他人，每人都要尝尝。”云逸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好吧，每人一杯，都尝尝。”女服务员带着无奈的笑答应了云逸的要求。
服务员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酒，我接过酒一口喝干，转身走开了。云逸和马良倚在柜台前，有模有样地小口品着酒。喝完自己那份，云逸把他母亲那份，马良把他女儿那份也喝干了。最后，云逸和马良每人买了两瓶价值四十加币的酒。
离开酒厂，又开了四五分钟，我们来到一个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停车场，停了很多车。停车场边有一溜平房，那是卖苹果的商店，有不少人在那儿购买苹果。马路对面是一大片果园，那是我们摘苹果的地方。
云逸父母留在车里带云霞，其余的人都去摘苹果。
摘苹果之前，先要在卖苹果的商店买塑料袋。塑料袋分十磅的，十五磅的两种。十磅的塑料袋，十个加币一个；十五磅的，十五加币一个。我买了一个十个加币的袋子。
买了袋子，我们登上了一辆带后挂斗的拖拉机。拖拉机车斗两边各固定了一条长木凳，车斗里坐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玩的。车斗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白人。
我有好多年没有坐这种交通工具了。这让我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广东的香港人开的工厂工作，我们每天早上上班有一段路程是乡村小路，必须三轮车上班。那时，我们一帮子管理人员，英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也是象这样，坐在车斗里去上班。这种景象如今在中国城里已经看不见了，加拿大让我重温旧梦。
拖拉机在田间小路上颠颠簸簸了三四分钟，来到了苹果园深处。这里种的有富士、makentosh、gala。我们来晚了，富士、gala已经被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entosh口感不好，大家都不愿意要，果园地上到处扔的都是被咬了几口的苹果。
我们分散开寻找自己喜欢的苹果。我在国内只吃过富士，所以我就专心地找富士。一会儿，我找到一棵富士树，这棵树挺大，我摘了一个苹果，尝一尝，味道不错，就守着这棵树摘。
我正专心地摘着苹果，突然背后传来了黛安的尖叫：“快来看呀，晓舟藏在这儿偷着摘苹果呀！”云逸、马良夫妇闻声也赶过来。
“晓舟呀，晓舟，这么好的苹果，你也不喊大家，一个人偷偷地摘，不怎么地道呀！”黛安调侃着。
“摘点苹果有什么可藏的。”我不以为然地说。
“晓舟呀，晓舟，难道你不知道加拿大资源少么。”黛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当时我只当作这是老同学间的玩笑，后来呆久了，发现在加拿大供新移民生存的资源确实很少，很珍贵。记得一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女孩曾认真地对我说：“加拿大的每一分钱都不是白给的。”
本来我们还想到另一片果园去看看，这时起风了，天空飘来一朵朵的乌云。黛安、马良他们都带着孩子，见要下雨，赶快往停车点赶去。刚赶到停车的空地，天空就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雨点。车还没有来，我们躲到一棵小树下避雨。还好，雨并不大，我们正好在树下唠嗑。讲着讲着，话题还是回到了国内，马良比较愤世嫉俗，激动地针砭时弊。而云逸却与在国内时大不相同，显得非常爱国。他和马良各不相让，云逸对马良说：“如果不是中国强大，你们公司的老外还能瞧得起你？中国强大对咱们有好处，你别心里没数了。”
这时，那台拖拉机开回来了，云逸和马良还在争吵。马良很激动，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越来越快；云逸一如既往地雄辩，振振有辞。旁边等车的老外不断偷偷地望着我们这几个争得面红耳赤的中国人。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吵吵闹闹令人不太舒服，就催促他们赶快上车。
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停车场，雨渐渐地大了起来，大家决定立刻往蒙特利尔赶。云逸让我坐马良的车回去。他们一家直接回南岸。
回去的路上，马良显然还沉浸在刚才的争论之中。他认为云逸考虑问题过于简单。他认为单纯地发展经济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还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比如环境问题。还有公平问题，如果法制不健全，社会体系不完善，贫富差别过大，一些人会变的越来越富，一些人会沦为贱民。还有物价问题，现在国内房价涨得那么快，如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就麻烦了。
提到房子，我问马良在国内有没有房子。马良告诉我他在深圳有一套一百来平米的房子，现在也值二百来万，将来回国养老，就靠这套房子了。我问他一旦国内房子降了怎么办？他认为，现在国内什么都涨价，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都涨价，房子怎么会降价。再说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中国人口越来越多，能盖房子的土地越来越少，房子不可能降价。
我接着问他为什么不在加拿大买房子。一提到这件事，戳到了他的痛处。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太上火了，刚来那时候房子多便宜呀！云逸那套房子，当时买的时候，用了不到十五万加币。现在至少要翻翻儿。”
“你现在也可以买呀？”我追问道。
“现在晚了。我和一个搞趋势分析的朋友研究过，我们还画出了房地产价格走势图。你知正鉉曲线吧，现在的价位已经到了波峰顶点，接着就要下滑了。”
“你刚才不是说房子不会降价么？”我不解地问。
“我说是中国不会降价，加拿大不一样，这里地广人稀，它拿什么支持现在的房价。”
“但我觉得房子价格的关键是地脚，我觉得蒙特利尔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低。”我争辩道。
“你刚来，还不懂。你看着，过不了多久加拿大的房地产肯定降价。”
我也不好再争辩什么了。不过后来加拿大的房价还是一直在涨。我刚去时，黛安开价二十五万让我买她家的房子，我没有买，三年后，黛安是三十万加币卖掉的。
本来我还有些问题要问马良，可车子已经到我们家附近，我只好下车回家了。
一天，黛安打电话过来，问周末要不要去摘苹果，我闷得很，正盼着有机会出去换个心情。黛安说星期六早上出发，让在楼下等着，会有一个朋友来接我。
那天早上八点半，我来到约好的地点，等黛安的朋友。没多久，一辆锈迹斑斑的本田轿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晓舟么，我是云逸的朋友，我叫马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在驾驶位置上探过身子对我说话。这个马良有点像那个赫赫有名的马云，有点外星人的味道，但比马云要胖一点。
我打开车的后门，上了车。
“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女儿。”马良向我介绍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老婆，和坐在他后面的小女儿。他老婆戴着淡咖啡色镜框的深度眼镜，一看就是个女学者。他女儿大约五岁左右，坐在后座的儿童椅里。
以前听黛安讲过马良一家。马良和他妻子都是杭州人，后来考上了西安交大，并双双获取了计算机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们二人又一起到了深圳发展。大约二零零零年他们带着七岁的儿子移民加拿大。
他们一家同黛安一家几乎是同时移民加拿大，并几乎同时住进了位于snowdon大街的公寓，就这样他们由邻居变为好朋好友。刚来加拿大那会儿，他们都没有工作，两家人经常一起出去游玩。后来黛安一家在南岸买了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了。马良直到今天还租住在那套老房子里。
马良两口子虽然学历比黛安夫妇高，但他们俩的外语都不太好，在蒙特利尔想找到专业工作几乎不可能。马良后来到职业培训机构学了一段数控机床操作，毕业后找了一个开机床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他妻子一直没找到工作，后来又生了这个女儿，就干脆不找工作，在家里作全职太太。
他家的收入不高，很节俭。现在坐的这台本田车底儿都漏了，用纸板垫着，否则在车里能透过车底的破洞见路面。来加拿大很多人都买了房子，他们家没有买。但他们在子女教育上，在吃上，很讲究，下功夫。买肉买鱼，别人都买便宜的，他们一定要到高档商店买。吃鱼要吃深海的鱼，淡水鱼不吃，因为听说淡水鱼生活的水太浅有污染。
马良太太在家专职带孩子，两个孩子成长的都不错。有一年圣诞节，黛安邀请我们去她家过，马良一家也去了。他们全家那时刚刚从巴黎旅游回来，我们吃完晚饭的主要节目就是看他们一家巴黎旅游的录像带。一边看，他儿子在旁边一边给我们解说，讲得非常生动精彩。他儿子那时才十六岁，整个巴黎旅游都是他设计的。他们一家四口在巴黎玩了一周，总共花了四千加币。他儿子联系了巴黎的一家房东，租了一个一室一厅，每天只需五十美元，早晚餐在家里吃，中午带饭，剩下的钱都用在观光，看博物馆了。
后来又一个圣诞节，我们又在黛安家相聚，他女儿有十来岁了，很阳光，举止温雅，一看就是在一个温馨的家里长大的。特别是她说话有意思，汉语、英语、法语无缝对接，在她嘴里三种语言是那样有机地结合，好像融合成了一种新的语言。
最有意思的是马良妻子。她除了操持家务，教育孩子，还练就了神秘的功法。她不仅自己练，还给别人治病，据她自己说疗效不错，也有些小收入。
那天我们吃饭，小赵的丈夫突然腿痛起来，马良妻子见状主动要求给他治病。小赵丈夫看起来并不太相信她有什么功法，反复推辞说不用治，过一会儿就会好的。马良妻子坚持要让她试一下。盛情难却，小赵丈夫也不好再推辞。我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历来是有兴趣的，就凑过去看她怎么治病。
马良妻子站在小赵丈夫面前，双眼微闭，两臂端平，调整气息，手掌自然张开向下，距离小赵丈夫皮肤大约一两个厘米，从头至脚慢慢地移动，仿佛是在给小赵丈夫作扫描。这样往复扫描五分钟左右，马良妻子脸上显出疲惫的神色，再过一会儿，显得精疲力竭，最后，眉头紧皱，口里艰难地吞咽几下后，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怎么了？”我被吓了一跳，以为她犯了什么病。
“没事儿，她这是发功太厉害了。”马良微笑着安慰大家。
过了一会儿，马良妻子缓过劲儿而来，双目微睁，冲大家微微一笑：“他体内不通，阻力太大了，我几乎耗尽全力才帮他打通。”
“感觉怎么样？”黛安问小赵丈夫，看来大家都急切希望知道疗效。
“怎么说呢，好像有点感觉。”小赵丈夫一边摸着自己的双腿，一边犹犹豫豫地回答。
“你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我得经常给你通通。你没时间我去你那儿也行。”马良妻子认真地说。
这一幕似曾相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我叔叔家里，叔叔曾给瘫痪的婶婶如此发功治病，那时我很不理解，叔叔怎么会信这种医术，没想二十几年过去，又看见这神乎其神的一幕，我非常想搞清其真伪，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会颠覆我很多的认知。
大概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小赵的丈夫，我把他拉到一边，认真地问他上次马良妻子给他治病的疗效到底怎样？他笑眯眯地盯了我好一会儿说：“好像作用真的不大。”
还是回到那次摘苹果之旅。我上车之后，马良开车直奔南岸。过了南岸chanplan大桥，下了高速不久就来到了和黛安约好的集合地。黛安、云逸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只有半岁的小女儿、云逸的父母都已经等在那儿了。
我下了车，和大家打了招呼。云逸的父母我们在国内时就很熟，我喜欢游泳，他父母也喜欢游泳，我们常常在海边见面，他们老两口比我们早到加拿大几个月。
黛安五岁的儿子也见过。上次，黛安和云逸周末带儿子去学中文，顺便也带我出去转转转。他儿子叫云天。我还和他有过一个小小的不愉快。那天我们送云天去中文学校，到学校门口，黛安的小女儿云霞突然拉稀，黛安、云逸忙着收拾孩子，就让我带云天进学校。
学校是一对中国年轻夫妇开的，在一栋二层公寓里。这对夫妇，开始时像任重一样，招了几个孩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教孩子中文，补数学。后来，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就买了这个二层的小公寓，楼上楼下，大概有两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雇了几个老师。
我带着云天进去，楼上楼下的门厅里挤满了孩子家长。每个房间里都有十几个孩子，孩子们坐在地上，年轻的女老师手里端着小白板，教孩子认中文字，算算术，画画，甚至还有教孩子速算、打算盘的。
把云天送进中文班，回到车里，我问云逸，这儿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云逸告诉我，中国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中文，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于在加拿大的中国孩子来说，学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不难，学中文却很难。还有，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有数学头脑，他们普遍觉得加拿大人不会算算术，所以希望给孩子多建立一点数字观念。这家学校的位置好，父母们周末想出来玩一玩，逛逛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孩子送到学校，逛够了，再把孩子接回家。
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里大约有六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小时十五元，三小时就是四十五元，一天就可以赚两三千加币。一个周末两天，就有六千多，四个周末，一个月可以净赚两万四五千加币。
我又问云逸，这个学校是怎么拿到加拿大教育执照的？据我所知，加拿大对办学条件要求极其苛刻，首先要求教师要有加拿大师范专业的文凭和职业证书，其次还要求教师要通过法语、英语的教师资格考试。除了本地出生的白人，中国移民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些要求。云逸说他不知道这家学校有没有执照，如果没有执照，这家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周围邻居会向政府投诉的。
云霞今天不舒服，总是哭。云逸走进学校把云天提前接出来。云天上车后，在我旁边坐下来。我关心地问他：“云天，今天上课发言了么？”
云天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
“云天，告诉叔叔，上课发言了没有？”我看他不高兴，就接着逗他。
“你才发炎了呢！”小云天不高兴地回了我一嘴。
我被云天的回答整蒙了。
“他不懂发言是什么意思，他还以为你问他是不是生病发炎了。”云逸看着我尴尬的样子笑着帮他儿子解释。
我这才恍然大悟，一车人被云天对“发言”的理解逗得大笑起来。
言归正传，我们集合后，云逸给马良一个对讲机，以便路上联系。云逸让我坐在他的副驾驶位置，然后起程。
果园离美国边境不远，大约两小时车程。九月中旬的加拿大正是赏枫叶的时候。通往美加边境的这条路是赏枫叶的最佳路线。坐在车里，路两边的枫叶美不胜收。赏枫叶需要好的阳光，因为枫叶在阳光的照耀下会展现出斑斓多彩的颜色。“停车坐爱枫林晚”是一种意境，迎着扑面而来的大片红叶飞驰更令人兴奋。
云逸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疾驶，路两边一片片高大茂密的枫树林不断向你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各种红色，由于温度的差异，越往南开颜色越浅，开始是大片的暗红的枫叶，然后是深红的枫叶，接着是一簇簇橙色，再在接着是红里透黄，最后是红橙黄绿浑然一体，在阳光下奏出绚丽斑斓的颜色交响乐。
开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进入乡间小路。路不宽，是双向单排道。道路两旁是大片刚收割后的农田。在这条路上大约行驶了二十分钟，我们开进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路两旁是一栋栋带前后院子的农舍，以中国的标准，这些农舍也可以称为别墅，但和城里的房子不同的是，这里的别墅外墙很少用砖头贴面，大多用的是木质材料或类似塑料板那样的材料作墙面。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这种墙面觉得很好看，后来才知道作为墙面材料，最好的是石头，其次是砖头，再次是木头，然后是塑料材料，最差是铁皮面。
云逸把车开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有围栏，门口上面还有一个拱形铁牌子，用英法语写着“欢迎”。
这是一个苹果酒厂，院子右手边是个停车场，停了很多车；左手边是个一层的方形建筑，这是酒厂及展销大厅。
我们一行人十个人走进展销大厅。大厅装修得高档典雅。靠近门口是品尝室，品尝室内用柜台隔出一个小间，里面有男女服务员各一名，帮客人选酒，调酒，让客人免费品尝。这一对服务员不仅金发碧眼，年青靓丽，而且还带有一种乡土的憨厚和热情，脸上的笑是那么纯。加拿大的农场、果园、酒厂都是私人的，这里的服务员一般就是农场主的儿女们。
云逸显然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一进门，他就昂首阔步地走向品尝台，我们一帮子人东张西望地跟在后面。他走到品尝台，女服务员微笑着迎上前来。
“可以带我们看一下么？”云逸对女服务员说。
“你们是一起的么？”女服务员略带惊讶地看着我们一大群人笑着问道。
“是。”云逸肯定地回答。
女服务员非常友好地对大家笑着说：“请跟我来。”
我们跟着女服务员走进产品展示室，里面靠着墙有一个很大的酒架，上面放着他们产的各种酒。我不懂酒，特别是苹果酒。我只是看看价钱，价格一般在二十元加币到四五十加币不等。云逸和马良各点了四五种酒，服务员记下牌子，然后带着大家返回品酒台。
品酒台里备有各种样品酒。服务员找出云逸点的酒，拿出一个一次性纸杯，给他倒上一点儿，让他品。
“就一杯？”云逸不快地看着服务员问。
“对呀。”服务有些不解。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尝一尝。”
“所有人？”服务员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云逸。
“对，所有！”云逸不容置疑的回答。
女服务员带着傻傻的笑望着云逸，开玩笑地说：“连那个抱着的小娃娃也要”,她指的是云霞。
“除了那个小娃娃，其他人，每人都要尝尝。”云逸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好吧，每人一杯，都尝尝。”女服务员带着无奈的笑答应了云逸的要求。
服务员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酒，我接过酒一口喝干，转身走开了。云逸和马良倚在柜台前，有模有样地小口品着酒。喝完自己那份，云逸把他母亲那份，马良把他女儿那份也喝干了。最后，云逸和马良每人买了两瓶价值四十加币的酒。
离开酒厂，又开了四五分钟，我们来到一个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停车场，停了很多车。停车场边有一溜平房，那是卖苹果的商店，有不少人在那儿购买苹果。马路对面是一大片果园，那是我们摘苹果的地方。
云逸父母留在车里带云霞，其余的人都去摘苹果。
摘苹果之前，先要在卖苹果的商店买塑料袋。塑料袋分十磅的，十五磅的两种。十磅的塑料袋，十个加币一个；十五磅的，十五加币一个。我买了一个十个加币的袋子。
买了袋子，我们登上了一辆带后挂斗的拖拉机。拖拉机车斗两边各固定了一条长木凳，车斗里坐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玩的。车斗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白人。
我有好多年没有坐这种交通工具了。这让我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广东的香港人开的工厂工作，我们每天早上上班有一段路程是乡村小路，必须三轮车上班。那时，我们一帮子管理人员，英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也是象这样，坐在车斗里去上班。这种景象如今在中国城里已经看不见了，加拿大让我重温旧梦。
拖拉机在田间小路上颠颠簸簸了三四分钟，来到了苹果园深处。这里种的有富士、makentosh、gala。我们来晚了，富士、gala已经被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entosh口感不好，大家都不愿意要，果园地上到处扔的都是被咬了几口的苹果。
我们分散开寻找自己喜欢的苹果。我在国内只吃过富士，所以我就专心地找富士。一会儿，我找到一棵富士树，这棵树挺大，我摘了一个苹果，尝一尝，味道不错，就守着这棵树摘。
我正专心地摘着苹果，突然背后传来了黛安的尖叫：“快来看呀，晓舟藏在这儿偷着摘苹果呀！”云逸、马良夫妇闻声也赶过来。
“晓舟呀，晓舟，这么好的苹果，你也不喊大家，一个人偷偷地摘，不怎么地道呀！”黛安调侃着。
“摘点苹果有什么可藏的。”我不以为然地说。
“晓舟呀，晓舟，难道你不知道加拿大资源少么。”黛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当时我只当作这是老同学间的玩笑，后来呆久了，发现在加拿大供新移民生存的资源确实很少，很珍贵。记得一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女孩曾认真地对我说：“加拿大的每一分钱都不是白给的。”
本来我们还想到另一片果园去看看，这时起风了，天空飘来一朵朵的乌云。黛安、马良他们都带着孩子，见要下雨，赶快往停车点赶去。刚赶到停车的空地，天空就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雨点。车还没有来，我们躲到一棵小树下避雨。还好，雨并不大，我们正好在树下唠嗑。讲着讲着，话题还是回到了国内，马良比较愤世嫉俗，激动地针砭时弊。而云逸却与在国内时大不相同，显得非常爱国。他和马良各不相让，云逸对马良说：“如果不是中国强大，你们公司的老外还能瞧得起你？中国强大对咱们有好处，你别心里没数了。”
这时，那台拖拉机开回来了，云逸和马良还在争吵。马良很激动，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越来越快；云逸一如既往地雄辩，振振有辞。旁边等车的老外不断偷偷地望着我们这几个争得面红耳赤的中国人。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吵吵闹闹令人不太舒服，就催促他们赶快上车。
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停车场，雨渐渐地大了起来，大家决定立刻往蒙特利尔赶。云逸让我坐马良的车回去。他们一家直接回南岸。
回去的路上，马良显然还沉浸在刚才的争论之中。他认为云逸考虑问题过于简单。他认为单纯地发展经济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还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比如环境问题。还有公平问题，如果法制不健全，社会体系不完善，贫富差别过大，一些人会变的越来越富，一些人会沦为贱民。还有物价问题，现在国内房价涨得那么快，如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就麻烦了。
提到房子，我问马良在国内有没有房子。马良告诉我他在深圳有一套一百来平米的房子，现在也值二百来万，将来回国养老，就靠这套房子了。我问他一旦国内房子降了怎么办？他认为，现在国内什么都涨价，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都涨价，房子怎么会降价。再说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中国人口越来越多，能盖房子的土地越来越少，房子不可能降价。
我接着问他为什么不在加拿大买房子。一提到这件事，戳到了他的痛处。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太上火了，刚来那时候房子多便宜呀！云逸那套房子，当时买的时候，用了不到十五万加币。现在至少要翻翻儿。”
“你现在也可以买呀？”我追问道。
“现在晚了。我和一个搞趋势分析的朋友研究过，我们还画出了房地产价格走势图。你知正鉉曲线吧，现在的价位已经到了波峰顶点，接着就要下滑了。”
“你刚才不是说房子不会降价么？”我不解地问。
“我说是中国不会降价，加拿大不一样，这里地广人稀，它拿什么支持现在的房价。”
“但我觉得房子价格的关键是地脚，我觉得蒙特利尔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低。”我争辩道。
“你刚来，还不懂。你看着，过不了多久加拿大的房地产肯定降价。”
我也不好再争辩什么了。不过后来加拿大的房价还是一直在涨。我刚去时，黛安开价二十五万让我买她家的房子，我没有买，三年后，黛安是三十万加币卖掉的。
本来我还有些问题要问马良，可车子已经到我们家附近，我只好下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