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法庭只受理争议金额在七千加币以内的案子，小法庭不用律师，原被告自己为自己辩护。我们的争议金额是柒仟伍佰加币，多余的五百就不提了。
雁先到法院约了时间，一个星期后，我们在约定时间来到蒙特利尔法院。法院坐落在蒙特利尔老城区，在唐人街的对面，是蒙特利尔最雄伟的古典建筑。一进法院那沉重的旋转大门，我们就被内部的*和恢弘气势震住了，以前我们去过蒙特利尔市政府办事，所谓市政府办事处不过是租用一个老酒店的前台的一部分，我们来到政府时还以为走错了地方，连个保安也没有，只有酒店的门童兼做政府的入门接待。法院可大不一样，众多荷枪实弹的警察两人一组在四处巡逻，随处可见穿着黑色大袍的法官手提公文包匆匆走过。
我和雁在门口东张西望地转了几圈，有一对警员走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告诉警察我们要找小法庭，警察示意我们向右走。我们沿着警察示意的方向走了不远来到一个服务台。我走上前去问接待员:“这里是小法庭么？”接待员小姐微笑着说是，她让我们先去取一个号码等着叫号。
轮到我们了，电子显示牌显示出我们接待位置的号码，我和雁四处张望，没有看到房间，正迟疑着，看到服务台里有一个小姐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走过去，那个小姐笑着问候我们：“bonjour!parlefrancai(你好，说法语么？)”
“no,anglai.(不，英语)”我回答。
这位小姐就是法院负责立案的工作人员，她大约三十来岁，穿着很随便，一件黑色简易西装，内穿一件绿色衬衫，领口敞开着，她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温柔和蔼。
她先让我们讲述案情，我把故事的前前后后跟她简要地说了一遍，她认真地听着，一边把案情的关键点，按时间顺序整理好，作为案情简述，她写完案情简述递给我，让我复核签字。我发现她的头脑非常清晰，案情经过她整理，所有要点一目了然。
接着按照案情简述，帮我们把合同、还款协议等相关证据一份一份地整理好，编上号，并把所有的原始文件复印，让我在复印件上签字，作为法庭证据。最后她把所有文件、证据放入档案袋，立案就算结束了，总共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我惊讶地问：“立案结束了？”
她把身子靠向椅背，笑着回答：“是的，结束了。不过你们还要交一百六十八元的起诉费，如果你们胜诉了，这笔费用由被告返还。”
我们到法院二楼交了起诉费，回来把交款收据交给服务小姐，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道：法院已经收到立案费，自今日起，将启动审理程序。看了这张纸，我问服务小姐：“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开庭？”
“不好说，半年到三年吧。”
我吃了一惊：“要这么长时间？”
她两手一摊，笑着耸耸肩：“你知道，这里是小法庭，人多，没办法。祝你好运！”
一晃半年过去了，时间进入二零一四年，雁因为父亲生病已经回国，我本人也准备近期回国，一日，忽然收到法院的来信，我心里一阵高兴，心里期盼能在我离开前开庭。信是用法文写的，大意是由于被告已经离开你们提供的地址，法院的送达令无法交给被告，请你尽快查清被告地址并报知本院。
看过信，我来到法院，找到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姐，我问她：“这封信我不太明白，什么是送达令？法院为什么让我去找原告？”
法院小姐告诉我：“送达令是法院的对被告的一个正式起诉通知，这个通知有两个作用，一是通知被告，他已经被起诉；另一个是希望被告在接到通知后立即主动解决问题，以免法律麻烦。至于为什么法院让你找原告，因为法院只能委托专门为法院送“送达令”的公司寻找被告，该公司已经正式派人到你所提供的被告的地址，该公司向法院证明，法院“送达令”已经送到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但被告已经搬离，至于如何寻找被告不是法院的义务。”
我很不满意：“在蒙特利尔的任何企业都会有工商登记，你们可以去查找，如果你们作为法院都找不到人，我上哪儿找他们？”
这个小姐又是无奈地两手一摊：“你们如果想早点开庭，就想办法尽快提供地址。”
离开法院，我意识到在我离开蒙特利尔前把官司打完是不可能的了。这场官司只能交给女儿，办成啥样是啥样。
回家后，我想了一想，决定到让-吉的办公室去看看，看能不能了解到他们公司总部搬到哪里了。
第二天下午，女儿没课，我请假回来，开车带女儿来到让-吉原来的办公室。从上次我们冲突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他办公室的门紧闭，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一个热心的过路人告诉我们，售楼办公室已经搬到对面的房子里去了。
我和女儿按照路人指的位置找到了让-吉新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民居一楼的一个房间。我一拉，门开了，看到让-吉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门厅的椅子上，旁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儿白发的老男人。
我说：“还认识我么？”
让-吉微微点点头。
我又问：“又是一年了，什么时候还钱？”
让-吉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高个儿老头对我说：“他是老板，你跟他说吧。”
那老头一脸诚恳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会尽快还钱的。”
我讥讽地说：“还尽快呢，我到你们总部去，你们总部连人影都没了。”
他告诉我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总部。
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加拿大回中国了，今后有事可以通知我女儿。他们俩听我这么说好像轻松了不少，让-吉还装模作样地要我在中国的银行账号。我心里一阵恶心，讥讽地问他：“你知道怎么向中国汇钱么？”他尴尬地咧了咧嘴。
“还是我找你们吧，给我两张名片，我回去后从中国打电话联系你们。”
他们两个各给了我一张名片，拿到名片，我们转身离开，接着驾车来到法院。我把让-吉和他老板的名片留给了法院，并在法院写了一个更改当事人委托书，正式委托我女儿为本案的当事人，全权代理起诉的一切事宜。
我回到中国半年后，一天，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我和雁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开灯，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女儿急促的声音：“爸爸，刚才接到让-吉的电话，他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警觉起来：“他叫你去干什么？”
“我问他，他说是重要的事，到他办公室才能告诉我。他地址变了，我查了一下，离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女儿让我记下地址。
我感觉非常紧张，让-吉又要搞什么鬼？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如果是还钱，他早说了，肯定不是还钱；不是还钱，还要女儿到他办公室去，一定是让女儿在什么文件上签字，或者还有更歹毒的阴谋，想到这里我对女儿说：“这么晚了，你赶到他办公室可能都要五六点，你还是不要去了。”
女儿想了想说：“我还是去吧，一旦是还钱呢？”
“那一定要小心，到了哪儿马上给我们来电话，让你签任何字都不要签，咱们商量了再做决定。”
女儿说好，就挂上了电话。我和雁无法入睡，焦急地等待女儿的电话。我打开电脑，把女儿刚才给的地址输进去，发现让-吉提供的新地址已经是蒙特利尔郊区，从电子地图上看，周围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雁埋怨我不该让女儿去，一旦让-吉心生歹意怎么办。我自己也后悔，为这么点钱如果让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后悔终生了。
加拿大时间晚上六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是女儿。
女儿说：“见到让-吉了，只有让-吉一个人在等我。让-吉说他想为我们这些没拿到钱的中国人要钱，为我们讨回公道。他让我给他写个委托书，委托他为我们要回欠的钱。他说所有没拿到钱的中国人都签了，就差我们了。”
我考虑了一下，跟女儿讲：“让-吉这种做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公司已经接到了法院的送达令，如果你现在给他写了这个委托，他等于拿到了我们已经同意法庭外双方自行解决的证明，相当于我们同意放弃起诉；第二种可能就是让-吉想利用我们的委托敲诈他们公司，自己得一笔钱。总之，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你马上离开让-吉办公室。你不要挂死电话，装作信号不好，慢慢往门外移动，出门后赶快离开，不要慌，要快！”
女儿冷静地回答：“明白，放心吧，爸爸！”
女儿挂上电话，我的心揪得紧紧的：让-吉太可疑了，这么点事，他完全可以在电话里和女儿商量，完全没有必要让女儿赶三十多公里路，到他那个所谓的新办公室。再说，谁会把办公室选在荒郊野外呀？越想我心里越发慌，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紧张，雁问我：“你怎么了，脸色不好？”
我不想让雁知道，随口搪塞道：“可能是晚上没睡觉吧。”
电话铃又响了，传来了女儿的声音：“爸爸，我已经坐上公共汽车了，放心吧！”
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不过直到今天我还是为那天的轻率后怕。
两周后，女儿代表我站到了蒙特利尔法院的原告席。女儿回来后告诉我：“爸爸，刚进法庭，我吓得两腿直哆嗦，我哪儿见过这个阵势呀，那么多人盯着我。不过，正式开庭我就不紧张了。”
我逗女儿：“对对，你叫不紧张。”
女儿骄傲地说：“爸爸，你别不相信，我开庭后真的没紧张，法官让我陈述案情，我觉得自己陈述的不错，法官对我很客气。总之，老爸，你交给我的任务顺利结束，不过被告没出庭，接下来，能不能要到钱就不是我的事了。”
我真心地感激女儿：“小萍，谢谢你，为爸爸出庭打官司，古代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小萍代父打官司！”
女儿听了很得意，在电话里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庭审结束后一个多月，大概是二零一四年的八月，女儿收到了法院的信，通知我们胜诉，法院已经判决被告偿还所欠原告的钱款及法庭费用。
又过去了五个月，现在已经是二零一四年底，法院的判决如同我手中咖啡杯中的糖块，消融的无影无踪了，没有人还钱，我们一家已经被这个案子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从前总认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明白了，既然是网，哪有不漏的？
雁先到法院约了时间，一个星期后，我们在约定时间来到蒙特利尔法院。法院坐落在蒙特利尔老城区，在唐人街的对面，是蒙特利尔最雄伟的古典建筑。一进法院那沉重的旋转大门，我们就被内部的*和恢弘气势震住了，以前我们去过蒙特利尔市政府办事，所谓市政府办事处不过是租用一个老酒店的前台的一部分，我们来到政府时还以为走错了地方，连个保安也没有，只有酒店的门童兼做政府的入门接待。法院可大不一样，众多荷枪实弹的警察两人一组在四处巡逻，随处可见穿着黑色大袍的法官手提公文包匆匆走过。
我和雁在门口东张西望地转了几圈，有一对警员走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告诉警察我们要找小法庭，警察示意我们向右走。我们沿着警察示意的方向走了不远来到一个服务台。我走上前去问接待员:“这里是小法庭么？”接待员小姐微笑着说是，她让我们先去取一个号码等着叫号。
轮到我们了，电子显示牌显示出我们接待位置的号码，我和雁四处张望，没有看到房间，正迟疑着，看到服务台里有一个小姐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走过去，那个小姐笑着问候我们：“bonjour!parlefrancai(你好，说法语么？)”
“no,anglai.(不，英语)”我回答。
这位小姐就是法院负责立案的工作人员，她大约三十来岁，穿着很随便，一件黑色简易西装，内穿一件绿色衬衫，领口敞开着，她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温柔和蔼。
她先让我们讲述案情，我把故事的前前后后跟她简要地说了一遍，她认真地听着，一边把案情的关键点，按时间顺序整理好，作为案情简述，她写完案情简述递给我，让我复核签字。我发现她的头脑非常清晰，案情经过她整理，所有要点一目了然。
接着按照案情简述，帮我们把合同、还款协议等相关证据一份一份地整理好，编上号，并把所有的原始文件复印，让我在复印件上签字，作为法庭证据。最后她把所有文件、证据放入档案袋，立案就算结束了，总共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我惊讶地问：“立案结束了？”
她把身子靠向椅背，笑着回答：“是的，结束了。不过你们还要交一百六十八元的起诉费，如果你们胜诉了，这笔费用由被告返还。”
我们到法院二楼交了起诉费，回来把交款收据交给服务小姐，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道：法院已经收到立案费，自今日起，将启动审理程序。看了这张纸，我问服务小姐：“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开庭？”
“不好说，半年到三年吧。”
我吃了一惊：“要这么长时间？”
她两手一摊，笑着耸耸肩：“你知道，这里是小法庭，人多，没办法。祝你好运！”
一晃半年过去了，时间进入二零一四年，雁因为父亲生病已经回国，我本人也准备近期回国，一日，忽然收到法院的来信，我心里一阵高兴，心里期盼能在我离开前开庭。信是用法文写的，大意是由于被告已经离开你们提供的地址，法院的送达令无法交给被告，请你尽快查清被告地址并报知本院。
看过信，我来到法院，找到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姐，我问她：“这封信我不太明白，什么是送达令？法院为什么让我去找原告？”
法院小姐告诉我：“送达令是法院的对被告的一个正式起诉通知，这个通知有两个作用，一是通知被告，他已经被起诉；另一个是希望被告在接到通知后立即主动解决问题，以免法律麻烦。至于为什么法院让你找原告，因为法院只能委托专门为法院送“送达令”的公司寻找被告，该公司已经正式派人到你所提供的被告的地址，该公司向法院证明，法院“送达令”已经送到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但被告已经搬离，至于如何寻找被告不是法院的义务。”
我很不满意：“在蒙特利尔的任何企业都会有工商登记，你们可以去查找，如果你们作为法院都找不到人，我上哪儿找他们？”
这个小姐又是无奈地两手一摊：“你们如果想早点开庭，就想办法尽快提供地址。”
离开法院，我意识到在我离开蒙特利尔前把官司打完是不可能的了。这场官司只能交给女儿，办成啥样是啥样。
回家后，我想了一想，决定到让-吉的办公室去看看，看能不能了解到他们公司总部搬到哪里了。
第二天下午，女儿没课，我请假回来，开车带女儿来到让-吉原来的办公室。从上次我们冲突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他办公室的门紧闭，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一个热心的过路人告诉我们，售楼办公室已经搬到对面的房子里去了。
我和女儿按照路人指的位置找到了让-吉新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民居一楼的一个房间。我一拉，门开了，看到让-吉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门厅的椅子上，旁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儿白发的老男人。
我说：“还认识我么？”
让-吉微微点点头。
我又问：“又是一年了，什么时候还钱？”
让-吉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高个儿老头对我说：“他是老板，你跟他说吧。”
那老头一脸诚恳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会尽快还钱的。”
我讥讽地说：“还尽快呢，我到你们总部去，你们总部连人影都没了。”
他告诉我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总部。
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加拿大回中国了，今后有事可以通知我女儿。他们俩听我这么说好像轻松了不少，让-吉还装模作样地要我在中国的银行账号。我心里一阵恶心，讥讽地问他：“你知道怎么向中国汇钱么？”他尴尬地咧了咧嘴。
“还是我找你们吧，给我两张名片，我回去后从中国打电话联系你们。”
他们两个各给了我一张名片，拿到名片，我们转身离开，接着驾车来到法院。我把让-吉和他老板的名片留给了法院，并在法院写了一个更改当事人委托书，正式委托我女儿为本案的当事人，全权代理起诉的一切事宜。
我回到中国半年后，一天，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我和雁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开灯，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女儿急促的声音：“爸爸，刚才接到让-吉的电话，他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警觉起来：“他叫你去干什么？”
“我问他，他说是重要的事，到他办公室才能告诉我。他地址变了，我查了一下，离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女儿让我记下地址。
我感觉非常紧张，让-吉又要搞什么鬼？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如果是还钱，他早说了，肯定不是还钱；不是还钱，还要女儿到他办公室去，一定是让女儿在什么文件上签字，或者还有更歹毒的阴谋，想到这里我对女儿说：“这么晚了，你赶到他办公室可能都要五六点，你还是不要去了。”
女儿想了想说：“我还是去吧，一旦是还钱呢？”
“那一定要小心，到了哪儿马上给我们来电话，让你签任何字都不要签，咱们商量了再做决定。”
女儿说好，就挂上了电话。我和雁无法入睡，焦急地等待女儿的电话。我打开电脑，把女儿刚才给的地址输进去，发现让-吉提供的新地址已经是蒙特利尔郊区，从电子地图上看，周围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雁埋怨我不该让女儿去，一旦让-吉心生歹意怎么办。我自己也后悔，为这么点钱如果让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后悔终生了。
加拿大时间晚上六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是女儿。
女儿说：“见到让-吉了，只有让-吉一个人在等我。让-吉说他想为我们这些没拿到钱的中国人要钱，为我们讨回公道。他让我给他写个委托书，委托他为我们要回欠的钱。他说所有没拿到钱的中国人都签了，就差我们了。”
我考虑了一下，跟女儿讲：“让-吉这种做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公司已经接到了法院的送达令，如果你现在给他写了这个委托，他等于拿到了我们已经同意法庭外双方自行解决的证明，相当于我们同意放弃起诉；第二种可能就是让-吉想利用我们的委托敲诈他们公司，自己得一笔钱。总之，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你马上离开让-吉办公室。你不要挂死电话，装作信号不好，慢慢往门外移动，出门后赶快离开，不要慌，要快！”
女儿冷静地回答：“明白，放心吧，爸爸！”
女儿挂上电话，我的心揪得紧紧的：让-吉太可疑了，这么点事，他完全可以在电话里和女儿商量，完全没有必要让女儿赶三十多公里路，到他那个所谓的新办公室。再说，谁会把办公室选在荒郊野外呀？越想我心里越发慌，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紧张，雁问我：“你怎么了，脸色不好？”
我不想让雁知道，随口搪塞道：“可能是晚上没睡觉吧。”
电话铃又响了，传来了女儿的声音：“爸爸，我已经坐上公共汽车了，放心吧！”
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不过直到今天我还是为那天的轻率后怕。
两周后，女儿代表我站到了蒙特利尔法院的原告席。女儿回来后告诉我：“爸爸，刚进法庭，我吓得两腿直哆嗦，我哪儿见过这个阵势呀，那么多人盯着我。不过，正式开庭我就不紧张了。”
我逗女儿：“对对，你叫不紧张。”
女儿骄傲地说：“爸爸，你别不相信，我开庭后真的没紧张，法官让我陈述案情，我觉得自己陈述的不错，法官对我很客气。总之，老爸，你交给我的任务顺利结束，不过被告没出庭，接下来，能不能要到钱就不是我的事了。”
我真心地感激女儿：“小萍，谢谢你，为爸爸出庭打官司，古代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小萍代父打官司！”
女儿听了很得意，在电话里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庭审结束后一个多月，大概是二零一四年的八月，女儿收到了法院的信，通知我们胜诉，法院已经判决被告偿还所欠原告的钱款及法庭费用。
又过去了五个月，现在已经是二零一四年底，法院的判决如同我手中咖啡杯中的糖块，消融的无影无踪了，没有人还钱，我们一家已经被这个案子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从前总认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明白了，既然是网，哪有不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