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能要差好几倍。”
就名气来看，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
出发当日，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萧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周赫煊笑问。他当然认识萧乾，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大公报》副刊的主编，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
“我去年底到英国的。”萧乾有些尴尬的回答。
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这不算完，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问：“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萧乾道：“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
“有没有想过做《大公报》海外特聘记者，专门报道欧洲战事。”周赫煊发出邀请。
萧乾笑道：“当然愿意。对了，我这次来找周先生，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周赫煊问。
萧乾说：“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让他们大受感动，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
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刚刚建立时保守而激进，到处抨击英国国教会和清教徒教会。随着几百年的发展，公谊会变得越来越包容，甚至允许任何教派的信众加入该会。
这个教派认为每个人都生而有“灵”，那是上帝播下的灵光种子，人可以借助“种子”认识真理，并由此获得智慧和幸福。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跟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好背道而驰。他们还认为《圣经》并非上帝对人类的全部启示，只要依靠“灵光种子”就能接近上帝，领悟人生的真谛，这又有点像佛家的顿悟。
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
因为这个教派坚守“爱与宽容”的原则，并且强烈反对暴力，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他们往往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中国抗日战场，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刚开始只有4人，半年时间发展就到40人，并且陆续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
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负责物资运输、修理汽车、医疗救助、战时服务等等，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顺便一提，援助中国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有两位创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国际友人，周赫煊自然不会推辞，他笑道：“等我从牛津回来，就去东方学院讲课。”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萧乾突然问，“周先生，我可以跟随你一起去牛津吗？”
“跟着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萧乾说：“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向英国的报纸投稿。英国读者对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边，写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国》的报告文学。你不会介意吧？”
“随你的便，但车票钱自付。”周赫煊开玩笑说。
两辆汽车驶到大使馆门口，马珏摇下车窗说：“先生，可以出发了。”
一辆汽车是周赫煊捐给使馆的，另一辆是郭泰祺借来的，加上三个保镖必须两辆车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车站的过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弹坑，只有路中间的坑才会立即填平。马珏突然指着道旁说：“先生你看！英国人真有趣，居然在弹坑周围种满了鲜花。”
周赫煊转头看去，果然见路边有个大坑，而周围则满是新栽的鲜花。
萧乾解释道：“栽花是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进坑里。”
由于德国对伦敦的连番轰炸，市区已经变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时间内根本填不完，而且经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弹坑周围栽花反而要轻松许多，不得不说英国佬还是很有情趣的。
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上周，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
“烧掉？”马珏问。
萧乾笑道：“伦敦红十字会把传单收集起来，拿到市区兜售，一便士一张。英国人居然排队来买，把劝降传单当笑话看，而卖传单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军队。”
马珏乐不可支：“这倒是个好办法。”
周赫煊则听得颇为感慨，因为重庆也经常有日军空投传单，那些传单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销毁了，似乎怕老百姓捡到传单会真的投降一样。
伦敦和重庆两座城市虽然都遭遇大轰炸，但民间气氛有着显著不同，重庆那边更多出了一种绝望和麻木。
麻木在公务人员那里最为明显，周赫煊甚至亲眼看见，搬尸队从废墟里挖出还未断气的老百姓，直接当尸体一样拖来拖去，甚至往路边不知轻重的随便乱扔。而旁人对此虽然心有不忍，但却视若无睹，因为重伤者等于死亡，没有那么多药品来救治。
不管能不能救，它反映出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关怀。
或许有人命硬，不靠药物自己也能活下来呢，搬尸队的粗**作能直接把活人给搬死！
萧乾继续说道：“英国人在被大轰炸之后，反而变得更友善了。我有个邻居以前总板着脸，似乎看不起中国人，但现在我每次出门，他都会对我说早上好。我去餐厅吃饭，英国侍者也经常会说：先生，请享受你的饭菜，德国佬不能抢走我们的食物。”
周赫煊道：“当战争来临，总会带来凝聚力。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或许平时各自有小算盘，但关键时刻还是会选择团结的。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半路上突然遇到野兽，那些人肯定会选择合作把野兽赶跑。这跟国民素质无关，只是人类的本性而已。”
萧乾说：“但我确实感受到了，英国人的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
“仓廪足而知礼仪，无非是英国更富有，百姓能够填饱肚子而已，”周赫煊说着又想起重庆的搬尸队，补了一句，“当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名气来看，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
出发当日，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萧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周赫煊笑问。他当然认识萧乾，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大公报》副刊的主编，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
“我去年底到英国的。”萧乾有些尴尬的回答。
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这不算完，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问：“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萧乾道：“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
“有没有想过做《大公报》海外特聘记者，专门报道欧洲战事。”周赫煊发出邀请。
萧乾笑道：“当然愿意。对了，我这次来找周先生，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周赫煊问。
萧乾说：“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让他们大受感动，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
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刚刚建立时保守而激进，到处抨击英国国教会和清教徒教会。随着几百年的发展，公谊会变得越来越包容，甚至允许任何教派的信众加入该会。
这个教派认为每个人都生而有“灵”，那是上帝播下的灵光种子，人可以借助“种子”认识真理，并由此获得智慧和幸福。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跟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好背道而驰。他们还认为《圣经》并非上帝对人类的全部启示，只要依靠“灵光种子”就能接近上帝，领悟人生的真谛，这又有点像佛家的顿悟。
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
因为这个教派坚守“爱与宽容”的原则，并且强烈反对暴力，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他们往往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中国抗日战场，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刚开始只有4人，半年时间发展就到40人，并且陆续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
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负责物资运输、修理汽车、医疗救助、战时服务等等，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顺便一提，援助中国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有两位创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国际友人，周赫煊自然不会推辞，他笑道：“等我从牛津回来，就去东方学院讲课。”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萧乾突然问，“周先生，我可以跟随你一起去牛津吗？”
“跟着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萧乾说：“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向英国的报纸投稿。英国读者对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边，写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国》的报告文学。你不会介意吧？”
“随你的便，但车票钱自付。”周赫煊开玩笑说。
两辆汽车驶到大使馆门口，马珏摇下车窗说：“先生，可以出发了。”
一辆汽车是周赫煊捐给使馆的，另一辆是郭泰祺借来的，加上三个保镖必须两辆车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车站的过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弹坑，只有路中间的坑才会立即填平。马珏突然指着道旁说：“先生你看！英国人真有趣，居然在弹坑周围种满了鲜花。”
周赫煊转头看去，果然见路边有个大坑，而周围则满是新栽的鲜花。
萧乾解释道：“栽花是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进坑里。”
由于德国对伦敦的连番轰炸，市区已经变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时间内根本填不完，而且经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弹坑周围栽花反而要轻松许多，不得不说英国佬还是很有情趣的。
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上周，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
“烧掉？”马珏问。
萧乾笑道：“伦敦红十字会把传单收集起来，拿到市区兜售，一便士一张。英国人居然排队来买，把劝降传单当笑话看，而卖传单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军队。”
马珏乐不可支：“这倒是个好办法。”
周赫煊则听得颇为感慨，因为重庆也经常有日军空投传单，那些传单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销毁了，似乎怕老百姓捡到传单会真的投降一样。
伦敦和重庆两座城市虽然都遭遇大轰炸，但民间气氛有着显著不同，重庆那边更多出了一种绝望和麻木。
麻木在公务人员那里最为明显，周赫煊甚至亲眼看见，搬尸队从废墟里挖出还未断气的老百姓，直接当尸体一样拖来拖去，甚至往路边不知轻重的随便乱扔。而旁人对此虽然心有不忍，但却视若无睹，因为重伤者等于死亡，没有那么多药品来救治。
不管能不能救，它反映出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关怀。
或许有人命硬，不靠药物自己也能活下来呢，搬尸队的粗**作能直接把活人给搬死！
萧乾继续说道：“英国人在被大轰炸之后，反而变得更友善了。我有个邻居以前总板着脸，似乎看不起中国人，但现在我每次出门，他都会对我说早上好。我去餐厅吃饭，英国侍者也经常会说：先生，请享受你的饭菜，德国佬不能抢走我们的食物。”
周赫煊道：“当战争来临，总会带来凝聚力。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或许平时各自有小算盘，但关键时刻还是会选择团结的。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半路上突然遇到野兽，那些人肯定会选择合作把野兽赶跑。这跟国民素质无关，只是人类的本性而已。”
萧乾说：“但我确实感受到了，英国人的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
“仓廪足而知礼仪，无非是英国更富有，百姓能够填饱肚子而已，”周赫煊说着又想起重庆的搬尸队，补了一句，“当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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