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条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龄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相对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而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他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而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假如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刚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的脸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敬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的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唆，最后问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呵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的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地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着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去医院的路上，王主任用手机想把情况通知罗保春唯一的亲属，也就是他的女儿罗晶晶，但电话打不通，对方始终不在服务区。王主任又打其他电话询问罗晶晶的下落，问了半天才知道罗晶晶今天恰巧随发型表演团到南京演出去了，已经搭乘早上头一班飞机离开了平岭。
急救车到了医院，罗保春被送进了急救室。王主任的手机也没电了，他急慌慌地不知跑到哪里去找电话，急救室外只剩下韩丁一人。这儿连个椅子都没有，韩丁只好原地踱步。偶尔有医生护士进出，都是手执器械行色匆匆，没人理他。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一位男医生走出来，当头便问：“你是病人的亲属吗？”韩丁摇头说不是。医生又问：“病人亲属来没来？”韩丁摇头说没来。医生再问：“那你是病人的什么人？”韩丁说自己是他的律师。医生马上说：“律师？那正好，你进来一下，病人有话要跟你说。”
韩丁跟在医生屁股后面进了急救室。急救室的门里是一条又短又宽的走廊，把头一间是一个手术室，四门大敞，里边除了一张床和一些仪器外，空着没人。再往里走，是一间医生的办公室。过了这间办公室就是病人观察室了。韩丁跟医生径直走进了这间观察室。
观察室里有三张床，两张空着，最外面的一张床上，就躺着刚刚经过抢救的罗保春。罗保春的脸色依然难看，呼吸虚弱，但生命的迹象比送进来的时候明显强多了。医生行至床前，附耳在罗保春的身边轻轻说道：“你要找的人来了，你要说话吗？”
韩丁连忙趋至床前，探身去看罗保春。罗保春艰难地睁开双眼。韩丁马上开口：“罗总，我是韩丁，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您还认得我吗？”
其实韩丁刚刚大学毕业，他只是个实习律师，但他没说实习二字。罗保春目光混浊、眉心发暗、睁眼无神地看着韩丁。韩丁以为他认不出他了，可没想到罗保春突然抖抖地抬起一只手，像是要比画什么意思，又像是要拉他靠近一点。韩丁俯下身去，他的脸和那混浊的目光咫尺之遥。
他把声音抬高了一些，再问：“您要说什么话吗？”
罗保春的嘴角动了动，抖抖地说了句：“厂……”
韩丁竭力靠近他，竭力想听懂他的意思：“您说什么，厂？”
罗保春用抬起的那只手在韩丁眼前画了个哆哆嗦嗦的圆圈，用同样哆嗦得难以为继的气力，又挤出几个字来：
“厂……还有……都给晶晶……”
韩丁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区区几个字几乎像是罗保春在交代遗言。意识到遗言，韩丁马上联想到了死亡，联想到死亡，他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安慰的话：“您没事的罗总，您好好养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您放心……”
医生观察着罗保春的脸色，及时制止了他还想开口的表示：“好了，你好好休息吧，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再说。”然后用眼神示意韩丁退下，韩丁就退下来了。
韩丁出了观察室，低头想一想，想自己毕竟是个律师，如果万一罗保春真的不治，刚才那几个字，岂不真的成了临终嘱托？他猛省于自己的身份职责，对罗保春刚才嘴里那断断续续的几个字是不能听完算完的，于是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了纸笔，写下这么一行字来：
“我决定平岭市保春制药有限公司全部财产及我的其他财产由我的女儿罗晶晶继承。”
他叫住那位从观察室里刚刚走出来的男医生，说：“病人刚才留下了遗言，我作为他的律师，补做了一个记录。现在趁病人头脑还清醒，需要马上请他本人过一下目，签个字。”
医生往他的办公室里走，一边走一边摆手：“不行不行，现在病人不能再说话了，说话多了太危险。”
韩丁说：“他可以不说话，我把这个给他看，他点个头签个字就行。”
医生瞪眼道：“你看他那样，还能签字吗？”
韩丁说：“我看能。”
医生说：“现在要尽量避免让病人激动，他现在必须安静，你这么折腾他，万一病情恶化，你负责吗？”
韩丁说：“万一他不行了，他的亲属，他单位里的人现在都不在，将来对遗嘱发生争议，你负责吗？将来他们吵起来我让他们找你好不好？”
急救室重地，墙上大写着“安静”二字，所以，他们的争执都压着声音。但医生办公室里的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医生还是从他们彼此的表情上，看出有点不对劲了。她从用大玻璃隔断隔出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问怎么回事，争论的双方像是都找到了一个裁判，如此这般争先恐后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同时晓以利害。女医生似乎是那个男医生的上司，她几乎还没听完就低声对男医生说：“你带他去吧，让他简单一点，趁病人现在还清醒……”这话刚才韩丁也说过，但现在从女医生口中说出来，韩丁心里竟咯噔了一下，大有凶多吉少的感觉。但他没时间多想，紧随在那位一脸不快的男医生身后，重新进了观察室。
观察室里，罗保春仍然双目紧闭，面色灰白。他们走到他的床前，韩丁随即开口，呼唤罗保春：
“罗董事长，罗老板！”
罗保春没有睁眼，没有应答。
韩丁不敢放大声音，继续呼唤：“罗老板，我是律师韩丁！”
罗保春的眼睛慢慢开了一条缝。韩丁连忙把他写好那句话的白纸在他眼前展开，说：“罗总，您刚才跟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罗保春的眼球真的动了一下，盯住了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他用眼神微微点头。韩丁和那位男医生都感觉到了——罗保春在点头。
韩丁说：“您能签字吗，我需要您在这上面签字，您能吗？”
男医生态度还算配合，用比韩丁大一些的声音，也问了一句：“你能签字吗？”
罗保春依然用眼神点头，韩丁顺手拿过男医生腋下的一只病历夹，把纸垫在上面，放在罗保春的手边，然后把自己的笔从罗保春食指和拇指的缝中穿进去。罗保春虚虚地拿着那支笔，停了少顷，居然颤巍巍地在那张只写了那一句话的白纸上，歪歪扭扭、颤颤抖抖、游龙走凤、像写天书似的，写下了“罗保春”三个难认的大字。
韩丁如释重负。
他和男医生走出观察室，将罗保春签过字的那一纸遗书对折叠好，仔细地放进皮包，这时他唯一担心的，倒是罗保春的安危。但情形并没有韩丁想象的那样坏，天黑之前，罗保春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并开始好转，血压、心率等各项指标渐渐向正常值靠近。韩丁一直没有离开医院，王主任也打完不知多少个电话回到了急救室外。保春制药厂的厂长——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也带了几个厂里的干部赶来了，一到医院就由王主任领着找医生问情况去了，其余人都在急救室门外等着。韩丁和这些人都不认识，互不搭腔。他也没把罗保春留下遗言的事跟任何人讲。因为从医生的口气上听，罗保春似乎问题不大了，厂长和王主任与医生谈话回来后的表情，也似乎在告诉大家危险已经过去，一切都会好的。但按医生的意见，罗保春还需在观察室里住上一夜，待第二天才能转到病房去。王主任已经与远在南京的罗保春的女儿罗晶晶联系上了，据他说，如果罗晶晶能买到飞机票的话，今晚就会赶回来。韩丁想，如果一切正常，那份遗嘱也就无须拿出来示众了。
天黑以后，制药厂的厂长安排两个干部留下来轮流值班，以防万一有事好随时与厂领导保持联系，其余人，连他和王主任在内，都回家吃饭休息。韩丁尽管很想留下来——因为晚上说不定会见到从南京赶回来的罗晶晶——但似乎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他用手机与老林通过电话之后，便随众人离开医院回宾馆去了。
晚上，老林那位在平岭公安局当刑警的老同学开车来到宾馆，非要拉着老林和韩丁出去吃饭不可。老林白天在法院着了点凉，身上发冷，所以他那位老同学便拉他们上附近的一家川菜馆里吃火锅，让老林发发汗。老林的同学姓姚，叫姚大维，相貌与名字很般配，生得既斯斯文文，又高高大大，虽然在平岭公安局已有二十年警龄，但仅仅在刑侦大队的一个分队里混到个二把手的职位，算是副科级干部。不过，这位姚大维职位虽不大，口气却不小，让老林随便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在平岭这个地盘上，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老林问他：“四萍被杀这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到底能破不能破？”姚大维不知是喝多了夸海口还是真的有把握，笑着说：“这种案子，十有八九是内部人干的，好破！”老林问：“是不是有线索了？”姚大维说：“人早就对上号了，只是还没抓到。我今天上午还到平岭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梁教授家去取证呢，梁教授是保春制药厂的特聘专家，四萍死以前就在梁家做小时工。”姚大维话到此处，戛然而止，可以看出他的酒量远未见底，虽已面红耳赤，但还不至于把案情泄露太多，没等老林再问便主动转移话题，约老林办完了事一起上黄鹤湖风景区玩玩去。老林也懂规矩不再追问，和姚大维碰杯喝酒说，“好啊，我正有此兴。”
饭没吃完，姚大维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韩丁听出来是什么案子出现了紧急情况要马上处理，心想干公安的也真是辛苦。姚大维走后，残汤剩菜前只有他和老林二人，他便把罗保春签了字的遗嘱拿出来给老林过目。老林没说什么，只是对罗保春今天在法院调解时的态度发表了些不以为然的看法，或叫牢骚吧，也是无可奈何的口气。老林说：“以罗保春这样的老板脾气，就是他这次出了院，将来法院判决下来万一对他不利，他还是得气死！”
话音没落，老林的手机就响了，是王主任打来的。老林接了电话，用伤风上火的鼻子“唔唔，喔喔”地应和着王主任一大通话，最后说了句“好，明天见”，便挂上了电话。他低头喝了一口热汤，然后才慢慢抬头，对韩丁说了句：
“罗保春去世了。”
韩丁正嚼着一口粉丝，那缕粉丝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挂在嘴边，他愣愣地说：“啊？”
老林低头喝汤，不再说话，好像罗保春是被他刚才那句话咒死了似的，好像自己这张嘴今天晚上不大吉利似的。他不说话，韩丁也就不说话，他们默默无语地吃完了饭，回到宾馆，韩丁打开电视想看新闻，见老林连澡都不洗倒头便睡，便把电视关了，和他一样熄灯上床。
前半夜韩丁睡不着，想着罗保春的死，竟如此突然，几小时以前还是那样慷慨激昂面红耳赤的一条汉子，现在却已飘然离世，往另一个世界轮回去了。韩丁岁数小，这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免不了在被窝里反复感慨。但更多的是感慨罗保春的那位宝贝女儿罗晶晶，刚刚长大成人便孑然一身无亲无靠，刚刚走上社会便拥有了上亿的身家和一个知名的企业，这样的女孩，不知今后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她是继续当她的模特呢，还是继承父业坐上保春制药公司董事长的宝座？在她父亲的企业王国里，她这个新主人会显露出王者之相并且像她父亲那样叱咤风云吗？韩丁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想到下半夜他睡着了。刚睡一会儿天就亮了。旁边的老林见他翻身，就发声叫他：“韩丁！”韩丁迷迷糊糊地答应：“啊？”老林的声音全哑了，有气无力地说：“你找服务员再要床被子，我有点冷。”
韩丁起来，打电话找服务员要被子，打完电话先把自己的被子给老林压上，顺手摸老林的额头，额头热得烫手。
韩丁说：“你发烧了！”
韩丁扶老林赶到医院时医院还没上班呢，他们看了急诊。医生给老林打了针，又安排老林住院。安顿好老林的病房，看着老林昏昏睡去之后，韩丁就用手机打电话向所里的头头汇报了情况：一、当事人死了。二、老林病了。三、他现在怎么办？所里的头头让韩丁先留在平岭照顾老林，案子的事如果法院和原告有什么说法，或者制药厂有什么新的态度，及时报告，再说。
刚打完北京的电话，制药公司的王主任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说要过来接他们到罗保春的别墅去。王主任说：“罗晶晶昨天夜里从南京赶回来了，已经见过她父亲的遗体了。今天上午厂里的领导也都过去，到罗总家一起商量一下后事，也包括那个案子下一步怎么处理，厂长说请你们一起过去合计合计。”
韩丁问：“今天上午罗晶晶在吗？”
王主任在电话里说：“当然在，怎么了？”
韩丁说：“我去了再说吧，我也有事要找你们呢。”
韩丁走出医院时天上刮了风，他在风里站了十分钟王主任才把车开过来。他们同车出城，到了黄鹤湖罗保春的别墅时，看到别墅的门口已经停了两辆汽车。冬天的太阳刚刚挂在幽静的湖面上，他们走进别墅的客厅时，阳光正透过细长的老式花窗射进屋子。屋里凌乱不堪，每个人的脸上都沐浴着阳光，但都像蜡人一样了无生气。
韩丁环视一圈，客厅里都是男人，他没等他们开口寒暄便问：“罗晶晶在吗？我有事要见她一面。”
屋里一时无人应声，几秒钟之后，制药厂的那位厂长开口问道：“什么事？”
韩丁在昨天一见到这位戴眼镜的厂长就有点讨厌他，说不清原因的，总觉得他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他本想正色地说：“我要向她，也向你们，宣布罗保春的遗嘱，从今天起，保春制药厂和罗保春的一切动产不动产，都归罗晶晶拥有！”但话到嘴边他又收住了，没有说。他对这一屋子的陌生男人有种本能的警惕，谁知道他们是可以托孤的一门忠良，还是图谋废主自立、取而代之的奸佞？
于是他尽量不动声色地说：“罗保春昨天清醒的时候有几句话嘱咐他女儿，我想转告她。”
厂长转脸对身边一位手下人低声说：“你去看看她好一点没有。”
手下人到隔壁的书房去了。厂长不屑于与韩丁多谈的样子，转脸问王主任：“那位林律师呢？”
王主任赶紧答：“病了，在医院呢。”
“噢。”厂长点了一下头，也朝书房那边走去，走了几步转头看一眼韩丁，神态变得友善了些，说：“罗总走得比较突然，他女儿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这毕竟是她唯一的亲人，如果有太刺激她感情的话，等过几天再说比较好。你一起来吧。”
他带着韩丁走进书房，书房的样子显得比客厅还要古旧，四面墙壁都用深色的木板装饰着，书架是固定的，边角有繁复的木雕镶嵌。窗帘半开不开，光线半亮不亮，每个人的脸都因此而显得半明半暗。但韩丁一走进这间昏晦的书房还是一眼就找到了中心——书房的正中，一张旧式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女孩，脸被哭脏了，头发也乱了，神色憔悴恍惚，但容貌依然耀眼。她的身边，站着罗家那位老保姆和另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她们正劝着她。见有人进来，女孩抬起双眼，在同时走进书房的四五个男人中，盯住了韩丁。也许因为他最陌生，也许因为他最年轻，也许因为，他显然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主角。
韩丁和罗晶晶对视片刻，他开口问道：“你是罗晶晶吗？”
罗晶晶没有回答，目光带了些疑惑地继续看他。那位保姆和那个中年女人也抬头看他，一起进来的男人们全都看着他。
韩丁接下去说：“我是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丁，你父亲去世前，有一份由他亲笔签名的遗嘱，我现在要当着你的面，向在场的各位宣读！”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条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龄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相对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而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他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而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假如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刚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的脸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敬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的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唆，最后问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呵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的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地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着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去医院的路上，王主任用手机想把情况通知罗保春唯一的亲属，也就是他的女儿罗晶晶，但电话打不通，对方始终不在服务区。王主任又打其他电话询问罗晶晶的下落，问了半天才知道罗晶晶今天恰巧随发型表演团到南京演出去了，已经搭乘早上头一班飞机离开了平岭。
急救车到了医院，罗保春被送进了急救室。王主任的手机也没电了，他急慌慌地不知跑到哪里去找电话，急救室外只剩下韩丁一人。这儿连个椅子都没有，韩丁只好原地踱步。偶尔有医生护士进出，都是手执器械行色匆匆，没人理他。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一位男医生走出来，当头便问：“你是病人的亲属吗？”韩丁摇头说不是。医生又问：“病人亲属来没来？”韩丁摇头说没来。医生再问：“那你是病人的什么人？”韩丁说自己是他的律师。医生马上说：“律师？那正好，你进来一下，病人有话要跟你说。”
韩丁跟在医生屁股后面进了急救室。急救室的门里是一条又短又宽的走廊，把头一间是一个手术室，四门大敞，里边除了一张床和一些仪器外，空着没人。再往里走，是一间医生的办公室。过了这间办公室就是病人观察室了。韩丁跟医生径直走进了这间观察室。
观察室里有三张床，两张空着，最外面的一张床上，就躺着刚刚经过抢救的罗保春。罗保春的脸色依然难看，呼吸虚弱，但生命的迹象比送进来的时候明显强多了。医生行至床前，附耳在罗保春的身边轻轻说道：“你要找的人来了，你要说话吗？”
韩丁连忙趋至床前，探身去看罗保春。罗保春艰难地睁开双眼。韩丁马上开口：“罗总，我是韩丁，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您还认得我吗？”
其实韩丁刚刚大学毕业，他只是个实习律师，但他没说实习二字。罗保春目光混浊、眉心发暗、睁眼无神地看着韩丁。韩丁以为他认不出他了，可没想到罗保春突然抖抖地抬起一只手，像是要比画什么意思，又像是要拉他靠近一点。韩丁俯下身去，他的脸和那混浊的目光咫尺之遥。
他把声音抬高了一些，再问：“您要说什么话吗？”
罗保春的嘴角动了动，抖抖地说了句：“厂……”
韩丁竭力靠近他，竭力想听懂他的意思：“您说什么，厂？”
罗保春用抬起的那只手在韩丁眼前画了个哆哆嗦嗦的圆圈，用同样哆嗦得难以为继的气力，又挤出几个字来：
“厂……还有……都给晶晶……”
韩丁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区区几个字几乎像是罗保春在交代遗言。意识到遗言，韩丁马上联想到了死亡，联想到死亡，他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安慰的话：“您没事的罗总，您好好养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您放心……”
医生观察着罗保春的脸色，及时制止了他还想开口的表示：“好了，你好好休息吧，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再说。”然后用眼神示意韩丁退下，韩丁就退下来了。
韩丁出了观察室，低头想一想，想自己毕竟是个律师，如果万一罗保春真的不治，刚才那几个字，岂不真的成了临终嘱托？他猛省于自己的身份职责，对罗保春刚才嘴里那断断续续的几个字是不能听完算完的，于是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了纸笔，写下这么一行字来：
“我决定平岭市保春制药有限公司全部财产及我的其他财产由我的女儿罗晶晶继承。”
他叫住那位从观察室里刚刚走出来的男医生，说：“病人刚才留下了遗言，我作为他的律师，补做了一个记录。现在趁病人头脑还清醒，需要马上请他本人过一下目，签个字。”
医生往他的办公室里走，一边走一边摆手：“不行不行，现在病人不能再说话了，说话多了太危险。”
韩丁说：“他可以不说话，我把这个给他看，他点个头签个字就行。”
医生瞪眼道：“你看他那样，还能签字吗？”
韩丁说：“我看能。”
医生说：“现在要尽量避免让病人激动，他现在必须安静，你这么折腾他，万一病情恶化，你负责吗？”
韩丁说：“万一他不行了，他的亲属，他单位里的人现在都不在，将来对遗嘱发生争议，你负责吗？将来他们吵起来我让他们找你好不好？”
急救室重地，墙上大写着“安静”二字，所以，他们的争执都压着声音。但医生办公室里的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医生还是从他们彼此的表情上，看出有点不对劲了。她从用大玻璃隔断隔出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问怎么回事，争论的双方像是都找到了一个裁判，如此这般争先恐后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同时晓以利害。女医生似乎是那个男医生的上司，她几乎还没听完就低声对男医生说：“你带他去吧，让他简单一点，趁病人现在还清醒……”这话刚才韩丁也说过，但现在从女医生口中说出来，韩丁心里竟咯噔了一下，大有凶多吉少的感觉。但他没时间多想，紧随在那位一脸不快的男医生身后，重新进了观察室。
观察室里，罗保春仍然双目紧闭，面色灰白。他们走到他的床前，韩丁随即开口，呼唤罗保春：
“罗董事长，罗老板！”
罗保春没有睁眼，没有应答。
韩丁不敢放大声音，继续呼唤：“罗老板，我是律师韩丁！”
罗保春的眼睛慢慢开了一条缝。韩丁连忙把他写好那句话的白纸在他眼前展开，说：“罗总，您刚才跟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罗保春的眼球真的动了一下，盯住了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他用眼神微微点头。韩丁和那位男医生都感觉到了——罗保春在点头。
韩丁说：“您能签字吗，我需要您在这上面签字，您能吗？”
男医生态度还算配合，用比韩丁大一些的声音，也问了一句：“你能签字吗？”
罗保春依然用眼神点头，韩丁顺手拿过男医生腋下的一只病历夹，把纸垫在上面，放在罗保春的手边，然后把自己的笔从罗保春食指和拇指的缝中穿进去。罗保春虚虚地拿着那支笔，停了少顷，居然颤巍巍地在那张只写了那一句话的白纸上，歪歪扭扭、颤颤抖抖、游龙走凤、像写天书似的，写下了“罗保春”三个难认的大字。
韩丁如释重负。
他和男医生走出观察室，将罗保春签过字的那一纸遗书对折叠好，仔细地放进皮包，这时他唯一担心的，倒是罗保春的安危。但情形并没有韩丁想象的那样坏，天黑之前，罗保春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并开始好转，血压、心率等各项指标渐渐向正常值靠近。韩丁一直没有离开医院，王主任也打完不知多少个电话回到了急救室外。保春制药厂的厂长——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也带了几个厂里的干部赶来了，一到医院就由王主任领着找医生问情况去了，其余人都在急救室门外等着。韩丁和这些人都不认识，互不搭腔。他也没把罗保春留下遗言的事跟任何人讲。因为从医生的口气上听，罗保春似乎问题不大了，厂长和王主任与医生谈话回来后的表情，也似乎在告诉大家危险已经过去，一切都会好的。但按医生的意见，罗保春还需在观察室里住上一夜，待第二天才能转到病房去。王主任已经与远在南京的罗保春的女儿罗晶晶联系上了，据他说，如果罗晶晶能买到飞机票的话，今晚就会赶回来。韩丁想，如果一切正常，那份遗嘱也就无须拿出来示众了。
天黑以后，制药厂的厂长安排两个干部留下来轮流值班，以防万一有事好随时与厂领导保持联系，其余人，连他和王主任在内，都回家吃饭休息。韩丁尽管很想留下来——因为晚上说不定会见到从南京赶回来的罗晶晶——但似乎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他用手机与老林通过电话之后，便随众人离开医院回宾馆去了。
晚上，老林那位在平岭公安局当刑警的老同学开车来到宾馆，非要拉着老林和韩丁出去吃饭不可。老林白天在法院着了点凉，身上发冷，所以他那位老同学便拉他们上附近的一家川菜馆里吃火锅，让老林发发汗。老林的同学姓姚，叫姚大维，相貌与名字很般配，生得既斯斯文文，又高高大大，虽然在平岭公安局已有二十年警龄，但仅仅在刑侦大队的一个分队里混到个二把手的职位，算是副科级干部。不过，这位姚大维职位虽不大，口气却不小，让老林随便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在平岭这个地盘上，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老林问他：“四萍被杀这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到底能破不能破？”姚大维不知是喝多了夸海口还是真的有把握，笑着说：“这种案子，十有八九是内部人干的，好破！”老林问：“是不是有线索了？”姚大维说：“人早就对上号了，只是还没抓到。我今天上午还到平岭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梁教授家去取证呢，梁教授是保春制药厂的特聘专家，四萍死以前就在梁家做小时工。”姚大维话到此处，戛然而止，可以看出他的酒量远未见底，虽已面红耳赤，但还不至于把案情泄露太多，没等老林再问便主动转移话题，约老林办完了事一起上黄鹤湖风景区玩玩去。老林也懂规矩不再追问，和姚大维碰杯喝酒说，“好啊，我正有此兴。”
饭没吃完，姚大维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韩丁听出来是什么案子出现了紧急情况要马上处理，心想干公安的也真是辛苦。姚大维走后，残汤剩菜前只有他和老林二人，他便把罗保春签了字的遗嘱拿出来给老林过目。老林没说什么，只是对罗保春今天在法院调解时的态度发表了些不以为然的看法，或叫牢骚吧，也是无可奈何的口气。老林说：“以罗保春这样的老板脾气，就是他这次出了院，将来法院判决下来万一对他不利，他还是得气死！”
话音没落，老林的手机就响了，是王主任打来的。老林接了电话，用伤风上火的鼻子“唔唔，喔喔”地应和着王主任一大通话，最后说了句“好，明天见”，便挂上了电话。他低头喝了一口热汤，然后才慢慢抬头，对韩丁说了句：
“罗保春去世了。”
韩丁正嚼着一口粉丝，那缕粉丝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挂在嘴边，他愣愣地说：“啊？”
老林低头喝汤，不再说话，好像罗保春是被他刚才那句话咒死了似的，好像自己这张嘴今天晚上不大吉利似的。他不说话，韩丁也就不说话，他们默默无语地吃完了饭，回到宾馆，韩丁打开电视想看新闻，见老林连澡都不洗倒头便睡，便把电视关了，和他一样熄灯上床。
前半夜韩丁睡不着，想着罗保春的死，竟如此突然，几小时以前还是那样慷慨激昂面红耳赤的一条汉子，现在却已飘然离世，往另一个世界轮回去了。韩丁岁数小，这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免不了在被窝里反复感慨。但更多的是感慨罗保春的那位宝贝女儿罗晶晶，刚刚长大成人便孑然一身无亲无靠，刚刚走上社会便拥有了上亿的身家和一个知名的企业，这样的女孩，不知今后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她是继续当她的模特呢，还是继承父业坐上保春制药公司董事长的宝座？在她父亲的企业王国里，她这个新主人会显露出王者之相并且像她父亲那样叱咤风云吗？韩丁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想到下半夜他睡着了。刚睡一会儿天就亮了。旁边的老林见他翻身，就发声叫他：“韩丁！”韩丁迷迷糊糊地答应：“啊？”老林的声音全哑了，有气无力地说：“你找服务员再要床被子，我有点冷。”
韩丁起来，打电话找服务员要被子，打完电话先把自己的被子给老林压上，顺手摸老林的额头，额头热得烫手。
韩丁说：“你发烧了！”
韩丁扶老林赶到医院时医院还没上班呢，他们看了急诊。医生给老林打了针，又安排老林住院。安顿好老林的病房，看着老林昏昏睡去之后，韩丁就用手机打电话向所里的头头汇报了情况：一、当事人死了。二、老林病了。三、他现在怎么办？所里的头头让韩丁先留在平岭照顾老林，案子的事如果法院和原告有什么说法，或者制药厂有什么新的态度，及时报告，再说。
刚打完北京的电话，制药公司的王主任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说要过来接他们到罗保春的别墅去。王主任说：“罗晶晶昨天夜里从南京赶回来了，已经见过她父亲的遗体了。今天上午厂里的领导也都过去，到罗总家一起商量一下后事，也包括那个案子下一步怎么处理，厂长说请你们一起过去合计合计。”
韩丁问：“今天上午罗晶晶在吗？”
王主任在电话里说：“当然在，怎么了？”
韩丁说：“我去了再说吧，我也有事要找你们呢。”
韩丁走出医院时天上刮了风，他在风里站了十分钟王主任才把车开过来。他们同车出城，到了黄鹤湖罗保春的别墅时，看到别墅的门口已经停了两辆汽车。冬天的太阳刚刚挂在幽静的湖面上，他们走进别墅的客厅时，阳光正透过细长的老式花窗射进屋子。屋里凌乱不堪，每个人的脸上都沐浴着阳光，但都像蜡人一样了无生气。
韩丁环视一圈，客厅里都是男人，他没等他们开口寒暄便问：“罗晶晶在吗？我有事要见她一面。”
屋里一时无人应声，几秒钟之后，制药厂的那位厂长开口问道：“什么事？”
韩丁在昨天一见到这位戴眼镜的厂长就有点讨厌他，说不清原因的，总觉得他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他本想正色地说：“我要向她，也向你们，宣布罗保春的遗嘱，从今天起，保春制药厂和罗保春的一切动产不动产，都归罗晶晶拥有！”但话到嘴边他又收住了，没有说。他对这一屋子的陌生男人有种本能的警惕，谁知道他们是可以托孤的一门忠良，还是图谋废主自立、取而代之的奸佞？
于是他尽量不动声色地说：“罗保春昨天清醒的时候有几句话嘱咐他女儿，我想转告她。”
厂长转脸对身边一位手下人低声说：“你去看看她好一点没有。”
手下人到隔壁的书房去了。厂长不屑于与韩丁多谈的样子，转脸问王主任：“那位林律师呢？”
王主任赶紧答：“病了，在医院呢。”
“噢。”厂长点了一下头，也朝书房那边走去，走了几步转头看一眼韩丁，神态变得友善了些，说：“罗总走得比较突然，他女儿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这毕竟是她唯一的亲人，如果有太刺激她感情的话，等过几天再说比较好。你一起来吧。”
他带着韩丁走进书房，书房的样子显得比客厅还要古旧，四面墙壁都用深色的木板装饰着，书架是固定的，边角有繁复的木雕镶嵌。窗帘半开不开，光线半亮不亮，每个人的脸都因此而显得半明半暗。但韩丁一走进这间昏晦的书房还是一眼就找到了中心——书房的正中，一张旧式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女孩，脸被哭脏了，头发也乱了，神色憔悴恍惚，但容貌依然耀眼。她的身边，站着罗家那位老保姆和另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她们正劝着她。见有人进来，女孩抬起双眼，在同时走进书房的四五个男人中，盯住了韩丁。也许因为他最陌生，也许因为他最年轻，也许因为，他显然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主角。
韩丁和罗晶晶对视片刻，他开口问道：“你是罗晶晶吗？”
罗晶晶没有回答，目光带了些疑惑地继续看他。那位保姆和那个中年女人也抬头看他，一起进来的男人们全都看着他。
韩丁接下去说：“我是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丁，你父亲去世前，有一份由他亲笔签名的遗嘱，我现在要当着你的面，向在场的各位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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