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1日，冀北省尉县，晴，微风。
一个头戴**帽，身穿绿色军大衣的的青年，骑车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飞快的前行。
他名叫杜聿，是一名刚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知青”这个词对于几十年后的新时代年轻人来说，是个很文艺、很浪漫的词汇。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王作家的《黄金时代》，是张导演的《山楂树之恋》。
许多电影、电视剧中描写这个时代、这群人无不是这样的：一群满怀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组成一个个生产建设兵团，胸戴大红花，在爆竹轰鸣、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的欢送气氛里，斗志昂扬的奔赴茫茫林海、戈壁草原！到最艰苦的边疆战天斗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只不过这些洋溢着青春无悔精神的情景，只能算是艺术的夸张。最普遍的真实故事远没有文艺作品中描写的这么浪漫。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多达几千万。但许多人不知道知青其实也还有“洋”、“土”之分。
所谓“洋知青”就是那些从城市下来插队的青年，他们从衣着到谈吐无不透露着丝丝洋气，与农村落后、保守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与“洋知青”相反，所谓的“土知青”更确切的说应该叫做乡镇青年。六七十年代的乡镇驻地，除了多出一些公派机构之外，并不比普通的村子繁华到哪里去。
但是知青下乡指标的划定并不是按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按户籍性质来划分的。所有非农业人口，不管你家是在祖国的心脏首都，还是本身就住在偏远落后的山沟，都要按规定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这就闹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杜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身处在冀北省，但杜聿实际上却是首都户口。但如果你真得以为杜聿是从两百多公里外的首都北京下放到冀北尉县来的，那你就又猜错了。他已经在尉县生活了十年，现在连说话中都带上了几分尉县口音。
杜聿和尉县的联系，还要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说起。当时美国开始直接派军队介入越南战争，严重威胁到我国南方的领土安全，而中苏关系又因为路线之争开始急速降温。在如此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领导层按照“立足打战”的思想，开始对全国的工业布局进行调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部分骨干企业，转移到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增加国家的整体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而作为党中央“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三线”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国家决策层的态度是，不能大事小事都依靠中央，各省自己的事要自己管好。特别是沿海一二线地区，要以省为单位在省内相对偏远隐蔽的地区搞点地方军事工业，为将来可能的敌后游击战提供后勤物资支持。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督促下，除了全国统一布局的大三线建设之外，各省还纷纷开始筹划各自的小三线建设。而首都地区作为国家的政治心脏，肯定是敌人的首要攻击目标。所以BJ市的小三线工厂，除了一部分建设在西郊的燕山山脉之中外，还有一部分建设在隔壁冀北省的太行山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聿的父亲杜存志在1965年退伍转业时没有返回首都工作，而是服从上级的安排来到了冀北尉县，为小三线建设而奉献自己的青春。杜存志和其他同志们一手建起来的这家军工厂正式名称叫做曙光农具厂，但它从投产到现在并未真正生产过一件农具。
农具厂这个名称只是迷惑敌人用的，它还有一个军事保密代号叫做307，所以大家更多的是称呼曙光厂为307厂。307厂的厂址选在太行八径之一的飞狐径之中，四周都是深山密林，刚建厂时的条件比大部分农村地区还艰苦。但是因为整个307厂都是非农编制，所以像杜聿这样的工厂子弟，依旧逃不了下乡插队的命运。
杜聿插队的地方叫做杏树洼大队，是个有两百来户、近千人口的大村庄。从五十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农村地区的乡和镇就都改成了人民公社，行政村改成了生产大队，大队下面还细分成几个生产队作为最基层的独立核算单位。
杏树洼大队隶属于刘庄公社，在尉县县城西南方大约有10公里的地方。而且幸运的是有一条柏油路，就从离村口两三百米的地方穿过，所以杏树洼大队的交通还算便利。
要知道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对于七十年代的农村来说，不通公路、交通不便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途径杏树洼的这条公路，肯定不是为改善沿线农村地区出行方便而特意修建的。它往西延伸的尽头，是离杏树洼五六公里外的老虎峪煤矿。
这是一个拥有上千煤矿工人，年产煤矿超过50万吨的省属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尉县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它的西边紧连着晋西省煤炭重镇平城，也就是后世闻名遐迩的晋西煤老板们的主要出处。
老虎峪没有专门的运煤铁路，所以出产的煤炭都需要通过公路往外运输。在载煤卡车日复一日的来回穿梭，杏树洼边上的这条柏油路也就被重车压的坑坑洼洼了。
不过坑坑洼洼的公路却给沿线的孩子们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和惊喜。运煤车经过时因为颠簸，不时会从车斗里掉落出一些煤块。而这些散落的煤块可是村里孩子们的最爱，时不时会提个小破篮子沿着马路去搜寻。
如果能捡够一篮煤卖到五里路外刘庄公社的国营煤店里，差不多能换来几分钱。而孩子们用这几分钱，就可以去煤店隔壁的供销社食品柜台换回几颗糖吃。杜聿骑着自行车一路上，已经碰到了好几个这样忙着寻宝的孩子。
一月的尉县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除了东部处于太行山山区的两三个公社之外，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太行山山脉的西侧。因为缺少了高山的阻隔，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沿着蒙古高原，每年都可以一马平川的席卷整个尉县，最厉害时甚至可以把尉县的最低气温摁到零下二十五度。
比如像今天虽然看上去是个好天气，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但实际上你却感受不到几分暖意。室外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下三度左右，杜聿好不容易把车骑到村口时，感觉脸上的五官已经被冻掉了，似乎不属于自己了一样！
杏树洼大队是307厂为需要下乡的厂里子弟，专门联系的知青定点安置点。现在杏树洼大队接收的18个知青中，有15人都是来自于307厂，其中就包括两个月前刚来这里安家的杜聿。
按照往年惯例，应届高中生六月份毕业后，307厂知青办就开始进行知青下乡工作的动员。就算中间拖上一两个月，等到八月底也肯定能把工作落实到位。新知青下乡后刚好能赶上农村一年最重要的工作——秋收。
但去年刚好是个例外，从七月底的唐山大地震开始，包括307厂在内的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根本没心思把精力放在知青下乡这件事上。结果杜聿他们一直拖到了十月底，才被匆匆送到杏树洼大队来插队。
每年过了十月，包括尉县在内的华北大部分地区完成秋收之后，就基本结束一年的主要农业生产，开始进入冬闲时节。但说是冬闲，其实一点也不闲！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和公社里趁着这个难得的农业生产空闲期，会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挖河修沟劳动。
大到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长江，小到没有名字的小河、小沟，全国各地每到冬天都会掀起一场“兴修水利、旱涝保收”的劳动大会战，大家把这戏称为“出河工”。
“出河工”可不轻松，绝对是一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县级以上部门组织的会战，那都是有严格的工期，实行军事化管理。各个单位都要领军令状，展开劳动竞赛，保证按时按质完成。而大家为了按时完成自己的进度，经常是天没亮就起床出工，一直干到半夜才下工。杜聿下乡后没赶上秋收，却刚好赶上了“出河工”！
结果他这个学生娃子体质差，一时没能适应高强度的劳动消耗，出河工的第三天夜里就发起了高烧。等其他人发现时，他已经高烧的都昏迷过去了，于是被紧急送往县里的人民医院……
一个头戴**帽，身穿绿色军大衣的的青年，骑车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飞快的前行。
他名叫杜聿，是一名刚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知青”这个词对于几十年后的新时代年轻人来说，是个很文艺、很浪漫的词汇。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王作家的《黄金时代》，是张导演的《山楂树之恋》。
许多电影、电视剧中描写这个时代、这群人无不是这样的：一群满怀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组成一个个生产建设兵团，胸戴大红花，在爆竹轰鸣、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的欢送气氛里，斗志昂扬的奔赴茫茫林海、戈壁草原！到最艰苦的边疆战天斗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只不过这些洋溢着青春无悔精神的情景，只能算是艺术的夸张。最普遍的真实故事远没有文艺作品中描写的这么浪漫。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多达几千万。但许多人不知道知青其实也还有“洋”、“土”之分。
所谓“洋知青”就是那些从城市下来插队的青年，他们从衣着到谈吐无不透露着丝丝洋气，与农村落后、保守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与“洋知青”相反，所谓的“土知青”更确切的说应该叫做乡镇青年。六七十年代的乡镇驻地，除了多出一些公派机构之外，并不比普通的村子繁华到哪里去。
但是知青下乡指标的划定并不是按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按户籍性质来划分的。所有非农业人口，不管你家是在祖国的心脏首都，还是本身就住在偏远落后的山沟，都要按规定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这就闹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杜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身处在冀北省，但杜聿实际上却是首都户口。但如果你真得以为杜聿是从两百多公里外的首都北京下放到冀北尉县来的，那你就又猜错了。他已经在尉县生活了十年，现在连说话中都带上了几分尉县口音。
杜聿和尉县的联系，还要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说起。当时美国开始直接派军队介入越南战争，严重威胁到我国南方的领土安全，而中苏关系又因为路线之争开始急速降温。在如此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领导层按照“立足打战”的思想，开始对全国的工业布局进行调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部分骨干企业，转移到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增加国家的整体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而作为党中央“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三线”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国家决策层的态度是，不能大事小事都依靠中央，各省自己的事要自己管好。特别是沿海一二线地区，要以省为单位在省内相对偏远隐蔽的地区搞点地方军事工业，为将来可能的敌后游击战提供后勤物资支持。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督促下，除了全国统一布局的大三线建设之外，各省还纷纷开始筹划各自的小三线建设。而首都地区作为国家的政治心脏，肯定是敌人的首要攻击目标。所以BJ市的小三线工厂，除了一部分建设在西郊的燕山山脉之中外，还有一部分建设在隔壁冀北省的太行山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聿的父亲杜存志在1965年退伍转业时没有返回首都工作，而是服从上级的安排来到了冀北尉县，为小三线建设而奉献自己的青春。杜存志和其他同志们一手建起来的这家军工厂正式名称叫做曙光农具厂，但它从投产到现在并未真正生产过一件农具。
农具厂这个名称只是迷惑敌人用的，它还有一个军事保密代号叫做307，所以大家更多的是称呼曙光厂为307厂。307厂的厂址选在太行八径之一的飞狐径之中，四周都是深山密林，刚建厂时的条件比大部分农村地区还艰苦。但是因为整个307厂都是非农编制，所以像杜聿这样的工厂子弟，依旧逃不了下乡插队的命运。
杜聿插队的地方叫做杏树洼大队，是个有两百来户、近千人口的大村庄。从五十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农村地区的乡和镇就都改成了人民公社，行政村改成了生产大队，大队下面还细分成几个生产队作为最基层的独立核算单位。
杏树洼大队隶属于刘庄公社，在尉县县城西南方大约有10公里的地方。而且幸运的是有一条柏油路，就从离村口两三百米的地方穿过，所以杏树洼大队的交通还算便利。
要知道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对于七十年代的农村来说，不通公路、交通不便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途径杏树洼的这条公路，肯定不是为改善沿线农村地区出行方便而特意修建的。它往西延伸的尽头，是离杏树洼五六公里外的老虎峪煤矿。
这是一个拥有上千煤矿工人，年产煤矿超过50万吨的省属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尉县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它的西边紧连着晋西省煤炭重镇平城，也就是后世闻名遐迩的晋西煤老板们的主要出处。
老虎峪没有专门的运煤铁路，所以出产的煤炭都需要通过公路往外运输。在载煤卡车日复一日的来回穿梭，杏树洼边上的这条柏油路也就被重车压的坑坑洼洼了。
不过坑坑洼洼的公路却给沿线的孩子们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和惊喜。运煤车经过时因为颠簸，不时会从车斗里掉落出一些煤块。而这些散落的煤块可是村里孩子们的最爱，时不时会提个小破篮子沿着马路去搜寻。
如果能捡够一篮煤卖到五里路外刘庄公社的国营煤店里，差不多能换来几分钱。而孩子们用这几分钱，就可以去煤店隔壁的供销社食品柜台换回几颗糖吃。杜聿骑着自行车一路上，已经碰到了好几个这样忙着寻宝的孩子。
一月的尉县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除了东部处于太行山山区的两三个公社之外，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太行山山脉的西侧。因为缺少了高山的阻隔，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沿着蒙古高原，每年都可以一马平川的席卷整个尉县，最厉害时甚至可以把尉县的最低气温摁到零下二十五度。
比如像今天虽然看上去是个好天气，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但实际上你却感受不到几分暖意。室外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下三度左右，杜聿好不容易把车骑到村口时，感觉脸上的五官已经被冻掉了，似乎不属于自己了一样！
杏树洼大队是307厂为需要下乡的厂里子弟，专门联系的知青定点安置点。现在杏树洼大队接收的18个知青中，有15人都是来自于307厂，其中就包括两个月前刚来这里安家的杜聿。
按照往年惯例，应届高中生六月份毕业后，307厂知青办就开始进行知青下乡工作的动员。就算中间拖上一两个月，等到八月底也肯定能把工作落实到位。新知青下乡后刚好能赶上农村一年最重要的工作——秋收。
但去年刚好是个例外，从七月底的唐山大地震开始，包括307厂在内的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根本没心思把精力放在知青下乡这件事上。结果杜聿他们一直拖到了十月底，才被匆匆送到杏树洼大队来插队。
每年过了十月，包括尉县在内的华北大部分地区完成秋收之后，就基本结束一年的主要农业生产，开始进入冬闲时节。但说是冬闲，其实一点也不闲！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和公社里趁着这个难得的农业生产空闲期，会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挖河修沟劳动。
大到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长江，小到没有名字的小河、小沟，全国各地每到冬天都会掀起一场“兴修水利、旱涝保收”的劳动大会战，大家把这戏称为“出河工”。
“出河工”可不轻松，绝对是一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县级以上部门组织的会战，那都是有严格的工期，实行军事化管理。各个单位都要领军令状，展开劳动竞赛，保证按时按质完成。而大家为了按时完成自己的进度，经常是天没亮就起床出工，一直干到半夜才下工。杜聿下乡后没赶上秋收，却刚好赶上了“出河工”！
结果他这个学生娃子体质差，一时没能适应高强度的劳动消耗，出河工的第三天夜里就发起了高烧。等其他人发现时，他已经高烧的都昏迷过去了，于是被紧急送往县里的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