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自己竟然还活着，从我出生到高中这段时间，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1990年的时候，我家还在开游戏厅。为了方便照顾，1岁的我被带到了游戏厅。人来人往间，我爸妈一时也没时间管我，让我安静地坐在一遍。据我爸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爬到旁边的折叠椅子上。正当他要来抱我的时候，我“啪叽”一声就掉地上了，而且，脸着地。我爸赶紧将我抱了起来，发现我的鼻子已经凹了进去。不顾我喷涌而出的鼻血，用力将我的鼻子生生地拉了出来。也不知道是我爸手法好，还是天生如此，我现在的鼻子特别挺。
后来上了托儿所，有个周末，我和我妈在家。隔壁户的邻居找了人在修门板，那个人拿着羊角榔头“当当当”地在那儿砸。我妈在干活，而我则坐在院子边晒太阳便玩耍。突然，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砸中了我的眼睛，我眼前瞬间就黑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个羊角榔头。黑暗中，我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等待医生检查的时候，我慢慢地能看到了点东西。幸亏当时砸中的只是我的左眼颊下的骨头，而不是眼珠子，也庆幸那个榔头到我脸上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太大威力了，不然我肯定有个外号叫“陈瞎子”
我终于上幼儿园了，在班上，我也算是比较皮的一个人了。教室里有一个船型的休闲区，小朋友会把从家里带来的书放在那里相互借阅，等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看。上船的话有三级台阶，也没有护栏。有一天，应该是我跟小伙伴们玩得过于激动，“嘭”的一声，我脑袋就撞在了台阶上。伤口还是同一个位置，左眼颊下的骨头。这回可把老师和园长吓得够呛，赶忙把我爸叫了去。幸亏我没事，休息了两天又去幼儿园了。也许是我爸妈好说话，没有向幼儿园问责。也可能是当时没那个意识吧，不然我可能从小就有老婆本了。后来，教室里那只船的台阶加上了护栏，再后来，那只船也没有了。
不过跟后面的事比起来，撞头简直是小儿科了。遇到我这个学生，老师和园长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不，不光是幼儿园。
等到了幼儿园大班，让老师们崩溃的事情又来了。可能是吃了不干净的小笼包，食物中毒了。在课堂上我不断冒冷汗，肚子疼，头也很晕。后来，我就晕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幼儿园的传达室了。我爸急忙赶来，并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我每天只能喝白粥，然而吃了就吐。即使不吃东西，也会不断地吐黄水。人也变得非常虚弱。因为照顾我，我妈也病倒了。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迷迷糊糊地看到床边很多人。后来据我爸说是因为我的病情加重了，医生在做会诊，县医院的医生建议我们去杭州治疗。那时候，医疗条件并不是很完善，整个医院就三个氧气瓶。一个没气儿了，一个另一个病人在用，剩下一个坏了……没有氧气瓶，我就没法去杭州，也没有治疗方案，只能每天挂盐水，打打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也就是说，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还好，上天比较仁慈，后来我竟然奇迹般地开始恢复了。在医院躺了整整一百天后，终于康复出院，回到了幼儿园。因为缺课100天，我落下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系鞋带。所以至今我都不会系双蝴蝶结鞋带。后来据说带我们班的老师在带完我们这一届后就辞职了。唉，对不起了老师。不过您不是唯一的一个。
后来我们搬了家，搬进了一个老台门。我家租的房子带一个阁楼，楼梯很陡，搬进去的时候也没装护栏。那天，我妈正在打扫卫生，我也在象征性地帮忙。楼梯很陡，我妈不断嘱咐我让我小心一点。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淘气的我竟然爬上了楼梯。因为没有护栏的遮挡，我掉了下来。幸亏我妈眼疾手快，而且这阁楼也不高，我不偏不倚正好被我妈接住。不然，我现在也可以叫“陈瘸子”了。
如果不是我妈的一顿毒打，我可能一直都会这么皮下去。
那是一个暑假时，我妈因为要通宵加班三天，我爸也出差在外，便给我留了50块钱让我自己解决一周的三餐。50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巨款了。我一时没听清，以为说的是三天。所以各种雪糕冰淇淋、各式水枪加玩具。当三天后，我妈问我还有多少钱时，我一掏兜发现只剩7块了。唉，别提我妈又多生气了，看着不争气的我，又给了我二十。然而没过些日子，我又开始淘气了起来。有一天我死活不肯洗澡，我妈怒从中来，随手抄起衣架就往我身上打。那个晚上，我的叫声响彻了夜空。也是自那以后，我变得特别的文静。
不过，文静的我依旧让我的两位中学班主任心惊胆战。
初一的时候学校体检，为了彻底检查自己是否健康，我妈还要求我多检查一项肝功能。医生说检查肝功能需要抽血，我以为就像平时验血一样拿个针头在无名指上戳一下挤一点就好了。谁知道，竟然是从胳膊上抽的！！轮到我了，我坐在医生面前，他让我脱了外套，袖子卷高伸过去。看着那么粗的针头，我有点害怕，但还是照做了。医生帮我绑上了橡皮管，然后涂了药水。随着针头插进去，暗红色的鲜血就顺着导管流了出来。我看着自己的血不断往外涌，心开始慌了起来。毕竟只是化验，医生也没抽多少血，用了药棉一压就把针头拔了，然后让我自己按住。我按着药棉就站了起来，突然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倒在了地上，迷迷糊糊中就感觉一帮人向我冲过来。我被一双温柔的大手抱上了课桌拼起来的床，医生们都以为我是低血糖。我听到有人在喊：“谁有糖？谁有糖？”“我这有盒牛奶！”然后我就躺着喝起了医生的早餐奶。没一会儿，班主任就着急地冲了进来，看着我悠闲地喝着牛奶，放下了半颗心，然后向医生询问情况去了。后来经过一轮“专家会诊”，大家最后断定，我是晕血。没错，我晕的是我自己的血，严重的话还是致命的。而那次“晕血”事件后，我的同学都以为我看到血就会晕，对此，我整整解释了三年。
相对于初中，我的高中班主任更是有着更多的苦水可以诉说。
那一天上完下午的课，正好是晚饭时间，我感觉肚子不舒服，就去上了厕所。结束后，回头发现那坨上面粘了好多的血。提起裤子我颤颤巍巍地走到了教室门口的走廊上，趴在围栏上，我望着教学楼面前的空地，计划着歇一会儿就去食堂吃点东西。此时我们班的翔哥、波罗和隔壁班的肉丸也一起过来享受起短暂的闲暇时光。他们有一句每一句地聊着，而我却一直对刚才的血念念不忘，越想越害怕。然后又是一顿天旋地转，两眼一黑，“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我的三个同学哪儿见过这仗势，立马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然后把我搀了起来往政教处扶去。我记得路上遇到了好几个老师，其中一个男老师就把我背了起来，然后喊：“打120！打120！120有没有打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周边围满了人。“怎么了怎么了？”“是他啊。”“原来是他！”（因为高中参加过文艺汇演，表演的老父亲角色深入人心，所以在校园中还有点名气）。此时，刚在吃饭的班主任也赶紧赶来过来。
没过多久，120的救护车就到了，班主任和翔哥陪我一起坐了人生中第一次救护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急救车是要花钱的，200多块钱一趟。细想想，这个厕所上得可真贵啊。从上救护车到医院急救室，班主任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那一刻真是既幸福又愧疚。再医院打了一晚上点滴后，我终于又活了过来。后来据护士说，我的晕血症状如果严重的话还是要去省城治疗才行。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天就回学校上课了。
所以，从小到大，我经历了很多次与死神的擦肩，也因此很胆小，很怕死。不过，裴爷说得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1990年的时候，我家还在开游戏厅。为了方便照顾，1岁的我被带到了游戏厅。人来人往间，我爸妈一时也没时间管我，让我安静地坐在一遍。据我爸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爬到旁边的折叠椅子上。正当他要来抱我的时候，我“啪叽”一声就掉地上了，而且，脸着地。我爸赶紧将我抱了起来，发现我的鼻子已经凹了进去。不顾我喷涌而出的鼻血，用力将我的鼻子生生地拉了出来。也不知道是我爸手法好，还是天生如此，我现在的鼻子特别挺。
后来上了托儿所，有个周末，我和我妈在家。隔壁户的邻居找了人在修门板，那个人拿着羊角榔头“当当当”地在那儿砸。我妈在干活，而我则坐在院子边晒太阳便玩耍。突然，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砸中了我的眼睛，我眼前瞬间就黑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个羊角榔头。黑暗中，我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等待医生检查的时候，我慢慢地能看到了点东西。幸亏当时砸中的只是我的左眼颊下的骨头，而不是眼珠子，也庆幸那个榔头到我脸上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太大威力了，不然我肯定有个外号叫“陈瞎子”
我终于上幼儿园了，在班上，我也算是比较皮的一个人了。教室里有一个船型的休闲区，小朋友会把从家里带来的书放在那里相互借阅，等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看。上船的话有三级台阶，也没有护栏。有一天，应该是我跟小伙伴们玩得过于激动，“嘭”的一声，我脑袋就撞在了台阶上。伤口还是同一个位置，左眼颊下的骨头。这回可把老师和园长吓得够呛，赶忙把我爸叫了去。幸亏我没事，休息了两天又去幼儿园了。也许是我爸妈好说话，没有向幼儿园问责。也可能是当时没那个意识吧，不然我可能从小就有老婆本了。后来，教室里那只船的台阶加上了护栏，再后来，那只船也没有了。
不过跟后面的事比起来，撞头简直是小儿科了。遇到我这个学生，老师和园长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不，不光是幼儿园。
等到了幼儿园大班，让老师们崩溃的事情又来了。可能是吃了不干净的小笼包，食物中毒了。在课堂上我不断冒冷汗，肚子疼，头也很晕。后来，我就晕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幼儿园的传达室了。我爸急忙赶来，并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我每天只能喝白粥，然而吃了就吐。即使不吃东西，也会不断地吐黄水。人也变得非常虚弱。因为照顾我，我妈也病倒了。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迷迷糊糊地看到床边很多人。后来据我爸说是因为我的病情加重了，医生在做会诊，县医院的医生建议我们去杭州治疗。那时候，医疗条件并不是很完善，整个医院就三个氧气瓶。一个没气儿了，一个另一个病人在用，剩下一个坏了……没有氧气瓶，我就没法去杭州，也没有治疗方案，只能每天挂盐水，打打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也就是说，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还好，上天比较仁慈，后来我竟然奇迹般地开始恢复了。在医院躺了整整一百天后，终于康复出院，回到了幼儿园。因为缺课100天，我落下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系鞋带。所以至今我都不会系双蝴蝶结鞋带。后来据说带我们班的老师在带完我们这一届后就辞职了。唉，对不起了老师。不过您不是唯一的一个。
后来我们搬了家，搬进了一个老台门。我家租的房子带一个阁楼，楼梯很陡，搬进去的时候也没装护栏。那天，我妈正在打扫卫生，我也在象征性地帮忙。楼梯很陡，我妈不断嘱咐我让我小心一点。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淘气的我竟然爬上了楼梯。因为没有护栏的遮挡，我掉了下来。幸亏我妈眼疾手快，而且这阁楼也不高，我不偏不倚正好被我妈接住。不然，我现在也可以叫“陈瘸子”了。
如果不是我妈的一顿毒打，我可能一直都会这么皮下去。
那是一个暑假时，我妈因为要通宵加班三天，我爸也出差在外，便给我留了50块钱让我自己解决一周的三餐。50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巨款了。我一时没听清，以为说的是三天。所以各种雪糕冰淇淋、各式水枪加玩具。当三天后，我妈问我还有多少钱时，我一掏兜发现只剩7块了。唉，别提我妈又多生气了，看着不争气的我，又给了我二十。然而没过些日子，我又开始淘气了起来。有一天我死活不肯洗澡，我妈怒从中来，随手抄起衣架就往我身上打。那个晚上，我的叫声响彻了夜空。也是自那以后，我变得特别的文静。
不过，文静的我依旧让我的两位中学班主任心惊胆战。
初一的时候学校体检，为了彻底检查自己是否健康，我妈还要求我多检查一项肝功能。医生说检查肝功能需要抽血，我以为就像平时验血一样拿个针头在无名指上戳一下挤一点就好了。谁知道，竟然是从胳膊上抽的！！轮到我了，我坐在医生面前，他让我脱了外套，袖子卷高伸过去。看着那么粗的针头，我有点害怕，但还是照做了。医生帮我绑上了橡皮管，然后涂了药水。随着针头插进去，暗红色的鲜血就顺着导管流了出来。我看着自己的血不断往外涌，心开始慌了起来。毕竟只是化验，医生也没抽多少血，用了药棉一压就把针头拔了，然后让我自己按住。我按着药棉就站了起来，突然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倒在了地上，迷迷糊糊中就感觉一帮人向我冲过来。我被一双温柔的大手抱上了课桌拼起来的床，医生们都以为我是低血糖。我听到有人在喊：“谁有糖？谁有糖？”“我这有盒牛奶！”然后我就躺着喝起了医生的早餐奶。没一会儿，班主任就着急地冲了进来，看着我悠闲地喝着牛奶，放下了半颗心，然后向医生询问情况去了。后来经过一轮“专家会诊”，大家最后断定，我是晕血。没错，我晕的是我自己的血，严重的话还是致命的。而那次“晕血”事件后，我的同学都以为我看到血就会晕，对此，我整整解释了三年。
相对于初中，我的高中班主任更是有着更多的苦水可以诉说。
那一天上完下午的课，正好是晚饭时间，我感觉肚子不舒服，就去上了厕所。结束后，回头发现那坨上面粘了好多的血。提起裤子我颤颤巍巍地走到了教室门口的走廊上，趴在围栏上，我望着教学楼面前的空地，计划着歇一会儿就去食堂吃点东西。此时我们班的翔哥、波罗和隔壁班的肉丸也一起过来享受起短暂的闲暇时光。他们有一句每一句地聊着，而我却一直对刚才的血念念不忘，越想越害怕。然后又是一顿天旋地转，两眼一黑，“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我的三个同学哪儿见过这仗势，立马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然后把我搀了起来往政教处扶去。我记得路上遇到了好几个老师，其中一个男老师就把我背了起来，然后喊：“打120！打120！120有没有打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周边围满了人。“怎么了怎么了？”“是他啊。”“原来是他！”（因为高中参加过文艺汇演，表演的老父亲角色深入人心，所以在校园中还有点名气）。此时，刚在吃饭的班主任也赶紧赶来过来。
没过多久，120的救护车就到了，班主任和翔哥陪我一起坐了人生中第一次救护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急救车是要花钱的，200多块钱一趟。细想想，这个厕所上得可真贵啊。从上救护车到医院急救室，班主任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那一刻真是既幸福又愧疚。再医院打了一晚上点滴后，我终于又活了过来。后来据护士说，我的晕血症状如果严重的话还是要去省城治疗才行。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天就回学校上课了。
所以，从小到大，我经历了很多次与死神的擦肩，也因此很胆小，很怕死。不过，裴爷说得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