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与土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更为密切了。在甲骨文中，除了有“王省土方”、“伐土方”、“征土方”等多处战争记录外，同时还有“贞卜土方贝与不贝”的记述，也就是关于殷商与土方之间进行实物交易的记载。（“贝”在当时既是一种珍贵的装饰品，同时也可以充当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
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土方的记载，认为土方在殷商时期是与商族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他推断说：“土方距殷京（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武丁敌对的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一个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部劫掠两个居民居住地。
卜辞记载有一次土方曾入侵商朝北部的新附属地区国，君只好派人向武丁求救，五日之内连续报告好几次，可见当时情况之危急。此次土方的入侵使得武丁得到足够开战的理由，此后长达三年的与土方之战拉开了序幕。
与土方的战事由妇好全权主持，妇好出兵最少也是“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达“共人五千伐土方。”
直到最终一战才由武丁亲自率领和指挥，随从征伐的武将是。结果，土方的首领被杀，土方人民归顺了商王朝，土方地区成为商的北土。土方被灭后，武丁经常到这里视察，卜辞上叫做“王省土方。”
与土方的战争最后以商朝的胜利而结束。土方经武丁时出兵讨伐后，卜辞中很少见到其活动的记述，土方人不是归降了商王朝，就是被赶走，投奔鬼方等其它势力。
在清除掉土方的威胁之后，鬼方成为武丁的首要之敌。
前面介绍过，夏后氏后裔熏育建立的鬼方部族逐渐替代炎帝后裔的荤粥成为北方草原的新一代霸主。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夏朝类似，比如祭祀日月，杀牲、望星象占卜等，但不建房屋，不守礼仪，披发左衽，以游牧为生。因为夏后氏的亡国之恨，而常常南下劫掠商王朝。由于渐渐远离文明，这种劫掠不再具备仇恨特性而成为一种缓解北方严酷恶劣环境的一种必然措施。
到了商王武丁时期，鬼方的势力已经扩展到甘肃南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影响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武丁三十二年（bc1302）夏天，武丁派妇好伐鬼方。双方相持不下，位于南方的虎方（南蛮的一支，故南巢地，安徽寿县）趁机启图攻打商朝，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武丁为解除商朝背后的虎方的威胁，发动了旨在解除后方威胁的荆楚之战。
此战由武丁亲自挂帅，发动了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二十多个方国，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湖北武汉黄陂区），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虎方。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二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
虎王为被大禹击败的三苗后裔苗瑶族为中心的南蛮建立的政权之一，其范围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地区（古三苗聚居地区）。吴城是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个王国已经筑起了土城（即吴城，江西宜春樟树市）、创造了文字，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朝的南进，使得本地区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土青铜文化。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类型商文化均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鲜明的地方土著特色，是一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中原因素和地方特色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愈往南，土著特色愈明显，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没有被臣服的事实正好相符。
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太）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太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这是因为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失利，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由“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可知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j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土方的记载，认为土方在殷商时期是与商族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他推断说：“土方距殷京（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武丁敌对的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一个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部劫掠两个居民居住地。
卜辞记载有一次土方曾入侵商朝北部的新附属地区国，君只好派人向武丁求救，五日之内连续报告好几次，可见当时情况之危急。此次土方的入侵使得武丁得到足够开战的理由，此后长达三年的与土方之战拉开了序幕。
与土方的战事由妇好全权主持，妇好出兵最少也是“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达“共人五千伐土方。”
直到最终一战才由武丁亲自率领和指挥，随从征伐的武将是。结果，土方的首领被杀，土方人民归顺了商王朝，土方地区成为商的北土。土方被灭后，武丁经常到这里视察，卜辞上叫做“王省土方。”
与土方的战争最后以商朝的胜利而结束。土方经武丁时出兵讨伐后，卜辞中很少见到其活动的记述，土方人不是归降了商王朝，就是被赶走，投奔鬼方等其它势力。
在清除掉土方的威胁之后，鬼方成为武丁的首要之敌。
前面介绍过，夏后氏后裔熏育建立的鬼方部族逐渐替代炎帝后裔的荤粥成为北方草原的新一代霸主。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夏朝类似，比如祭祀日月，杀牲、望星象占卜等，但不建房屋，不守礼仪，披发左衽，以游牧为生。因为夏后氏的亡国之恨，而常常南下劫掠商王朝。由于渐渐远离文明，这种劫掠不再具备仇恨特性而成为一种缓解北方严酷恶劣环境的一种必然措施。
到了商王武丁时期，鬼方的势力已经扩展到甘肃南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影响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武丁三十二年（bc1302）夏天，武丁派妇好伐鬼方。双方相持不下，位于南方的虎方（南蛮的一支，故南巢地，安徽寿县）趁机启图攻打商朝，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武丁为解除商朝背后的虎方的威胁，发动了旨在解除后方威胁的荆楚之战。
此战由武丁亲自挂帅，发动了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二十多个方国，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湖北武汉黄陂区），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虎方。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二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
虎王为被大禹击败的三苗后裔苗瑶族为中心的南蛮建立的政权之一，其范围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地区（古三苗聚居地区）。吴城是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个王国已经筑起了土城（即吴城，江西宜春樟树市）、创造了文字，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朝的南进，使得本地区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土青铜文化。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类型商文化均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鲜明的地方土著特色，是一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中原因素和地方特色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愈往南，土著特色愈明显，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没有被臣服的事实正好相符。
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太）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太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这是因为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失利，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由“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可知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j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