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影教授这段时间有点忙，眼看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而自己撰写的有关箫梁王朝方面的专著，却似乎遇到了瓶颈，“壬辰之运”这一问题，最近一直困扰着他，令他无法写下去。
这几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历史文化，特别是南朝陶弘景所创立的道教上清派茅山宗对社会的影响问题。他发现在那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无论是江西龙虎山的灵宝派道教，还是茅山的上清派道教，都似乎受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壬辰之运”的思想影响，期待太上老君这位道家救世主，出而为王，治世太平。特别是在南北朝后期，曾流传过一条神秘的预言，初期为“黑衣人亡高”，结果高家的北齐被穿黑衣的北周灭了，后期预言为“黑衣人降临，终结乱世”，导致穿黑衣的佛教盛行，就连皇帝都想出家为僧。
他注意到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为壬辰年，其后的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又是甲辰年，按照中国历法中采用六十甲子的历数方式，萧梁政权恰逢有“壬辰之运”。天下兆民皆殷殷期盼太上老君，在该年三月六日显现人世，拯救太平，而茅山上清派宗师陶弘景，也为此写下了一首极具有政治色彩和现实意义的《胡笳曲》，所谓：“自戾飞天历，与夺徒纷纭。百年三五代，终是甲辰君”，高度颂赞了此事，对此，吴教授感到十分疑惑，甚至有点不以为然。
他认为：道教《神咒经》中所谓的“自今壬辰之年，必有真君”之说，所谓的“壬辰”，不应当然地被认为，是指某一具体的历史年代，因为“壬辰”在道教中有孕育、生成之意，与老子的尚水思想和孔子的尚龙传说，是款曲相通的，并与西方历史叙事中的基督教“千年王国”思想，以及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到来前，耶稣基督将再度降世”之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也正因为此，他认为，这种“壬辰之运”之说法，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普通民众，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壬辰之运，只能算是一个神学符号。野史中所谓的“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三千岁“，实际上只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美好期许或愿望。
而真正令他困惑的是：道教为什么要选择“壬辰”作为理想社会诞生的标志，或“真君出世”的象征符号，而不是选择甲子、甲寅或其他纪年？”。他曾看到过《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天宝元年春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似乎前朝的经典古籍，为此提供了明确的例证，并为“壬辰之运”夯实了理论基础。
由于此例证过于单薄，故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校的图书馆、老馆古籍部等地查阅，并曾让自己的学生李尔玉协助他到网上去查找过，后来他总结梳理了一下，惊奇地发现：历史上在壬辰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实并不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也只有三件，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自己对“壬辰之运”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件，发生在公元前689年，这一年为壬辰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即：卞和在经历了向楚厉王和楚武王两次献玉失败之后，终于在这一年成功地将玉璞献给了刚刚继位的楚文王芈熊赀，从而导致了和氏璧的横空出世，并为秦皇传国玉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对后世王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第二件，发生为公元512年（壬辰年），也就是梁天监十一年的5月12日，北魏辖地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7.5级特大地震，山崩地裂，死伤无数，是一次巨大的灾难。由此，吴教授得到了一个较为肯定答案，即所谓的“壬辰之运”，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契合了道教的阴阳理论，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为“天下大乐”、“真君出世”之好运，另一面为灾难降临之厄运。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公元512年，在这一年的10月，发生了一件为世人所疏忽的大事，即梁武帝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浙江宁波，将逃离四年的陶弘景请回了茅山。表明上看，这是帝王与道士之间的寻常小事，但其背后却牵涉到一件影响南梁国运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深藏梁宫的秦皇传国玉玺失踪之事。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胆的推断和联想，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镇江焦山博物院贾副研究员的那篇论文。
贾副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提出瘗鹤铭的碑文应为陶弘景所书，其依据的是茅山道观的一处古井围栏上的字体，因与瘗鹤铭碑文的字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该口古井是陶弘景被迫返回茅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天监十三年开挖的。并且《瘗鹤铭》的碑文，开篇就是“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明显突出“壬辰”和“甲午”这两个重要的纪年。
更有，他发现《瘗鹤铭》摩崖石刻发生的时间又恰恰是在南朝，并且碑文上的内容，充斥着道家的思想和脉搏。而碑文中的 “鹤”，与道教所提倡的“和”，不仅是同音，并且两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道教的理论体系中，“和”就是天道，“鹤”则是天道的使者，玉是玉玺的实物形态，鹤则是玉玺的人格化，这时，他想起他的学生李尔玉的博士论文，其在答辩时称，秦皇传国玉玺是天道的托形立影之物，想到此，他内心大吃了一惊。其后，他又将《瘗鹤铭》的碑文与陶弘景所作的《胡笳曲》，进行了深刻的联系、比对和剖析，在此惊人地发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和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极具现实蔓延与幻想交织之特征。这种托形寓意之方式，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的所谓“龟甲图谶”，竟然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前者以鹤代表天道的传国玉玺，后者借龟来象征天命的《河图洛书》， 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前去茅山道观，实地考察一番。
这几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历史文化，特别是南朝陶弘景所创立的道教上清派茅山宗对社会的影响问题。他发现在那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无论是江西龙虎山的灵宝派道教，还是茅山的上清派道教，都似乎受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壬辰之运”的思想影响，期待太上老君这位道家救世主，出而为王，治世太平。特别是在南北朝后期，曾流传过一条神秘的预言，初期为“黑衣人亡高”，结果高家的北齐被穿黑衣的北周灭了，后期预言为“黑衣人降临，终结乱世”，导致穿黑衣的佛教盛行，就连皇帝都想出家为僧。
他注意到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为壬辰年，其后的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又是甲辰年，按照中国历法中采用六十甲子的历数方式，萧梁政权恰逢有“壬辰之运”。天下兆民皆殷殷期盼太上老君，在该年三月六日显现人世，拯救太平，而茅山上清派宗师陶弘景，也为此写下了一首极具有政治色彩和现实意义的《胡笳曲》，所谓：“自戾飞天历，与夺徒纷纭。百年三五代，终是甲辰君”，高度颂赞了此事，对此，吴教授感到十分疑惑，甚至有点不以为然。
他认为：道教《神咒经》中所谓的“自今壬辰之年，必有真君”之说，所谓的“壬辰”，不应当然地被认为，是指某一具体的历史年代，因为“壬辰”在道教中有孕育、生成之意，与老子的尚水思想和孔子的尚龙传说，是款曲相通的，并与西方历史叙事中的基督教“千年王国”思想，以及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到来前，耶稣基督将再度降世”之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也正因为此，他认为，这种“壬辰之运”之说法，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普通民众，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壬辰之运，只能算是一个神学符号。野史中所谓的“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三千岁“，实际上只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美好期许或愿望。
而真正令他困惑的是：道教为什么要选择“壬辰”作为理想社会诞生的标志，或“真君出世”的象征符号，而不是选择甲子、甲寅或其他纪年？”。他曾看到过《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天宝元年春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似乎前朝的经典古籍，为此提供了明确的例证，并为“壬辰之运”夯实了理论基础。
由于此例证过于单薄，故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校的图书馆、老馆古籍部等地查阅，并曾让自己的学生李尔玉协助他到网上去查找过，后来他总结梳理了一下，惊奇地发现：历史上在壬辰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实并不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也只有三件，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自己对“壬辰之运”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件，发生在公元前689年，这一年为壬辰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即：卞和在经历了向楚厉王和楚武王两次献玉失败之后，终于在这一年成功地将玉璞献给了刚刚继位的楚文王芈熊赀，从而导致了和氏璧的横空出世，并为秦皇传国玉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对后世王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第二件，发生为公元512年（壬辰年），也就是梁天监十一年的5月12日，北魏辖地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7.5级特大地震，山崩地裂，死伤无数，是一次巨大的灾难。由此，吴教授得到了一个较为肯定答案，即所谓的“壬辰之运”，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契合了道教的阴阳理论，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为“天下大乐”、“真君出世”之好运，另一面为灾难降临之厄运。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公元512年，在这一年的10月，发生了一件为世人所疏忽的大事，即梁武帝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浙江宁波，将逃离四年的陶弘景请回了茅山。表明上看，这是帝王与道士之间的寻常小事，但其背后却牵涉到一件影响南梁国运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深藏梁宫的秦皇传国玉玺失踪之事。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胆的推断和联想，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镇江焦山博物院贾副研究员的那篇论文。
贾副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提出瘗鹤铭的碑文应为陶弘景所书，其依据的是茅山道观的一处古井围栏上的字体，因与瘗鹤铭碑文的字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该口古井是陶弘景被迫返回茅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天监十三年开挖的。并且《瘗鹤铭》的碑文，开篇就是“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明显突出“壬辰”和“甲午”这两个重要的纪年。
更有，他发现《瘗鹤铭》摩崖石刻发生的时间又恰恰是在南朝，并且碑文上的内容，充斥着道家的思想和脉搏。而碑文中的 “鹤”，与道教所提倡的“和”，不仅是同音，并且两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道教的理论体系中，“和”就是天道，“鹤”则是天道的使者，玉是玉玺的实物形态，鹤则是玉玺的人格化，这时，他想起他的学生李尔玉的博士论文，其在答辩时称，秦皇传国玉玺是天道的托形立影之物，想到此，他内心大吃了一惊。其后，他又将《瘗鹤铭》的碑文与陶弘景所作的《胡笳曲》，进行了深刻的联系、比对和剖析，在此惊人地发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和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极具现实蔓延与幻想交织之特征。这种托形寓意之方式，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的所谓“龟甲图谶”，竟然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前者以鹤代表天道的传国玉玺，后者借龟来象征天命的《河图洛书》， 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前去茅山道观，实地考察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