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
刘惠恕
且说黄义明攻克重庆城,处理完安民杂事后,便前往军营探望被计子善救下的杨复盆。但见其腿中镖已被取下,并用清水洗过伤口,但腿肿的像水桶一般。黄义明搭脉试诊,说道,此镖必然有毒,暂且用绳索暂扎住杨将军中箭处上方,以避免毒气攻心。当设法早日擒住女贼董琮英,其必有解药。计子善说道:擒贼事自当重视。但听说在重庆附近钓鱼城住有避世神医傅青主,何不重金请其下山探诊?黄文明说了一声好,便备下重金准备亲自去请傅青主,又叫计子善负责指挥军队抓捕董琼英及其余党。
钓鱼城位置距距重庆城北约一百五十里路,地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之口,与重庆城有嘉陵江水路相连,自古有“巴蜀要津”之称。而钓鱼城在宋元之交是一个大大知名的地方,其所以知名,是因为此地原本无城,名“钓鱼山”,山位于嘉陵江南岸嘉陵江水绕弯处,南北均被嘉陵江环抱,其东有嘉陵江支流渠江流过,西有嘉陵江支流涪江流过。钓鱼山并不算高,最高处不足四百米,整个山顶东西长1596米,南北宽960米,总面积2.5万平方千米。但是钓鱼山的特点在于:整个山势呈东西部地势倾斜,台地层层,西南、西北角和中部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中岩等平顶山峦,谓之“三山耸峙,三江汇流”,山上又有大天池等水源,宜人居住,可谓山水相拥,易守难攻。
而钓鱼山又有“钓鱼台”之称。原来根据上古传说:位于钓鱼城南山巅的平顶石岩上,至今留有上古巨人的足迹。时三江洪水泛滥,众多灾民逃往此山避难,山上没吃的。就在灾民濒临饿死之际,忽有巨人天降,在山巅巨石上手持长竿,从滔滔江水中钓出无数鱼虾以赈济灾民,成千上万灾民得以不死。人们为了感激巨神的救命之恩,又称此山作“钓鱼台”。因此南宋祝穆在其编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卷六四“合州”条中写道:“钓鱼山,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
那么钓鱼山怎么又叫成了“钓鱼城”呢?原来南宋末期,蒙古铁蹄南下,侵凌中原,原周边邻国金、西夏相继被蒙古灭亡,四川就成了南宋抗蒙最前线。而此前线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却不擅长水军作战,很难北渡长江天险,直接进攻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于是将其灭宋战略定格为:先攻占四川,再沿长江东下,进攻南宋都城临安,最终占领全中华。
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蒙古军南下四川,二陷成都,整个四川防线告急。宋理宗派抗蒙名将余玠赴四川,任四川安抚使兼重庆知府,主持当地军务。余玠到任后,发布了“集众思,广忠言”的布告,广泛征集抗蒙良策。而此时播州土司、世袭播州安抚使杨价去世,由其子杨文袭位,任播州第十五任土司与南宋播州安抚使。当时的播州,位于四川南端(今属贵州遵义市下辖区),世辖西南苗夷,与宋室关系密切,杨价与杨文父子同属南宋抗蒙名将。杨文袭位后,继父遗志,一方面在辖区继续推行其父所订立的“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的政策;另一方面则认真研究已持续了十多年的西南抗蒙战局。他认为宋廷需要提防蒙军的“斡腹之谋”,亦即联合西蕃、云南与四川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对南宋实行大迂回包抄、合谋攻宋的战略。据此,他向余玠提交了《保蜀三策》。其文曰:
“近思利(州)、阆(州)之阎(里巷门户),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口城筑,以为根底,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
这段话今释,其意为:抵抗蒙军侵掠的上策,是在川北利州、阆州之门户地区,设立三关,抵前御敌;中策是在山形险要之地设立城池扼守;下策就是退到长江以南固守,放弃江北。
余玠细审《保蜀三策》后,深表赞同,采纳了中策。此后,他根据播州人冉氏兄弟冉琎、冉璞的建议,以合川钓鱼山为中心,沿长江、嘉陵江两岸,共修建了二十余座山城,建构起一条以山城为据点、以江河为纽带的抗蒙防御体系,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山城,便建在钓鱼山上。既然要建山为城,就必须把原住山下平原的民众,从山下迁往山上来居住。久而久之,原先的钓鱼山也就被叫成了“钓鱼城”。
鉴于钓鱼城之建,在中华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下仅随讲几句题外话。
余玠新建立起来的这条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山城江河防线,在后来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其具体展现为充分发挥出南宋步兵在山地作战的优势,遏制住了蒙古骑兵靠快速制敌的机动作战能力,整整抗击了三十六年蒙军侵掠战争,至南宋灭亡,蒙军始终未能攻占钓鱼城,此后播州土司降元,钓鱼城方被蒙军占领。钓鱼城在整个抗蒙战役中的作用,具体如下:
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年),蒙古军始占领云南,由大理出兵东进四川。杨文率播州雄威军五千人从泸定北出大雪山,于淳佑八年(1248年),抗击蒙古军于马鞍山(今四川甘洛马鞍山),三战三捷,活捉蒙将秃懑。宝佑年初(1253年),蒙古军进逼长江,播军与战于石洞峡(今重庆江北区铜锣峡),击退蒙古军。宝佑二年(1254年),蒙古军由乌蒙渡马湖入川,播军五千奉命阻击,九战九捷,并俘蒙将阿里等。蒙军不甘心入川作战屡战屡败,宝祐六年(1258年),大汗蒙哥亲率十万蒙军入蜀,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此时的播军,分兵一部分与宋军一起坚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另一部分则南下乌江,牵制涪陵一带的蒙古军。
钓鱼城之战前夕,蒙哥曾经派使者前往招降,但是被守将王坚坚拒,并且斩杀蒙哥来使以示决心。蒙哥大怒,下令围城。又于次年分兵,同时进攻合州旧城(距钓鱼城西十里,时合州城治已迁入钓鱼城)及渠江流域的礼仪城、平梁城,又另派将领纽磷向忠州、涪州发动进攻。蒙哥的战略目的,是试图断绝嘉陵江下游宋军对钓鱼城的增援,孤立并分割钓鱼城。但是时至当年末(蒙哥汗八年、1258年年底),蒙军对钓鱼城周边地区的进攻,均被击退,蒙军在钓鱼城东南角石子山上对宋军水军发动的进攻亦被击败。
蒙军于是改变战法,依靠战船,在嘉陵江登陆,从西北向对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发动猛攻,但依旧无法攻克钓鱼城。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在城下被守城士兵用石炮所发飞石击死,蒙哥大汗本人也被城上所发石炮炸成重伤,不治身死,蒙军被迫撤离。蒙哥死前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百姓。此后蒙军将领因陷于对可汗位置的争夺,无心征战,这使得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了二十年。
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也被人们称为合州之战,因为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为抗击蒙兵,一度将原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西5公里)及石照县治迁于钓鱼城内,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合州及石照县治始由钓鱼城回迁原址,属重庆府路管辖。
仅就钓鱼城之战宋军获胜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钓鱼城的位置处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绕的中心处,锁死了三江水路,从而形成了川蜀重镇重庆府北面的重要屏障,使蒙军难以逾越,而在战时又能及时得到来自重庆府的水路和陆路双向支援。
二是钓鱼城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崖壁相连,堵住了敌军上山之路。宋军沿陡峭山势层层设防,架设炮台、箭塔,能够予敌较大杀伤,从而取得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
三是钓鱼城构建巧妙,分设内城、外城两套防御系统,又利用城墙分割成多个独立防区,而城墙系用坚固条石构筑,杜绝了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的情况。此外,钓鱼城城墙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码头,宋军可以随时投入江面,依水道从侧背进攻攻城蒙军,以使攻城敌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其四是钓鱼城作为一座山城,不仅是战斗单位,同时也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城内有完备的水利设施、居民区。城内及周边山岭上的平地,可供城内百姓自耕自种粮食以自给,不惧蒙军的持久围城。
上述诸因素,成就了南宋晚期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以弱势步兵,接战优势骑兵,蒙军攻城五个月不下,蒙哥汗且被重伤身死。是役之后,南宋朝廷派遣大将吕文德进驻黄坪,和播州军相互接应,共同部防,以御蒙军。两军相会后,认为要修建一座城池“龙岩新城”,以作为播州的政治、军事中心。这座新城,也就是后来的海龙屯。但可惜的是龙岩新城修筑完成后,尚未及发挥抗蒙的军事功能,南宋王朝已宣告灭亡。
仅就钓鱼城之战的军事意义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蒙军败北,使得南宋国祚得以延续二十年之久。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而当时率东路军已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此时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南路军,一路克捷,已进抵潭州(今长沙)城下,而闻蒙哥死讯,亦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接应下,渡过长江北返。蒙军的北返,使南宋国祚得以沿续。
而从世界史角度来看钓鱼城之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蒙哥之死,使蒙军所从事的第三次西征停滞下来,缓解了其对欧、亚、非等国的军事威胁。这一过程具体为: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西进埃及时,忽获悉蒙哥死讯,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率大军东还。结果留下的蒙军因寡不敌众,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进入非洲。蒙古国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自此走向低潮。
其三,钓鱼城之战,也创造了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的契机,这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蒙哥汗所施行的政策,带有浓厚的蒙古游牧部族色彩,野蛮、残酷,极不适合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当时甚至有蒙古贵族提出要杀尽汉族王、张、李、刘等七大姓,以改变中国北方为牧场的主张。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他继位后,能延揽汉族儒士,听从耶律楚材的建议,推行汉化政策,改变蒙军滥杀无辜的政策,使当时中国北方与南方经济,免遭更大破坏。
而回顾钓鱼城之战经过,对于当时上钓鱼城寻访名医的黄义明来说,自然是对这一古战场抱有无比的崇仰心情。
且说黄义明为赴钓鱼城寻访名医傅青主,叫上两名随从,备上重礼,驾轻舟一叶,约经三日,终于来到钓鱼城前。举目仰视,城高约400米,两侧均有一字形城墙相屏障,其后为一道高约20米的自然山崖为退守防线。码头皆以巨石垒就,台基高出江面4米,以五级平台样式,递次向后延伸,平台上仍见当年战时供安置弩、炮的残具,周边长满了野草。而此处码头与码头后的山城防御工事,紧紧成一体,当年在钓鱼城三十六年的防御战中,成功地控扼江面,阻止了蒙元大军的顺江嘉陵江东下。
黄义明环视了一下码头步局,连道好险,怪不得当时能阻挡住蒙军三十六年的攻势。随后黄义明找一个能将轻舟泊下的地方下船后,便与两位随着登上码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径,向钓鱼城主城门奇胜门行去。所行未远,但见前方草木屏障,越过草木,见一洞口,上书有“飞檐洞”三字。原来此洞为入城的暗道,本为城垣下崖壁间一处天然石缝,被改造成暗道。洞长约数百米。入洞,初行光线幽暗,但见巉岩凌空,石幔低垂,洞底有缓坡沙滩,浅沟隐现,泉水叮咚。沿洞泉流水上行,登一台地,突见大厅顶部石隙直泻一缕天光,与石隙中叮咚跌落的清泉相映成万斛明珠,原来此处已是飞檐洞暗道的出口。
出得洞口,但见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即在城北百余米处,而城墙墙基之下,却临峭壁,怪石嶙峋,其下为悬崖,草木繁茂。而自飞檐洞出,距地面尚有数米。若从该洞口入城,先需用洞口备有的绳索坠下,然后方可顺山阶石径入城。飞檐洞故有“可入而不可出”之说。
黄义明与两个随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得洞口,登上奇胜门,攀上城墙举目四望,连道奇险。原来钓鱼城的城墙是凭山崖砌石而成,总长约8千米。而入得外城,内尚有内城墙,内城墙亦四向有门。钓鱼城降元后,部分城墙被拆除,明代又加重修。
而除黄义明入钓鱼城所登临的奇胜门外,城墙四围尚开有镇西门、护国门、青华门、出奇门等,黄义明入钓鱼城,所走得是最不易行走的一条道路。
黄义明与两位随从下得钓鱼城城墙,便沿着城内一座叫“薄刀岭”的山路前行。何以有此名呢?原来钓鱼城内亦有数座山岭,以薄刀岭与城墙相连,高出平地百米,两面皆悬崖,仅岭脊有一道宽不盈尺的地方形成道路,被形容为“两面万挂悬岩,岭脊薄如刀刃。”,此山路为钓鱼城内最为险峻之处,登高可以极目远眺城西钳形嘉陵江流以及合川城区。
黄义明与两个随从下得薄刀岭,进入内城,但见道左是一个颇大的高山湖,被称作“大天池”,这也是城内主要的水源地。围绕着大天池周边,稀稀拉拉地住着一些人家。而在湖周山岩缝隙上,长着茂盛的草木,不时有野免、山鸡、或其他禽兽,自树丛中窜出。由此足见钓鱼城内的荒凉。不是说钓鱼城内全盛时住十万人家吗,如何现今变得如此荒凉?原来自元代将合川城府衙由钓鱼城迁自山下合川城旧址,山上大多居民皆随之下山。再加上明末叠经张献忠屠蜀及清兵入川剿灭张献忠之役,原川民大量死亡,现住钓鱼城之人,均由山下逃至山上的避难人群。
进得钓鱼城内城,黄义明向湖周居民打探傅神医现居何处?回答是住护国寺后、忠烈祠前的一间草屋中,此处距护国门不甚远。根据山民的指路,黄义明与两位随从沿着蜿蜒的山路继续前行,所行未远,但见一座半残的古刹矗于道左山岩之上,寺前尚有两棵遮天蔽日的古杏树,黄义明与两位随从道:此座古刹,显然就是山民所说的护国寺了。
步入寺内,但见佛倾钟倒,殿梁上布满了蛛网,亦未见有出家人清扫。但穿越寺院,见寺院的主体建筑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佛殿、观音殿、祖师殿、藏经楼以及僧房前后院等,保存尚算完好,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依山布局,殿宇宏敞,结构精巧,可以想见其全盛时期的辉煌。原来原来此座古寺创建自唐代,开山始祖为四祖师石头和尚,其为由来已久的佛教“临济正宗”圣地,算得上是一座千年古刹。寺院后毁,至南宋绍兴年间重建,元大德二年(1298年)又毁于兵火。明弘治七年(1494年)合州知州金祺重建,至明末因战火再废,时距黄义明临此尚未久,因此其登临时见到的只是一座半残的古刹。
出得护国寺后门,但见道左有草屋一间,屋前有山泉一口及半亩菜地。黄义明道:此屋中所住,必是傅神医了。遂整衣扣门,问傳神医在否?两位随从则手捧礼盒。扣门未久,但见一位相貌清瘦、身材高挑、头戴儒生方巾、年逾六秩的老人前来开门,口中并答道:在下傅青主,不知何方贵客来访?黄义明连忙叫随从送上礼盒,并做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而傅青主听罢黄义明所述来意,知黄义明乃为救明殉身的李定国末徒,及拯川民于水火的乐山邦邦主后,敬意有加。连声说道:黄将军只身入川,创建乐山城邦救川民于水火,百姓皆传颂。今杨将军有难,我岂能不救。随即便收拾行装,欲随黄义民下山。但是他向黄义明表示:行前须向忠义祠告祭。黄义明诺声连连。
2023年9月4日校审
刘惠恕
且说黄义明攻克重庆城,处理完安民杂事后,便前往军营探望被计子善救下的杨复盆。但见其腿中镖已被取下,并用清水洗过伤口,但腿肿的像水桶一般。黄义明搭脉试诊,说道,此镖必然有毒,暂且用绳索暂扎住杨将军中箭处上方,以避免毒气攻心。当设法早日擒住女贼董琮英,其必有解药。计子善说道:擒贼事自当重视。但听说在重庆附近钓鱼城住有避世神医傅青主,何不重金请其下山探诊?黄文明说了一声好,便备下重金准备亲自去请傅青主,又叫计子善负责指挥军队抓捕董琼英及其余党。
钓鱼城位置距距重庆城北约一百五十里路,地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之口,与重庆城有嘉陵江水路相连,自古有“巴蜀要津”之称。而钓鱼城在宋元之交是一个大大知名的地方,其所以知名,是因为此地原本无城,名“钓鱼山”,山位于嘉陵江南岸嘉陵江水绕弯处,南北均被嘉陵江环抱,其东有嘉陵江支流渠江流过,西有嘉陵江支流涪江流过。钓鱼山并不算高,最高处不足四百米,整个山顶东西长1596米,南北宽960米,总面积2.5万平方千米。但是钓鱼山的特点在于:整个山势呈东西部地势倾斜,台地层层,西南、西北角和中部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中岩等平顶山峦,谓之“三山耸峙,三江汇流”,山上又有大天池等水源,宜人居住,可谓山水相拥,易守难攻。
而钓鱼山又有“钓鱼台”之称。原来根据上古传说:位于钓鱼城南山巅的平顶石岩上,至今留有上古巨人的足迹。时三江洪水泛滥,众多灾民逃往此山避难,山上没吃的。就在灾民濒临饿死之际,忽有巨人天降,在山巅巨石上手持长竿,从滔滔江水中钓出无数鱼虾以赈济灾民,成千上万灾民得以不死。人们为了感激巨神的救命之恩,又称此山作“钓鱼台”。因此南宋祝穆在其编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卷六四“合州”条中写道:“钓鱼山,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
那么钓鱼山怎么又叫成了“钓鱼城”呢?原来南宋末期,蒙古铁蹄南下,侵凌中原,原周边邻国金、西夏相继被蒙古灭亡,四川就成了南宋抗蒙最前线。而此前线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却不擅长水军作战,很难北渡长江天险,直接进攻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于是将其灭宋战略定格为:先攻占四川,再沿长江东下,进攻南宋都城临安,最终占领全中华。
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蒙古军南下四川,二陷成都,整个四川防线告急。宋理宗派抗蒙名将余玠赴四川,任四川安抚使兼重庆知府,主持当地军务。余玠到任后,发布了“集众思,广忠言”的布告,广泛征集抗蒙良策。而此时播州土司、世袭播州安抚使杨价去世,由其子杨文袭位,任播州第十五任土司与南宋播州安抚使。当时的播州,位于四川南端(今属贵州遵义市下辖区),世辖西南苗夷,与宋室关系密切,杨价与杨文父子同属南宋抗蒙名将。杨文袭位后,继父遗志,一方面在辖区继续推行其父所订立的“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的政策;另一方面则认真研究已持续了十多年的西南抗蒙战局。他认为宋廷需要提防蒙军的“斡腹之谋”,亦即联合西蕃、云南与四川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对南宋实行大迂回包抄、合谋攻宋的战略。据此,他向余玠提交了《保蜀三策》。其文曰:
“近思利(州)、阆(州)之阎(里巷门户),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口城筑,以为根底,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
这段话今释,其意为:抵抗蒙军侵掠的上策,是在川北利州、阆州之门户地区,设立三关,抵前御敌;中策是在山形险要之地设立城池扼守;下策就是退到长江以南固守,放弃江北。
余玠细审《保蜀三策》后,深表赞同,采纳了中策。此后,他根据播州人冉氏兄弟冉琎、冉璞的建议,以合川钓鱼山为中心,沿长江、嘉陵江两岸,共修建了二十余座山城,建构起一条以山城为据点、以江河为纽带的抗蒙防御体系,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山城,便建在钓鱼山上。既然要建山为城,就必须把原住山下平原的民众,从山下迁往山上来居住。久而久之,原先的钓鱼山也就被叫成了“钓鱼城”。
鉴于钓鱼城之建,在中华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下仅随讲几句题外话。
余玠新建立起来的这条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山城江河防线,在后来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其具体展现为充分发挥出南宋步兵在山地作战的优势,遏制住了蒙古骑兵靠快速制敌的机动作战能力,整整抗击了三十六年蒙军侵掠战争,至南宋灭亡,蒙军始终未能攻占钓鱼城,此后播州土司降元,钓鱼城方被蒙军占领。钓鱼城在整个抗蒙战役中的作用,具体如下:
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年),蒙古军始占领云南,由大理出兵东进四川。杨文率播州雄威军五千人从泸定北出大雪山,于淳佑八年(1248年),抗击蒙古军于马鞍山(今四川甘洛马鞍山),三战三捷,活捉蒙将秃懑。宝佑年初(1253年),蒙古军进逼长江,播军与战于石洞峡(今重庆江北区铜锣峡),击退蒙古军。宝佑二年(1254年),蒙古军由乌蒙渡马湖入川,播军五千奉命阻击,九战九捷,并俘蒙将阿里等。蒙军不甘心入川作战屡战屡败,宝祐六年(1258年),大汗蒙哥亲率十万蒙军入蜀,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此时的播军,分兵一部分与宋军一起坚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另一部分则南下乌江,牵制涪陵一带的蒙古军。
钓鱼城之战前夕,蒙哥曾经派使者前往招降,但是被守将王坚坚拒,并且斩杀蒙哥来使以示决心。蒙哥大怒,下令围城。又于次年分兵,同时进攻合州旧城(距钓鱼城西十里,时合州城治已迁入钓鱼城)及渠江流域的礼仪城、平梁城,又另派将领纽磷向忠州、涪州发动进攻。蒙哥的战略目的,是试图断绝嘉陵江下游宋军对钓鱼城的增援,孤立并分割钓鱼城。但是时至当年末(蒙哥汗八年、1258年年底),蒙军对钓鱼城周边地区的进攻,均被击退,蒙军在钓鱼城东南角石子山上对宋军水军发动的进攻亦被击败。
蒙军于是改变战法,依靠战船,在嘉陵江登陆,从西北向对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发动猛攻,但依旧无法攻克钓鱼城。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在城下被守城士兵用石炮所发飞石击死,蒙哥大汗本人也被城上所发石炮炸成重伤,不治身死,蒙军被迫撤离。蒙哥死前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百姓。此后蒙军将领因陷于对可汗位置的争夺,无心征战,这使得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了二十年。
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也被人们称为合州之战,因为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为抗击蒙兵,一度将原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西5公里)及石照县治迁于钓鱼城内,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合州及石照县治始由钓鱼城回迁原址,属重庆府路管辖。
仅就钓鱼城之战宋军获胜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钓鱼城的位置处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绕的中心处,锁死了三江水路,从而形成了川蜀重镇重庆府北面的重要屏障,使蒙军难以逾越,而在战时又能及时得到来自重庆府的水路和陆路双向支援。
二是钓鱼城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崖壁相连,堵住了敌军上山之路。宋军沿陡峭山势层层设防,架设炮台、箭塔,能够予敌较大杀伤,从而取得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
三是钓鱼城构建巧妙,分设内城、外城两套防御系统,又利用城墙分割成多个独立防区,而城墙系用坚固条石构筑,杜绝了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的情况。此外,钓鱼城城墙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码头,宋军可以随时投入江面,依水道从侧背进攻攻城蒙军,以使攻城敌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其四是钓鱼城作为一座山城,不仅是战斗单位,同时也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城内有完备的水利设施、居民区。城内及周边山岭上的平地,可供城内百姓自耕自种粮食以自给,不惧蒙军的持久围城。
上述诸因素,成就了南宋晚期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以弱势步兵,接战优势骑兵,蒙军攻城五个月不下,蒙哥汗且被重伤身死。是役之后,南宋朝廷派遣大将吕文德进驻黄坪,和播州军相互接应,共同部防,以御蒙军。两军相会后,认为要修建一座城池“龙岩新城”,以作为播州的政治、军事中心。这座新城,也就是后来的海龙屯。但可惜的是龙岩新城修筑完成后,尚未及发挥抗蒙的军事功能,南宋王朝已宣告灭亡。
仅就钓鱼城之战的军事意义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蒙军败北,使得南宋国祚得以延续二十年之久。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而当时率东路军已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此时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南路军,一路克捷,已进抵潭州(今长沙)城下,而闻蒙哥死讯,亦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接应下,渡过长江北返。蒙军的北返,使南宋国祚得以沿续。
而从世界史角度来看钓鱼城之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蒙哥之死,使蒙军所从事的第三次西征停滞下来,缓解了其对欧、亚、非等国的军事威胁。这一过程具体为: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西进埃及时,忽获悉蒙哥死讯,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率大军东还。结果留下的蒙军因寡不敌众,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进入非洲。蒙古国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自此走向低潮。
其三,钓鱼城之战,也创造了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的契机,这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蒙哥汗所施行的政策,带有浓厚的蒙古游牧部族色彩,野蛮、残酷,极不适合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当时甚至有蒙古贵族提出要杀尽汉族王、张、李、刘等七大姓,以改变中国北方为牧场的主张。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他继位后,能延揽汉族儒士,听从耶律楚材的建议,推行汉化政策,改变蒙军滥杀无辜的政策,使当时中国北方与南方经济,免遭更大破坏。
而回顾钓鱼城之战经过,对于当时上钓鱼城寻访名医的黄义明来说,自然是对这一古战场抱有无比的崇仰心情。
且说黄义明为赴钓鱼城寻访名医傅青主,叫上两名随从,备上重礼,驾轻舟一叶,约经三日,终于来到钓鱼城前。举目仰视,城高约400米,两侧均有一字形城墙相屏障,其后为一道高约20米的自然山崖为退守防线。码头皆以巨石垒就,台基高出江面4米,以五级平台样式,递次向后延伸,平台上仍见当年战时供安置弩、炮的残具,周边长满了野草。而此处码头与码头后的山城防御工事,紧紧成一体,当年在钓鱼城三十六年的防御战中,成功地控扼江面,阻止了蒙元大军的顺江嘉陵江东下。
黄义明环视了一下码头步局,连道好险,怪不得当时能阻挡住蒙军三十六年的攻势。随后黄义明找一个能将轻舟泊下的地方下船后,便与两位随着登上码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径,向钓鱼城主城门奇胜门行去。所行未远,但见前方草木屏障,越过草木,见一洞口,上书有“飞檐洞”三字。原来此洞为入城的暗道,本为城垣下崖壁间一处天然石缝,被改造成暗道。洞长约数百米。入洞,初行光线幽暗,但见巉岩凌空,石幔低垂,洞底有缓坡沙滩,浅沟隐现,泉水叮咚。沿洞泉流水上行,登一台地,突见大厅顶部石隙直泻一缕天光,与石隙中叮咚跌落的清泉相映成万斛明珠,原来此处已是飞檐洞暗道的出口。
出得洞口,但见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即在城北百余米处,而城墙墙基之下,却临峭壁,怪石嶙峋,其下为悬崖,草木繁茂。而自飞檐洞出,距地面尚有数米。若从该洞口入城,先需用洞口备有的绳索坠下,然后方可顺山阶石径入城。飞檐洞故有“可入而不可出”之说。
黄义明与两个随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得洞口,登上奇胜门,攀上城墙举目四望,连道奇险。原来钓鱼城的城墙是凭山崖砌石而成,总长约8千米。而入得外城,内尚有内城墙,内城墙亦四向有门。钓鱼城降元后,部分城墙被拆除,明代又加重修。
而除黄义明入钓鱼城所登临的奇胜门外,城墙四围尚开有镇西门、护国门、青华门、出奇门等,黄义明入钓鱼城,所走得是最不易行走的一条道路。
黄义明与两位随从下得钓鱼城城墙,便沿着城内一座叫“薄刀岭”的山路前行。何以有此名呢?原来钓鱼城内亦有数座山岭,以薄刀岭与城墙相连,高出平地百米,两面皆悬崖,仅岭脊有一道宽不盈尺的地方形成道路,被形容为“两面万挂悬岩,岭脊薄如刀刃。”,此山路为钓鱼城内最为险峻之处,登高可以极目远眺城西钳形嘉陵江流以及合川城区。
黄义明与两个随从下得薄刀岭,进入内城,但见道左是一个颇大的高山湖,被称作“大天池”,这也是城内主要的水源地。围绕着大天池周边,稀稀拉拉地住着一些人家。而在湖周山岩缝隙上,长着茂盛的草木,不时有野免、山鸡、或其他禽兽,自树丛中窜出。由此足见钓鱼城内的荒凉。不是说钓鱼城内全盛时住十万人家吗,如何现今变得如此荒凉?原来自元代将合川城府衙由钓鱼城迁自山下合川城旧址,山上大多居民皆随之下山。再加上明末叠经张献忠屠蜀及清兵入川剿灭张献忠之役,原川民大量死亡,现住钓鱼城之人,均由山下逃至山上的避难人群。
进得钓鱼城内城,黄义明向湖周居民打探傅神医现居何处?回答是住护国寺后、忠烈祠前的一间草屋中,此处距护国门不甚远。根据山民的指路,黄义明与两位随从沿着蜿蜒的山路继续前行,所行未远,但见一座半残的古刹矗于道左山岩之上,寺前尚有两棵遮天蔽日的古杏树,黄义明与两位随从道:此座古刹,显然就是山民所说的护国寺了。
步入寺内,但见佛倾钟倒,殿梁上布满了蛛网,亦未见有出家人清扫。但穿越寺院,见寺院的主体建筑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佛殿、观音殿、祖师殿、藏经楼以及僧房前后院等,保存尚算完好,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依山布局,殿宇宏敞,结构精巧,可以想见其全盛时期的辉煌。原来原来此座古寺创建自唐代,开山始祖为四祖师石头和尚,其为由来已久的佛教“临济正宗”圣地,算得上是一座千年古刹。寺院后毁,至南宋绍兴年间重建,元大德二年(1298年)又毁于兵火。明弘治七年(1494年)合州知州金祺重建,至明末因战火再废,时距黄义明临此尚未久,因此其登临时见到的只是一座半残的古刹。
出得护国寺后门,但见道左有草屋一间,屋前有山泉一口及半亩菜地。黄义明道:此屋中所住,必是傅神医了。遂整衣扣门,问傳神医在否?两位随从则手捧礼盒。扣门未久,但见一位相貌清瘦、身材高挑、头戴儒生方巾、年逾六秩的老人前来开门,口中并答道:在下傅青主,不知何方贵客来访?黄义明连忙叫随从送上礼盒,并做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而傅青主听罢黄义明所述来意,知黄义明乃为救明殉身的李定国末徒,及拯川民于水火的乐山邦邦主后,敬意有加。连声说道:黄将军只身入川,创建乐山城邦救川民于水火,百姓皆传颂。今杨将军有难,我岂能不救。随即便收拾行装,欲随黄义民下山。但是他向黄义明表示:行前须向忠义祠告祭。黄义明诺声连连。
2023年9月4日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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