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这篇文没写的时候，有出版编辑过来问我的想法，然后皱着眉头说：“写个言情小说，能不能不写非洲的啊，不想看满头小辫子的黑人谈恋爱啊。”
又问题材，惊呼：“妈呀，这题材忒敏感，你要坐牢了。”
文章连载的过程中，不少读者猜到了卡隆的原型是卢旺达。之所以不代入卢旺达来写，两个原因：
1.只是写个小说，不想那么严肃地探讨政治问题。卢旺达是真实事件，而小说中有戏说的内容，所以不想直接挂钩。
2.真实的卢旺达，比小说中描述的悲惨太多，不忍心写。
但是做好了打算，想在全文结尾的时候，聊一下卢旺达。
<h2>【二】</h2>
以下内容，有些手头有资料，有些是之前的积累，可能记得不大精确，也没有尽述当时复杂的局势，所以只供大家了解事情大概。有兴趣的，可以翻查更真实的资料。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一个小国，主要有两个种族，胡图族和图西族。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屠杀从4月到7月，持续了三个月，死亡人数一般被认为是80万到100万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把它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这就很恐怖了，因为20世纪还出过一起举世震惊的人道主义灾难：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
卢旺达大屠杀被认为比纳粹的那次还要恶劣和令人发指，主要有两个原因：
1.纳粹迫害犹太人，死亡人数也很多，但至少是好几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而卢旺达三个月内集中屠杀，杀人的速度是纳粹的好几倍。
2.纳粹至少知道事情无耻，假惺惺地建了集中营，对外宣称是工厂，以招工为名把犹太人诓进去。卢旺达那次很直白，广播里都在叫嚣：来，杀！
两个种族间存在这样的深仇大恨，事情要往前追溯到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瓜分。
卢旺达原本没有种族，只有农民、牧民等。有一种阴谋论，说殖民者来了之后，为了转移矛盾，于是划分了种族。
划分的标准很儿戏，参考了肤色、身高、鼻子是否更像欧洲人，以及家里的财产：以十头牛为界限，十头牛以上的，就是图西人；十头牛以下的，就是胡图人。
想想看，我们两家是邻居，我长得比你高点，你晒得比我黑点。本来大家都有九头牛，可巧今天我家的牛下了崽，殖民者查过数目之后，一锤定音：从此我是图西人，你是胡图人。
不仅如此，身份证上必须写明种族属性。划分完成，图西人占人口的14%，胡图人占85%左右。
接下来，殖民者开心地搓搓手，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各个方面，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行政上，都无比偏袒图西人，拼命扶植图西人上位，同时鼓吹“图西人是更高贵的人种、他们的文化是优越的、他们是含米特人的后裔”。
高贵啥啊，不就是刚划分出来的吗？还有，含米特人又是啥，我也没研究。
只知道图西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之后，就开始膨胀了，真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没少做压迫胡图人的事。胡图人的矛头也就马上对准他们，心说你是啥玩意儿。
此时，反殖民主义可能都不那么重要了，两拨人为划出的种族——不看身份证都不一定区分得出谁是谁——开始了针锋相对和旷日持久的争斗。
同一时间，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大势如此，殖民者也就顺水推舟，陆续把殖民地权力交回当地人手中。
这个时候，卢旺达的殖民者，就是比利时人，基于种种考量（胡图人毕竟人数众多），做了一件简单粗暴的事：交权的时候，把权力交到胡图人手里了。
明摆着要出问题。图西人当了那么多年人上人，忽然统治者变成了胡图人；而胡图人憋了几十年的气，正愁没地方撒。
所以，从1962年卢旺达独立之日起，国家内部就没太平过。图西人持续流亡，也持续被迫害，基本是大闹三六九，小闹天天有吧。到了90年代，流亡海外的图西人成立了爱国阵线，直接就和政府军开战了。
联合国觉得这样不行，1994年的时候出来调停。当时卢旺达的总统，名字太拗口，我们叫他哈总统吧，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乘着飞机去国外和谈了。
这引起了胡图族极端分子的不满，这些极端分子开始煽动民众：你们忘记了被图西族奴役的日子吗？要是谈判成功，图西人掌握了权力，你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而针对图西人的灭绝政策也一直在暗中进行，简单说来，有以下准备：
1.统一了暗号，叫“cutthetalltrees（砍掉高的树木）”，因为图西人长得稍微高一些。极端分子秘密通知下去：哪天听到这个暗号广为传播，那就是行动开始了。
2.清查图西人地址。他们基本掌握了所有图西族人的住处门牌号，屠杀一开始，都是按地址找上门去，直接开杀，基本没有能被放过的。
3.购买大量武器。据说从1993年到1994年，光砍刀就购进了50万把——估计是没那么多钱买枪支弹药。此处有个插曲：这些砍刀大量是中国制造的。据说当时中国的厂方也很惊讶，问订单数量怎么这么大啊，人家淡定地回答，今年橡胶大丰收，要砍橡胶。
那么多张嘴，那么多人参与，这消息其实不保密。很多人都听说了，但没当回事。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的维和司令是一名加拿大人，叫达莱尔，连胡图人藏砍刀的仓库地址都知道，汇报给总部的时候，纽约方面回答：收缴武器超过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不允许。
4月6号，哈总统谈判完回国，座机即将降落时，被两枚导弹击中，机上人员全部死亡。顺便说一句，飞机上还有一位布隆迪的新总统——搭便机的。
屠杀几分钟后就开始了。胡图人的电台开始疯狂播报：“我们的总统被杀了，是那些图西人干的！来吧，拿起武器，为总统报仇，砍掉高的树木，让我们杀死蟑螂！”
一夜之间，整个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陷入了腥风血雨。
更耐人寻味的是，首当其冲被杀害的还不是图西人，而是那些胡图族温和派人士，甚至包括了高官，比如宪法院院长、政府部长等。这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哪怕你是胡图人，哪怕你身居高位，你敢站在图西人一边，你也得死。
当时的西方各国，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从来没有应对过如此简单粗暴的形势，一时间都蒙了。维和部队不能擅自行动，是否插手要等总部的指示，于是总部开始开会讨论。
那头讨论得如火如荼，这边已经杀红了眼。胡图人显然做过计划，一上来就杀了十个比利时维和士兵，而比利时维和力量是当时卢旺达各国维和力量里实力最雄厚的一个。
比利时人没想到会动真格的，死了十个年轻小伙子，没法跟国内纳税人交代，国内吵得天翻地覆。比利时政府考虑了一下，决定撤侨撤军。
其他国家一看：实力最雄厚的一支都撤了，我留着不是等死吗？看来这里要失控，赶紧走吧。
大家纷纷开撤。
撤的时候，车上甚至可以带宠物，但不能带走任何一个图西人。胡图人在街上设了层层路障，一辆辆车检查身份证，查到了图西人马上拖下来杀死，嚣张到敢当着联合国士兵的面杀人。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比如比利时部队撤走的时候，是在晚上，说是要趁着夜幕悄然撤离。当时有2000多名难民受他们保护，难民围在车边，恳求说：“要不你们拿枪把我们打死吧，子弹杀人会快一点，我们不想被刀砍死。”
当然不能开枪。
撤离开始时，成群的难民跟着汽车跑，哭喊着：“请不要扔下我们！”
数小时后，2000名难民几乎全部遭到杀害。
根据资料，当时决心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国际组织，只有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以及后文被提到的悲催的达莱尔率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连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国医生也加入了撤离。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我们断定，留在这里工作已经不再有意义，去医治一个即将被杀掉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联合国的会议还在开，讨论没完没了。还活着的图西人通过各种方式向自己海外的朋友求救。
据说有美国的官员给当时卢旺达胡图族的军方头目打电话，威胁他说：“你们要是不住手，我们美国会出面干涉的。”
其实当时，美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桩明星大事里：辛普森杀妻案，根本也不怎么关注卢旺达是怎么回事。
那个军方头目回答说：“我们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黄金，你们美国人会来吗？来干吗呢？”
对美国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又有人向美国提出，美国即便不出兵，但是有那个技术，可以关闭卢旺达当地的电台。因为广播太有煽动性，也极其可怕。比如它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西族人的藏身地点，马上通过广播通知所有胡图人：“快来啊，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大群蟑螂！”
所有听到消息的胡图人跳上卡车，挥着刀就来了。路上还不断有要搭车的，搭不到车就跑步去，更别提那些本来就在附近的人了。
但美国人拒绝了关闭电台的请求，理由是，咱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后来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电台，每个小时要花8500美元，美国人大概不想花那个钱……
于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传出新闻的情况下，世界也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屠杀居然可以持续三个月之久。
太多细节，不说了。
<h2>【三】</h2>
有一本书，叫《路西法效应》，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距离杀人到底有多远。
最后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变化被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个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卢旺达大屠杀中有许多颠覆人性的认知。
比如，医生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但医生里出了很多“杰出杀手”。在人权组织报道里，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还是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的医生，都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医院来寻求庇护的伤员和难民。
又如，教师会告发学生，甚至亲手杀死学生。一位胡图族教师对记者说：“我本人就杀死过一些孩子……我们一年级曾经有80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了25个。”
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说：“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我不杀他们，我自己就会被杀掉。许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杀人……”
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说：“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h2>【四】</h2>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加拿大将军，达莱尔。他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
契机是，在看关于卢旺达的纪录片时，里头提到这位将军——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个将军、男人，老成持重，见过许多大世面，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又不是他杀的人，怎么就“几次试图自杀”了呢？
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大概要喷他圣母了。
于是我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达莱尔受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联卢）司令，要求给自己4500人。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训练和装备都很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钱。他自己回忆说：“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手电筒终于到货，却没有配电池……”
2.并且，他不具备情报搜集能力，虽然他曾向总部提要求，但是答复是：情报搜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
3.但他还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他把极端分子的部分计划透露给了达莱尔方面。
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每一组都“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thetall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人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和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三个月。
1.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了。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2.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他士兵的安全。食品维持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3.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4.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维和部队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他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是否符合本国利益、是否合算、能不能少花点钱。
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国军官号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的行径”。
因为达莱尔，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国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杀中，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回国之后，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开煤气自杀身亡。
那些亲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还信口雌黄，拒不认罪；这些善良的人，却相继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h2>【五】</h2>
所以想写一个关于保护区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颂、赞扬，描述他们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姑娘，在保护区时还很年轻，迫于种种压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释怀的错，那么一切结束之后，她还会有勇气继续吗？会弥补吗？如何去弥补呢？
于是有了这篇文，《四月间事》。
其实算是给女主开了挂，很多她的前辈，比她年长、资深，更清白，像达莱尔、魏特琳，都过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来结束一切痛苦，她怎么过呢？
有时候写小说，会想当然，设置一方背负重重苦痛，遇到真爱的人，完成救赎。
但事实上，人生比小说复杂得多。不是所有救赎都能用爱情解决。战甲一直都在，有时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卢旺达事件最终有转机，不是因为国际社会重拳出击，而是图西人的爱国阵线打了回来。胡图族人觉得惶恐，害怕遭到报复，于是大规模逃往邻国——“跨越边界前，在路边丢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长矛”。
即便岑今没有遇到卫来，她也终究会让事情水落石出，让该报应的得报应。
卫来的出现，只不过是让结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许多的卢旺达，没有真实事件那么绝望——死亡人数减到20万左右，不少国际组织和志愿者都留下来保护难民，建立了保护区；战后上帝之手要求对战犯追责，甚至可以有国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说过，真实的卢旺达事件是，大量战犯外逃，政府预测替死难者讨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战犯得到其他国家庇护，尤其是法国——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曾亲自前去祭奠。但当时的卢旺达明确拒绝法国总统前来，还曾威胁要断交。
所以文中的设置，热雷米一案发生在法国，上帝之手宣称对热雷米被杀案负责之后，法国警局就不再追责。
两个月的时间，写完这一个月的故事。
原本就没计划写太长，也不想写太深。那些摊开的细节，太多苦难，写多了觉得像故意去消费。人性和关怀都是太大的课题，自觉没法驾驭，所以只是借了个大背景，重点还是故事。
<h2>【六】</h2>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和平真好。股票大王巴菲特有一个“卵巢彩票”理论——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了一个好地方，就是抽中了卵巢彩票。
想想身在文明的和平国度，的确很幸运。那种非洲偏僻地区被行割礼的女孩，三五岁时身体就遭到残害，有什么能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十来岁被父亲卖了换骆驼，嫁给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有人为了爱情伤心落泪的时候，她们连爱情是什么都不知道。
卢旺达大屠杀里，西方国家第一时间撤侨撤军虽然遭人诟病，但换一个角度想：在外的国民遇到混乱，第一时间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府来保护，也是件幸福的事。
感谢阅读，你不喜欢，是你的权利；你喜欢了，是我们的缘分。
下期再聚，祝安。
注：
如果想了解那段历史的详细情况，英国人马丁·梅雷迪思所著的《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一书中，有个章节叫“墓穴尚未填满”，讲的就是卢旺达大屠杀，非常详尽。
有一部国内制作的纪录片，40分钟左右，叫《卢旺达100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来看一下，我觉得前后理得都比较清楚。
有一些电影是反映那段历史的，比较著名的是《卢旺达饭店》，还有两部：《杀戮禁区》（讲述一所小学校里，比利时人撤军之后，两名外国人保护难民的故事）、《四月的某时》（讲述普通卢旺达人如何在屠杀后回望和生活），个人觉得可观性一般。
这篇文没写的时候，有出版编辑过来问我的想法，然后皱着眉头说：“写个言情小说，能不能不写非洲的啊，不想看满头小辫子的黑人谈恋爱啊。”
又问题材，惊呼：“妈呀，这题材忒敏感，你要坐牢了。”
文章连载的过程中，不少读者猜到了卡隆的原型是卢旺达。之所以不代入卢旺达来写，两个原因：
1.只是写个小说，不想那么严肃地探讨政治问题。卢旺达是真实事件，而小说中有戏说的内容，所以不想直接挂钩。
2.真实的卢旺达，比小说中描述的悲惨太多，不忍心写。
但是做好了打算，想在全文结尾的时候，聊一下卢旺达。
<h2>【二】</h2>
以下内容，有些手头有资料，有些是之前的积累，可能记得不大精确，也没有尽述当时复杂的局势，所以只供大家了解事情大概。有兴趣的，可以翻查更真实的资料。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一个小国，主要有两个种族，胡图族和图西族。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屠杀从4月到7月，持续了三个月，死亡人数一般被认为是80万到100万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把它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这就很恐怖了，因为20世纪还出过一起举世震惊的人道主义灾难：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
卢旺达大屠杀被认为比纳粹的那次还要恶劣和令人发指，主要有两个原因：
1.纳粹迫害犹太人，死亡人数也很多，但至少是好几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而卢旺达三个月内集中屠杀，杀人的速度是纳粹的好几倍。
2.纳粹至少知道事情无耻，假惺惺地建了集中营，对外宣称是工厂，以招工为名把犹太人诓进去。卢旺达那次很直白，广播里都在叫嚣：来，杀！
两个种族间存在这样的深仇大恨，事情要往前追溯到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瓜分。
卢旺达原本没有种族，只有农民、牧民等。有一种阴谋论，说殖民者来了之后，为了转移矛盾，于是划分了种族。
划分的标准很儿戏，参考了肤色、身高、鼻子是否更像欧洲人，以及家里的财产：以十头牛为界限，十头牛以上的，就是图西人；十头牛以下的，就是胡图人。
想想看，我们两家是邻居，我长得比你高点，你晒得比我黑点。本来大家都有九头牛，可巧今天我家的牛下了崽，殖民者查过数目之后，一锤定音：从此我是图西人，你是胡图人。
不仅如此，身份证上必须写明种族属性。划分完成，图西人占人口的14%，胡图人占85%左右。
接下来，殖民者开心地搓搓手，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各个方面，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行政上，都无比偏袒图西人，拼命扶植图西人上位，同时鼓吹“图西人是更高贵的人种、他们的文化是优越的、他们是含米特人的后裔”。
高贵啥啊，不就是刚划分出来的吗？还有，含米特人又是啥，我也没研究。
只知道图西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之后，就开始膨胀了，真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没少做压迫胡图人的事。胡图人的矛头也就马上对准他们，心说你是啥玩意儿。
此时，反殖民主义可能都不那么重要了，两拨人为划出的种族——不看身份证都不一定区分得出谁是谁——开始了针锋相对和旷日持久的争斗。
同一时间，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大势如此，殖民者也就顺水推舟，陆续把殖民地权力交回当地人手中。
这个时候，卢旺达的殖民者，就是比利时人，基于种种考量（胡图人毕竟人数众多），做了一件简单粗暴的事：交权的时候，把权力交到胡图人手里了。
明摆着要出问题。图西人当了那么多年人上人，忽然统治者变成了胡图人；而胡图人憋了几十年的气，正愁没地方撒。
所以，从1962年卢旺达独立之日起，国家内部就没太平过。图西人持续流亡，也持续被迫害，基本是大闹三六九，小闹天天有吧。到了90年代，流亡海外的图西人成立了爱国阵线，直接就和政府军开战了。
联合国觉得这样不行，1994年的时候出来调停。当时卢旺达的总统，名字太拗口，我们叫他哈总统吧，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乘着飞机去国外和谈了。
这引起了胡图族极端分子的不满，这些极端分子开始煽动民众：你们忘记了被图西族奴役的日子吗？要是谈判成功，图西人掌握了权力，你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而针对图西人的灭绝政策也一直在暗中进行，简单说来，有以下准备：
1.统一了暗号，叫“cutthetalltrees（砍掉高的树木）”，因为图西人长得稍微高一些。极端分子秘密通知下去：哪天听到这个暗号广为传播，那就是行动开始了。
2.清查图西人地址。他们基本掌握了所有图西族人的住处门牌号，屠杀一开始，都是按地址找上门去，直接开杀，基本没有能被放过的。
3.购买大量武器。据说从1993年到1994年，光砍刀就购进了50万把——估计是没那么多钱买枪支弹药。此处有个插曲：这些砍刀大量是中国制造的。据说当时中国的厂方也很惊讶，问订单数量怎么这么大啊，人家淡定地回答，今年橡胶大丰收，要砍橡胶。
那么多张嘴，那么多人参与，这消息其实不保密。很多人都听说了，但没当回事。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的维和司令是一名加拿大人，叫达莱尔，连胡图人藏砍刀的仓库地址都知道，汇报给总部的时候，纽约方面回答：收缴武器超过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不允许。
4月6号，哈总统谈判完回国，座机即将降落时，被两枚导弹击中，机上人员全部死亡。顺便说一句，飞机上还有一位布隆迪的新总统——搭便机的。
屠杀几分钟后就开始了。胡图人的电台开始疯狂播报：“我们的总统被杀了，是那些图西人干的！来吧，拿起武器，为总统报仇，砍掉高的树木，让我们杀死蟑螂！”
一夜之间，整个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陷入了腥风血雨。
更耐人寻味的是，首当其冲被杀害的还不是图西人，而是那些胡图族温和派人士，甚至包括了高官，比如宪法院院长、政府部长等。这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哪怕你是胡图人，哪怕你身居高位，你敢站在图西人一边，你也得死。
当时的西方各国，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从来没有应对过如此简单粗暴的形势，一时间都蒙了。维和部队不能擅自行动，是否插手要等总部的指示，于是总部开始开会讨论。
那头讨论得如火如荼，这边已经杀红了眼。胡图人显然做过计划，一上来就杀了十个比利时维和士兵，而比利时维和力量是当时卢旺达各国维和力量里实力最雄厚的一个。
比利时人没想到会动真格的，死了十个年轻小伙子，没法跟国内纳税人交代，国内吵得天翻地覆。比利时政府考虑了一下，决定撤侨撤军。
其他国家一看：实力最雄厚的一支都撤了，我留着不是等死吗？看来这里要失控，赶紧走吧。
大家纷纷开撤。
撤的时候，车上甚至可以带宠物，但不能带走任何一个图西人。胡图人在街上设了层层路障，一辆辆车检查身份证，查到了图西人马上拖下来杀死，嚣张到敢当着联合国士兵的面杀人。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比如比利时部队撤走的时候，是在晚上，说是要趁着夜幕悄然撤离。当时有2000多名难民受他们保护，难民围在车边，恳求说：“要不你们拿枪把我们打死吧，子弹杀人会快一点，我们不想被刀砍死。”
当然不能开枪。
撤离开始时，成群的难民跟着汽车跑，哭喊着：“请不要扔下我们！”
数小时后，2000名难民几乎全部遭到杀害。
根据资料，当时决心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国际组织，只有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以及后文被提到的悲催的达莱尔率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连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国医生也加入了撤离。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我们断定，留在这里工作已经不再有意义，去医治一个即将被杀掉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联合国的会议还在开，讨论没完没了。还活着的图西人通过各种方式向自己海外的朋友求救。
据说有美国的官员给当时卢旺达胡图族的军方头目打电话，威胁他说：“你们要是不住手，我们美国会出面干涉的。”
其实当时，美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桩明星大事里：辛普森杀妻案，根本也不怎么关注卢旺达是怎么回事。
那个军方头目回答说：“我们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黄金，你们美国人会来吗？来干吗呢？”
对美国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又有人向美国提出，美国即便不出兵，但是有那个技术，可以关闭卢旺达当地的电台。因为广播太有煽动性，也极其可怕。比如它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西族人的藏身地点，马上通过广播通知所有胡图人：“快来啊，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大群蟑螂！”
所有听到消息的胡图人跳上卡车，挥着刀就来了。路上还不断有要搭车的，搭不到车就跑步去，更别提那些本来就在附近的人了。
但美国人拒绝了关闭电台的请求，理由是，咱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后来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电台，每个小时要花8500美元，美国人大概不想花那个钱……
于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传出新闻的情况下，世界也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屠杀居然可以持续三个月之久。
太多细节，不说了。
<h2>【三】</h2>
有一本书，叫《路西法效应》，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距离杀人到底有多远。
最后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变化被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个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卢旺达大屠杀中有许多颠覆人性的认知。
比如，医生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但医生里出了很多“杰出杀手”。在人权组织报道里，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还是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的医生，都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医院来寻求庇护的伤员和难民。
又如，教师会告发学生，甚至亲手杀死学生。一位胡图族教师对记者说：“我本人就杀死过一些孩子……我们一年级曾经有80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了25个。”
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说：“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我不杀他们，我自己就会被杀掉。许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杀人……”
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说：“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h2>【四】</h2>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加拿大将军，达莱尔。他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
契机是，在看关于卢旺达的纪录片时，里头提到这位将军——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个将军、男人，老成持重，见过许多大世面，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又不是他杀的人，怎么就“几次试图自杀”了呢？
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大概要喷他圣母了。
于是我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达莱尔受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联卢）司令，要求给自己4500人。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训练和装备都很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钱。他自己回忆说：“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手电筒终于到货，却没有配电池……”
2.并且，他不具备情报搜集能力，虽然他曾向总部提要求，但是答复是：情报搜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
3.但他还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他把极端分子的部分计划透露给了达莱尔方面。
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每一组都“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thetall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人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和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三个月。
1.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了。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2.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他士兵的安全。食品维持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3.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4.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维和部队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他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是否符合本国利益、是否合算、能不能少花点钱。
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国军官号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的行径”。
因为达莱尔，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国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杀中，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回国之后，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开煤气自杀身亡。
那些亲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还信口雌黄，拒不认罪；这些善良的人，却相继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h2>【五】</h2>
所以想写一个关于保护区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颂、赞扬，描述他们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姑娘，在保护区时还很年轻，迫于种种压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释怀的错，那么一切结束之后，她还会有勇气继续吗？会弥补吗？如何去弥补呢？
于是有了这篇文，《四月间事》。
其实算是给女主开了挂，很多她的前辈，比她年长、资深，更清白，像达莱尔、魏特琳，都过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来结束一切痛苦，她怎么过呢？
有时候写小说，会想当然，设置一方背负重重苦痛，遇到真爱的人，完成救赎。
但事实上，人生比小说复杂得多。不是所有救赎都能用爱情解决。战甲一直都在，有时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卢旺达事件最终有转机，不是因为国际社会重拳出击，而是图西人的爱国阵线打了回来。胡图族人觉得惶恐，害怕遭到报复，于是大规模逃往邻国——“跨越边界前，在路边丢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长矛”。
即便岑今没有遇到卫来，她也终究会让事情水落石出，让该报应的得报应。
卫来的出现，只不过是让结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许多的卢旺达，没有真实事件那么绝望——死亡人数减到20万左右，不少国际组织和志愿者都留下来保护难民，建立了保护区；战后上帝之手要求对战犯追责，甚至可以有国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说过，真实的卢旺达事件是，大量战犯外逃，政府预测替死难者讨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战犯得到其他国家庇护，尤其是法国——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曾亲自前去祭奠。但当时的卢旺达明确拒绝法国总统前来，还曾威胁要断交。
所以文中的设置，热雷米一案发生在法国，上帝之手宣称对热雷米被杀案负责之后，法国警局就不再追责。
两个月的时间，写完这一个月的故事。
原本就没计划写太长，也不想写太深。那些摊开的细节，太多苦难，写多了觉得像故意去消费。人性和关怀都是太大的课题，自觉没法驾驭，所以只是借了个大背景，重点还是故事。
<h2>【六】</h2>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和平真好。股票大王巴菲特有一个“卵巢彩票”理论——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了一个好地方，就是抽中了卵巢彩票。
想想身在文明的和平国度，的确很幸运。那种非洲偏僻地区被行割礼的女孩，三五岁时身体就遭到残害，有什么能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十来岁被父亲卖了换骆驼，嫁给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有人为了爱情伤心落泪的时候，她们连爱情是什么都不知道。
卢旺达大屠杀里，西方国家第一时间撤侨撤军虽然遭人诟病，但换一个角度想：在外的国民遇到混乱，第一时间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府来保护，也是件幸福的事。
感谢阅读，你不喜欢，是你的权利；你喜欢了，是我们的缘分。
下期再聚，祝安。
注：
如果想了解那段历史的详细情况，英国人马丁·梅雷迪思所著的《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一书中，有个章节叫“墓穴尚未填满”，讲的就是卢旺达大屠杀，非常详尽。
有一部国内制作的纪录片，40分钟左右，叫《卢旺达100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来看一下，我觉得前后理得都比较清楚。
有一些电影是反映那段历史的，比较著名的是《卢旺达饭店》，还有两部：《杀戮禁区》（讲述一所小学校里，比利时人撤军之后，两名外国人保护难民的故事）、《四月的某时》（讲述普通卢旺达人如何在屠杀后回望和生活），个人觉得可观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