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波逐流之神龙传奇 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明史

　　谈谈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仇袁人士为污蔑袁崇焕而曲解、利用《明史》的问题

　　-南乡子-

　　“仇袁人士”认为《明史》是满清编纂的伪史，断定袁崇焕被怨杀是满清编造出来的谎言；断定袁崇焕杀害了“民族英雄”毛文龙，解除了对後金的威胁，让後金能全力进攻北京；声称袁崇焕就是该杀，杀得好。更有甚者，则说袁崇焕不是抗清民族英雄而是通敌谋反、残害忠良的秦桧似的民族叛徒。这些“仇袁人士”断定《明史》是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目的是让汉人痛恨崇祯帝滥杀无辜忠良，继而痛恨明朝，拥护满清。然而，只要阅读过《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明史》并非如这些“仇袁人士”所言的那样，“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反而还捧毛文龙贬袁崇焕之意。

　　一、《明史》的捧毛贬袁

　　《明史/袁崇焕（附毛文龙）传》把毛文龙描绘成了积极攻杀後金，骚扰、牵制後金，还有“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的智慧，让“滿清”深恶痛疾，急欲除之的大明英雄：“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滿清镇江守将，……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滿清国东偏，……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七年正月，滿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时滿清恶文龙蹑後。”这就为《明史》诱导人们相信「正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才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因此袁崇焕是妄杀了毛文龙，毛文龙是含冤而死，所以大明才会将“专戮大帅”作为处死袁崇焕的罪名之一」而铺下了道路。《明史》的描述，与诋毁袁崇焕吹捧毛文龙的“仇袁人士”的很相似。当然，《明史》同时也不忘记吹嘘一番後金的“神勇”。

　　《明史》对袁崇焕却是贬低的。且这种贬低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从人格、智慧到才能的贬低。《明史》编纂者或用形容词、用个人主观认识等方式把不相干的事实变成有因果关系；或用含糊其辞的方式编造事实；或巧妙地让人们将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误以为是事实。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相信了这种贬低。这说明这种贬低方法是很有杀伤力的。“仇袁人士”一方面说《明史》是伪书因此不可信，一方面却相信了这种贬低，并以此作为袁崇焕如何如何的根据。

　　《明史/袁崇焕传》云：“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这就把袁崇焕与满桂的不和归罪於袁崇焕因解围而“志渐骄”。姑且不论《明史》编纂者说袁“志渐骄”的根据何在，可“志渐骄”怎麽就一定会导致“与桂不协”，而且还是与满桂关系不好的唯一原因呢？

　　更为恶劣的是，《明史》编纂者把袁崇焕请皇上将满桂移到其它镇的原因，说成是袁崇焕与满桂关系不好，而且这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袁崇焕居功自傲！这就是在暗示人们：袁崇焕不但是一个居功自傲、将功劳据为己有，因此与他人关系不好，还是一个因私人关系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将，私心大於公德，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的心胸狭隘之人。这就为诱导人们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不顾全局，是出於个人好恶或私心的“妄杀”，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才导致後金大举奔袭北京铺了路」增加了一条让人信服的“证据”，尽管这“证据”原来不过是《明史》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

　　《明史》在记述袁崇焕杀毛文龙及其影响时，更加发挥了这种贬低手法。

　　《明史/袁崇焕传》曰：“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把袁崇焕丑化成一上任，不去想办法对付大明的敌人，不去收复失地，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小人。这与“仇袁人士”的说法颇为一致。

　　可事实正好相反。袁崇焕一上任，想的是如何收复失地。这有他向崇祯帝提出“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的复辽之计为证。袁崇焕一上任，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线，系关大明安危的军事要镇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整顿关宁兵马；就是整饬军纪，安抚将士，设法提高将士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就是依法治边，统一建制军令，结束各自为阵、互相牵制内斗，以至於屡遭惨败的混乱局面；就是加强防御、以守为攻。

　　钱龙锡还证实袁崇焕说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说明袁崇焕并未“欲诛毛文龙”而是有用毛之心。只要毛文龙服从朝廷命令，听从统一指挥，不但不杀，反而还继续重用。且若用毛文龙，还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

　　事实也是如此。毛文龙到袁崇焕的驻地宁远去做礼节性拜会时，正是最容易杀毛文龙的时机，但袁崇焕没有这样做。有人认为这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如樊树志的《崇祯传》），可凭什麽就能保证那些认毛文龙为父，连祖宗姓都改成“毛”的亲信们，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父亲”被杀，反而不会愤怒，反而不会激起事变，反而不会负隅顽抗呢？何况袁崇焕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当着他们的面杀他们的“父”呢。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采取过诸如严格实行海禁的手段，试图从物质上控制毛文龙而引起了毛文龙的极大不满。毛文龙还向崇祯帝指责袁崇焕“实在是文臣误国”。从毛文龙给崇祯帝的上疏中的“诸臣都筹划除掉臣，却不筹划消灭满奴，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为报私忿不惜操戈矛于同室”可知毛文龙甚至已经有了可能被杀的预感。因此毛文龙当然不会不警惕袁崇焕。因此，袁崇焕深入毛文龙的地盘去杀毛文龙，不但很难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保证，弄不好被杀的不是毛文龙而是自己。再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後，既没有解散毛文龙的私人军队，也没有派自己的军队进驻。那麽毛的亲信同样也可以在袁崇焕离开後“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另外，袁崇焕即使到了毛文龙的驻地，也没有非杀毛文龙不可之心。袁崇焕是在与毛文龙谈了三天，还让其亲信部下劝他，但都被毛文龙拒绝之後，才杀他的。因此，若毛文龙不拒绝袁崇焕的劝告，那袁崇焕就不会杀他。所以，“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即“袁崇焕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说法违背事实。

　　《明史/袁崇焕转》又云：“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这就很主观地认为正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後金兵数十万才得以分道进攻大明。并以此指责是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至是自己又被崇祯帝误杀。

　　《明史》编纂者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与捧毛贬袁的“仇袁人士”的“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将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赠与了後金，袁崇焕是挑起内斗、让满清渔翁得利、火中取栗的极为恶劣的祸首，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袁崇焕不但该杀，就是杀几次都不算冤枉，袁崇焕死有余辜”之类的观点很相似。可惜这些不但都是马後炮，不但都是没有具体证据佐证的主观推测，而且还与事实不符。

　　二、“袁杀毛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实乃谎言

　　袁崇焕杀毛文龙，与所谓的“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首先，袁崇焕斩毛文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东江牵制满虏的战略作用，不等於他就放弃了东江以便为满虏解除这一牵制。袁崇焕不但没有像一些大臣那样认为牵制无效而撤销东江建制，反而很重视东江在牵制满虏上所起的战略作用。袁崇焕杀毛文龙後，就与其他将领一道，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统一军令建制，加强行军纪律，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试图结束从前那种“经抚不和”互相牵制，导致军心民心涣散，最终惨败於後金，指挥官自身也因此身首异处的局面。

　　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一人，认为其他人无罪而不予追究。连毛文龙之子、副总兵毛承祚都没杀，还继续委毛承祚以重任。袁崇焕也没有解散毛文龙的部队，更没有撤销东江建制。袁崇焕将东江兵分成四协，分别由毛承祚、副将陈继盛、旗鼓徐敷奏、降将游击刘兴祚领导。“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由陈继盛暂管东江事务，“俟各协中有立功的，即将毛帅所掌印题授。”袁崇焕还极力安抚毛文龙部下：对东江的1800名兵士，各赏银三两，还将所带来的十万两，给赏其余在岛兵。对毛姓兵丁，悉听复其旧姓任祖归宗，有才可用的，依旧委用。并分差各官，前往安抚各岛军民。又分付毛帅尸首，着他亲人自备上好棺木收敛。“尽管毛文龙部属”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但还是向皇上建言不宜撤换将帅，而是让毛文龙部下陈继盛统领。袁崇焕仍不放心，唯恐毛文龙部下不满生变，而增饷银至十八万给东江兵，尽管东江”兵不能二万“。後来考虑到”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又请求崇祯帝将”岁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後东江兵员减少，可袁崇焕不但不减少饷银，反而还请求崇祯帝将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

　　以上事实还说明，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崇祯帝，还是其他臣将，并不认为没有毛文龙的东江兵起不到牵制後金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投入那麽多钱粮了。既然包括最前线的指挥官以及皇上都这样认为，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不这样认为，除非有一种後金比汉人聪明、更有先见之明的偏见。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就有不少与毛文龙同时代的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且拥有毛家军，又悬师海上、等於是处於独立状态，朝廷鞭长莫及，并还手握皇帝的尚方宝剑的时候，甚至在毛文龙投附如日中天的阉党，有阉党作强力後盾的时候（——>袁崇焕之死，正与阉党余孽以及得到其支持的毛文龙同乡温可仁的的试图翻案、疯狂报复有关），就有不少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登莱巡抚陶朗先为贯彻袁崇焕的前任，同样被皇上下令杀害的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的灭後金战略，从後面牵制後金，并伺机反攻、收复辽阳，“仅三个月，组成水陆师三万，集马万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可陶朗先就说毛文龙“其在镇江者，兵单将寡，倘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章制之势，而徒启贼人防备南路之谋，致殄四卫归附之众。”

　　兵科右给事中薛国观也指出：“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工科给事中潘士闻甚至指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兵科给事中李迂知也说：“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杨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发之早，不得不应，又不能卒应，损威招衅至此。”

　　工科给事中潘士闻甚至指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山东总兵杨国栋在其疏劾毛文龙时所列的十大罪状中的第一、第二条就是“一、专阃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二、设毛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觅，牵制安在？”

　　紧邻毛文龙、且掩护过毛文龙免於後金捕杀的，效忠大明、起过牵制後金作用的朝鲜，也有类似证言。朝鲜备边司议证实：“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能发一支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亲自去过毛文龙营地的柳公亮向朝鲜国王李倧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李景稷亦云“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李朝实录》记载毛文龙“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即使是後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以上转引自《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一文所引用之史料）

　　[B]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文龙酿成了奇祸[/B]：“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倒是投靠阉党的王化贞极力捧毛文龙，把毛文龙通过不服从统一调令，打乱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以恢复失地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取得的偶然胜利——镇江之捷，说成是“发踪奇功”。

　　不仅有关於毛文龙实力能力不足以牵制敌人，且只想割据一方，安享富贵，以及畏敌如虎、东躲西藏的指责。还有对毛文龙拥兵自重，骄横跋扈，滥杀无辜，谎报战果、欺骗朝廷等的指责。

　　当时的朝论也因此表现了对毛文龙的厌恶：“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後，从岛中收招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夏允彝著：《幸存录》）

　　连崇祯帝也指责“岛帅毛文龙悬师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行。”这些指责虽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後，但这些与诸如“通虏谋反”之类的、秘密的、没几人知道的罪名不同，都是公开的、因而大家能看得到的事情。比方说，倘若毛文龙真有过牵制满虏之事实，真没有“剿降献捷，欺诳朝廷”等逆行，那麽在毛文龙还活着的时候，朝野肯定都知道。别说崇祯帝不是弱智，就算是弱智，恐怕也不可能编造这种低级的谎言而让天下人笑话“父君”。明朝是一个极力推崇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教，且皇帝拥有很大独裁权力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朝代。若皇帝欲致人於死，找个罪名并非难事。崇祯帝要真想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开脱责任的话，完全可以捏造其他罪名。

　　有些大臣因此还提出了撤销东江一镇（按某些“仇袁人士”的说法，这才是卖国贼）。例如兵部尚书阎鸣泰就以牵制後金“终属虚着”为由提出移镇的动议；如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

　　既然大明一方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把毛文龙统领的部队看作是有能力妨碍其大举进攻的威慑。

　　因此，袁崇焕杀毛文龙，就不是因为东江兵不能牵制後金，更不是为後金解除“後顾之忧”，而是因为东江兵为不受节制、形同军阀割据的毛文龙所统领，难起到牵制後金的应有作用；而是认为只有整饬军纪（宁远、锦州刚发生了兵变。倘若不处理毛文龙，实难服众，也难免其他将士效仿），统一军令建制，消除从前那种军令建制不统一、各指挥官之间相互牵制、内讧的情况，才能提高作战能力，才能使东江真正起到牵制後金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样，後金一方未尝没有这样的认识，未尝不认为军令建制统一、上意下达才能更好的作战，“牵制”才能发挥出其应有作用。

　　三、袁杀毛不但没有导致毛部将叛变，反而凝聚了人心

　　由上亦知，後金不是把毛文龙时期的东江，而是把袁崇焕杀毛文龙，实现军令建制的统一，军纪整饬後的东江视为更大的威胁。

　　以下事实可为其证：第一，後金趁袁崇焕刚杀毛文龙，需要时间精力去消除朝野人士的误解，未有余力去真正实现其目标之时就突袭北京。

　　第二，不先利用《明史》说的“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即东江内部尚未从混乱中摆脱出来的大好时机，彻底解决东江这个“後顾之忧”，以免其死灰复燃，重振士气而尾大不掉，甚至也不去诱降东江将士，以让他们一道攻击大明，或让他们配合後金军作战，牵制明军。

　　第三，後金试图解决东江这个“後顾之忧”，不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後，而是在袁崇焕被杀之後。

　　第四，即便是毛文龙部下，特别是其中高级部将，绝大多数都没有在毛文龙被杀之後逃跑、反乱或投敌。即使有叛乱、投降的，也都是在袁崇焕被捕或被杀之後。

　　《明史》以及贬袁的“仇袁人士”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袁崇焕也因此被捕下狱的说法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事实上，毛被杀後，暂管东江事务和军队的毛部下、副将陈继盛，还有旗鼓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参将沈世魁都没有叛变。刘兴祚还不顾母亲及其他骨肉亲人被後金扣作人质而与後金作战，不幸於崇祯三年春节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参将沈世魁後还率军镇压了叛变，并击败了前来接应叛徒的後金军，几年後，当东江沦陷时不幸被俘殉国。陈继盛则是後来被叛徒设计害死的。就是毛文龙之子毛承祚，起初也没有叛变。毛承祚是到了崇祯五年，耿仲明、孔有德叛变後才跟从的——这事，距离後金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已三年，袁督师也早就含冤而死了。其他叛徒，如参将刘兴治、游击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都是後来才叛变的。

　　这些人的叛变原因各异，但都不是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其中有些将领的驻地还不在东江而在内地。如孔有德和耿仲明是在登州巡抚孙元化手下任职，也没有几个原毛部下随之前往。其叛乱时间是在崇祯四年。其叛乱原因是孔有德受孙元化之令支援辽明军，途中遭飓风，几乎丧命，但仍被命令改道前往而生不满，途中又遇饥寒，士兵怒气爆发终至反叛；耿仲明则是因其弟参与东江兵变受牵连而不满，故孔有德攻其所在的登州时反叛。因此他们的叛乱也与东江“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没有关系，更与“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没有关系。

　　例如刘兴治。其一家早在奴儿哈赤的时候就投降了後金。後随其兄刘兴祚反正，投奔毛文龙。可其母亲、骨肉亲戚却留在後金，成了满酋蝗太极向其招降的人质。崇祯三年3月，蝗太极密信致刘兴治，又是引诱又是恐吓。信中说，刘如果信蝗太极之言，投奔後金，“若是轻身，即依尔南朝官爵，母子妻小团圆，任从尔便。若能带岛中人来，所带金、汉人不拘多少，都封与尔等，择地住种，长享其福。”如果拒绝，那就将刘之“母弟侄妻子全杀不留”。而其兄刘兴祚刚刚在与後金的作战中不幸牺牲。暂时统领陈继盛误听谍报，以为未死而没有奏报朝廷，结果朝廷未与抚恤。刘兴治气愤不已，便决定杀陈反叛。刘的性格，连《明史》都记载是“凶狡好乱”，平常就与暂管东江的陈继盛相处不好。刘设伏兵，将前来为兄刘兴祚吊丧的陈继盛等将官诱捕杀害，并捏造“继盛诬兴祚诈死，及以谋叛诬陷己者”（《明史》）之罪名欺骗众人。还“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请优恤兴祚，而令兴治镇东江。”（《明史》）刘兴冶与其诸弟兄“放舟长山岛，大肆杀掠”（《明史》）。对此，朝廷并未镇压而只是安抚。刘兴冶这才稍稍安稳了点。可不久就与後金勾搭上。在得到後金酋的支持後，再次叛乱，还杀害不愿随之叛乱的将领及家人。连其弟刘兴基也被其棒打。幸亏沈世魁只身幸免遇难，才得以率兵平息此次叛乱。

　　由此亦知，蝗太极是在其率後金军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後的第二年，他认为其反间计已成功，其杀父仇人袁崇焕已被捕、必死无疑後，才劝降刘兴治的。其劝降内容不是许诺升官发财，亲人团圆，就是威胁杀害其全部亲人。当劝降刘兴治的阴谋失败後，还真的就把刘家一家老少杀了。也就是说，蝗太极认为能促使刘投降的，不是毛文龙被杀一事。且还不敢肯定刘兴治一定会投降。否则就不会开出这样的劝降条件。更不会以杀光其全家的方式对待他认为早就有心投降的人。再说，刘兴治之兄还坚持与後金作战，并刚刚牺牲。明代极重视儒家传统，长幼秩序分明，其兄如此，其弟操守即便不如其兄，也不至於会叛其兄，去投与其兄作战的敌人。这点，蝗太极肯定明白，否则就该在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前，在其兄还活着的时候劝降，以保证确实已无後顾之忧。

　　以上事实不但说明毛文龙的死，没有动摇军心，没有激发兵变，更说明毛文龙是死是活都与蝗太极长途奔袭北京没有关系。且毛文龙那些部将的叛变，都是发生在主帅袁督师被怨杀之後。因此，若非要说毛文龙部下是因为主帅被怨杀而心灰意冷，不愿再为朝廷战，转而叛乱投敌，那这主帅应该是袁崇焕而不是毛文龙。

　　有一件重要的证据。那就是，蝗太极是在取得长途奔袭北京的成功，袁崇焕被残酷冤杀之後，才开始解决“东江问题”的。若袁督师杀毛文龙真激起了其部将的不满，使其部将叛乱，那蝗太极就会抓住这一时机，迅速行动，“解决”东江，消除後顾之忧，而绝不会愚蠢到迟至长途奔袭北京，甚至迟至袁崇焕被冤杀之後。要知道，时机难得，时不再来。往後拖，就等於让明朝有时间从容计策、安抚毛部将。谁也不可能预料到明朝的做法不但不能安抚毛部将，反而会激起毛部将的更大不满，反而更想反叛，更想投敌。

　　还有一点，若毛部将真痛恨袁崇焕杀毛的话，那麽他们应该为朝廷抓杀袁崇焕，为其毛主人伸了冤报了仇而感到高兴才是。他们的愤恨之情、生变叛逃之意，即使没有完全消失，至少会比袁崇焕活着的时候要少，军心也会因此变得较为稳定，士气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蝗太极再愚蠢也不至於选这个时候去诱降他们。

　　袁崇焕被杀，军中将士因此寒心，竟有“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不愿再为大明效命之言之後。那麽，蝗太极认为东江将士也会动摇，也有不愿再为大明效命，甚至生叛乱之心，或至少士气不高，因而是其解决东江问题，消除其後顾之忧的大好时机，也就顺理成章，没什麽奇怪的了。

　　蝗太极先是用各种手段诱降东江的将士。失败後，便趁东江内乱刚息，防务空虚之际而直接发兵攻打，满以为稳操胜券，可结果却是遭明军痛击，死伤甚重，惨败而归。

　　顺便提一下，东江的陷落，是在六年後的崇祯十年，是在距崇祯帝自杀、满清入关只有七年的时候了，且还是因满虏施诡计偷袭。原毛文龙部下，时任大明东江主帅的沈世魁因此壮烈殉国，万余将士英勇战死。

　　由上可知，东江的将士们不但没有如《明史》和那些诬袁的人士所言，军心涣散，作战能力低下，还因此出现了投敌叛变者，反而士气高昂，作战勇敢，重创满虏，坚守东江长达八年。最後虽不幸中计失败，但万余将士仍视死如归，壮烈殉国。

　　为免误会，在此说明一下。我不认为毛文龙该死。无论毛文龙如何跋扈，如何欺诳朝廷，如何没起到犄角的牵制作用，但他还是进攻过後金，还因此遭後金捕杀，亡命朝鲜，他也没有公然反叛；无论毛文龙贡献多少，他还是为民族为国家作了贡献的。且袁崇焕杀毛文龙，激起了阉党余孽的更大仇恨，从而想方设法置其於死地。

　　四、《明史》的故意诱导

　　《明史》还云：“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确指责袁崇焕妄杀欺君，崇祯帝内心非常恼怒，但考虑到毛已死，自己又要依靠袁，才赞许袁崇焕的行为。而之所以传谕暴文龙罪，并非其本意，而是为了安袁崇焕的心。一些“仇袁人士”也以此指责袁崇焕，也跟着说“崇祯帝并未赋予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权力，所以才如此震惊，袁崇焕是擅杀，触犯了大明律，本就是死罪，崇祯帝是因为毛文龙已经死了，为了安抚袁崇焕才不得已认可了袁崇焕之举。”

　　其实，只要稍稍阅读一下《明史》的这段记述，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明史》作者故意诱导读者而已。因为除了“优旨褒答。传谕暴文龙罪”是事实陈述外，“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以安崇焕心”都不是事实陈述而是心理状况的描绘，是编纂者的主观推测。《明史》也未给出相关的具体证据佐证。崇祯帝的这种心理状况，若非神仙，恐怕难以正确了解，满清御用文人又是如何确知的呢？因此，只能说这又是满清御用文人为贬低击虏民族英雄袁崇焕、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而有意编出的谎言。事实是，崇祯帝是赋予了袁崇焕杀人权力的，也认为毛文龙是死有余辜，并赞许袁崇焕杀毛是“躬亲正法，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崇祯帝所下的“圣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毛文龙悬距海上，跋扈有迹，犄角无资卿能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问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崇祯长篇》卷23，崇祯2年6月戊午）

　　二，“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岛帅毛文龙悬师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行。崇焕目击危机，躬亲正法，据奏责数十二罪状，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纶，仍著安心任事。”此不仅“《崇祯长篇》卷23，崇祯2年6月壬申”有记载，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有记载。

　　养私军，割据一方，是很难为皇帝所容的。明朝立国，就强调中央集权，很忌讳军阀割据，为此不封异性王，还以种种罪名剥夺了建国功臣的权力、甚至将之杀害。大将在外，须受文臣监之为大明祖制。李自成即将攻进北京时，崇祯帝想南迁，却无军队护行，而李自成已逼近北京，连招募义兵都不可能，於是，想让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率家丁护从南行，两人却回答：“家丁何足以当贼锋？况臣家素谨，不敢私蓄家丁。”由此可见大明对私人养军的忌讳。毛文龙用朝廷的钱，把政府军队变成毛姓私人军队，不受代表朝廷的经略、巡抚管核，犹如国中之国，这当然是崇祯帝不愿意看到而必欲除治的。因此赋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的大权，其中当然就包括了若毛文龙不肯接受“控御”，就杀之的权力。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所列的十二条当斩之罪的第一条便是“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可见此罪之重。袁崇焕又是忠臣，不可能会在明知皇帝偏爱毛文龙，不同意他杀毛文龙，没有赋予他杀毛文龙权力的情况下，宁可犯欺君之罪导致自己也被杀，名誉被毁，也要擅杀皇帝之爱将。他与毛文龙的关系，也还没有到哪怕自己被皇上杀，也要杀掉毛文龙的程度。这也说明崇祯帝的上述“圣旨”不是违心之言。我想，毛文龙拥兵自重，不受政府节制，形同割据，才是袁崇焕、也是崇祯帝杀他的原因。

　　《明史》又云：“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这当然也不是事实陈述，只是编纂者的评论。之所以如此评论，无非是想让汉人以为就是击毙了满清之祖，首次击败了自其反叛起，二十多年来一直“所向无不摧破”的“我滿清”，振奋了汉人，大长了汉人志气的民族英雄，原来也只是个“智虽疏，差有胆略”的平庸之辈，而且还是个内斗优先，妄杀抗清英雄，自毁长城，欺侮父君的家伙。满清御用文人的这样做，其目的无非是想蒙蔽汉人，欲使汉人觉得自己很窝囊，很自卑，永不觉得在汉人里出现过真正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所以，《明史》编纂者以及某些捧毛贬袁的“仇袁人士”的种种说法，既经不起推敲，也缺乏具体证据，更违背了历史真相，是不过是为丑化袁崇焕这位击毙满酋、与满清有杀祖之不共戴天大仇的民族英雄而编造的谎言。

　　最後，想说说对《明史》的看法。《明史》是推行残酷的*的满清乾隆时期，由满清政权组织其御用文人编纂，得到满清政权认可的“正统史书”。那麽，其出发点当然就是为满清政权服务的。因此，就会尽量隐瞒和篡改对不利於其政权的历史事实，就会把其主观猜测当作事实来记述，就会通过评论等来有意误导人们。但并非该书的所有历史记载都是篡改过的或是编造的。例如，对大明政府健在时期的一些影响较大、众所周知，因此无法隐瞒和篡改的事件的记述和对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和人的评价，应该是可信的。但也会将其主观猜测、评论等巧妙地混入其中，误导人们。例如，其祖奴儿哈赤在宁远一战首次被打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明史》的这一记述，是事实而不是编造。其祖奴儿哈赤之死不是在战败前而是在战败後，这也是赖不掉的事实。但其死因，其死亡时间，却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因此《明史》就可能会隐瞒真相，就可能会编造事实。再比方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崇祯帝谕旨称赞袁崇焕、谴责毛文龙，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後金不久就大举奔袭北京也是事实。因此《明史》的记述，是事实而不是编造。但袁崇焕内心到底什麽时候决定杀，毛文龙被杀与後金的行动，到底有什麽关系，当时崇祯帝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却是难以知晓和确证的。这就有让人发挥的余地。为满清政权服务的《明史》，就更不会不利用这个余地，或把猜测当事实，或编造事实、或歪曲事实、或把两件没有关系的事实巧妙地连在一起，或及时地加入评论等以诱导人们。再比方说《明史》对崇祯帝的评论，也是如此（限于篇幅以及与此文主旨关系不大，就不作说明了。各位若有兴趣，不妨去看看）

　　所以，我们在阅读《明史》以及经过满清检阅、得到满清许可的史料时，就应该注意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编纂者的主观猜测和评论，并通过其他记述和其他史料、通过仔细分析，弄清楚哪些事实间确实有联系，有什麽样的联系，又有哪些事实相互间本来没有联系，是《明史》编纂者故意诱导人们去认为它们有联系。